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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荣与沉浮

2020-06-30徐江善

北京文学 2020年6期
关键词:育英大兴安岭林业局

引言:“人生几度秋凉”

春光和煦,碧空如洗。

银色的机翼划过蓝天,乘着春风直上云空。向北、向北……

透过舷窗,棉絮般的云朵飘忽变幻。我的思绪,也随着云朵的姿态,起伏不定,对1987年5月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幻化出不同的底色——

苍苍莽莽的绿色啊,如同一个置身大山深处人面桃花的美丽脸庞,在突降的烈焰中痛苦挣扎,绿色被凶残强暴、被无情扭曲……随着万能的时光潮水的冲洗,如今日渐清晰地重生了。

重生的大森林浓重的底色跟随着我,梦绕魂牵挥之不去。

1988年8月31日,随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槌响起,庄学义、秦宝山等人上诉被驳回,这一震惊中外的特别重大事故失职渎职的责任者命运似乎尘埃落定。

好像一切重归平静。春天来了,鸟儿还在奔忙,溪流仍在歌唱。可平静的背后是满目焦土的过火林地在痛苦流泪,沉默的绿色生态在深省自责,林区群众在呼冤上访……

某种意义讲,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这部多幕大戏刚刚开始。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最严重的特大森林火灾的回顾,及其官员的问责追责,是这场多幕大戏中悲喜交加、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30多年后进行追踪和反思,会从这一幕浓重的大戏中感悟出现实的呼唤和历史的启迪……

1987年和1988年,作为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一名年轻记者,我有幸参与了那场牵动海内外亿万人目光的扑火救灾新闻报道和对责任者的公审大会。那蛇蝎般钻心的火头,那惨不忍睹的景象,那奋不顾身的扑火画面,那宣判现场不时响起的“掌声”,像一柄烧红的烙铁,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间。尽管岁月的风烟一年年吹过,留下的印迹却从未消失……

透过舷窗,透过棉絮般的云朵,一望无际苍苍莽莽的林海呈现在眼前。明亮的阳光下,銀白色的积雪泛着光亮,深浅不一的群山莽林,如同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在早春的阳光普照下令人神往。

2017年5月6日下午近3时,飞机在北极漠河机场降落,我乘车直抵漠河县西林吉古莲林场作业区“五·六”火灾起火点。

空气清新,阳光灿烂,阵阵山风在林丛中掠过。

平坦的马路已修到这里,一块巨石已经取代了当年的木板。两米多高的花岗岩上,镌刻着“‘五·六火灾起火点”7个描红大字。

7个火红大字如同7支火炬,在春天的阳光下燃烧着,在春风的吹拂下跳跃着。

1987年5月6日那一刻引发山火。熊熊燃烧的火炬第二天从枯枝败叶中骤然蹿起,拥抱着从西伯利亚扑来的狂风,瞬间摇身一变为魔力无边的狰狞巨兽,挟着惊雷闪电,呼啸着扑向漠河县城西林吉……

那是一只怪兽,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包括漠河县城在内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9个林场,过火面积达133万公顷。

那是一个恶魔,令5万同胞流离失所,户籍死亡人数达211人,烧伤者达266人,为抢险救灾投入5万余军民,多层次、多兵种、地空结合,北京、沈阳、济南、兰州、广州五大军区的运输机投入抢险。

那是一个魔术师,神出鬼没,忽而在西线蹿起,所向披靡;忽而在东线腾跃,无所阻挡。大火整整燃烧了28天,直到林区大范围降雨,才彻底扑灭明火。

那是一个舞台,瞬间举世瞩目,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目光,上至共和国总理,下至贩夫走卒,国外政要,爱国人士,或亲临现场视察,或捐款捐物救助。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30多年过去了,我想起了宋代文豪苏东坡的词句。我从“五·六”悲剧起火点出发,循着大火恶魔的足迹,追逐激荡的似水流年,寻觅特大火灾责任者枯荣沉浮的人生,聆听岁月馈赠的回响……

第一章   人生在这里拐了弯……

1987年5月的大兴安岭极其平凡。

江南已是春雨潇潇的暮春时节,大兴安岭的早春才悄悄降临,温暖的阳光唤醒了漫山遍野的大森林。鸟儿在林间穿梭,浪花在溪间歌唱,风儿在山峦奔跑。它们像一个个不知疲倦的信使,向沉睡了一冬的万物传递着复苏的信息……

1987年5月的大兴安岭又极不平凡。

从1985年底起,林区异常干旱。持续的燥热仿佛把祖国的北极置放在天然的火炉之中,挤干了大地的水分,炙烤着苍茫的林海,连枯叶也在一阵阵狂风中烦躁地蹿跳奔跑,围着丛林不停地肆虐发飙……

1.第一个闯入火海的新闻人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被誉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墨菲定律,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第9个年头,在旷日持久持续干燥的大兴安岭林区,由一个来自河北的盲流再次验证了。

这个没有防火知识的盲流把火魔从地狱带到人间,带到大兴安岭,导演了旷世罕见的悲剧。

我的同事新华社记者张持坚老师偶然间成为第一个闯入火灾现场的新闻记者,也是最早向外界报道大兴安岭火灾的新闻人。他在《大兴安岭火灾20年祭》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1987年5月7日一早到了大兴安岭行署和林管局所在地加格达奇,就感到气氛异样。他匆忙来到行署扑火指挥部,一位副局长神色紧张地向他讲述漠河县城陷入火海,图强、阿木尔林业局相继被火魔吞没……通讯中断,前方情况不明……

其后不久,张持坚想法挤上飞往漠河的直升机。他在震撼、惊悚的同时,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了来自灾区的第一篇报道……

随着火灾蔓延灾情加剧,我和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先后陆续奔赴灾区采访。肆虐的火焰腾空而起,呼啸着掠过森林,吞没城镇,横扫山林——

在漠河县城,我走进《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声光电一体化的图片、实物再现的场景,向人们讲述那个可怕的炼狱之夜:这个闯下惊天大祸的恶魔不断变幻着嘴脸,愚弄着世人——

5月6日下午,它首先在漠河西林吉林业局的河湾、古莲林场跳将起来。工人野外吸烟和作业操作不当,是引发山火的元凶。经过一番扑打,火魔好似一只温顺的羔羊,在主人的驯服下,乖乖地蜷萎在山坡——当晚火势得到控制。

然而,恶魔狰狞的面目在第二天傍晚突然间暴露。8级以上的西风给火魔增添了一双翅膀,它猛然间死灰复燃,一跃而起。烈焰升腾扶摇直上映红了蓝天,像一只从天而降的巨无霸怪兽,挟着光电,借着风势,拥着火球,踏着惊雷,一路东奔西突,以林区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速度,迅猛向东“杀”将过去……

在林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山里每年都要发生几十起森林火灾,山火蔓延也是常事儿,一般每昼夜火头向外蔓延只有一二公里。而这一次的山火不同寻常,惊得七八十岁的老人仰天长叹:“神火!从未见过的神火啊!”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压热流,仅5个小时(晚6时至晚11时),漠河县古莲这把火就向东推进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先后烧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这3个局的7个林场4个半贮木场……”时任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汇报,是对灾情最高层级、最权威的表述。

在山火蔓延和灾后重建,以及一年后對责任者的公开审理期间,特别是到调离黑龙江省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十几次来到这片牵动着全世界亿万人民目光的大森林,在散发着焦土的烟尘中盘桓,在灾民临时居住的帐篷中走访,在重建家园的工地上穿梭。

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最严重的火灾中,人的命运的改变最令人感叹唏嘘——

有些人在睡梦之中被从天而降的大火夺去生命,有些人由于一时疏忽肇起事端成为历史罪人,有些干部失职失责被追究了责任受到处罚,也有些不该追究责任的干部锒铛入狱改写了人生。

多少人玫瑰般的人生梦幻被瞬间击碎,生命之花就此凋谢,生命之河从此转弯……

2.死难者

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墓志铭上,铭记死亡211人,烧伤266人。

30年后的5月7日清晨,我从漠河县城出发,进入阿木尔河谷,沿着当年火魔的行踪,一路向东……

汽车在起伏的山峦间穿行,很快便到了育英林场地界。山坡上,林木泛着绿色,隐隐可见座座坟丘。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杂质,清新的空气冲洗得肺腑顿感清爽。

可是,30年前那个恶魔降临的夜晚,却把这里投进人间炼狱。从漠河西林吉镇到图强林业局育英林场仅4.5公里。狂风挟着骤起的大火,映红了夜空。巨大的火球凌空飞跃,以每秒15米的惊人速度席卷了漠河县城西林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阿木尔河谷首先从北面烧进育英林场,10余万立方米木材的贮木场、车队和铁路两边的居民区,刹那间陷入火海。

经历过噩梦般惊悚死里逃生的林区老百姓,30年后讲起往事,眸子里闪烁着的恐惧和绝望令人震撼——

“眼瞅着西林吉那边火光冲天,一眨眼的工夫大风裹着火球从天而降就飞到身边,跑都来不及啊!”

“神火,没见过!汽车开足马力,火在屁股后追,眼瞅着把汽车烧成黑乎乎的铁壳,人烧成了木炭……”

猝不及防的山火一瞬间横扫林场,向着图强林业局所在地狂奔而去。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片残垣断壁,一具具焦黑的尸体,一缕缕散发着焦尸味的浓烟……

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中,育英林场死亡人数最多,高达47人。47条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化为一缕轻烟,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车过育英林场,我让司机速度放慢些,目光投向山坡坟茔,心中默默哀悼。记得火灾刚过,我曾来到这里,那时山坡上新坟座座。萌芽吐绿的枝叶在春风中摇曳,“飒、飒”的风声似乎是一个个冤魂在低声哭泣……

荒塚累累,草木丛生。一阵山风拂来,枯叶在坟茔间盘旋,好像在不知疲倦地讲述着那个可怕的夜晚——

镜头一:被烹两姐妹。逃命,是灾难降临时人们的本能选择。图强林业局一位老人讲起那俩姑娘就流泪……

大火突然包围了林业局,从天而降的火头转眼就到眼前。“快跑呀!快跑呀!”他在慌乱中听到两位姑娘惊慌地跑出家门,火已经烧到眼前,无路可逃,她们只感到热,只想找到有水的地方。

路旁有一个建筑工地,有一个盛满水的大铁槽子,俩姑娘急不择路,以为蹲在水里,躲过火头,就能躲过灾难。她们飞身跳进水槽中,把身体沉入水中,只露个脑袋,感觉凉爽爽很舒服。

火魔呼啸着扑了过来,这非同寻常的千余度高温气浪,所到之处铁轨变形成麻花状,汽车烧成一坨铁。火魔从这个工地无情地掠过。

第二天清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铁槽里的水几乎干涸,俩姐妹的躯体已经膨胀,她们被高温的沸水煮死了……

镜头二:地窖里惨死的一家人。许多人都还记得被突如其来大火摧毁的这样一个家庭。老少三代九口之家,和睦相处美满和谐,儿子正在张罗结婚,父亲是单位骨干。当山火烧近城边的傍晚,父亲被单位抽调上山打火,临出门还告诉母亲晚饭不回来吃了。

谁会想到,他迈出家门,告别是的熙熙而乐的大家庭。第二天回来,迎接他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大悲哀!

