肖靖

谢晓欢

一、“耶稣会学制”与耶稣会建筑风格

“耶稣会学制”（Ratio Studiorum，全称“Ratio Studiorum of Society of Jesus”），1599 年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由教廷首次颁布，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教育，迅速培养高素质的耶稣会神职人员，作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力。[1]根据该学制体系，耶稣会以建立初级学院（Studia Inferiora）与高级学院（Studia Superiora）为主要方式，提供包括基础文法教育、中级哲学教育以及高级神学教育等三个等级的研习。尤其是高级学院，以培养教会领袖人才为己任，侧重哲学、神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形式上类似于现代大学与研究所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硕士学习内容包括伦理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神学阶段则提升为教会法（Canon Law）与教会史等。这种教育形式通过耶稣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与影响力，被包括葡萄牙科因布拉（Coimbra）、印度果阿（Goa）和澳门圣保禄学院（St. Paul’s College）等海外学院所复制，并在当地教区不断培养本土教士；同时，作为耶稣会网络的中继点，各学院会接纳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教士，使之在旅途中得到不间断的高等教育，最终成为合格的传 教士。

《耶稣会学制》的哲学教育，不仅涉及各种门类的自然科学，也包含以“应用艺术”（applied arts）为导向的多种技术性训练。通常，这种混合式训练都会采用课堂讲述、小规模讨论以及私人辅导课的形式，主讲教士选择性地传授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这种针对性课程会持续长达4 年时间，教师通常具有相当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导师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是耶稣会中一位顶尖的数学教授，他不仅主持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的数学课程长达三十载，同时也教授算学、几何以及天文学课程。在他的培养下，利玛窦在入华传教的最初阶段，就以叹为观止的科学知识打动了明朝官员与文士。无独有偶，Orazio Grassi（1583—1654）作为罗马学院的另一位数学教授，也同样有能力亲自主持设计罗马圣依那爵教堂（St. Ignazio）和罗马学院的教士住宅，他也为当时各君主国设计了包括热那亚学院在内的耶稣会机构。这些自然科学教授的建筑活动，从侧面上反映出正规教育体系中，耶稣会士可以接触到相当程度的建筑学知识。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16 世纪耶稣会哲学教材中呈现出丰富的科技素材，一本名为Annotationes in regullas arithmetices dictatae…scriptum Lutetiae parissierum Anno Domini，1567（编号BNP Lat.11243）的教科书包含有逻辑学、数学、几何、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另一本Jean Francois 于1621 年撰写的上百册教材，包含机械制图、水法与物理学。[2]有趣的是，机械与物理学课程更多体现出对于“军事建筑”的偏好，诸如Pierre Bourdin（1595—1653）教 授 的1636 年度“数学导论”课程突出了几何学和算学在军事要塞设计中的应用。[3]

