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燕　张涛

摘要：托马斯·哈代以其小说享誉文坛后开始转向诗歌创作，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相对于小说更为鲜明丰富。以《挤奶姑娘》等三首诗歌中刻画的女性为例，哈代不仅仅披露女性在维多利亚男权社会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窘境，也对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寄予极大关注和真诚同情，力图重新界定女性的性别角色内容，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精神。

关键词：领域分离;家庭天使;女性意识;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383（2020）02-0109-04

Abstract： Thomas Hardy turned to writing poems with his success in novels. Compared with his novels， more vivid and distinct female images can be found in his poems. In milkmaid and another two poems， Hardy shows hi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Victorian women problems， and his sincere sympathy for womens pursuit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self awareness. In this way， Hardy tried to redefine the females gender role， which displays a strong spirit of modernity.

Keywords：separation of fields; the angel in the hous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modernity

英国文学大师托马斯·哈代在中国耳熟能详，其作品《苔丝》《远离城嚣》《无名的裘德》等很早就被译介到中国来，20世纪50年代，张谷若翻译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发行量极大，并在80年代一再重印。20世纪90年代，许多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哈代的小说《苔丝》《无名的裘德》等都被选入。哈代小说作品在中国作为经典被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同时，国内学者对哈代小说的风格、写作背景、人物形象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大量解析和评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了读者，大批角色各异、性格迥然，如苔丝、游苔莎，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哈代作为诗人与小说家的成就不相上下，从1856年到去世之前，哈代创作了千余首诗歌，分别收入《威塞克斯诗集》（1898）、 《今昔诗集》（1901）、 《时光的笑柄》（1909）、 《命运的讽刺》（1914）、《瞬间的一瞥》（1917）、《早年和晚期抒情诗》（1917）、《人生杂览》（1925）和《冬日之言》（1928），另外，哈代还创作了气势磅礴的史诗剧《列王》（The Dynasts）。其诗歌主题包括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对战争的反思，对人生的冥想，以及对乡村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摹，其第二任妻子弗罗伦斯·艾米丽·哈代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1]。哈代诗歌历经一个多世纪，逐渐显现其光芒，与其小说同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魅力永存的瑰宝。

1 国内外哈代诗歌研究

当哈代发表他的诗歌作品时，并没有获得和他小说作品一样的轰动和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代诗歌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发现，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3大类：研究哈代诗歌的文学地位以及对后世诗人及其诗歌的影响;研究哈代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对哈代诗歌的主题解读和文本解读。在文本分析中，哈代对亡妻爱玛的悼念诗是重要的分析对象，这也是哈代早期诗歌关注较多的女性形象。

我国哈代诗歌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最早主要对哈代诗歌进行译介，他对哈代十分推崇。20世纪50年代，哈代小说得到广泛的翻译和研究，而诗歌则遭受冷落。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如赵文薇以几首哈代诗歌为例，提出哈代的诗风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进入21世纪，对哈代诗歌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范围也更细化，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颜学军和吴笛，前者则将哈代的战争诗、自然诗、时间诗、爱情诗进行详尽分析，后者翻译了哈代的抒情诗，并逐一介绍哈代诗歌创作技巧以及创作主题，揭示哈代的悲观主义时间意识，在《哈代新论》一书中，吴笛将哈代诗歌中女性抒情主体大致分为“被弃”女性、“堕落”女性、“痴情”女性和“死亡”女性，这种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哈代塑造的所有女性形象，也没有深入具体地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

哈代数量庞大的诗歌中，描述了许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既有他身边的亲人或熟悉的女性，如表妹菲奥娜、第一任妻子爱玛等，也有许多类似小说的虚拟人物，其人物形象之众多，形象之丰富，是同时代诗人难以企及的。由于当时的社会规范和舆论限制，哈代创作小说受到很多约束，刻画人物如同雕塑一般，精心架构，精雕细刻，但要考虑出版的种种规范和社会读者的接受度，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思想。而在诗歌创作中，哈代享有更多自由，勾勒出人物形象如同速写，丰富而又生动，洞察不同阶层女性的困境，表达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而在有限的哈代诗歌女性研究中，通常以单个文本作为研究内容，孤立地探讨单个女性形象，因此对哈代的女性观往往做出片面的分析评价。本文以哈代早期诗歌《挤奶姑娘》《妻子在等待》《凤凰之舞》为例，着重分析哈代诗歌中表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考察哈代对女性问题的观察与思索。

