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洪平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史通·内篇摸拟第二十八》）这些年我一直想把工作之余搜集的张瑞玑佚文佚诗，还有南北和议期间北京政府总代表朱启钤保存的张瑞玑赴陕划界电文（收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政府公报》《申报》登载的张瑞玑电文，与陕博本（1983年陕西博物馆《谁园集》）、王注本（1988年王作露编注《张瑞玑诗文集》）、北岳本（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张瑞玑诗文集》）汇在一起，重新编目、校订、作注，出一部比较完整的张瑞玑作品集。几年前遇到一个机会，便动手做起来，中间又编了《张瑞玑先生年表》，打算附在集后。年表篇幅过长，不舍得删减，遂改为《张瑞璣先生年谱简编》，在《映像》杂志连载，引起不少人注意。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续小强了解我掌握资料的情况后，提议增补内容，“做成一本书”。我眼前一亮，当下就答应了。

我想起1996年下半年，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竞相报道西安发现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消息，被历史尘埃湮没已久的张瑞玑先生无端遭牵连，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据报道称，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是由清末及民国时期晋陕名人张瑞玑及其子孙四代精心收藏的”;某些论者对张瑞玑缺乏基本了解，辞气之间有所贬损。幸有考古学家吴九龙先生仔细考证了张瑞玑的生平和世系，发现媒体消息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事”，断言“张瑞玑于书籍内行”，“张瑞玑从未拥有过竹简兵法”（见同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