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6年12月，泸顺（泸州、南充）起义在中国大革命高歌猛进时爆发，配合了北伐战争胜利展开，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探索。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中共地方党组织内部即有军事优先与民运优先的两种考虑，虽经中共中央一定调整，仍未改变重军运轻民运的局面。起义因北伐局势发展而兴起，也因宁汉合流、北伐暂息而被镇压。此次起义是中共领导地方武装的重要尝试，反映了中共调整革命方法、建立话语体系的努力，也展现了中共在多重矛盾交叉凝结的大革命中的灵活应对。

【关键词】国家;革命;泸顺起义;中共;革命经验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3-0088-09

泸顺起义的爆发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四川保守的社会环境和帝国主义侵略破坏的经济状况成为起义爆发的根源，北伐高歌猛进的形势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重要契机。既往有关泸顺起义的研究多侧重于叙述战争过程，肯定泸顺起义对配合北伐战争的功绩，①以及讴歌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革命情怀，②而未将其纳入国家近代化视域和中共革命进程中加以综合考察分析。故本文拟在分析起义脉络的基础上，考察起义过程中传导出的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与“国家”话语，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冲突等关键面相，以期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探析泸顺起义所蕴藏的复杂历史意义。

一、军运与民运：泸顺起义酝酿中的两种取向

北伐战争前夕，中共重庆地委即着手准备泸顺起义，逐渐形成军事运动优先与民众运动优先的两种取向。具体而言，中共很早就注意到军事运动的重要性，要求地方党委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经验”。③此时军事工作的主要目的仍在于积累经验而并非直接的武装斗争。决议强调开展军事运动时绝不能沿用国民党的方法，即“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④因袭国民党金钱收买和动员军官的政策则违背了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中央委員会的决议案。事实上，决议案虽然在泸顺起义爆发前半年即已向各地方党委传达，但限于各地不同的政治环境而难以落实。尤其在重庆地委看来，该决议似不利于解决川省军阀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的政治形势，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判断下衍生出不同的政策和起义方案。

（一）军事优先：建立共产党武装的设想与尝试

军事运动优先成为激进革命形势下的选择。随着北伐胜利进军，革命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中共重庆地委内部逐渐生出一种乐观的革命情绪，认为应进一步加紧动员旧军队和尝试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该观点的产生与时局密切勾连。其一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军事万能”观点甚嚣尘上。其二则是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促使四川大小军事将领倾向于革命，动员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自北伐军下武汉后，所谓川中的小军阀均投机来向国民政府通好”。①刘湘等人对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共重庆地委极力示好，为中共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主张借机“分裂军阀的势力，可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这一种新的力量来”。②在革命与现实局势的双重刺激下，中共重庆地委内部部分党员逐渐倾向于进一步开展军事运动。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重庆地委主要负责人童庸生，他主张动员川省的左倾军队，建立中共武装，③其中的关键在于解决饷械问题与获取革命大义。就饷械而言，童庸生为进一步打开川省政局，特向中共中央极力争取军饷器械的援助，但遭到明确拒绝。中央回信申明：“我们的同志请求助饷械事，饷是绝对不可能，械是无法运送。如果以后武汉能长久守住，苏联的商业能到重庆，均可想法。”④中共中央基于当时战局严峻、枪械几无剩余的形势，明言难以支持童庸生等人深入发展军事运动的意见，并认为只有当武汉局面稳定、苏联援助到达后才可能用军事武装解决四川问题。就革命大义而言，童庸生认为广州国民政府代表了革命力量，故在动员四川军队时需要政府授予正式的名义，即“必须得广东政府一种政治力量”，而“只要国民政府委一人为宣抚使入川，即可将各部分左倾军队集中过来”。⑤童庸生认为广州革命政府有了革命话语的支撑，只须委派一人宣抚四川，混乱的川省局势便可传檄而定。随着北伐军攻占长沙、武汉，大革命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革命成为动员四川军队的重要手段。“革命”一词是“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⑥可以想见，革命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童庸生设想如下：“江防军之黄（慕颜）部亦是同志，将来可与秦旅联络并招致许多游击队伍，驱走何光烈。但此时尚不能轻动，将来必须与广东政府关系弄好”。⑦此即试图借助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大义动员左倾军队，并以之为骨干进一步发展与吸收游击队，这是中共早期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旧式军队与游击队的改造和吸收，从而将旧式军队改造为由中共领导的新式军队）。这一设想受当时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未得到中共中央支持，加之童庸生牺牲较早，故该军事运动的思想渐渐隐没而未能真正改变四川局势，但在中共后续的革命历程中仍得以体现。