在林区,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储存蔬菜的地窖。在那个大火袭来的夜晚,一家八口躲进地窖,本以为山火掠过,一切都会照旧。可是,打火归来的父亲看到的却是悲惨至极的一幕——地窖在高温大火炙烤下,老人孩子无人幸免。有的脸色铁青,有的双手深插泥土之中,有的搂抱在一起……父亲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呆呆地坐在亲人身旁,像一尊泥塑,一动不动……

第二天,人们在不远的树林里,发现了他自缢的遗体。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杨民青目睹了火灾的惨烈景象,至今谈起来记忆犹新。30多年后,满头银丝的老杨为能够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深感自豪,对人生的脆弱、无常感叹不已……

镜头三:冤死者吕炳林。200多条鲜活的生命丧生火海,还有一位惨死者鲜为人知,他叫吕炳林。

我是在大兴安岭法院公审“五·六”火灾责任者审判大会后知晓这个冤案的。那一天公审结束,当我随着人流步出审判庭,一位老人在法庭门口一边喊冤,一边奔跑,他穿的衣服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

这位老人和一位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孩子来了,跪在地上向我们哭诉冤情——吕炳林是老人的儿子、女子的丈夫。面对突来的大火,工商银行图强支行育英林场分理处主任吕炳林坚守岗位,保住了储蓄所数百万存款和账目。可他的家却被烧毁了。

金融单位把他作为抢险救灾英雄人物大力宣传,他已经到了哈尔滨准备乘飞机到北京做报告,突然通知他回到林区。原来银行在清点金库银袋子时,发现5元一张的一大捆钱没了,共缺少5万元钱,怀疑是他监守自盗。

据大兴安岭地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介绍,寒冬的加格达奇,零下三四十度,办案的公安干警使用各种手段让他认罪。吕炳林开始不承认,刑警们手段升级,他实在受不了,就说是自己干的,钱埋在树林里。警察带他到现场找不到,接着又采取措施,最后竟然惨死在看守所……

通过多方调查,在检察部门支持下,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经过一番曲折,最后对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为民申冤。

林区的老人说,这笔钱最后也没找到,可吕炳林没有死在凶残的火海里,却惨死在公安人员关押的看守所里,不能不令人叹息。

30年后我找到了吕炳林妻子的电话,她已到了南方。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在哈尔滨工作……

重踏故地,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数百个冤屈的灵魂飘荡在原野之间。

大兴安岭火灾的遇难者不该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尚在襁褓之中,有的正是花季少年,有的正值壮年待大展宏图,有的夕阳红正颐养天年。他们的梦想被无情的大火吞噬,唯有冤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旷野游荡……

肇事者是谁?

3.肇事者

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工汪玉峰、王保敬、傅邦兰、郭永武、李秀新……作为肇事者,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历史的档案里。

热热闹闹的大年春节过去了,河北省冀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热闹过后开始冷清。难耐的冷清笼罩着村里的汪玉峰。学,早就不上了。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巴,贫穷的影子与他紧紧相随。他想,17岁了,该像村里的男人一样出去闯天下了。

于是,迎着春天的风,年轻的汪玉峰循着村里人的足迹,怀揣着淘金的梦想,踏上了远赴东北的行程……

在少年汪玉峰的眼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漫山遍野的森林。干一个月的活儿,就能得到在家里干一年也挣不到的钱。

在漠河县城西林吉,汪玉峰通过老乡找到古莲林场清林大队长李义,采取冒名顶替的办法,被安排在清林承包小组上山干活。

枯叶干枝灌木丛生的林区,与汪玉峰从小生活的冀东平原有天壤之别,一切都那么陌生、一切都那么新奇,他跟随承包组的工人学着使用割灌机清理山林。

5月6日下午,汪玉峰到林区的第13天,他随着承包组来到古莲林场公路11公里路北200米处清林作业。这时,割灌机汽油没了,汪玉峰打开加油盖,加满了油,溢出的汽油洒在机身上和草地上。他浑然不知严重后果。

加了油接着干活。就在他起动割灌机时,高压线的火星引燃机身上的汽油,火光迅速蔓延到草地上,枯干枝叶上的汽油瞬间燃烧,火势转眼间形成火灾……

灾后追究责任,肇事者均以失火罪被判刑,其中李秀新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郭永武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汪玉峰被判有期徒刑6年6个月。

王保敬被判有期徒刑7年,是失火罪最重的刑期。让我们沿着他在鲁西南大地留下的足迹,回溯他踏入高墙的铁窗之旅。

山东郓城是水浒好汉的摇篮,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说,宋江、晁盖等演绎的传奇故事,为这方水土赢得了中国好汉之乡美誉。然而,回肠荡气的精神大餐并不能取代贫穷,物质的极度贫困丝毫没有因为“好汉之乡”而减轻。

22岁的王保敬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1987年过了春节,便乘着3月份的春风一路东进,在大兴安岭的漠河县找到了同乡,经人介绍,加入了河湾林场承包清林队伍,开始了他靠劳动致富的梦想。

5月6日上午,王保敬与往日一样,跟随李红军、傅邦增来到河湾林场第38林班号,在第一小班和第二小班之间的百米道附近清林。上午10时30分左右,活干累了,3个人来到附近百米道南侧第一小班内的一小堆径木上坐下休息。

王保敬斜靠在木堆上,掏出一包香烟,慢慢点燃一支。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淡淡的烟雾轻轻吐出……重体力劳动确实有些体力不支,但想到可觀的收入,疲劳便随着烟雾的散去灰飞烟灭了……

“干活喽!”随着李红军的一声吆喝,王保敬起身干活。他顺手把未吸完的香烟往身下的木头上一按,头也不回跟着李红军等人干活去了。

致命的顺手一按仿佛埋下一根导火索,引发的是惊天一爆!

烟头从径木上掉落下来,落在干枯的枝叶上。一阵风吹来,火红的烟头引燃了干燥的枯叶。火越着越大,烟火升腾蔓延起来……

古莲林场和河湾林场两处起火点,正是横扫漠河、图强、阿木尔的元凶!山火由小变大,逐渐蔓延。时而被扑火人员围歼几近扑灭,时而苟延残喘,看似偃旗息鼓。其实,它们好似狡猾的狐狸,恰如喘息的恶虎,正蜷伏在密林深处,用狡黠的目光窥视着、等待着……

他们等待的是另一个恶魔——狂风。

5月7日下午3时许,林间的西北山风突然间狂躁起来,狂风挟持着蒙古高原的高压气流,愈发暴怒,愈发骄横。本来已被控制的火场,由于两个魔鬼很快拥抱在一起,火魔借着风势,狂风挟着火魔,狞笑着向百里之外的漠河县城西林吉镇狂奔而去……

晚7时许,火魔把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呼啸着从天而降,袭击了漠河县城。仅半小时,洗劫了边城西林吉镇的火魔借着8级大风,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向东推进。所到之处,夷为废墟……

法院判决认为,由于汪玉峰、王保敬失火引起的特大森林火灾,使西林吉(漠河)、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10个林场中7个林场的林地过火,3个林场场区被烧毁。同时,烧毁房屋8549平方米,合计损失193万元。

《刑法》规定,失火犯罪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一般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还规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属综合分析主客观诸方面因素范围。王保敬、汪玉峰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显然属“重大损失”,但汪玉峰时年17岁,这应该是判得比王保敬轻的原因。

肇事者得到了应有惩处,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呢?

4.责任者

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责任者名单上的,除了被追究直接责任判刑的失火罪犯,还有一批被追究玩忽职守和渎职失职的干部,被惩处的有共和国的部长、行署专员、林业局长和基层干部。

2017年7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静谧安详。午后的斜阳洒进高干病房,洒在一位躺在病榻上九旬老人的身上。

长期住院的董智勇面色红润,布满老年斑的脸上露出微笑,他微微伸出手,欢迎我的到访。1952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森林系的董智勇是一名学者型官员,高级工程师,主编了《中国森林》《中国林业人名词典》。

坐在病床边,我向他谈起不久前的大兴安岭之行,谈起30年前的那场火灾。他虽然年事已高,记忆力还很好,并且十分健谈。

“当时我正在江西出差,从电视上看到大兴安岭着火的消息,我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到了林区……”

尽管躺在病床上,他的神思显然回到了30年前难忘的时刻。他告诉我,1986年部领导分工时,让他管防火、教育8个司局。所以回到北京听了汇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坐直升机飞到灾区去了,田纪云副总理还任命他为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副总指挥。

谈到责任处理,董老显得有些激动。“大火5月25日基本扑灭,6月份就撤了两个部长,我是6月23日被撤的,部长杨钟在此前半个月就撤了。”老人对撤职时间记得非常清楚,对当时的情形也记忆犹新。他记得21日下午,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损失这么严重,死伤这么多人,要撤你的职,你要表个态。

董智勇问:“凭什么呀?就凭这把火?我不表态!”

“你不表态不好交代啊。”

看谈话的领导为难,董智勇赌气地说:“这个决定非常伟大、非常及时、非常英明……”

那位领导听了说,好!然后拿起电话就给上级领导汇报,说董智勇表态非常好,拥护撤他的职……话还没说完,董智勇凑上前去,朝着话筒喊:“我不拥护!”

关于撤销董智勇同志林业部副部长职务的决定是这样表述的:作为分管护林防火工作的副部长,“在护林防火工作上缺乏应有的责任感,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不拥护也撤了……”回忆起撤职的那一幕,董老幽默地说。“无官一身轻了。我有一位老奶奶,当年99岁了,我去看她,她让我想开些,一番话让我十分感动。想开了,无所谓了,我还是我。”病榻上的董老谈起往事十分轻松。从那天起,他买了一双旅游鞋,买了一件夹克衫,与老伴一起满北京到处转。

“待了有小半年吧,高德占部长让我担任林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还担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1991年又干了一届治沙协会理事长。

六七年前,中央有关部门批复,恢复董智勇副部级医疗待遇。

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事故中,最早处理的是林业部部长杨钟。

6月6日,大火刚刚扑灭,国务院启动了事故责任追查机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指出林业部主要负责人对这场火灾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会议作出《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五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十一次会议1987年6月23日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

撤职的理由是:

他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部署抢险灭火工作,但在此之前却几次出院参加外事活动,直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评之后,他才不得不在5月25日到达灭火前线,但表现消极。这期间,杨钟同志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和检讨,只是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批评之后,才作了表态性检查。

董智勇眼中的杨钟是这样的:“杨钟比我小5岁,是个非常朴素的干部。”谈起楊钟,董智勇显得十分同情。他说,他虽然不十分懂林业,但人很艰苦朴素,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当时正住在医院,这是经过请假的。那时正在北京召开国际林业联合会,领导硬要他去代表林业部讲话,他就去了,回来又住进医院,他确实有病。

同样受到撤职处分的大兴安岭行署专员、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邱兴亚生前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大火期间,杨钟从北京飞到塔河县城,一直到6月2日才返京。邱兴亚前去看望,发现他住在县农机公司的一个小仓库里,没有窗户,连厕所都没有,邱问他怎么住在这里呢?杨钟说,比起灾民这就不错了,我有肝炎病,正在活动期,一个人住这儿免得传染啊!