2 哈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2.1 焦虑的未婚女性

威塞克斯是哈代作品的主要背景之一，美丽的田园风光与牧歌情调是哈代重要的创作源泉，这里分布着牧场、丘陵和湿地荒原，风景秀丽，但土地比较贫瘠。哈代热爱这里的风土人情却又目睹资本主义侵入农村，造成农民破产、农业凋零。《挤奶姑娘》共有6节，前3节充满浪漫主义格调，长满雏菊的溪边、红色的奶牛、白色的奶汁、擠奶的姑娘，动静结合，人景交融，一幅静谧安详的田园风光，如同英国传统浪漫主义诗歌，将充沛的感情融入自然美景中。然而，与英国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不同的是，诗歌后3节中，诗人的笔调一转，近距离地观察挤奶姑娘菲丽丝的表情，出现的是泪水、焦虑和心神不宁，自然美景并不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生活的地方，“很少有修行者愿意如此僻静地生活在如此幽谷中”，威塞克斯土地贫瘠，生活单调，而对于挤奶姑娘菲丽丝来说，她的悲伤和焦虑不是因为贫穷单调的生活，作为在这生活多年的居民，她完全遵循了古老乡村千百年的传统，辛勤劳作，重复着祖辈们同样的生活，“她的生活和情感已完全和溪谷田野融为一体”。事非人愿，即便挤奶姑娘愿意在如此美丽却又贫瘠的土地生活劳作，遵循着古老社会传统，过着平淡而又安详的生活，“飞驰列车的隆隆轰鸣”却打破了这宁静和谐的画面。菲丽丝感到焦灼不安，因为她担心未婚夫不能履行婚约如期迎娶她，天真善良的姑娘不会平白无故有这样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未婚夫很有可能另娶她人。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社会，科技的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变革，冲击着古老的乡村生活，天然秀丽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美好的乡土文化也被这工业革命的符号打破，成了上演严酷人生悲喜剧的舞台[2]。婚姻曾经是乡村女性最终的归宿和精神寄托，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也变得岌岌可危，因为随着工业革命日益扩张，交通工具日益发达，农村男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耕作，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他们的思想和婚恋观也很容易产生变化，极有可能放弃原有的婚约而另娶她人。而对于威塞克斯女性来说，由于社会传统的约束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她们继续生活在乡村，重复着千百年的劳作传统，当威塞克斯牧歌式的社会日益受到侵蚀，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沦为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受害者或牺牲品。正如远离城市的挤奶姑娘无法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的生活却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当传统婚姻受到冲击和威胁时，代表着牧歌式社会的挤奶姑娘面对这种侵蚀， 表现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只能在内心发出“只要弗雷德不另作选择，哪怕列车尖鸣刺耳，草地全部干枯”的祈求。自然美景与凄厉的祈求形成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传统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忍受的痛苦和折磨。