（二）民运优先：时局下的审慎选择

1926年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吴玉章在会上提议委任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全权处理四川军事问题，该提议得以通过。10月下旬，刘伯承由广州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川省军事运动情况并接受中央指示。11月27日，刘伯承、杨闇公在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分别作军事报告和政治报告。①刘伯承在报告中称赞革命形势，“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他认为革命胜利推进应归功于两点：一是“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二是“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党军以巨大的助力”。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协力推进，北伐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②若仅凭军事上的发展，革命则不容易成功。当然，刘伯承的观点既与其从事军事斗争的经验有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指导意见。他反对当时风行的“军事万能”观点，认为军事运动或可取得一时的胜利，但要想巩固革命成果，尤其是防止军阀故态复萌，则必须依靠民众力量，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使“民众能确实的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③中共在早期革命中，许多革命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动员高级军官、推进军事运动方面而忽略民众运动。这种偏向造成革命运动过度依赖旧式军队，难以维系共产党与军队间的稳定关系。故在事实上造成军队左右政党以及代表民众利益的革命政党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的局面，不仅不利于革命的发展，甚至可能造成“枪指挥党”的结果，这是中共早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重要教训之一。

作为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的杨闇公在政治报告中赞同刘伯承的意见。他认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队伍中“包含的投机分子之多，这是大的危机”。故本党“不应以军事发展之迅速为满足，还应当向民众工作方面发展，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支配反动军阀，和使假借本党招牌的党员，受本党之鞭策而归入正轨”。④单方面依赖军事运动最终可能造成革命运动失败，甚至危及政党健康发展，故他主张进一步发展民众运动，依靠民众力量来影响军阀，使其倾向于革命。此外，杨闇公还看到民众运动对政党建设的意义，视民众运动为清除反动分子，避免政党陷入困境的良方，“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础稳固，不至于为假革命所动摇，应扶助占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本党在政治上的地位”。⑤作为重庆地委总负责人，杨闇公尽力平衡地委内部的两种工作取向（即以童庸生为代表的军事运动方向与以刘伯承为代表的民众运动方向），尽量在复杂政局中维持团结。基于此，杨闇公也遵奉中共中央发展民众运动的指示，逐渐形成在肯定军事运动卓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民众运动的观点。总言之，杨闇公的政治报告既反映出他对重庆地委在军事运动上所获成就的高度肯定，又体现出他试图弥合地委内部分歧的努力，还传达出作为地方组织总负责人尽力协调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调整重庆地委行动方向，从而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工作态度。但因此次会议召开距离泸顺起义爆发仅有四天，无法从事实上抑制过热的军事运动。泸顺起义匆忙发动致使重庆地委无法遵照中央指示进行有效调整，只能留待在起义爆发后的政治与军事工作中加以弥补，这一点在刘伯承亲临泸州改造与整顿起义军的过程中有所体现。

（三）权衡利弊：中共中央综合考量后的决定

鉴于重庆地委内部在工作取向上的严重分歧，中共中央着手加以解决。中共中央结合革命近期目标与政治形势，反对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中共中央称“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①由此可见，中共中央虽未批评重庆地委，但回信中仍告诫地委不能过早建立军事武装。中共中央作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在于自身政治实力有限，且处于国共合作局面中，为避免因建立军队而产生的政治压力，故将军事运动的目标大致限定为积累经验，所以不支持重庆地委过于激烈的军事运动。反之，中共中央主张利用革命高歌猛进时发展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群众基础，“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常常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②