当邱兴亚说到,损失这么大做好了受处分的准备时,他说,我也做好了受处分的准备。

在邱兴亚的家里,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这是两人受处分后、闻知邱兴亚住院,杨钟写给他的长信,信中安慰他:“……只要能振兴林区,我们受这个处分是值得的。对名誉、职务、待遇这类东西,不值得去作计较,那不是我们入党、革命的宗旨。要接受路遥知马力的历史检验……”

1990年9月,中央纪委向林业部纪检部门了解杨钟在大兴安岭火灾中的扑火表现,中纪委还派员找到邱兴亚等扑火一线的干部群众听取意见。不久,杨钟调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

杨钟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南充人,长期在县、市地方任职,文革受到冲击。1979 年12月至1982年5月,任四川省副省长。1982年4月,任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大兴安岭这把大火,彻底改写了杨钟的人生。1987年6月至1988年1月,在林业部待分配;1988年1月至1990年7月,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组组长、业务领导小组成员;1990年7月至1996年2月,任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1991年3月至1996年3月,任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2003年退休。2012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在我采访董智勇两年以后的2019年6月15日,这位老人在中日友好医院与世长辞了……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其后的1987年8月,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有关责任者作出处理——

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林管局局长邱兴亚,犯有严重官僚主义、严重失职错误,给予撤职处分;大兴安岭行署副专员、林管局副局长张凤鸣分管防火工作,给予撤职处分;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李春贺,对这场特大森林火灾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漠河县委副书记、县长、西林吉林业局局长高保兴,对两起大火负有直接的重大领导责任,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县长、林业局局长职务处分;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对这次火灾事故及其严重后果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县委书记职务处分。给予撤职、党内处分的还有漠河县副县长李振杰、漠河县委副书记李永庆,漠河县委副书记郑宝满、漠河县副县长王玉东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处分。企业处分严重的是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开除党籍、撤销林业局局长职务,并追究刑事责任;阿木尔林业局工会主席吴宝业,开除党籍、撤销工会主席。

其后,大兴安岭行署、大兴安岭林管局对一批科股级干部作出处理,并对有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5. 30余年不停抗争的秦宝山

在受到惩处的科股级干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漠河县消防科副科长、县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秦宝山。不仅由于火灾中他名声大噪,还在于他几十年来一直不停地上访鸣冤。

时光的脚步还要回溯到那个地狱般的5月7日。火魔似乎在一瞬间就把漠河县城西林吉镇洗劫一空。火灾发生后,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烧焦的废墟上一栋红房子完好无损矗立街头。

这是秦宝山和漠河县长高宝兴的住宅,秦宝山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在舆论的语境中,塑造了一个在大火中不去抢险救灾,而派消防车把自己家和县长家房子保住,并抢出财产的渎职官员形象。

火灾之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以玩忽职守罪对他提起公诉,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副庭长担任审判长。

法院审理集中在两点,一是秦宝山带领消防车保卫“四库”(油库、粮库、物资库和商品库)时未尽职守,就带领消防车撤回城里;二是回到城里不去救火,反而让消防队员抢救自己家财物,并保住他与县长高宝兴的红房子。

一审认为,被告人秦宝山,在森林火灾严重危及“四库”的国家财产和职工安全时,不履行其防火副总指挥的职责,对“四库”的扑火、防火工作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和部署,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秦宝山对此一直不服,他所在的公安机关和一些群众也一直在为他鸣不平。他被批捕后,我曾到看守所采访他,尽管过去30多年了,我还清晰记得,一谈起他的案子,一谈起一些媒体对他在那个夜晚的报道,就怒火中烧,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们媒体就知道造谣,你们报道的有多少是真实的?”“你们耍笔杆子的敢不敢主持公道?”秦宝山越说越激动,以致那次采访难以进行。

1992年深秋时节,我再次来到大兴安岭林区采访,接触了许多当年受过处分、判刑的干部,县里领导联系秦宝山时被他拒绝了。我知道,他及他的妻子、儿子对新闻记者的成见深入骨髓,难以改变。可是,就在我要离开林区的时候,他却出现在我住的宾馆。

几年未见,他显得神情阴郁而忧伤,岁月在他脸上布满沧桑。他吸着烟,缓缓地告诉我,这些年一个记者也没有接受采访,记者都是胡说八道……

如今出狱了,开了一家小旅店养家糊口。他说:“我从开始就不服,一直在上訪……”

30年后再访大兴安岭,我向县里的领导提出想见见秦宝山,县里领导告诉我,他已全家搬回山东老家离开林区。我让汽车载着我来到当年的“四库”,来到古满公路东侧西山根下当年的红房子前。映入眼帘的是高楼林立、崭新的街道和楼房,早已看不到往日的情景……

对秦宝山一案,许多大兴安岭的干部群众和公检法办案人员一直有他们的看法。

公安部门的调查:

早在漠河县人民检察院决定批捕秦宝山的1987年末,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便组成调查组,深入火灾现场,“本着实事求是原则,通过找知情人、实地勘查,终于将事实查清。”写出了《关于秦宝山在“五·六”火灾期间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88年春,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又写出《关于秦宝山在“五·六”火灾期间有关问题的再报告》。

我在这两份作为文件上报的报告中看到,主要澄清以下事实:

1.关于秦宝山在“四库”的表现及撤离“四库”是否玩忽职守。报告认为,据调查,一是秦宝山到粮库时,院内并无明火,院外杂草皮燃着的火,组织人力即可扑灭,于是他部署在场人员扑打。二是秦宝山到达物资库时大门锁着无人看守,并无明火。一直到他们离开5个小时的深夜12时左右,才由废品收购站的飞火刮进库区引起部分物资燃烧。

2.关于秦宝山在古满公路一带部署消防车问题。一是将5台消防车部署在古满公路一带是按县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二是由中队长宋有贵带两台消防车流动在县边防大队和县医院门前的一条大街上,目的是堵截大火保护道南居民区;由副中队长李秀彦带两台消防车在红旗旅社门前,目的是控制道南居民区的火,保护道北居民区;指导员高原带一台车停在饲料站门前大道上,目的是控制古满公路两侧堆放的上千立方米木柈子燃烧,以保障逃难的人群、车辆从公路上撤离。

3.关于对秦宝山案进行鉴定问题。被告人秦宝山的辩护律师岳成和王真提出《关于请求对秦宝山案进行鉴定的建议书》理由充分、可行,值得认真考虑。

目击者说:

科员老肖(漠河县消防科科员):1987年消防科只有秦宝山和我,工作很忙很累。虽然大火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亲身经历的一切,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天下午,我和秦宝山骑摩托车去贮木场和林产公司车队落实打防火线。傍晚返回时发现大火复燃可能烧进县城,于是我俩直接来到县防火办……

我们所带消防车刚到西山路上,发现大火已扑向贮木场……同时县城里也进了大火,这就形成了保哪头的问题。一个是去看了一下,当时“四库”基本无火;另一个是县城已一片火海,恐怕要烧死人。当时我们几经考虑认为,返回县里重要。撤离时在桥头又请示了县人大主任张士本……

报纸上说的所谓“抢秦宝山家东西”,我当时在现场,那是因为给消防队战士拿吃的和御寒用的。找推土机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保路北居民区不被烧……秦宝山家所有的物品早就被老婆孩子搬到西山去了……秦宝山以“玩忽职守罪”被捕,我们当时都感到很吃惊和不解。在上级指示开除秦的党籍讨论会上,全体党员一致认为,秦宝山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公安局全体党员一致要求为秦宝山请功。以上我所反映的所有问题都是认真的,这一切我都是身临其境,我敢承担法律责任。

指导员老高(漠河县防火科、县消防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87年5月6日,这个充满痛苦和悲愤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当时的县防火科、消防队是一个党支部。7日下午接到秦宝山“出火警”的命令,消防队全部出动准备打火,我同队长宋有贵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傍晚时车快到贮木场时,别说是灭火,就是跑都来不及了。5台车4台撤到桥头。这时秦宝山同我们商量,是回县城还是到“四库”看一看?大家意见马上就统一了,到“四库”。

先到了物资库,见无火,秦宝山果断下令“掉头去粮库”……到了粮库我们下车巡视了一圈,秦告诉粮库的人一定要注意火星,防止草把库引燃。我们又赶到油库,确实没有明火。秦对我们说,前两天防火科对油库进行了全面检查,所有的油罐都盖上了隔热被,油罐的四周防火线打得很好,现在火头已经飞过了油库,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经过短暂商量,决定“往回返,救县城”。

……当时的5台破旧消防车载水量不过20吨,全部集中起来也打不灭一处燃烧的柈子堆。看到大家心情十分沉重,秦宝山对全体消防队员说:“虽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也要去救,谁也不能脱离岗位,别人可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干这玩意儿的。”

……我们在三岔路口处的几栋房及路北处35区灭火时,消防车的水管浇不到房子和柈子,这时我见到公安局政保科长牛启峰过来,我说:“你替我去把那边的推土机调过来,先推一推这几栋房子周边。”一会儿推土机就来了,正是这一调,可犯了大忌!我只知道秦宝山家在这儿,哪里知道县长高宝兴的住宅也在这里啊!连他妈自己家都不要了,还想着给领导打溜须呢?哪里有这事儿?可这一切都他妈给秦宝山编派上了……

到了下半夜,我们已经在大火中拼搏了近10个小时,一天水米没进,大家十分疲劳。我找到秦寶山说:“你家在这里,把门打开给队员们找点吃的吧。”秦宝山说:“去吧。”我们进屋里端出一锅没来得及吃的大 子粥给大伙吃了。后来我同秦宝山说:“这几栋房子也可能保不住,不如到你家,把消防队能用的东西抢出来拿到车上。”秦宝山说:“你们看什么有用就拿什么吧。”就这样我们拿出他家一袋大米、几条被子和毯子等,这也都成了秦宝山的罪状。

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去了,可我们听到的是断章取义的证词。我讲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如果有一处不实之辞,用党籍公职担保,愿接受法律追究!

