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岭

摘要：在对王国维词学的研究者中，张尔田是能抓住特色且不乏批判色彩的较早的一位。在新旧并存的现代中国，与除旧布新的历史进程不一致的，则是王国维治学由“新人物”至“粹然一轨于正”的选择。而张尔田对王国维词学的认知，同样表现出新旧缠夹，以旧为主的特色。

关键词：王国维 张尔田 词学 新旧之变

王国维及其学说常说常新，其词学更是百余年来的显学。在众多解读王国维词学的名家中，有一位虽能精准点到王国维词学的穴位，却一直未能引起读者足够重视的学者。此人即是现代“深于经史”的词学专家张尔田（1874-1945），一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庵。

张尔田曾致信王国维云：“尊词善道人心事，固宜为所激赏也。”王国维锐意习词期间，正是他集中研读、翻译、运用国外心理学的阶段，故其词着力于人心事实之刻画，尊重对“心”本体的直观，通过深邃之心理显现出“哲理味”。又如，在另一封书信中，张尔田说：“尊词循颂，颇有黝栗之色，故当佳作。并世词流变鉴，要为一作手，彊村终觉努力不如其自然耳。”这个评价少有人注意，其中“黝栗”一词，用来论文更少。然若细读王国维词，便知“黝栗”所呈现出的黑色底子上闪烁着红色光泽的色彩组合，与王国维的“夜观”习惯，其词多创作于夜晚，以及高频率的于夜色中“一灯荧然”的典型意象特色极为吻合。诸如此类，张尔田的评点不仅为阅读王国维词，也为解读其词论打开了一扇窗户。对此，笔者均拟作他文予以探讨，不再赘述。

1902年，王国维自日本归来，张尔田与他相识约在此时。对此，张尔田有言：“初与静庵定交，时新从日本归，任苏州师范校务。”起因是“余所收径山残藏千余种，因易书，入之质棚，为静安所得，仍手写一目而归之，自是遂与订交”。“其后十年不见”，至1916年，王国维再次从日本归，二人相聚沪上，“无三日不晤”，且与精研经史的孙德谦并称“海上三君”。之后，张尔田先于王国维赴京任职，然二人书信往来不断。王国维卒后，张尔田在复黄节（1873-1935，初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书中，将王国维学术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初识时，王国维“方治康德、叔本华哲学，间作诗词……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重见时，王国维“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经研读张尔田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之后，我们同样发现一种“褒贬对立”“新旧并存”乃至“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一方面，张尔田极力称赞王国维的词学造诣，肯定其词既有学问根基，又有自然神妙的性灵韵味。1939年，夏敬观为张尔田《逐庵乐府》作序，其中云：“予尝谓词人易致，学人难致，学人而兼为词人尤难致。有学人之词，有词人之词。”像张尔田乡先辈沈曾植即“学人也”，其词乃“学人之词也”，至于张尔田“君学人也，亦词人也，二者相因相济而不扦格，词境之至极者也”。夏敬观此论颇能代表近现代词家关于“词人”类型的主流意见。这也与王国维之前关于“学人之词”的认识基本一致。王国维曾言：“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继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即批评作为“学人之词”典范的朱祖谋词，因缺少“自然神妙”之韵味，终未达到词人与学人“二者相因相济而不扦格”的境界。

张尔田亦多次从“学人”“词人”相因相济角度称赏王国维词。前引张尔田评价王国维词，赘以“彊村终觉努力不如其自然耳”之言，明显存在呼应王国维云朱祖谋词“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之意。不仅如此，约在1919年，张尔田致信王国维，就王国维信中自云“生平读诗不多”之言，阐发道：“大抵此事非我辈所尊，譬犹鼹鼠饮河，但取满腹，然学问深，则出语自然异人，正无敢乎多谈诗。若近日号为诗家者，集部书满架，全不知向学问中求之，枵腹而藐古人，其不流为白话诗几何！”继而又以己言佐证：“弟尝谓经史根柢之学不讲，则诗文一道必曰趋于断港绝潢，今已兆其端矣。”二人论诗之言，实则可移植论词，可见二人在学问之于填词的意义上有着相近的认识。