中共中央为彻底解决重庆地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决定派送童庸生留学莫斯科。童庸生长期担任重庆地委领导人职务，他的意见代表了重庆地委内部较多革命者的意见。同时，因其性格容易冲动造成更多的工作困难，“庸生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换太大，做事要求很强，均易出现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③由此可见，鉴于川省局势日益复杂，为了统一重庆地委的领导，中共中央解决地方党委内部矛盾势在必行。中共中央认为重庆地委的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等人“均忠实有活动能力，所差只在对于一个政策的见解尚不稳定，（内）部党的教育工作尚少方法”。④为防止因地委内部缺乏教育机制或协调方法而造成分裂，中共中央作出派送童庸生留学莫斯科的决定。事实上，童庸生的政治经验与政治影响在川省内皆屈指可数，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与革命任务不断加重之际安排其留学莫斯科，当可视作中央统一重庆地委领导层的最后举措。随着童庸生的离开，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重庆地委力量，派欧阳钦回四川协助领导地方工作。

综上所述，在泸顺起义爆发前，中共地方党员的工作方式仍“未能与下级官佐和兵士群众发生关系”。⑤这种建立在中共党员个人影响基础上的动员方式，实质仍與国民党的军事运动方式类同，反映出两党在军事运动方面的早期探索有其共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共进行了独立的摸索，进而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鉴于重庆地委内部发展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分歧，以坚决的措施整合地方党委，从而强化中共在四川政局中的力量。泸顺起义的酝酿过程不仅反映出中共地方党委对于革命方向的不同设想，还反映出中共中央协调解决地方党委分歧的举措。一言蔽之，革命现实与组织力量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造成了泸顺起义在未来发展中的复杂走向和结局。

二、国家与革命之间：泸顺起义的始与终

在北伐战争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泸顺起义提前爆发。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爆发;3日，顺庆（南充）起义爆发;5日，合川起义爆发。早在1926年9月下旬，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等倾向革命的军人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并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因在川中威望素著，又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的四川特务委员，负有全权处理四川军务之责，故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起义发动后，起义军打出了由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拟就的国民革命军旗号，因尚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承认，故起义军仍处于名分不正的局面中。因此，为了获得国民政府承认，起义军反复要求国民党中央表明态度，授予其正式名义。而能否顺利获得国民政府的承认则关系到起义军发展的整个过程。泸顺起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兴起阶段、相持阶段及最终失败阶段，此中“革命”与“国家”话语、地方与中央力量反复纠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特征。

（一）兴起阶段

国民革命军占领长沙、武汉后，地方军阀迫于革命声势而趋于妥协。1926年12月19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电声明秦汉三、杜伯乾等起义军队均“为本党系统下之部队，至望倾向革命之军队加以援助，并希各方停止军事行动，以免酿成事变”。①四川省党部以国民党名义保护顺庆起义部队，为起义部队后续动作赢得时间。随后，国民党武汉党政临时联席会议通电支持与认可四川省党部的处置权。12月29日，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电称：“查袁、陈、秦、杜各将领等具有革命决心，中央准其于必要时机表明态度，揭出革命旗帜，免受摧残。迩来川中各军领袖请求名义，政府已分别发表，是彼此同属革命旗帜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务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即有争执，应即呈诉中央，听候解决。”②同时，联席会议还委派吴玉章回川调解双方。由此可见，在北伐军胜利的大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影响力上升，开始凭借革命威势介入地方争端。国民政府命令刘湘等实力派与各起义部队保持克制，等候特派员调解，为起义部队争取更多时间。联席会议委派吴玉章回川调解的安排也颇为巧妙，吴玉章在顺庆起义的发动过程中贡献尤多，此时委派吴玉章回川调解，其偏向性十分明显，即在压制刘湘等人攻势的同时给予起义军以名义上的支持。在强势的武汉国民政府面前，刘湘等只得表示停止针对起义军的军事行动，“静候和平解决，川军将领多已鲜明旗帜，一轨同趋，顺泸之事，当不难圆满解决也”。③不论刘湘是否真心实意地等待中央调解，皆可视为随着革命影响日趋扩大，革命的正义性取得压倒性优势，地方军阀亦因无法直接抗衡国民政府的革命话语而被迫暂时妥协。当然，除了顾忌武汉国民政府的威势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制约着四川政局：其一，刘湘并非真心实意帮助赖心辉反攻起义军（起义军主力部队属赖心辉统辖），其军事行动旨在扩张地盘，故初期拥兵自重，隔岸观火。其二，刘湘顾忌万县的杨森部。12月26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曾电请杨森援助顺庆起义军：“近黄、刘、秦、杜诸同志率部远来，粮秣驻地，至望推情维助，以固革命实力”。④鉴于杨森部态度未明，刘湘等不敢派出主力部队进攻起义军，起义部队赢得了喘息之机。