司机小王(县筑路一公司推土机司机):那天晚上我和张广清开着推土机跟着一个骑摩托穿警服的人来到红旗旅社附近。那人说,道南的火快要过道了,为了保住道北,你们就从这条道自西往东,把道两边的柈子、帐子、仓房全部推掉……后来才知道那人叫秦宝山。

着火以后听说把秦宝山抓起来了,是说他让推土机保他家的房子,推了隔离带。现在着火已经几十年了,可我一直认为当晚推的没毛病。先推的那条道两侧和推倒那两栋房子,确实是为了保道北……说当晚推土机为秦宝山家推隔离带,那更不对,那是第二天上午埋余火时推的……

大火以后,有关工作人员两次来找我和张广清,我们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咋记的,根本不让我们看。只让我们写上情况属实,签上名字就完了。以上我说的如有不实,可以承担法律责任。

3个人都提供了文字材料,愿意为秦宝山作证。

法、检相关者自述——

漠河县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后来书面回忆说:我当时主管刑事检察工作,由于当时的大气候,由上级领导指导办案……

后来此案在起诉阶段,组织上安排我担当秦宝山案的公诉人。经审查本案的全部证据后,我个人认为,认定秦宝山犯玩忽职守罪的证据不足。这个意见当时来检查工作的各级领导都听过汇报。后来在开庭审理前不久,我因高血压性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改由别人出庭支持公诉……

大兴安岭法院一位副庭长、秦宝山玩忽职守案的审判长,后来提供书面材料反思:法检联合办案时,会上有人指出庄学义、李永庆、秦宝山等人不构成犯罪。这种意见没有被采纳。要说个人责任,我作为秦宝山案件的审判长,使秦宝山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我难辞其咎……

这些知情人或出具书面证言,或向有关人员反映情况,讲述他们在对领导干部追责时的亲身经历。

秦宝山的绝望与无奈——

秦宝山出狱后,请求依法撤销判决,宣告申诉人无罪。他在给黑龙江省高院的信访申诉书中自述:

火灾中申请人并非像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那样未履行职责,而是积极参与扑救工作,不但没有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而且是挽救了国家、人民财产,维护了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玩忽职守的事实。原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

对认定秦宝山关键事实的撤离“四库”,秦宝山说:“当时‘四库并没有着火,我在组织人拆除3座帐篷隐患后,当然须返回县城灭火救人,根本不存在擅离职守,物资库被烧是在我离开后四五个小时发生的……”

尽管秦宝山不断上访,律师也多方调查取证,2013年2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驳回通知书,称:“原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你对本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裁判应予维持。”

在大兴安岭林区,尽管我非常想再见到秦宝山,他已怀着一颗伤透的心,离开了这块流淌着他的汗水和艰辛、绝望和无奈的土地,回到他出生的山东老家。

从庄学义那里得到他的电话。我尝试着拨通电话时,心中还在想,他是否会像最后一次见面时那样,对记者充满愤恨和仇视。但直到电话那一端传来老迈而低沉的声音时,我才意识到,时光已经过去了30年,他应该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什么样的人经得住裹挟着痛苦和磨难的时光流水,年复一年地打击和冲刷呢?

他告诉我,听说我重返大兴安岭了,但对自己的案子已经绝望了。他反复问我,“还有公平正义吗?真相还会大白天下吗?”

连续几天,秦宝山那阴沉绝望的声音在我耳畔鸣响。过了一周左右,我接到他寄来的厚厚一沓材料,附有一封信:

感谢您还能关注30多年前的陈年旧案。我这个案件当时就是人为制造的假案。凡是参加当晚灭火战斗的人员,及参与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心里都清楚。否则一审的那位审判长也不会写出那样的证言。尤其是一审公诉人的副检察长也不会“托病”拒绝出庭支持公诉。许多当晚参与扑火战斗的人员也都出了证言。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申诉,但无济于事。说实话,我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今年已经76岁了,心脏和脑血管都不好,每天昏昏沉沉。我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上访和申诉了。唯一的要求是权威专门机关对我当年的行为作出司法专业鉴定……

2019年12月初,我应邀到威海授课,听说我第二天就回京,夜晚9时许,他在妻儿陪伴下来到我下榻的宾馆。近30年后再见,年近八旬的他已面容憔悴,疾病缠身。当我紧紧握住他颤抖的双手时,心中的凄凉阵阵袭来……

这就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消防科长吗?我难以置信。庄学义案平反曾给他带来希望,可他无数次投诉却石沉大海。他说,我的心脏病、糖尿病非常严重,已经没有力气四处申冤了……“可我真是死不瞑目啊!”他语速缓慢无力,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已是深夜,在儿子搀扶下,他缓缓起身离去,直到他们的背影在视线中消失……

  第二章   庄学义与93人案

2016年深秋时节,我获得了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获奖人员,广播电视等媒体广为报道……

没有想到,这一荣誉勾起了近30年前的陈年旧案。

初冬的一天,一封挂号信送到我的案头,寄自江苏省连云港市,打开一看,厚厚一沓上访材料中附有一封信,阅后才知是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被判刑的原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

庄学义,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啊!说熟悉,他是近30年前大兴安岭那把大火判刑最重的官员;說陌生,公审法庭上,他留下必胜的微笑后,再也没能见到他。

读了信得知,他为我获奖高兴,同时反映了几十年的曲折上访经历,以及93名干部群众因他受到牵连被处分的悲惨遭遇……

大兴安岭公审时我是新华社在现场报道的两名记者之一,庄学义的情况十分熟悉,没想到岁月已经过去近30年,这些人的命运一波三折令人感叹。

1. 93人惩处案

时光重新回到1987年那个令人诅咒的春天,“五·六”大火如同一场浩劫,图强林业局数万职工沉浸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之中,没想到一场新的浩劫又降临了。

火灾刚过,有人给中央和省领导写信,反映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在火灾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见死不救、回家转移自家财物……”上级领导要求彻查。

那时,国务院全体会议刚刚开过,林业部两位部长被撤职,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追究火灾责任的呼声强烈,正是舆情汹涌的时刻。

一天,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组来到图强林业局,这些人主要以地方纪检干部为主组成。

调查组听取了举报人的“控诉”,收集了庄学义所谓的“证据”。调查结束了,但却激起了林区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愤怒。有93位干部职工联名写信,请求上级机关对庄学义一案实事求是进行复查。

写给上级领导的信层层批转下来。不久,还是那个调查组带领原班人员,拿着93名干部群众的联名信,再次来到图强林业局“复查”庄学义案件。

有的领导没有对93人反映的事实进行认真复查,而是把这一群众反映定性为“非组织活动”,在林场进行逐人审查,人人过关。

群众的正常反映并没有阻止庄学义一案滑向冤案泥淖的脚步。

6月24日,上级组织部负责人宣布庄学义停职检查,其后专案组进入,再后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图强林业局的干部群众一直在上访。与此同时,签名的93人受到各种惩处。

在庄学义案件调查、侦查、审理的一年多时间里,有8名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政纪处分。

田兆平, 93名联名上访者之一。我在30年后来到大兴安岭漠河县当天,尽管已是深夜8时,还是约他在下榻的宾馆见面。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古铜色的脸庞饱经风霜,谈起大兴安岭火灾,谈起那起因为庄学义鸣不平受到的冤屈,仍然很平静:

我当时是图强林业局机电科技术员,在联名上访的93人中年龄最小,才21岁。为庄学义的事儿我跑了6次北京,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因这件事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后来把我调到古莲河煤矿防火办,1993年我就下海自己干了。

当时就是出于正义感,真实反映情况,没想别的。本来没我什么事儿,火灾后第三天把我抽调到国务院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指挥部,我当了几天负责会议记录的秘书,后来告诉我,因为参与上访,不能再干了。

那年12月份给我的处分,文件送给我时,我就给撕个粉碎。这件事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母亲为我这事操碎了心。如今法院已经给庄学义平反了,如果能给我们这些人平反,至少对死者是个安慰。如果有这一天,我一定拿着那张纸,到我妈的坟头磕个响头,告诉她老人家,你的儿子当年坚持的是正确的……

2.无罪重审路漫漫

看了庄学义寄来的材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给庄学义打了电话,约他有机会来北京一晤。

2017年初春的一天下午,庄学义来到北京,我们约好在他下榻的长椿街的一家小旅馆见面。

春风拂来,街头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路边的柳枝开始泛绿。远远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旅馆门口。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戴一副斯文眼镜、穿着四个兜干部服、满头乌发的庄学义吗?这就是那个法庭上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的庄局长吗?

我最后见到他,还是在1988年6月加格达奇大兴安岭火灾责任者审判大会上,庄学义穿着干部服微笑着走向法庭。

从北京请来的大律师张思之论据清晰,辩护有力,职业风采不断被叫好的掌声打断;庄学义的自我辩护充满激情。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他最后说:“只要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只要共和国旗帜不改变颜色,大兴安岭‘五·六大火冤案一定能够得到公正合理解决!”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响起,法庭一阵骚动,法警带走了带头呼喊口号的旁听者。

庄学义被法警带走时留给骚动法庭的,仍然是满怀信心的微笑……

尽管时光过去近30年,嵌在记忆深处的这一幕永远定格在大脑中。

如今在我面前的则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稀疏的白发覆在脑后,老年斑爬上了他曾经青春的面庞,岁月的风霜写在饱经磨难的脸上……尽管时光无情,我依然认得出他就是庄学义——那个1965年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支边来到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知识分子,那个蒙受冤屈身陷囹圄、坚信一定会得到平反的庄局长。

在庄学义投宿的逼仄阴暗的旅馆里,讲起了30年的冤情,泪水顺着他苍老的面庞流淌。他哽咽着、啜泣着,讲述了一直在与命运抗争的30年:

1988年6月,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大兴安岭分院指控庄学义犯玩忽职守罪,作出有期徒刑3年的刑事判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8年8月作出刑事裁定。庄学义不服,提出申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事实清楚维护判决。

庄学义和图强林业局的干部群众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上访。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庄学义专案组调查有的“群众”的举报材料,主要内容有:一是庄学义作为图强林业局局长,没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到了育英林场没有组织好救灾防火,致使烧死40多人;二是图强林业局派去漠河救火的一台消防车,司机于得水为了给庄学义的小车让路,车轮掉进公路边上的水沟里,导致消防车上的武景慧和司机被大火烧死;三是庄学义在从育英返回图强时,一女子抱着孩子要求搭乘他的小车一起逃生,庄学义不但不让上车,还一脚把那女的踹到路边壕沟里……

在那个火魔肆虐的煉狱之夜,真相到底怎样呢?

庄学义和王全福、王玲等图强的一些干部群众,为我还原了那一天的情形:

5月6日,庄学义外出开会归来,当天带队到所辖林场检查部署防火工作。这时听说处于上风方向的漠河(西林吉)发生林火,他主动提出支援,对方回答林火已得到控制。然而,正是由于西林吉林业局的两起山火没有得到及时清理、扑灭,5月7日火魔才借着狂风袭来……

庄学义告诉我,7号这天晚上,他接到大兴安岭行署专员、大兴安岭林管局邱局长从铁路部门转过来的电话,指示他:西林吉林业局山火成灾,可能已经烧进漠河县城(西林吉镇)和贮木场,林业的电话线路都断了,图强要腾出房子准备接收难民,要派消防车支援西林吉……

放下电话,庄学义立即作了布置,并想到了离西林吉镇仅4.5公里的育英林场。然后他拿起电话,接通图强林业局另一位领导,请他到调度室代为值班,自己要带人到育英看一看。

大约20时30分,庄学义和局防火办主任赵双喜赶往育英。车行到“九拐处”时,庄学义下车远眺,发现漠河方向“红彤彤一片”。眼前的情景令他惊呆了,大火正烧进育英,车队、10万立方米的贮木场、铁路两侧及其居民区已经燃起熊熊大火。庄学义找到育英林场场长曾凡金,告诉他马上广播疏散群众。曾凡金说广播坏了,庄学义让他用人喊。情势严重,庄学义马上又给图强局的那位领导通电话,告诉他立即组织职工向大河疏散。

8级大风飞沙走石,山火借着每秒15米的风势迅速把育英林场吞噬……

庄学义撤到林场南面的综合厂、养路队,组织一批群众疏散。这时,风刮得人站都站不住,眼看着山火越烧越旺,庄学义只好带着赵双喜乘车返回图强,那里还有一万多职工家属等待疏散。

先庄学义到西林吉救火的消防车,行到育英时,风越刮越猛,眼看着远方火红一片,大火像头巨兽从天边扑来,还没等醒过神,大火已烧到眼前,司机慌乱之中驾驶消防车急转掉头。头是掉过来了,后车轮却陷在水沟里。车翻了,司机和另一名消防战士英勇牺牲。至于那个母女的故事则是别有用心者精心捏造的“杰作”。

庄学义和他的支持者们不停地写信,向中央、省等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还多次到北京和哈尔滨上访,希望还给庄学义一个公道!