同时，张尔田也常回忆他初识王国维时对王氏填词的印象：“静安治泰西哲学甚，古学亦颇究心，词则酷学纳兰者也。”“其诗学陆放翁，词学纳兰容若。”王国维身为治泰西哲学又究心古学的学人，填词则学习“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纳兰容若，此番治词路径不正是夏敬观后来对张尔田“君学人也，亦词人”的赞誉吗？更何况初识王国维时，张尔田对他的学问可谓惊羡不已：“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彼时弟之学亦未有所成，殊无以测其深浅，但惊为新而已。”进而，纵观王国维一生之学术，张尔田认为：“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惟其于文事，似不欲究心，然亦多独到之论。其于文也主清真，不尚模仿，而尤恶有色泽而无本质者。又尝谓读古书当以美术眼光观之，方可一洗时人功利之弊，亦皆为名言。”于是，我们发现，在张尔田有限的论词资料中，有些词学主张几乎就是对王国维词学的再一次申述，如云：

尝谓词也者，所以宜宣泄人之情绪者也。情绪之为物，其起端也不能无所附丽，而此附丽者又须有普遍性，方能动人咏味。其知者可以得其意內，而不知者亦可以赏之言外，故古人事关家国，兼感身世，凡不可明言之隐，往往多假男女之爱以为情绪之造端，以男女之爱最为普遍，亦即精神分析学中法所谓变相以出之者也。再进则情绪愈强，此种变相又不足以宣泄，则索性明白痛快以出之。近人梁氏所标举之情绪奔进者，即此类矣。然以词论，则前者为正宗，而后者为变调;前者我辈尚可效颦，后者殆非天才不可。不然，鮮有不踬者。何则？以此种明白痛快之作，虽纯取自然，仍须不失为艺术之价值乃为佳耳.……欲精此道，又须略涉猎哲学诸书，才愈高，哲理愈遂，则不必事事亲历，自能创造种种意境。

词之为道，无论体制，无论宗派，而有一必要之条件焉，则曰真。不真则伪（真与实又不同，不可以今之写实派为真也），伪则其道必不能久，披文相质，是在识者。

近瞿禅书来，转示吴君眉孙论词一函，痛抉近人学梦窗者之敞，可谓先获我心.弟所以不欲人学梦窗者，以梦窗词实以清真为骨，以词藻掩过之，不使自露，此是技术上一种狡狯法，最不易学，亦不必学。

虽说上引几段文字只字未提王国维，然所谓“天才”“明白痛快”“纯取自然”、读哲学书、“不必事事亲历”、造境、真实、“写实派”以及对梦窗词的批评等，均可从王国维那里找到依据。至少可以说，王国维的相关词学主张，张尔田一度是认同的。

然而，另一方面，张尔田又表达了对王国维词学造诣的不满，甚至发表了与王氏以及自己完全相左的言论。如同样是讨论“学人之词”，张尔田在致王国维信中说：“尊词意境沉挚，在诸派中固当独标一帜，然终是学人之词。以谫陋评之，窃以为诗胜于词也。”虽然称许王国维词“意境沉挚”的特色具有词史的开拓之功，但显然对“学人之词”的创作路径不满。其实，以“学人之词”总评王国维词的风貌，是十分恰当的，但必须说明的是，王国维填词遵循叔本华“诗歌也，思索也”的文学观，其所谓“学”乃是超越儒家“政”“教”传统，尤重人生本质的哲学之思。在这一点上，诗词本身就是“真理”的存在，而不是儒家“诗言志”“文以载道”说视为教化的工具。同时，王国维词中“学”，亦非那种掉书袋式的知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直观显示“天下万世之真理”的能力。此番道理，笔者相信在大谈“读哲学书”“学问深，则出语自然异人”时期的张尔田，是完全可以领会的。可是，此处“然终是学人之词”的转折，显然已背离了词人与学人“二者相因相济而不扦格”的艺术理想。进而，王国维曾自言，词“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可以说，“六百年来，词之不振”，而“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曰之所自信也”。可是，面对王国维如此之自信，张尔田却“以谫陋评之”，认为王国维词不如诗。排除其他因素，足见二人的艺术观有时已不在同一轨道上行进。