这些材料证明，经过长期的哲学科目培养，耶稣会士可能知晓部分工程技术、书籍和实际中的成熟案例，并逐渐创造出一种被称为“耶稣会风格”的新建筑式样。尤其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兴起之后的100 年，关于建筑学的著述与研讨在16 世纪中期已臻佳境，教会也意识到提出“自己的建筑风格”的重要性。建筑史家保罗·弗兰考在他的著述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中首次引入关于耶稣会建筑的“新形式”理论[4],但学术界历来对于“是否存在‘耶稣会艺术风格’”的问题有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争论。[5]这种争论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在“耶稣会学制”的课程中，建筑学教育并未得到类似数学、几何等门类的同等重视，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建筑史学家鲁道夫·威特科沃（Rudolf Wittkower）和Geoffrey Scott 早 期 也 曾参加过这种争论[6]；包括Giovanni Sale和Richard Bösel 在内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单纯从耶稣会教育本身出发的研究，无法支撑起一门称为“耶稣会建筑风格”的学说。另一方面，在同一本书中，哈佛大学James S. Ackerman 教授也试图梳理耶稣会后期建筑设计方法与理念的诸多源流，这种潜在关联似乎能从早于伯拉孟特、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设计师的前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诸多案例中找到线索，他认为这些线索还隐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数百份16—17 世纪耶稣会建筑图纸档案中。[7]在Ackerman 看来，耶稣会建筑的式样并不属于自身的创造，在前期实践中都能找到更为古老的原型。换句话说，耶稣会建筑式样并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古典建筑形式的世俗化和低级化。耶稣会采取这种方式，更多是出于方便世界范围内建造宗教场所的需求和效率，而并非严格树立一个经典的“范式”，让各地精确效仿和执行。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耶稣会早期所广泛采用的建筑学纲要De ratione aedificorum（关于建造的方式），这本刊印于1558 年的指导读物基本囊括了教会推行的正统建筑式样。几乎与此同时，Giovanni Tristano（活跃于1555—1575 年间）作为耶稣会“建造事务主管”（consiliarius aedificiorum），确实也曾制定过一系列控制教会建筑式样的规定；不过，没有明显证据能够说明上述著述和式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过系统的应用。[8]毋庸置疑，建筑师Giuseppe Valeriano（1542—1596）、Bartolomeo Ammannati（1511—1592）、维尼奥拉的忠实信徒以及圣彼得大教堂的最终设计师Giacomo della Porta（1532—1602），都参与了耶稣会早期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二、早期来华会士的建筑教育和书籍

19 世纪后半叶，由费赖之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记录了450 余位来华耶稣会士[9]，记录中涉及各种类型建筑设计或建造活动的会士多达60 余人；其中，至迟康熙年间的中早期阶段，建造活动主要集中于原籍意大利地区的会士，而后期活动则多为法国外方传教会士主导。所载雍正朝以后活跃于朝廷的意大利籍会士只有Francesco Folleri、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和潘廷章（Giuseppe Panzi）。本文集中关注于早期耶稣会在华活动，如此统计表明，从1582 年耶稣会首次进入广东腹地开始，至1644 年顺治改元的60 年间，共计约有15 名会士曾在华有建筑活动记载，其中来自现今意大利地区的有7 人，占据总名单的一半；来自葡萄牙有5 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各仅1 人（表1）。在这些早期会士尤其是意大利籍会士的教育背景中，大都包含有哲学科目的训练；像罗明坚、利玛窦、熊三拔（Francesco Sambiasi）等人，都有涉及和掌握更为精细的自然科学类别，包括数学、地理学、几何学、物理学等，这些科目应该都隶属于中级哲学训练范畴。龙华民、郭居静等意大利会士，以及罗如望、阳玛诺、万密克、费乐德等来自其他地区的会士，也有明确地接受过高级神学训练，这意味着他们也同样通过了中级自然哲学科目。这就解释了为何在进入明朝疆域后的60 年，会士能够在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开展教堂或者居所的建造活动。

正如先前所讲，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开展建筑设计与建造活动，需要依赖系统的自然哲学训练，同时也需要广泛搜集相关建筑图书，建立属于教会自身的图书馆。[12]这种图书馆藏包含欧洲原版的宗教典籍、各种自然哲学门类的书籍和图册，建筑学书籍理所应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玛窦发现，同明朝文人官员交流的便捷方式之一是书籍，之后他也将明朝传教事业由神学传播转为科学技术导向[13]，势必更为依赖科技图书的使用。1613—1617 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返回欧洲，向教宗及各地王公大臣搜集大量图书，以便在北京建立一座堪比欧洲的图书馆。这次史称“七千本入华”的运书活动便是“北堂藏书”的最初和主要来源之一。历经300 年辗转，现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北堂藏书不足4000 本。[14]20 世纪30 年代，历史学者方豪在北京接触到“北堂藏书”并描述称[15]，该藏书含有大量关于历法天文、地理、器械、医学和生物学的著作，也包含建筑学书籍。我们查阅1940年出版的《北堂藏书书目》，并对比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典藏库[16]，可以梳理出若干有可能明代晚期已经在华使用的欧洲建筑类典籍，而这些书籍很可能便是金尼阁或者其他早期会士通过各种方式携带入华并使用的第一手建筑资料文献。[17]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教育背景与建造活动 表1