2.2 绝望的已婚女性

在另一首诗歌《妻子在等待》中，哈代将诗歌场景转移到城市街头一角，以女性为第一人称进行创作，描述新婚妻子等待丈夫回家时的心情。尽管婚前就已知丈夫生性风流，但温柔善良的她还是相信丈夫婚后会痛改前非，遵守婚前誓言，对自己忠诚不渝。然而现实却是，作为妻子，她没有勇气也没有办法阻拦丈夫出轨，只能在午夜的街头徘徊，倾吐着自己的愤懑、委屈与失望。午夜街头一角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男女领域分离这一社会规范。18 世纪的英国在科学研究及生产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走上工业化与城市化之路，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被工厂大规模生产所代替，男性从家庭走出来，成为挣钱养家的主力，而抚养子女则逐渐成了女性的责任，社会被分成了两个领域，其一是男性所属的公共领域（政治、社会、外交等），另一个则是女性所属的私人领域，主要场所就是家庭。男性外出工作，参与社会事务，女性则待在家中，按照男性的意愿操持家务，创造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对于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女性而言，她们一生的职业和出路就是婚姻家庭，家庭就是她们人生最后的归处，这种观念要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保持谦卑与缄默，保持心灵和身体贞洁，同时女性被教育不可离开家庭，无条件地保持对男性的忠诚。同时，社会对于女性的地位界定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认为婚姻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当女性接受了这种道德规范后，很自然地希望男性也能同样遵守这种道德规范，共建和睦的家庭和美满的人生。然而在维多利亚父权时代，男性由于经济上的统领地位，有着凌驾于女性的优越感，在婚姻方面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这就造成女性在婚姻中被动而且无奈的局面。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来源，财产全部归属丈夫，因此女性无法独立养家糊口，当这位妻子在私人领域没有得到婚姻应有的幸福与安逸的生活时，她也无法进入舞会这样男性的公共领域，游离于两种领域之外的妻子，无法当面指责丈夫，更不用提离开家庭走上自主独立的生活，只能默默忍受，等着舞会结束搀扶醉酒的丈夫回家。诗歌中描写丈夫“威尔在俱乐部舞厅里跳得酣畅，那儿的高脚酒杯里泡沫横溢”“威尔和他的舞伴正满场飞旋”与描写妻子“我在这街口拐弯的人行道上等啊等”“我却浑身颤抖在此苦苦等候”形成鲜明的对比，丈夫的花天酒地衬托出妻子的痛苦和她对婚姻的失望。午夜街头一角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规范和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约束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局面。

2.3 抗争的女性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1823—1896）发表了一首名叫《家庭天使》的诗歌，彰显了女性的魅力，借此，“家庭天使”一词就成了英国当时家庭妇女的代名词，这满足了妇女的自尊心。如果说前两首诗歌中哈代展现的是两位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女性形象，温柔善良、逆来顺受、对婚姻充满期待却又忍受男权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安定感和痛苦折磨，在《凤凰之舞》一诗中，哈代则着力表现的是一位不同的女性——珍妮，她是英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或者可以被称为“家庭天使”。“作为妇女，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家庭当中……她能将私人美德和公共美德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3]所以，在当时的英国，似乎除了妇女道德以外，女性只能呆在小小的家庭领域中，充当丈夫所期望的“家庭天使”的角色。哈代笔下的珍妮就是家庭天使的完美化身，年轻时外貌出众，性格外向，结交很多异性朋友，但她选择了一位来自内地牧场的小伙子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后，婚后恪守结婚誓言，竭尽全能做一位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和丈夫一起操劳，撑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婚姻让她失去很多自由和权利，在异性面前要保持矜持，不能随意参加舞会。在繁忙的劳作家务中，珍妮似乎已经全然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然而在她暮年的某个晚上，“舞曲声声使她热血沸腾，冲走了年龄，一如春潮澎湃”。她忍不住瞒着熟睡的丈夫，简单打扮之后前去参加舞会。在舞会上，年近六十的珍妮仿佛回到年轻时光，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活力，尽情地享受舞蹈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然而钟声敲响之后，她必须回到自己现实的家中，就像灰姑娘在午夜十二点就要恢复自己本来的形象，睡梦中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珍妮早上在睡梦中静静离开人世。在这首歌谣式的叙事诗中，哈代着力烘托珍妮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既有广大女性的母性和勤劳的特点，愿意为家庭付出与牺牲，但也有追求自由和自我价值的诉求。由于时代的局限，哈代表现出的是珍妮对跳舞的热爱，在当时社会中，未婚女性是可以参加舞會，因为这是男性择偶的重要途径，而在婚后，女性是无法享受婚前同样的待遇，社会对女性单一的定义成了禁锢女性的枷锁，在社会规范和宗教信仰等多重束缚下，女性压抑的天性得不到释放。从珍妮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并不是唯一给女性带来快乐满足的途径，女性应有自己独立的追求，而不是单纯接受男性用来征服和控制她们的社会规范、法则和传统。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自我追求是极其不容易的，诗中的珍妮为了追求这种自由和平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哈代使用凤凰这样的隐喻表达女性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面临的艰辛与苦难。