随着时间推移，张尔田的思想更趋守旧。20世纪40年代初，他曾致信龙榆生，讨论晚近词人为了杜绝清代以来词坛出现的“粗豪、侧艳、纤佻”弊病，而又“绝之太过，则病又丛生”的问题，他提出：

欲挽末流之失，则莫若盛唱北宋，而佐之以南宋之辞藻，庶几此道可以复兴。晚近学子，其稍知词者，辄喜称道《人间词话》，赤裸裸谈意境，而吐弃辞藻，如此则说白话足矣，又何用词为？既欲为词，则不能无辞藻。此在艺术，莫不皆然。词亦艺也，又何独不然？

同样是反对诗词的“白话”现象，前引张尔田致静安书，强调的是要以经史之学等学问为根柢，“思以沉郁药之”;前引张尔田致潘正铎书，还在强调要“涉猎哲学诸书”，如此“自能创造种种意境”，倡导“纯取自然”之笔……而此处致信龙榆生，则将诗词创作上的“白话”现象完全归咎于时人学习《人间词话》“赤裸裸谈意境，而吐弃辞藻”的路径。同时，就“辞藻”问题而言，前引致龙榆生书批评以梦窗词为代表的“辞藻掩过”现象，而此处却反行其道。

通过考索张尔田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么几点结论：一是在西学东渐、古今之变的近现代中国，出现像王国维由“新”到“正”的前后变化，像张尔田这样新旧缠夹的状况，均属于常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张尔田在致王国维一封信中曾述及在北京大学堂发生的一件“喜事”“乐事”，说的就是新派学者胡适所作《墨子哲学》遭旧派夏曾佑等当面痛驳之事，继而写道：“晚间饮席有林琴南，弟偶述及此事，琴南急出席握余手曰：‘虽与君初交，今日之事，不可不一握手！嗟乎，自大学为陈独秀、胡适辈一班人盘踞，专创妖言，蹈溺后进，有识者殆无不切齿，亦可见怨毒之于人深也。”而在这件事上，张尔田先是“大乐之矣”，为王国维“不来此，真有先见”而庆幸，继而感慨云“吴瞿庵在校，彼辈已议其太旧。以瞿庵之雅俗共赏而尚以为旧，若使彼之教育普及全国，则我辈之不受坑也盖已仅矣”，于此，“言念前途，不寒而栗”。由此，可见当时思想界之复杂。

二是再次证明研读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近现代学人之学术思想，必须遵循知人论世之原则，要有“时期性”“阶段性”的意识，否则就无法客观把握这些学人的真实思想，也难以深入解读时人的评价。王国维集中填词时期，乃是“俨然一今之新人物”的阶段，其词之特色及其开拓之境，并不能以后来“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阶段的主张为依据。同样，张尔田那些貌似自相矛盾的评论，也与其新旧缠夹且以旧为主的思想状况有关。

三是在对王国维词的评价上，张尔田是能抓住特色且不乏批判色彩的较早的一位。关于王、张二人情谊，除了前引相关资料，张尔田还致信王国维云：“生平学友中，弟最服兄有定力，以此年力就衰，不耐繁博，颇思约之以治一经。”“海内交游虽广，能知弟之学者，惟兄与益庵（引者按：孙德谦）耳。”然而，又说：“世多以我兩人并称，悠悠之谈，徒见其表。”这里，除了张氏自谦之外，还有就是他的独立之品性。综上，我们不必苛求张尔田在王国维词的接受上的相互冲突之言。对张尔田而言，诚如周济自言研究词学“由中之诚，岂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诚矣”;而对王国维来说，张尔田的矛盾之论恰恰说明了其词在现代新旧变迁中的地位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