3.再审现曙光呼唤正义

曙光在2004年浮现。这一年黑龙江省高院对此案提起再审,认定:火灾中庄学义“在认真履行职责,并无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作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宣告庄学义无罪的终审判决。

讲到这里,庄学义的面庞露出些许安慰。他告诉我,法院宣告无罪,让我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感受到正义的力量。由于当年还未实施赔偿法,2006年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给予他精神损失、人身伤害赔偿及医药费补助,等待上级撤销党政纪处分后,办理恢复党籍、正处职级、按正高职在地林直机关退休事项。

庄学义和他的家人沉浸在等待的喜悦之中。他们以为,事实清楚,有法可依,上级的批复很快会下来,噩梦过去了,过一个平安的晚年吧……

可是,这一等就是十几个春秋。早已年过古稀的庄学义回到了老家江苏连云港,长期林区艰苦生活得了一身病,前几年妻子又患了癌症,需要他照顾。受他的影响两个儿子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生活十分清贫。

“我视为政治生命的党籍和公职待遇没有了,因为我被处分的那些干部群众还背着沉重包袱。”无罪平反后,庄学义为恢复党籍和公职四处奔走,从大兴安岭到哈尔滨,从省城到北京,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庄学义的理由很简单,当初判决有罪,才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如今无罪了,自然应该恢复。

有关部门则踢皮球,答复说,无权解决。有的干部说,当年的处分决定是“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指挥部”作出的,需要他们发话才能解决。

庄学义到哪里去找近30年前早已撤销的“指挥部”呢?他不断上访。接待的部门有的给予回复,有的无能为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告别庄学义已是黄昏时分。夜色袭来,晚风在鹅黄的枝头环绕。暮色中,他向我招手告别,蓬乱的白发随风飘飞,苍老的身影渐渐远去,隐没在京都车水马龙的喧嚣之中……

2018年4月,他给我寄来一份材料。他写道:“我无罪平反已14年了,可现在还是个76岁高龄的刑满释放再就业人员,月收入只有2800元。我患糖尿病30多年,老伴也身患重病,等待病房做切除手术。真可谓贫病交加,水深火热难以名状,精神几近崩溃……”

庄学义已对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指挥部”不抱希望。如今他只希望解决与撤销处分无关的善后事项。一、请求按劳办发【1997】40号文件精神:国家赔偿法实施前被判犯罪、后改判无罪的,应该恢复劳动关系、恢复公职待遇,并予以补发的规定,恢复我被处分之后、被捕之前的公职待遇。按在职职工日均标准,补发被侵犯人身自由6年间的工资待遇。二、请求兑现原拟定落实政策方案中,从2002年9月起,在地林直机关按正高职办理退休……渴盼党和政府的温暖和人文关怀。”

读到这里,我深深地被感动,双眼溢出泪水,渐渐模糊了……

己亥春节前夕,忽然接到原图强林业局公安局刑警王玲的短信: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的扑火英雄庄学义,申冤31载,在苦难中挣扎无结果。庄学义在绝望中长叹,他说:‘都说苍天有眼,我说苍天瞎眼!竟一个接一个灾难降临在无辜的我及家人身上。2019年1月26日,我被确诊患上胰腺癌腹水晚期,余日可数,现住院化疗。遗憾多多,死不瞑目啊……”

真是祸不单行!她的妻子癌症刚刚手术不久,难道他真的又……我不敢想下去。于是,春节前几天我拨通了庄学义的电话。他的声音苍老而消极,他告诉我,开始以为便秘,肚子胀,到医院一检查,胰腺癌晚期……

他语音平缓地说,我并不怕死,只是不忍心在失望、绝望、渴望中死去。为什么公平正义对我这么吝啬这么残酷这么无情?!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己亥大年初三,我正在东北老家探望老父,天,下着大雪。庆祝新春的鞭炮响个不停,喜庆的氛围洋溢在边城每个角落。忽然,秦宝山打来电话,他告诉我:“老庄走了,大年初一逝世了……”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腊月二十七还与他通话……”我不敢相信。

秦宝山肯定地说,给老庄拜年时电话没人接,打通他妻子的电话才得知噩耗。

我立即拨通庄学义妻子的电话。她告诉我,腊月二十九老庄出院回家过年时,把腹腔的积水抽净,回到家第二天,病情就加重了,大年初一便撒手人寰……

我久久无语……

新春的鞭炮此起彼伏,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我的耳畔反复回响着“遗憾多多,死不瞑目……”这是庄学义拼尽一生精力迸发出的垂死呐喊,是一个蒙受冤屈的灵魂不肯安息,对公平正义的最后呼唤!

庄学义的妻子在电话中提出最后的请求,希望组织能解决老庄按照规定应得的补偿,让死者得到安息……

漫天大雪如同一幅巨大的挽幛,载着庄学义的冤魂和呼唤,在天空久久飘荡……

4. 93人今何在?

2017年5月再访大兴安岭林区,我下榻漠河国际会议中心。

7日早早醒来,天已大亮,步出豪华宾馆,太阳正跃出东方天际。碧空如洗,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整洁干净,宁静的街区悄然无声……

30年前那个噩梦般的夜晚,两股山火像两只巨兽,张着血盆大口,迅速扑向漠河县城。于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逃命的嘶喊声飘荡在夜空。县城被洗劫一空后,火魔又向东横扫山林村镇……

作为这场灾难的见证者,我无法把30年前后同一地点、截然不同的两幅图景重叠在一起。

宾馆的左首是松苑公园。街面寂静,行人很少,路两侧的建筑崭新漂亮,北欧特色、葱头圆顶建筑呈现出异国情调。30年前西德人援建的一排排平房依旧,但已显破败,这是我唯一能辨别出的当年记忆。

这座明丽光鲜的城市,还记得那个可怕的夜晚吗?还有人记得在这场大火中过早逝去的人们吗?那些因庄学义等领导干部被問责处罚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你们还好吗?

漫步在这座崭新漂亮的城市,我急于想了解这些普通小人物的命运……

93人命运各异。田兆平告诉我,在漫长的上访、申诉、抗争中,有些过早离开人世。原图强林业局机电科科长任天寿,因庄学义案件两次受到留党察看和行政撤职处分,他还是不服,继续奔波在上访申诉的路上。长期精神压抑,使他患上脑溢血病,带着病残之躯不停上访,最后郁郁而终。原图强林业局企管办副主任高广龙,因庄学义案件受到撤职处分,他坚信庄学义无罪,还是没有等到庄学义平反那一天,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留下终生遗憾。

更多的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人生的轨迹从此逆转——

贾世英,原图强林业局经协办副主任、林业局法律顾问,因庄学义案件受到撤职处分,因此失去了晋升律师资格。周万才,原图强林业局局办秘书,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他思维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为多家党刊特约通讯员,因庄学义案件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调离岗位。原图强林业局林产工业处主任王全福,因庄学义案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原图强林业局房产科科长李忠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玲,原图强林业公安局刑警,因庄学义案件受行政记大过处分,调离公安队伍,结束了他钟爱的警察生涯……

他们中最小的田兆平已50多岁,其他人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退休后跟随子女离开林区,有的在大连,有的在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有的回南方老家。

从大兴安岭归来不久,利用到大连调研的机会,我约了他们一些人聊聊。

那是春风和煦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连高新园区见到了5位大兴安岭人。尽管身在环境优美的海滨,他们一走进会议室,我还是马上辨认出这就是大兴安岭人。黝黑的面色,朴素的衣着,林区的风霜给大兴安岭人留下永恒的印迹。快人快语,耿直不阿,北国风雪将这些性格融入骨髓,凝聚成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记。

“我可是受过两次处分的人啊!”已经78岁的王全福谈起30年前那场大火记忆犹新。“第一次受处分是因为参与了93人签名,我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在受党纪处分期间按一般干部使用。庄学义专案组组长下来兴师问罪找我谈话,怎么讲也说不服我。第二年庄学义被判刑,我们6个人给有关部门拍发电报,认为应该依法公正审理。当时要开除我的党籍,我们基层单位党支部7名党员,只有3人同意,4人不同意,只好给了我党内处分。”

听名字以为王玲是个女同志,实际是63岁的东北汉子。当年他在痕迹检验方面是林区有名的刑侦专家,参加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培训和考试,省里重点培养的刑侦苗子。他从小喜爱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十分热爱侦探工作,到了痴迷的程度,商店里每批次新到的鞋,他都要照相留存……

大兴安岭这把火烧毁了他的前程,断送了他的侦探梦。

“我不仅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还被调离了公安队伍,到了资源科工作,可我仍然为庄学义鸣不平,他在大火中是个好干部,怎么就成了罪犯?我们到今天也想不通。当年法院有罪判决后,我们7人联名向上级拍发电报,可最后还是把庄学义判了刑。”王玲讲起当年往事仍然愤愤不平。

大兴安岭“五·六”大火肇事者如汪玉峰等早已刑满,如今都已中年,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

受到处罚的干部,林业部部长杨钟、大兴安岭行署专员兼林管局局长邱兴亚,以及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等均已驾鹤西去。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县长高保兴、副县长李振杰、副书记李永庆,都已退休,有的回浙江、河北老家,有的在哈尔滨、大连等城市安度晚年。

5.“不可抗力”:张思之与庄学义

追究领导干部玩忽职守责任,让那些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官员付出代价,最终要通过法律程序完成。30多年前的追责公审大会在大兴安岭林区举行。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还清晰地映印着庄学义面带微笑步入法庭,张思之大律师慷慨陈词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的风采……

1988年6月14日,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作为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旁听了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者公审法庭的全部庭审过程。

庄学义一案最为引人注目——

“面对我们庄严的法庭,面对我们大兴安岭的人民,我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我应该站在这里讲话,我应当站在这里履行我的职责。审判长、二位审判员,我应当如实地向你们表达我们作为辩护律师,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既沉重,又复杂的。因为第一,我们所参与的是一件十分简单但是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一个案子……”

掌声响起……

审判长急忙制止:“不要鼓掌,法庭内肃静!法庭内要保持安静!”