3 哈代的女性观

3.1 对传统女性的同情

在这3首诗歌中，哈代以其细腻的手法、敏锐的眼光描述了3位处境不同、命运各异的女性。在《挤奶姑娘》和《妻子在等待》中，哈代试图表现出面临失嫁的女性，丈夫出轨的妻子，试图反映她们的痛苦与无奈，两首诗歌所塑造的那种柔弱、感性、温柔、贤惠、忠贞的女性形象符合维多利亚时期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这样的传统女性在社会变革中遭受来自男权社会压迫，遵循男性所指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即女性要从属于男性，女性的领域在家庭中，女性被长期灌输这种思想后，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种行为准则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无论是男性的有意塑造还是女性的无意内化，最终都导致女性无法追求自身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哈代并没有简单地表达对这些女性的同情和关切，而是试图探讨女性悲剧性命运背后的原因，自觉反省父权社会，而且以此独特的方式更为恰当地体现了自己的思想。

3.2 新女性意识探索

哈代研究者通常认为哈代笔下的女性摆脱不了当时男权社会的局限，“哈代男性身份又不自觉地影响了他对女性的认识与理解，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男权中心的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4]。事实上，这也是哈代以小说成名之后重拾诗笔的原因，因其小说中反宗教反传统的思想使得小说的出版一再受阻，哈代往往需要反复修改在當时看来离经叛道的部分以符合主流社会思想，哈代曾经说过：“也许在诗歌中我可以针对顽固的消极观念，更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如果伽利略是在诗里宣布地球自转的学说，宗教裁判所可能就不会纠缠他。”[5]由此可见，相对于小说，哈代在诗歌中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在《凤凰之舞》中所创作的珍妮这样一位新的女性形象，当她想进入舞会遭拒后，她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一个人比我更有权！我认识整个团！那时你还没出生”，这与传统维多利亚女性截然不同，她勇于展示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欲望，果敢而坚定。为烘托这一形象，诗人刻意淡化她周边所有男性的形象，珍妮的丈夫姓名都没出现，和珍妮共舞的骑兵们没有任何正面的描写，只提到舞会结束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护送珍妮回家。诗歌的最后，“当他们翻过梅尔斯托山坳，晨光哀恸黯淡”，诗人给珍妮这样一位普通女性渲染了英雄色彩，仿佛整个世界都哀悼珍妮之死，可见诗人对女性不仅仅是关切同情，更多的是敬仰、赞誉，以及对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积极支持态度。19 世纪的英国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英国妇女通过自我意识的启蒙和发展来指导自身的实践活动，追求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睿智的诗人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潮流，在《凤凰之舞》中，他用参加舞会这一生活事件来折射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对自身权力追求的坚持，试图改变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气质的概念，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女性运动的要求。

4 结语

这3首诗歌构建了以女性为文本中心的叙述对象和抒情主体，在创作风格上，哈代采用了传统的格律诗体，然而在主题的表现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批判视角，揭露当时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显示他对女性问题的深刻思考，探究女性突破附庸角色，刻画具有独立人格尊严和独立批判价值的“女性意识”，同时对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寄予极大关注和真诚同情，力图重新界定女性的性别角色内容，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意识，这对英国主流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文学传统，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融合了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愫，成为英国文学中承上启下的“桥梁”。由于篇幅有限，难以将哈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一一呈现，希望有更多的关注与探讨，更加完整全面地反映哈代的创作思想和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HARDY F E.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M]. London： Macmillan，1983：382.

[2]哈代.哈代诗选 [M]. 飞白，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8.

[3]BRIDENTHAL R， KOONZ C.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ress， 1977：8.

[4]吴笛.哈代新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3-74.

[5] HARDY F E. The later years of Thomas Hardy 1892—1928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