（二）相持阶段

因国民革命军已基本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北伐形势已然明了，战争局势逐渐稳定，此时国民政府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已超过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其内部矛盾成为左右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而随着内部矛盾的变化，泸顺起义军的发展亦因之而发生改变。

国民政府迟迟不予起义军以正式名义。泸顺起义爆发后，杨闇公派李嘉仲到武汉寻求国民政府支持。李嘉仲武汉之行有三项任务：一为刘伯承请正式军长职;二为请拨十万军饷;三为请派政工人员充实部队。李到武汉后托吴玉章从中转圜，为起义部队争取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吴玉章在临时党政联席会议上提出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的番号，会议虽然通过吴的提议，但谭延闿以军队番号需要蒋介石批准为借口而拖延不办，致使泸顺起义部队迟迟不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从而给军阀联军镇压起义部队以可乘之机。

军饷问题成为起义军的又一制约因素。起义军最初计划坚守顺庆，待泸州、合川起义军会合一处后北上打开新局面，刘伯承将总指挥部设在顺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但起义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泸州起义军迟迟不能如期北上。究其原因，除起义部队乡土观念太重外，主要在于军费缺口巨大。起义军原本依靠泸州的盐税收入而得以维持，而泸州起义军“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①正是粮饷两缺导致起义军错过了北上时机，最终被刘湘、赖心辉的部队围困于泸州。鉴于此，刘伯承只得亲赴泸州率领泸州起义军北上。②

刘伯承到泸州后，试图通过一系列整顿加强力量。因刘湘、赖心辉等军事进攻较为缓和，起义军的军事压力相对较小，刘伯承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来整顿军政事务，此间的种种活动，皆指向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既定的民众运动政策。在军事方面，刘伯承着力于改革军队与筹集军饷。一方面他将起义军总指挥部设在泸州，以统一泸州起义部队的意志，同时吸取顺庆起义军的教训，对泸州部队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如在军队中设立党支部③、成立军事训练学校、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等，试图加强对旧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筹措北上的军费。起义军发出安民告示，并遍贴标语，安抚商民紧张情绪，“谕尔农商各界，放胆乐业安生。毋得杯蛇石虎，警疑造谣惑听”。④同时废除苛捐，以减少商业贸易成本，鼓励商业发展，为起义军增加税款。还让泸县团总局向地方催缴粮饷，“事关饷糈，全县安乎所系，务望火速依限楚缴，万勿延缓，致生他故”。⑤甚至将起义军淘汰的百余支土枪作价卖出以增加粮饷。但以上措施皆不能满足起义军的军费需求，以至于刘伯承不得不下令在城内恢复业已废除的预征粮税制度。在政务方面，起义军曾召开泸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书店专售三民主义书籍，由泸县党部派人经营以便训练党员。同时在川南师范学校讲演三民主义，使民众知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⑥还饬令革命军所属地区悬挂国旗，国旗“均应遵照国民政府规定样式改用，所有从前五色国旗当废除，一律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示更始”。⑦以上诸多措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泸州的局势，使得起义军能留有余力应对军阀联军围堵。而真正主导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仍在于武汉国民政府能否从名义与实际两方面援助泸州军队。