“第二,我面对的不仅仅是我尊重的公诉人,不仅仅是我极其尊敬的法庭,而且是蒙受了人类现代文明史上,并不多见的影响我们子孙后代的巨大自然灾害的大兴安岭的人民。我们作为普通律师,我们既面对法庭履行我们的职责,请法庭审查我们的活动,审查我们的发言。我们又应当面对我们的人民,讲出我们的真情实感,请人民予以评判。

“审判长,在我发表我的辩护意见之前,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发言,此时此刻,仅仅限于检察院提出的起诉书,基本上暂时不涉及公诉人的公诉词,因为公诉人的公诉词,我个人认为,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得太远了……”

现场再次响起掌声……

张思之的辩护严谨周密,论点论据充分,不时赢得观众的掌声,审判长一次次高声喝止,难以奏效。

他首先指出起诉书只摘取了庄学义“一个不大的片断”,“未见庄学义在整个火灾中作为局长的全部活动”。张思之指出:“庄学义在火灾中是不是履行了职责是本案的关键,起诉书的不合情理,因为在它的字里行间始终未见庄学义在整个火灾中作为局长的全部活动,而只是摘取了一个不大的片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会产生说明力是无须说明的。”

然后,他从5个方面对庄学义的育英之行作出详尽分析,结论是:“这个起诉书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应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张思之斩钉截铁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個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外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张思之为庄学义辩护:图强的这场大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他还警示:“依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粉碎‘四人帮12年了,可我们的冤假错案并未绝迹……”

时隔30多年,重读张思之的辩护词,聆听他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不能不为历尽历次政治运动磨难,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优秀的律师油然而生敬意……

张思之的辩护不断被掌声、喝彩声打断,坐在前排的王玲禁不住高声呼喊叫好,审判长不得不下令法警将其驱离现场。

尽管张思之辩护词中说:“不论古今中外,都难免有错案,但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在于,我们决不故意制造冤案,一旦发现错误,一定能及时纠正……”

然而,他美好的愿望仍然没能阻止错判。法院纠正这起错案,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经历了漫长的6年,付出了昂贵司法成本和庄学义及其93人的青春甚至生命,代价之大学费之昂贵难以言状!

大兴安岭一别,再也没有见到张思之律师。

通过庄学义辗转联系上了池英花律师,我特意赶到她的律师事务所,当年的美女律师风采依旧,谈起30年前难忘的大兴安岭辩护的日日夜夜,她感慨万千……

初秋的一天下午,我们相约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小区探望张思之。

大律师张思之,1927年生,16岁参加远征军,后参加地下党,然后讀法律,1957年错划为右派。曾经为“四人帮”做过辩护律师。

在张思之的寓所,他坐在轮椅里,白发苍苍,面色还好。池律师说,两年前他得了一场大病,虽然有所恢复,思维和记忆力受到严重影响。

我献上一束鲜花,祝他健康长寿。

我拿出庄学义庭审时的一些照片,张老认真地端详着,他说,庄学义是受到冤枉的,他的命运从此改写了,这次庭审终生难忘……

当年接受当事人辩护请求,张思之和池英花五上大兴安岭。

记得公审后,张思之、池英花召开了记者会,回答了记者的一些提问。张思之义正辞严地说:“判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引发热烈掌声。

张思之告诉我,为庄学义辩护,是他律师生涯最为难忘的经历。后来与庄学义一直保持联系,庄还来到北京看过他。

“老百姓是最痛恨官员腐败的,为庄学义辩护能得到老百姓这样的拥护,不是很能说明律师的价值、说明庄的案情真相吗?整个审判过程,法庭内外掌声如潮,我是在群众的簇拥下离开的。”张思之回忆说。

池英花律师说,这辈子,再也没经历过那种场面——“开庭的时候,居然有群众排了百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进入法庭。”

在法庭上,庄学义慷慨陈词,从他作为最早的林区拓荒者讲起,为大兴安岭招聘了一批建设骨干;为大兴安岭开辟了公路网;大兴安岭8个林业局,他参与了3个开发和创建……旁听的女同志不禁潸然泪下。

张思之和池英花对庄学义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们说,对庄学义行政处分的依据与判决的依据是一致的,法律判决撤销了,行政处分也应该撤销。有关部门认为,庄学义法律上没罪,但处分没错,对庄学义的处分是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指挥部指导作出的,没有这个指挥部的意见,没有办法改正……

火灾示意图

我向张思之回忆起30年前审理结束后,与他一起乘坐火车返回哈尔滨的情景。在火车上,我们曾经对庄案长谈,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们坐在一节餐车上,车厢里挂着的钟表微微向右倾斜。张思之讲到动情处,指着挂钟说,你看这个钟,歪的啊!

临别,张思之向我挥手告别。眼前的情景令我无法与3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大律师形象重叠,时光的无情,病魔的残酷令人感叹唏嘘。

第三章   官僚主义与追责问责

时光,可以不舍昼夜地畅然前行,但关键的镜头必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聚焦瞬间的历史镜头,尽管聚焦的是灾难,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能给后人以无限的启迪,能给未来以深刻的昭示。

30多年来,伴随着法治进程的脚步,人们看到,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官僚主义进行问责追责从来没有停歇。

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这场灾难,作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最严重的特大森林火灾的有关官员的问责追责,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哪些环节值得反思?

1.两份判决:法律事实真相大白

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留在了庄学义的人生之旅,记录在大兴安岭绿色的档案,定格在亿万群众追究官僚主义渎职失职的记忆时空。

重温庄学义一案的两次判决,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1988年8月,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88)大法刑字第12号一审刑事判决;其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88)刑-上字第254号终审刑事裁定。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庄学义于1987年5月7日20时许得知西林吉林业局管区发生重大火灾,即带领本局消防办副主任赵双喜乘车前往察看火情……”

判决书认定,庄学义约20时25分许到达育英林场,做了如下工作:1.“向育英地区防火分指挥部总指挥曾凡金询问了火情,即让曾凡金用广播通知群众疏散”;2.两次“电话向本局值班的局党委书记通报了育英地区的火情,并对图强镇的抢险疏散工作提出具体措施和安排”;3.随后“乘车到综合厂东侧三岔路口、养路队和加油站南侧三岔路口两处察看火情……”

判决书话锋一转,1.“此时,森林大火正向场区内迅速蔓延……在此危急时刻,庄学义对育英地区的抢救疏散工作未再作部署,于20时40分左右乘车返回图强;2.“返回途中3.7公里处,脱离指挥岗位,这时向图强方向逃跑的曾凡金赶到,庄学义对其逃跑行为未加制止”。“放弃了对育英的指挥,就是放弃职守”。

育英林场在这场大火中共烧死43人,烧伤19人,直接经济损失1625万余元。判决认定:1.庄学义在“危及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的时刻,违背黑龙江省政府1987年4月21日《春季护林防火命令》中关于一旦发生火情,当地领导要亲临现场指挥,组织人力物力,及时扑救火灾,保证国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命令;2.脱离现场,未就地指挥、部署、检查、落实扑火抢救和疏散群众工作;3.对曾凡金逃跑放弃现场指挥的行为未加制止。

据此,庄学义构成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4年4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黑刑监字第148号再审查明,晚上20时10分左右,庄学义一行前往西林吉。20时30分左右,庄学义到达育英林场,马上询问火情,曾凡金汇报说,车队、贮木场、铁路两边都着火了。庄马上让曾用广播喊话,疏散群众。曾说广播坏了,庄又让曾找人到街上喊人疏散,之后庄即直赴火场,又让曾凡金负责育英林场指挥,自己带人到育英综合厂察看火情。

再审对庄学义回图强路上是这样表述的:“庄让带小孩的妇女乘坐自己的车疏散,并在公路上亲自组织疏散人员和车辆。在3.7公里处,见曾凡金骑摩托车向图强方向行驶,庄便让其去图强向党委书记汇报火情,抓紧组织人员疏散……

“本院认为,此次火灾的起火点不在图强在漠河,从起火原因看与图强无直接关系……”莊学义“主动带人前去察看火情,并直奔火情十分严重的育英林场,亲自安排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广播组织群众疏散,并亲临现场指挥……”

庄学义两次给图强打电话,要求组织人员马上疏散群众。“当庄意识到图强林业局危险时,即返回图强林业局也是其履行职责的行为,未违背有关规定,因为图强林业局比育英林场更重要。返回后即安排抢险工作,并亲自组织疏散群众,也说明其在认真履行职责,并无不履行职责的行为。

育英林场因森林大火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与庄学义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有证据证明这场森林大火应属不可抗力。

据此,庄学义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撤销本院(1988)刑-上字第254号刑事裁定和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8)大法刑字刑事判决;被告人庄学义无罪。

相隔仅仅6年,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摆在我的案头:一个是危急时刻“脱离现场,未就地指挥、部署、检查、落实扑火抢救和疏散群众工作,“放弃了对育英的指挥,就是放弃职守”,对曾凡金逃跑放弃现场指挥的行为未加制止;一个是“直奔火情十分严重的育英林场,亲自安排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广播组织群众疏散,并亲临现场指挥……”“返回图强林业局也是其履行职责的行为,未违背有关规定”。

再审中庄学义行为的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亲临现场指挥安排群众疏散;让曾凡金负责育英林场指挥;自己带人又到育英林场察看火情;返回图强也是履职行为;遇到曾凡金让其回图强汇报火情;让带小孩的妇女乘坐自己车疏散……

翻阅图强林业局93人上访材料,这些事实他们都反复疾声呼唤、奔走呼号。他们中有的人倒在了上访途中,有的人衔恨离世……

党历来十分重视对无视人民和集体利益,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责任事故追究渎职者的责任。历次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以后,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像一把高高悬起的利剑,始终在发挥威慑作用。

以改革开放不久发生的渤海2号沉船事故为例,导致72人死亡的事故,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部长职务,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告诫各级官员。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允许官僚主义滋生蔓延。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记忆犹新的重大事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开启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以空前的威力,在神州大地掀起一场人民群众期待已久的廉政风暴,向官僚主义宣战的问政追责已成常态。特别是反“四风”一声令下,奢靡之风、享乐之风基本刹住,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尚未遏制。

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问责追责,得民心、顺心意;相反,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一些所谓失职渎职进行问责追责,得出的结论看起来能够成立,但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检验。

庄学义一案再审,让法律事实大白天下。任何事实的认定都离不开主体的参与,只有真正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才能从客观事实中发现真正的法律事实……

2.再认识:天灾——人祸

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美籍华人、中外混血歌手费翔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神州。当时气功热风头正劲。于是,人们编出段子,说是费翔的“一把火”带来了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而燃烧了近一个月的山火,最后还是被某气功大师发功熄灭……

坊间的段子有鼻子有眼。真相是,6月初的大雨才是扑灭山火的真正“英雄”。

导致这场罕见的森林大火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的因素多少,人祸的责任几何?

请听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总指挥部总指挥、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汇报——

火头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向东推进。7日晚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5小时,漠河县古莲这把火就向东推进100公里……

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这是官方对这次事故的权威认定。人为因素导致的火灾肇事者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大火引燃后的情景如何?请看孙维本和现场逃生的林区干部周万才、贾世英、王玲等的描述——

西风猛地刮了起来,每秒15米以上,风力有8级以上,风助火威,迅速形成南北宽约60公里的高压热流,5小时向前推进100多公里,3000余平方公里森林陷入火海,铁路、公路、河流无所阻挡……

这些介绍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火灾5小时100多公里;二是工人违规操作。第一个信息表明的“非人力所能抗拒”;第二个信息告诉我们,企业管理混乱,工人违章作业,必须追究有关责任者和领导管理上的责任。

“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大律师张思之当年在法庭上铿锵的辩护词,当即赢得热烈掌声。这掌声,一直在我的耳畔回荡。

怎样认识大火烧到图强时酿成惊天灾害的“非人力所能抗拒”因素呢?