通过比对，我们能够检索出版年代早于明朝末年的若干建筑书籍，这其中包括：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 撰 写 的Livre d’architecture de 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1611 年巴黎出版），Bernardino Baldi 的《De verborum vitruvianorum significatione…》（1612 年 ）， 丹 尼 艾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的Vitruvii Pollionis：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 建筑十书》，1567 年威尼斯出版，1586 年里昂出版） 和La pratica della perspetiva（1569 年威尼斯出版）[18]，Martino Bassi的Dispareri in materia d’architettura，et perspettiva（1572 年布雷萨Bressa 出版），多米尼克·方塔纳Domenico Fontana 的Della trasportatione dell’ Obelisco Vaticano（1590 年罗马出版），吉奥瓦尼·帕奥罗·罗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的Trattato dell’ arte della pittura，scoltura，et architettura，di Gio（1585 年 米 兰 出版），Antoine Mizauld 的Hortorum Secreta，cultus，et auxilia…（1575 年巴黎出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的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 di Andrea Palladio（《建筑四书》，1601 年威尼斯出版），赛里 奥（Sebastiano Serlio） 的Architecturae liber septimus，in quo multa explicantur，quae architecto variis locis possunt occurere（《建筑七书》，1575 年法兰克福出版）和Sebastiani Serlii：Von der Architectur fünff Bücher（1609 年巴塞尔出版），Carlo Theti的Discorsi delle Fortificationi（1617 年维琴察出版），以及Ioannis Vredman de Vries 的Architectura：continens Quinque ornamenta Architecturae（1633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我们知道，1583 年开始，利玛窦与罗明坚开始筹划在广东肇庆修建耶稣会第一座在华教堂和居所，利玛窦之后一路北上至京城，1605 年神宗赐地修建北京“南堂”，1610 年5 月病逝于北京。这段时间，龙华民、郭居静、罗如望、庞迪我、高一志等人已在南昌、南京、杭州、上海和北京修建“华美”教堂。除却他们所具备的建筑学教育，上述北堂藏书目录将可能成为图书使用的备选，而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建筑书籍。

年代最为久远的当属由巴尔巴罗注解的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作为帕拉第奥的学生和朋友，他曾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研究哲学、数学和视学，也是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重新诠释的最为重要的译者之一。这个注释版本所采用的插图亦是帕拉第奥的作品。北堂藏书中的拉丁文版本是巴尔巴罗注释本的初版。同样，方塔纳1590 年关于罗马城方尖碑的著述也是初版，他协助当时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树立了圣彼得大教堂、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以及圣母教堂广场（Piazza di S. Maria Maggiore）的方尖碑。罗马佐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评论方面的跨时代人物，他突破前辈瓦萨利（Giogio Vasari）的书写方式，将艺术作品从物质形象中脱离出来，在抽象词汇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批评；也是在他的推动下，手法主义（Mannerism）得到迅猛的发展。罗马佐在米兰出版的《关于绘画、雕塑与建筑》为北堂所藏，也是较早版本之一。相比之下，可能最为重要的建筑书籍应当算是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以及赛里奥的《建筑七书》。帕拉第奥在巴尔巴罗等威尼斯公国贵族的资助下，接替了珊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1486—1570）的威尼斯公国首席建筑师的身份；1570 年初版《建筑四书》已为读者全面展现了16 世纪中叶的“帕拉第奥主义”（Palladianism）原型，尤其是别墅与皇宫类型建筑，此书在欧洲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北堂所藏的《建筑四书》年代距离其初版已三十年，内容涵盖古典柱式、特定建筑类型（乡村别墅）、城市设施与布局以及古罗马建筑遗迹。赛里奥的《建筑七书》同样是查阅古典柱式的重要参考书，年代则更为久远。初版刊印于1537 年，北堂版本为1570 年且为德语版。赛里奥的“建筑手册”中有他的导师巴尔达萨雷·佩鲁齐（Baldassare Peruzzi，1481—1536）的影响，后者针对罗马古迹做了第一手测绘图纸，使得赛里奥有机会首次尝试用建筑图版配文字的方式来阐释设计思想。凭借对古典建筑样式立面和平面的详细分析，这本书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8 世纪。