总而言之，泸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留驻泸州，未能如期北上会合其他起义部队。为维持局面，起义军官与刘伯承一起推行了多种政策，主要目的是筹集军饷和改造军队，也附带着推广三民主义的革命理念以及象征革命的国旗、国徽，尽可能广泛地实现民众动员。由此可见在危急的军事斗争中，以刘伯承为代表的中共重庆地委仍在执行扩大民众运动的政策，在此阶段中，相关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起义部队面临的严重危机，但受制于战争环境，民众动员效果不佳，最终无法消除根本危机。

（三）最终失败

1927年3月31日，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爆发标志着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达成妥协，共同镇压泸顺起义。在“三·三一”惨案中，刘湘杀害了杨闇公、冉钧等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致使中共地方组织遭受重大损失。①而刘湘一面打击、残杀共产党人，一面又围攻泸州起义军队，企图彻底消灭由刘伯承领导的起义军队。

武汉国民政府迟迟不予以实质支持，造成起义军坐困泸城。北伐战争的突飞猛进使得国民政府内部潜藏的矛盾日渐暴露，国民党左派和部分右派“为了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②提高党权是武汉国民政府为限制蒋介石日益膨胀的权力而展开的积极应对措施，参与提高党权运动的主要包括党内粤籍高层干部和国民党左派，粤籍干部以孙科、顾孟馀为首，国民党左派则以汪精卫、邓演达为尊，双方联手共同压制蒋介石的政治权力，以维护党内权力的平衡。而蒋介石则利用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强大影响力，拉拢其他政治势力。川省政局方面，蔣介石委派吕超、向育仁入川媾和于刘湘、赖心辉等人。4月9日，刘湘发表反共通电为蒋介石张目，称武汉国民政府“不曰提高党权，则曰统一革命势力;不曰某为老朽，即曰某欲为独裁。实则提高党权之说，不过排除异己之别名，所谓统一革命势力，尤为移植共产分子暗号。则列为议案，明载报章，公然多数共党人员，加入各级政府，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③刘湘通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假提高党权之名而行排除异己之实，“统一革命”之口号实为中共“擅权”之招牌。事实上，刘湘等人名为反共，实则在文电中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偏袒中共且别有用心，必将酿成“篡夺之祸”。刘湘前恭后倨的态度，实质在于支持蒋介石打破武汉国民政府的遏制行动。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反应迅速。4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孙科、徐谦、唐生智、邓演达、吴玉章、谭延闿、汪精卫等七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刘湘等人的反共通电和“三·三一”惨案善后事宜。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着令杨森、刘伯承等五人查办刘湘、赖心辉等通电反共的军阀，同时通缉入川媾和的吕超、向育仁等人。但因杨森在武汉政府和蒋介石之间摇摆不定，首鼠两端，故武汉国民政府的决定已经无法执行。因此，武汉国民政府的两次决议只得不了了之，致使泸州起义部队的局势更趋恶化。

宁汉分裂成为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之间冲突的日益激化，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从而在事实上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主要精力应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已无力援助起义部队，造成起义军的进一步孤立。武汉临时党政联席会议称：“关于四川善后问题，承认四川党部及四川特务委员会之处置。”④明面上是将处置权移交地方，其实质则反映出武汉国民政府因受蒋介石掣肘而难以集中力量介入地方事务。武汉国民政府为应对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而无暇他顾，故无法继续调停刘湘主导的军阀联军与泸州、顺庆等地的起义部队间的冲突。武汉国民政府收缩力量为刘湘等武力解决起义部队提供机会。此外，武汉国民政府无法满足杨森日增的饷械需求，①致使杨森心怀不满而倒戈相向，称武汉政府口惠而实不至，没有真正的诚意。②杨森倒戈使得武汉国民政府失去西侧的保护，使武汉国民政府直接暴露于两面夹击的军事态势之中，也让起义军失去杨森在东侧制衡刘湘等军阀联军，使困守泸城的起义部队更加孤立，面临失败的危险。