30多年以后,时光的流水冲洗掉了偏见、愚昧,沉淀下来的是理智和成熟。

春天的北京楊柳吐绿,和风荡漾。我来到位于和平里东街的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草原局),与一位负责人谈起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五·六”特大火灾。

长期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和生活的这位负责人说,今天怎样看待30年前的那场灾难,确实很有意义。首先是认识上有了很大不同,这一点十分关键。当年火灾发生后,我们更多地从主观上寻找原因,如防护工作的责任,体制机制上的反思,这些都是必要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主观上挖掘原因,为了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对一些领导干部追究刑事责任,顺应了民意……

他强调说,今天对待森林火灾重大灾害的认识,要有一个理性的全新的视野,许多森林火灾首先定性是自然灾害,这种灾害的成因很多,十分复杂……

“加拿大是森林大火多发国家,2016年5月,位于艾伯塔省遭遇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火灾。”这位负责人告诉我,5月初一股酷热干燥空气集结在艾伯塔省北部,破纪录的高温令火灾一发不可收拾并迅速蔓延,10万人紧急撤离,该省进入紧急状态。大火在烧了一周后继续蔓延,一直烧了20多天,火场面积增至53万公顷,相当于大兴安岭“五·六”火灾面积的一半,并蔓延至相邻的萨斯喀彻温省。

据电视新闻报道,2018年11月,美国加州引发林火,重灾区天堂镇房屋烧毁,无数居民无家可归。这次火灾是加州历史上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野火,造成71人死亡,30万人无家可归,大火烧了三个多月,纳帕溪谷焚毁严重,烧成一片白地……

降雪或降雨少于往年,干燥高温,是导致发生林火主要原因。在美国、加拿大发生的这些特大林火事件中,我看到电视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亲临现场,在慰问受灾民众和消防员的同时,表示州政府管理森林不力,还威胁要拒发联邦资金,引起舆论批评。搜索这两次大火的信息,没有看到任何对官员追究刑责的报道。

澳大利亚史上最严重的森林火灾,震惊全世界,从2019年烧到2020年,已经持续肆虐4个多月,烧毁了超过100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6个北京大的面积),已导致24人死亡,近5亿只动物惨死,1500处房屋被毁……视频中成百上千只动物死去,烧焦的袋鼠、考拉、牛羊等尸体横卧路边的惨景,令人痛心……

“气候因素是澳大利亚大火的首要影响因素。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近120年最干燥的一年……”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专家组成员、中国林学会森林草原防火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高潮等专家说。

法院原审认为,庄学义“放弃了对育英的指挥,就是放弃职守”。这里的关键是庄学义该不该放弃育英,放弃育英是不是“放弃职守”?在千度高温袭来,育英大部分已经陷入火海之时,庄学义有三种选择:一是冲进火海“坚守”送死,二是留在育英不动等死。这两种死法都会使他成为烈士,成为党的好干部。三是逃生到图强组织更多的群众疏散。

庄学义在讲述当时心态时说,育英眼瞅着烧毁了,留在育英、冲进育英只能送死,逃到河套里躲起来最安全。可是我想到了图强一万多职工群众,想到后面的阿木尔林业局的职工安危,我没有躲起来,而是马上奔向图强抢险!

法院再审强调:“有证据证明这场森林大火应属不可抗力。”

有干部说,火灾并非起源图强林业局。在人力不可抗拒的火海面前,难道要求我们的干部无视“不可抗力”的事实,冲进火海作无畏的牺牲?难道唯有杀身成仁才称得上无罪、称得上英雄吗?

凡是当年置身火灾现场,目睹那场从未见过的“神火”的人们,都承认“大火应属不可抗力”,特别是张思之、池英花律师,坚持火烧图强属于天灾。可是,当年许多人,包括一些媒体人,都无视这一事实,仍然坚持“放弃育英就是放弃职守”,为庄学义定罪。

王玲以他多年从事刑侦的视角分析说,我为什么坚持认为庄学义无罪反而有功呢?判决是否犯罪有4个要件,要全面客观准确进行分析,注重犯罪链条的完整性。图强林业局十几年未发生重大火灾,尤其是“五·六”大火4个起火点无一处在图强,从庄学义主动要求去育英到他在那儿的表现,以及回到图强后又做了那么多工作,那么大贡献,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有功无罪。

在阅读两次审理判决时,我注意到再审时的这样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恰恰是决定庄学义命运的关键之处,特别是再审时的“让带小孩的妇女乘坐自己的车疏散”,这是极其重要的关键事实。

当年别有用心之人编造庄逃生时“把母女踹下轿车”,这是极具杀伤力、天人共愤的细节。而正是被一些媒体舆论热炒的这些恶劣情节,成了当年泼向庄学义身上最为令人愤慨的一盆脏水。

在大兴安岭林区,我接触了许多退下来的或还在职的领导干部,谈起这场大火,他们都为庄学义等人惋惜,都认为大火的蔓延非人力所能抗拒,天灾几乎是人们的共识。可是,谈到为他们平反,一位领导私下说,那得牵扯多少人啊?那可是件大事!

承认自然界存在“不可抗力”,理性认识公共突发事件,不被舆论炒作所影响,不听凭长官意志办事,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时间老人在这次火灾后,给予人类虽不慷慨但还值得欣慰的馈赠。

有人说,实事求是是法宝,真正做到难于上青天!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追责问责,真正实现这一世界司法史的铁律,何其难哉!

黑龙江省高院坚持实事求是为庄学义平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什么还要对庄学义案“留下尾巴”?为什么不能对秦宝山一案作出实事求是的重审判决?为什么不能给93位联名上访者一个公正说法?

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华丽外衣

1987年6月,燃烧了近一个月的大兴安岭大火经过一场大雨终于熄灭了。人们的目光从东北大森林聚焦北京。

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副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决议,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亂、纪律松弛、违反规章制度、违章作业和严重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问责处理接踵而至……

30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审视这场灾难,企业管理和官僚主义的确应该对火灾的产生和处置不力负有责任。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进林区,企业的领导在严格执行防火防灾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和夯实领导责任制方面确实存在漏洞。对企业和有关地方领导追责问责,对肇事的责任者判刑,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要让其成为全社会的前车之鉴。

在接下来的“向官僚主义作斗争”中,从部长到一般干部的问责,平息了全国人民的民愤,给无辜的殉难者一个交代,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追责问责过程中,有些做到了实事求是,有些却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官僚主义作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造成这些失误的元凶,是披着官僚主义华丽外衣的形式主义。

在大兴安岭回访,多位干部职工反映,大火刚刚熄灭,就有人写上访信,寄给省里和中央,状告庄学义置育英林场职工生死于不顾,临阵脱逃,路上还把带着孩子逃命的母女一脚踹下车去,庄学义要为育英47条逝去的生命负责……

一位老干部看了举报信十分气愤,拍案而起:速查速办,给死难者一个交代!

于是,有关部门成立了庄学义专案组。

从再审调查情况看,当年工作人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能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教训极为深刻。尽管有93人不屈不挠泣血上访,但由于决策缺少民主化、科学化,最终凭借主观想当然,或者轻信一面之辞,拍板定案……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既是一对孪生兄弟,又有密切联系。心态上的官僚主义,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多面性、复杂性,凭借主观愿望发号施令,听不得不同声音,必然事与愿违。

大兴安岭地委党校一位负责人,是当年图强林业局一个林场的副书记,他和王全福、田兆平、王玲都是在林区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林业,他们在回顾为什么救灾英雄反而成了罪人时,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引人深思……

庄学义1942年出生在江苏连云港普通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吃百家饭长大。1965年读大学时以全年级唯一一个三好学生、优秀团员毕业于南京林学院,本应该留在江南水乡的他,响应党和国家开发东北大兴安岭林区的号召,自愿支边来到冰天雪地的极寒地带。“文革”结束,在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起用知识分子的时代潮流中,他迅速崭露头角,1983年被提拔到图强林业局局长岗位。

“那时林区可是苦啊!庄局长干得很猛,他当过教师、工人、工段长、队长、科长,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当上局长的。”谈起老局长,大家充满感情。庄学义担任局长后,大刀阔斧改革,他第一次将系统工程理论引入林业经营管理,大胆应用原条造材“墩根去腐”工艺,实行林场级基层单位一二三线人员捆绑承包经济责任制,创新林业运材汽车单车立方米公里核算办法……

火灾30年后的5月7日,我来到图强林业局,接触的局领导和老职工们对庄学义充满敬意,有人讲起他为职工建起的“兴安第一街”,使林区职工从此告别餐风饮露住帐篷的生活,有人讲起他解决职工通勤和免费洗浴、理发。庄学义清廉奉公,他及妻子4次放弃调资,多次拒收他人送的现金礼品……

庄学义的突出成绩赢得了职工群众的好评,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关注。那时大兴安岭林区流行的口号是“大局学新林(林业局),小局学图强(林业局)”。一位老干部告诉我,那时林管局3家林业局共上缴1000万元,而图强一家就上缴1000万元,他是被列为大兴安岭地委、行署和林业局的3位后备干部之一。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庄学义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嫉。他坚持正义,为人耿直,有时书生气十足,得罪了一些人。

令人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全面、深入、理性、客观地了解庄学义,特别是没有全过程和理智评价庄学义在大火中的作为和表现,在一片追责声中,为了给社会、给上级一个交代,作出了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湖北省京山县的佘祥林涉嫌杀妻被判处死刑,后来佘妻从外地归来,2005年法院重新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赵楼村的赵作海,被称作河南版的“佘祥林”。2010年5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

最为典型的“一案两凶”是河北省的聂树斌案。1995年4月,河北省鹿泉县的聂树斌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在他成为冤死鬼的20年以后,一个叫王书金的人供述的杀人强奸案,使聂树斌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一案再审公开判决,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详细了解这些案情后会发现,在当时“命案必破”“三长联合办案”,以及长官意志和社会舆论压力等,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草率办案,是铸成错案的重要原因。

4.诉求渠道梗阻

庄学义蒙冤那么多年,是没有人反映吗?是司法人员没有不同意见吗?是律师没有声音吗?

1987年6月24日,从有关部门决定庄学义停职检查起,干部群众便上至京城、下至地委,上省城、进北京,寄信、上访,为庄学义等干部鸣不平。

请看林区干部群众联名上书的如下记录:

1987年6月30日,图强林业局林产公司经理王全福、机电科长任天寿联名给省领导、中纪委驻林业部纪检组拍电报:庄案调查结论仅着火时间就差20分钟,调查不实,请速派人复查伸张正义!

7月1日,任天寿起草93人签名联名信:庄学义局长积极奋力抢险,减少了伤亡损失,请上级主持公道……

7月12日,王全福、任天寿等6人联名给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拍电报,反映调查组不去调查知情人,反而对写联名信的人进行调查,认定反映问题是“非组织活动”,呼吁派人复查。

1988年6月17日,大興安岭火灾责任人一审公审结束,任天寿、王全福、周万才、王玲四人联名给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拍电报,要求撤销对庄学义的一审判决。

7月,周万才、贾士英等7名干部给中央、黑龙江有关部门拍发电报,为庄学义鸣冤。

我在大连见到王玲、王全福时,他们已退休多年,跟随孩子到大连养老,他们对当年为庄学义上访申冤记忆犹新。78岁的王全福说,因为这件事我受到两次处分,还要开除我的党籍。我是1972年入党的老党员,到现在都不明白,党员反映自己的意见有什么错?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的声音没有人听?

王全福讲起他们第一次走出大森林上访,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给省里领导写信的情景。那时大家对上级党委充满了信任和希望,把林区干部群众的全部诉求和期待都融入到笔下……

“签名有错吗?党员行使自己的权利有错吗?”