三、利玛窦在粤建筑活动及其在华耶稣会首座建筑

北堂所藏明末的建筑书籍，大体勾勒出16 世纪末至17 世纪早期会士建筑知识体系的情况。历史资料显示，罗明坚与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安顿下来以后，迅速修建了耶稣会在明朝疆域内（除澳门）的第一座教会建筑，同时也建成了首座图书馆，用以存放从欧洲和澳门学院运送而来的各种仪器和礼品，其中包含自鸣钟、圣母画像、印本书籍，还有威尼斯制造的水晶棱镜。利玛窦在自传中描述到：“……各种式样的图画与设计，还有些描绘着城镇、皇宫、高耸的尖塔、拱券、桥梁和华美的庙宇。”[19]结合利玛窦在华活动的年代，反观北堂藏书中版本相符的书籍，只有巴尔巴罗、赛里奥以及另外两位影响力稍逊的学者著作符合背景；其中，Martino Bassi（1542—1591）是来自米兰的建筑师，而Antoine Mizauld（1510—1578）是一位法兰西数学家。我们可以相应整理出一份利氏在粤的早期建筑活动年表，作为讨论的参照（表2）。

利玛窦在华早期建筑及相关活动年表 表2

这个时间表显示出利玛窦可能参与过的耶稣会建筑项目的地点分布，包括肇庆、南昌、南京和北京，并且在其25 年活动期间至少得到郭居静和在京意大利籍助手熊三拔的帮助；尤其是在肇庆府崇禧

塔边建造中国第一座耶稣会建筑，过程十分复杂。尽管现今崇禧塔仍屹立于西江边（图1），但关于“仙花寺”的建筑遗迹则非常少，如今废弃的肇庆无线电厂和半导体器件厂址，据推断应当为利玛窦建圣童贞堂的基地。在初步尝试推想这座建筑之前，我们需要对其相关信息做一个历史 回顾。[26]

图1：崇祯六年（1633年）肇庆府志刻本图

图2：崇禧塔与仙花寺平面布局推想图

1583 年，罗明坚与利玛窦经王泮许可，得到一处靠近崇禧塔的基地，用于建造耶稣会教堂与居所。这座八边形的宝塔位于城东“小石顶”，以此塔为中轴线，原先规划要建造一座佛殿，塔西侧则要修建王泮的生祠。当两位神父初次选定建堂基址时，计划放在佛殿的预留地。当时建造工程的负责人谭瑜告知利玛窦[27]，将佛寺替换为教堂，破坏了崇禧塔的风水。而塔东边的空地较为适合，也靠近道路。利玛窦从王泮处得到更换地皮的文书，并按照设计中的两层欧式建筑式样来施工，至1585年底竣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试图还原出一个崇禧塔与仙花寺的平面布局推想图（图2）。