武汉国民政府面对蒋、杨两面夹击的军事攻势，只得匆匆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番号。③但此时已是5月上旬，距离泸州失守仅有半月。而刘湘早在此前便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并着手布置军队围攻泸州。此种形势下的泸州起义军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弱于军阀联军，连原本依托的革命大义也日益稀薄。随着宁汉斗争的起起伏伏，革命话语因内部冲突斗争而日渐崩解。伴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壮大，革命话语日益上升为国家的权势重心，而武力正是权势重心构建过程中的建设性因素。④

三、余论

作为中共早期革命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教训与经验的象征，泸顺起义前后错综复杂而极具深远意义的史实则更需后人省思。它既体现中共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调适革命目标与革命方法的努力，又反映出近代历史进程中“革命”与“国家”话语的纠葛缠转，还证明了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同地方力量的拉锯与争夺。

以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为发动起义，利用私人关系联络川省高级军官，⑤并加以革命的感召，最终动员部分高级军官投身革命，为泸顺起义和北伐顺利展开奠定基础。起义后期，刘湘、赖心辉等同样借助关系网络分化瓦解起义军，如赖心辉派但隆云、蒋晓帆来泸以同事同学关系到陈兰亭、皮光泽两部活动;刘存厚派人“拉陈兰亭到绥定，许以师长;黔军毛光翔派吴勉安到泸州活动陈兰亭。杨森也从万县派人来动员陈兰亭。刘文辉暗示只要将防地交出，便许诺让起义军从他防线突围”。⑥中共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将宗族、同学、同袍等人情关系融入革命动员方法之中，并以此来联络革命力量。但旧的社会关系网也可能反噬新生的革命力量，致使革命目标难以实现，新旧杂糅的革命进程体现出中共早期革命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动员旧军队高级军官的同时，亦对动员与分化这一方式进行反思，尤其是在革命激烈展开时，中共中央开始强调注意推进民众运动，试图达到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平衡协调，这一尝试成為中共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泸顺起义的成功发动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被北伐战争推上历史舞台的“革命”与“国家”话语的出现。北伐之初，以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不断席卷着各地方势力，迫使他们调整姿态，塑造出迎接革命的形象。随着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收缩于一隅而退出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因此，这一过程可视作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话语权力取代吴佩孚的“国家”话语权力的过程。“革命”成为“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①即“革命”超过“国家”赢得话语的权威。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内部分歧日益明显，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以争夺“革命”主导权。此间，蒋介石占领江浙地区，一方面封锁了武汉国民政府交通运输，另一方面又用利益和权势拉拢四川实力派，故形成了对武汉国民政府两面夹击之势，迫使武汉国民政府退出争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便掌握了国家主导权。泸顺起义的兴起与革命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其稳定阶段则与宁汉分裂的局势紧密相连，其最终失败又与日渐突出的宁汉合流趋势高度关联。

泸顺起义也彰显了近代化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冲突。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多以“地方自治”为名而行独霸地方之实，加之全国局势混乱，川省政局有孤立自守的趋势。而当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时，国民政府凭借革命话语优势，依靠国民革命军和广泛的民众运动，成功将革命资源转化为政治统治合法性资源，为理顺国家与地方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依赖军事、政治及经济优势最终在宁汉斗争中赢得胜利，成功掌握革命话语权，进而又控制国家政权，逐渐迫使刘湘、杨森、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俯首于国家权威。虽然地方实力派仍具有游离于国家政权外的倾向，但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如以往那样“拒不奉诏”。泸顺起义的发动即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对国家权力的追逐，其失败则印证了在国家权力下渗时地方力量的式微。有的研究者曾言政治运作需讲求“合道”，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近代社会中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就应和了“道”的表述，在“合道”的支持下，政治力量才可能维护权力的更替和政治统治的稳定。泸顺起义的成与败，或可从侧面印证近代社会“道”的重建过程。

（牛保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