坐在我对面、古铜脸膛的王玲一脸的疑惑。党章清清楚楚写着党员有权利反映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没有畅通的渠道?我们这90多个人,受了处分到现在得不到平反,好几位郁闷而死,他们死不瞑目啊!

为了给庄学义伸张正义,图强林业局的一些干部职工,从火灾事故调查开始就立场鲜明,坚持认为他们的庄局长有功无罪,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撤职除名,他们都坚守这一信念。有的人几十次进省城上京城上访,发出的上访信函不计其数,任天寿等几位干部倒在了泣血的上访路上,他们一直到死都坚信庄学义无罪,但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社会急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新矛盾、凝集的新冲突在日益增长,社会转型期暴露的新问题,滋生的新隐患在不断凸显。可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畅通顺达的诉求表达渠道,却还有待完善。

正因为如此,一些上访人员的冤屈得不到解决,突发事件不断发生,社会为此付出巨大成本。2010年春夏之交,3起“被精神病”事件网上舆情引发全国关注。我带领记者对河南农民徐林东进行深入采访,他和张桂芝仅仅因为农村的3尺宅基地纠纷,从县到市到省城再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他拿着国家信访局开具的信函,被打发到省里再到市里,送上信函再就没有消息。于是,一个月后他们再来到京城上访,再次拿着国家信访部门的信函,又回到省市县,得不到解决再次上访到京。就这样周而复始30多次,诉求的持续空转,彻底击垮了他们对信访的信任大厦。于是,在一天清晨,他们来到北京敏感地区喊冤……2003年10月,徐林东被户籍所在的乡政府从北京押回,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受到非人折磨。一个没有精神病的正常人,被以精神病关押了6年半,直到网上披露信息才不得不放人。我带领记者经过调查发现,我国关于精神病定义概念模糊,漏洞很多,被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维稳为借口滥用,严重侵犯公民权益,法律缺位亟待解决,亟待出台精神病法。内部情况反映以后,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正式实施。

周而复始30多次,空耗的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畅通民众诉求渠道,打通人民群众表达意见的“堰塞湖”刻不容缓。

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不断健全法治,通过巡视、保护举报人等一系列举措,推动民众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这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践行“人民至上”宗旨必须破解的课题。

5.主审法官的忏悔:转变司法理念

当年大兴安岭火灾案一位主审法官,写下这样一份忏悔书。

“作为主审法官之一……我难辞其咎……”

写于2006年12月的这份忏悔书——《对大兴安岭“5.6”火灾案件审判过程的回顾》,详细陈述了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案件诉至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后,经过阅卷审查,中院认为,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认定庄学义、李永庆、秦宝山等人有罪,便将案件退回了检察院,同时向省高院作了汇报。

“案件再次起诉到法院后,一位庭长带领四五名审判人员和省高院的一位副院长带领四五名审判人员一起莅临大兴安岭中院指导审理‘五·六火灾案件……”

这位主审法官披露了当年一些有良知的司法人员求真求实的司法精神,以及内部不同意见发生的冲突:“在联合办案会议上,有人指出庄学义、李永庆、秦宝山等人不构成犯罪,这种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有领导批评说,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五·六火灾损失这么大,震惊了中外,不判几个行吗?怎么向世人交代?”

2004年4月,黑龙江省高院重新审理庄学义一案,宣告庄学义无罪。

将近20年后,这位法官理性反省这次审判,他说,“我个人认为,这几起错误案件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当时的法制不健全,是原因之一;从上至下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较之今天相差甚远,是原因之二;司法人员的观念陈旧,人治思想还没有被清除,是原因之三。”

这位法官的反省是真诚的客观的。上世纪80年代,从“文革”浩劫中挣脱出来的共和国,从司法系统、舆论传媒到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法律意识还极其淡薄,其中最重要的以事实为依据、无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人治的思维定势在社会上还很有市场。

火灾现场

这位法官披露的细节令我心目中的一些司法人员的形象蓦然高大起来——

“当然也有少数司法人员提出不同意见,没有被采纳。有的检察人员认为,证据有虚假成分,不是实事求是,便托病拒绝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只好庭前临时换人……”

难道“火灾损失大、震惊中外”就必须判几个人吗?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多么可敬的司法干部!这位法官的检讨不仅无损形象,勇于反思的精神,反而使他高风亮节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国司法改革的长廊!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遗憾。我们不必苛求历史,更不必苛求每一个司法人员都具有超前的法律思维,也无意谴责当年的主政者,只是希望今天的人们认清司法文明进程的发展轨迹,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官僚主义者认定有罪,公检法按领导意志搜集证据,漠视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这是导致“五·六”火灾案责任者追究出现偏差,无端改变一些人生命轨迹的重要原因。

火灾发生30年后的5月7日,一到图强林业局,我便提出采访那辆翻车司机的家人。当年广为流传着庄学义这样一桩罪状:当大火来袭,庄学义按照地委领导意见派消防车支援漠河县灭火,这辆消防车在去漠河的路上与庄学义从育英返回的轿车相遇,为了给庄的轿车让路,这位消防队员和司机车翻人亡……

这位消防队员的母亲年事已高神志不清,林业局找来了他的弟弟。今年已47岁的弟弟讲起大哥的死至今记得,当年他正读初二,大哥那天接到命令乘消防车向漠河县城西林吉驰去,没想到还没到西林吉就看到大火迎面而来,司机一个急刹车,掉头太急导致车翻,大哥与司机不幸伤亡。

他回忆说,火灾以后有个胖胖的老头,总往我们家跑,找我爸妈,去了有一二十次,让我爸妈说是为了给庄学义轿车让路翻车的……

王全福对这件事十分熟悉,他告诉我,这辆消防车根本就与庄学义不在一条路上,他们的两个车没有交集,怎么可能让车?

一位参与审理的司法人员透露,在这次庭审中,在对庄学义、李永庆、秦宝山等人的案卷进行审查时,有人认为缺少证据时,就由检察院随时补充。效率是提高了,领导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公平正义却无法得到保障。

1987年5月7日,对于图强林业局来说,是个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清晨,当朝阳从东方天际徐徐升起,目睹的是怎样一幅惨烈的场景?

——火魔呼啸着掠过,浓烟在空气中弥漫,焦土中站立着无助的人们……

30年后的5月6日,大兴安岭林区在漠河隆重召开“五·六”特大森林火災教育警示大会,我应邀出席。

7日上午,我来到图强林业局,一队队职工高举着警示标牌,在大街上走过……

长鸣的警钟在这块曾经烧焦的土地上空回响,呼唤着司法理念的重塑、法治精神的回归。

2018年夏天,最高人民法院对物美集团张文中等三起案件重审,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走进正义路庄严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向我讲述了时过十几年,为什么要对一些重大案件重新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的负责同志谈到,提高司法公信力,重要的是要改变司法理念。从这些年纠正的一些错案看,司法理念出现偏差,是造成错案,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

6.走出怪圈——今天怎样追责问责?

“坚决反对和纠正严重不负责任的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违章作业的恶劣作风……”

1987年6月23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大兴安岭森林扑火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把铲除“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共产党人自我监督的一面旗帜,再次高高举起。

自我监督——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监督体系,成为国家治理模式的一道亮丽风景。

历史的脚步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人要进行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在实施国家治理战略时,深入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必要,且十分紧迫。

有识之士发现,阻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最大障碍,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尤其要防范在“反对官僚主义时落入官僚主义陷阱”。

严肃问责,向官僚主义开战,是改革开放40年来治国理政从未间断的主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风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横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陋习,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新航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完善,先后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这是巨变的社会留给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命题。

甘肃祁连山环保问题23人被问责,其中有副省长杨子兴,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省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罗笑虎3名省部级领导;在山西襄汾溃坝特大事故中,省长等省、市级领导被免职问责;陕西秦岭违建别墅引发反腐龙卷风,1000余人遭问询,3名省部级干部被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凡是发生重大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追责问责从来没有缺席。震惊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从己亥岁尾,延续到庚子新春,随着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以至扩散至全球,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人们在度过惊恐、焦虑、希望的春节同时,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深入反思,对国家治理的短板和漏洞开始深刻反省……

人们欣喜地看到,对官僚主义问责的利剑已经高高悬起,火线问责已经启动,一批不担当不作为,消极应付、履职不力的干部被严肃查处。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问责;一问三不知的湖北黄冈唐主任被火速免职;湖北省卫健委主任被免职、天津卫健委一官员因失职被问责;湖北武汉、孝感、大冶等地多名干部被处分……

在换帅的呼声中,2月13日,中央对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应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疫情肆虐的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不敢担当……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杀鸡给猴看,在管理学中属成本最低的手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数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进行追责,以儆效尤十分必要。不追责,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不答应;不追责,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不答应;不追责,亿万中国人民不会答应!

但是杀鸡给猴看不是目的,只能是手段。关键要达到给“猴”看的目的。

首先看选择的“鸡”,该不该“杀”。事实证明,由于官僚主义作祟,有些事故追究责任时没有把该承担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案处理中,对领导干部的追责便存在许多漏洞。追责时如何追得准、追得实,不被当地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所羁绊,从而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今天看来值得深刻反思。

避免以新的形式主义反对旧的形式主义,避免在反对官僚主义中重复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清除顽症,走出“反官僚主义中官僚主义怪圈”,关键在于认真贯彻落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真正实事求是地追责。既要强化顶层设计,畅通诉求渠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又要重塑司法理念,坚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权力制衡,树立法治思維,等等。

大兴安岭“五·六”大火过去30多年了,当我重新踏进这块闪耀着青春与汗水,流淌着欢乐与心酸,铭记着沉浮与枯荣的大森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为当年没有揭示真相,从而改写庄学义、秦宝山等无辜者的命运而深感惭愧……

33年前,火光就是命令,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人蜂拥大兴安岭。在那个生机勃勃的特殊年代,媒体人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报道了这场灾难的惨烈,追踪了灾难产生的原因,揭露了林区存在的问题与漏洞,为饥渴的公众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功不可没。

可是,不可否认,有的报道道听途说,有的不够深入,有的不够理性,包括至今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报道,很难说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这里我无意谴责我的同行,我自己就没有尽到媒体人的责任。受历史的局限,舆论的一边倒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愤怒情绪,群情激愤又推动舆情高潮不断,个别失去亲人的民众不够理智的所谓爆料,采访条件限制影响了有些报道的质量。

我只是想提醒今天的媒体人,在灾难事故类公共事件报道中,既要展现“社会良知常青树”的光彩,揭示真相,满足公众的信息饥渴,更要冷静客观,全面深入报道。在网络媒体发达,信息舆情爆炸的今天,这些教训尤其警示人们要保持清醒、理性。

那个炼狱之夜仿佛是一位历史老人,在“五·六”这一天发出的黄钟大吕,始终在苍莽的群山辽阔的峻岭中鸣响。

我仿佛看到,庄学义与那些冤死的灵魂融汇在一起,在大兴安岭这块孕育着生命和生机,谱写了荣光与梦想,遗留着哀歌加怨恨的天地间,游荡……游荡……

不信青史尽成灰……

离开北京前往大兴安岭时有朋友问我:写这些30多年前的旧事有什么意义呢?

五月的阳光分外明亮,久久站立在由漠河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竖立的纪念碑巨石前,一任岁月的风雨呼啸而过……

责任编辑 师力斌

徐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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