图3：崇禧塔西侧王泮公祠原址

图4：崇禧塔东侧古塔路回望，距塔百米余

1583 年崇禧塔已建成基座，此塔紧邻西江北岸，且塔门面向南边江堤。延伸此轴线至北侧地块，应为规划拟建佛殿处。罗明坚与利玛窦原定建堂于此，但因破坏风水一说，后换至塔东侧空地。[28]依据谭瑜的说法，换地于此可避免耶稣会堂借用崇禧塔寺的山门，如此可保互不干扰；且塔东空地临近道路（推断即为其南侧沿江堤道路，光绪二年府志图版中载为“塔脚街”，现今去往老城区仍有一段称为“塔脚路”），更利于日常使用。圣童贞院与崇禧塔之间的距离，可从住院使用时一件事做推断。建造过程中，住院大门紧闭，村民不明就里；有孩童登崇禧塔顶，向住院内扔石头。这从侧面反映出住院应距离崇禧塔非常之近，很可能中间并无其他民宅。[29]住院建筑本身的样貌并无遗迹留存（图3、图4），只知道其为两层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每层有5 间房。首层中厅为礼拜堂，两侧各有两间客房。上层中间为起居厅，两侧也各有两间房，为司铎住所。[30]记载中，居所正面上层有三角形山花，且有能远望四周的露台。[31]如此，可大致确定仙花寺相对于崇禧塔和西江的基本布局。事后，两位会士又买下临近几处民宅，拟建一座花园，可能方向有北向A 地块和东向B 地块。B 相比A 来说交通方便，其东侧为一老街（现今为肇庆市区主路之一“古塔路”，连接新建“阅江大桥”过江），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加建教堂等需求。[32]我们无法得知王泮划拨给利玛窦的土地面积究竟几何，或许原本地块已经涵盖了东至古塔路一侧宅地，如此利氏则很可能继续购买仙花寺北侧地块，以建花园。但据调研，由东侧古塔路回望崇禧塔，距离超过百米；似乎王泮并无恰当理由一次性划拨给利玛窦如此大的空地。综上，两位会士购买的民宅更可能位于B 地块，以便沿塔脚街向古塔路拓展。

四、结论

本文试图论证一个现象，即不应片面强调耶稣会士来华展开各种早期建筑活动,乃至推及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的完成，都归结于其拥有无比的建筑艺术才华。欧洲耶稣会风格的建筑形式能否在东方得以接受和内化，以及建造活动是否能得到顺利实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会士从《耶稣会学制》习得的相关自然哲学类知识，同时也需要运用有针对性的建筑书籍。这一点从费赖之的会士名单及其描述中得到印证，而《北堂藏书》所列举的若干明朝末年的建筑图书则是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利玛窦在1583 年初次进入广东内地时便能建造仙花寺，相关历史文献让我们有机会对这座两层欧式建筑的样貌和布局作了初步判断。但历史进程似乎并未给肇庆耶稣会院更多机会，旁边花园里也并未出现更为“华美”的教堂。在18 世纪初法国会士魏方济神父（Francois Noel，1651—1729）看来，杜加禄（Charles Turcotti，1644—1706）和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1656—1730）在广州和佛山修建的美丽教堂，似乎更值得呈现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

注释

[1] 关于《耶稣会学制》请参见：Allan P. Farrell，S.J.译. The Jesuit Ratio Studiorum of 1599. Washington，D.C. Conference of Major Superiors of Jesuits，1970. 教育结构与哲学教育，见40-44页；数学部分,见46页。

[2]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目号BNP Lat. 14081。其中64 ～73册为机械，74 ～100 册为水法。

[3]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目号BNP fols 92r-107v，“ractatus de ponderibus et machinis，sive de Mechanica”；“Tractatus Armentarium sive Machinatrix Militaris hellicas Machinas…”编目号BNP，fols 262r-425v。关于耶稣会与军事建筑，参见：Denis De Lucca. Jesuits and Fortification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Jesuits to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the Baroque Age[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2.

[4] Paul Frankl.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M]. 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68：31.

[5] 关于耶稣会艺术风格的历史争论，涉及很多，包括Pierre Moisy，Jean Vallery-Radot，Pietro Pirri，Rudolf Wittkower，Gauvin Alexander Bailey 等学者。

[6] 参 见：Rudolf Wittkower，Irma B. Jaffe. Baroque Art: The Jesuit Contribution[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 sit y Pre s s，1972；G e of fre y S cot t. T 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M]. London: Constable Co. Ltd.，1924：25.

[7] 参见： Rudolf Wittkower，Irma B. Jaffe. Baroque Art: The Jesuit Contribution[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72：16. James S. Ackerman，“The Gesu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Church Design.”

[8] Giovanni Sale. Architectural Simplicity and Jesuit Architecture[M]// John W. O’Malley，S.J. and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The Jesuits and the Arts 1540-1773[M]. Philadelphia: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2005：29-39.

[9]费赖之（P. Louis Pfister）于1868—1875年间完成初稿，后于1932年由上海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出版，中译本1995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0] 方豪.中国天主教士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卷一，1988：95. 原文为：“杨廷筠筑华丽教堂一所……教士住宅一所……修道院一所。”基于当时中国匠人普遍无法设计类似教堂的事实，可以推测应该是郭居静帮助设计了杨廷筠的建筑。

[11] 同上：191.

[12] 针对耶稣会在华建立的图书馆及其藏书，比利时鲁汶大学历史学者高华士做了深入的文本研究。参见：Noël Golvers. Textual and Visual Sources on Catholic Churches in Peking in the 17th-19th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29:9-21.

[13] 关于耶稣会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可参考包括M. Hugo-Brunt，J. B. Bury，Noël Golvers，Gauvin A. Bailey，Nicolas Standaert，César Guillén-Nuñez，Richard Bösel，Elisabetta Corsi等学者的研究。

[1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卷1，1988：181-182.方豪认定现今所存北堂藏书目录中仅剩428部书籍能确认为金尼阁所运书目.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62.

[16]（法）惠泽林（Hubert Verhaeren）.Mission Catholique des Lazaristes a Pekin，Catalogue de la Bibliotheque du Pe-tang[M]. Beijing: Imprimerie des Laaristes，1940. 关于北堂图书馆的变迁，参考惠泽林《北堂图书馆的历史变迁》一文，原文刊印于北京遣使会印书局1949年版《北堂书目》；后翻译并收录于：（法）谢和耐,戴密微著.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49-174.

[17] 详细列表请参见笔者文章，《纸上泰西——中国早期耶稣会士的图书馆与建筑文本》，2017世界建筑史与美术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8] 参见：王凯.中西交汇的地点：明末《建筑十书》入华史考略[J].时代建筑2012（3）:114-117.

[19] 参见：Matteo Ricci.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3：201. 金尼阁（N. Trigault） 编译拉丁文版，Louis J. Gallagher依据Pasquale D’Elia所著Fonti Ricciane（1942—1949）做英译版。中文翻译版见：利玛窦著.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济高，王遵重，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四章.

[20] 两广总督府原于肇庆，1746 年移至广州。

[21] 崇禧塔位于城东“小市顶”，肇庆知府王泮在任时建，1582年开建。塔旁后建王公祀。

[22] 参见：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2-102.

[23] 参见：Michel Destombes所撰《入华耶稣会士于中国的地图学》一文，原法文刊于1983年《尚蒂伊第三届国际汉学讨论会文集》。中文翻译收录于:（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82-190.

[24] 据《会士列传》载，熊三拔通神学、天文学、水法、绘像，并协助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后1612年和徐光启著《泰西水法》一书.

[25] 利玛窦著， 《利氏致罗马总会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 年三月八日于北京），载：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M].刘俊余，王余川译.363-377.

[26] 关于仙花寺的历史记载与相关评论，数量巨大。例如，费赖之、裴化行、夏伯嘉、史景迁等。本文不再另行引述。

[27] 《宣统高要县志》,卷23，金石篇。王泮《新建崇禧塔记》载：“董之者邑人知县谭君瑜也。始壬午（1582）九月，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

[28] 利玛窦著.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M].刘俊余，王余川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光启出版社，1986：133.“土地在花塔左边，大门可开在花塔墙外。”此书据译者说是依Tacchi Venturi所编辑1909年意大利版Commentare della Cina，但似应为Opere storiche（1911-1913）翻译而来。

[29] 如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M].145-175.

[30] 参见：（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48.

[31] 如参见：罗光.利玛窦传[M].台北：光启出版社，1960：43-57.

[32] （法）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Repertoire des Jesuites en Chine de 1552 a 1800）[M].北京：中华书局，1995：860.据载，尽管如此，肇庆住院时间仅到1589 年，维持了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