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语

摘 要：宾川文庙武庙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州城镇，是全国少有的文庙武庙合建在一起的明清时期的建筑群。文庙先于武庙建立，在武庙建立时期，当地人打破千年来传统文化“文武分”理论的桎梏，将武庙与文庙合建于同一个地方，形成了独特的文庙武庙合建群。文章对宾川文庙武庙合建的特殊性以及建筑风格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探究宾川文庙武庙合建体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大融合现象。

关键词：宾川;文庙;武庙;文化融合

巍巍中华五千年历史，留下了无数璀璨的思想文化，也塑造了无数令人敬仰的英雄人物。“文”有孔夫子独领文坛几千年，“武”有关羽叱咤风云千百载。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在各自领域被誉为“圣人”的英雄人物，在各地修建了诸多庙宇供后人祭拜和祈福。这些庙宇不仅代表了世人对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的崇敬之心，还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审美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庙宇建筑进行研究，后人能够了解到当时的地域文化背景、人文气息以及人们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追求。然而，文庙和武庙所代表的是不同的道德理想，所以人们很少将文庙和武庙合建在一起。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有学者提出“文”和“武”是两个领域的概念，应该分而论之，不可一概而论，继而文武庙不能合建的理论也随之被提出[1]，自此文武庙的合建现象更是少见。但是，在云南一个名为宾川的边疆小县城却建起了占地面积达20000平方米的规模庞大的文武庙建筑群，文庙和武庙以一种中轴线相互垂直的布局相邻而建[2]，两座建筑既有符合自己礼制的建筑特色又不互相矛盾，和谐统一地建在一个地方。文庙和武庙合建体现了当地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融合。

一、文庙武庙的由来

文庙武庙位于宾川县州城镇西南角，两庙合一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庞大的建筑群，两座建筑物沿着中轴线相互垂直，形成“T”型的布局。据史料记载：“孝宗弘治二年设分守澜沧道按察司副使驻大理，七年置宾川州设大罗卫指挥使司城大罗卫。”[3]州城镇原名大罗城，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建立。到了民国二年，宾川州改为宾川县，县城迁移到了宾川县的牛井也就是现在的金牛镇，州城改为公社。文庙在州城置州的同年（明弘治七年）建立于城内，后期又进行了多次修复和添建。早期殿中供有孔子的牌位，两旁则供着其他儒家先贤的牌位。[4]武庙由知州张瑞杨建于清康熙初年（具体年份未知）[5]，清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均对其进行过维修和添建。庙内早期供有关羽、岳飞二人的牌位，现两庙牌位均已丢失。文庙武庙作为宾川州城的标志性文化代表建筑，在当地有着重要的地位。明清时生员考取秀才，考试之前会到文庙进贡上香祈福，再由当地的教司领着绕泮池一周，作为一种仪式，学子们心中祈求能得到孔圣的庇佑，寄托生员期望高中的心愿;[6]当地人学武拜师或是各部族之间缔结同盟也会到武庙中焚香祈愿，拜关二爷以求庇护。

明清时期的州城既作为宾川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承担着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责任，扮演着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纽带的重要角色。这个历经多年变革的小镇正是因为历史文化悠久，在2001年到2010年间被依次列为州级、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在2006年5月，文武庙建筑群因特殊的建筑风格及历史文化融合的特点，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此成为州城镇的一个历史文物景点，见证了这座古城镇五百多年来的变迁，也昭示着当地人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等。

二、“文武合一”理念的体现

根据史料记载，西周之前文官武将的职责会相互交叉[7]，有时文官既要管理政治事务，又要受命率兵南征北战;而武官则需要在无战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没有统帅兵士的权利，统帅之权归天子所有，在战争爆发时天子将临时授命于一人，由他来统领士兵。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势力日渐强大，贵族官员文武兼任，军政大权被这些贵族官员独揽，从而导致帝王的权力被分散到各个官员的身上，所以统治阶层开始采取文武分治的政治策略，以免官员们一人专职。从战国时期开始，官员们被分为文官、武将，文以“相”为首，武以“将”为首，在政治职责上各司其职，出现专职的武将来处理军事事务，“文”和“武”在朝廷中被分割开来。唐贞元四年（788）起，统治者严格地将文武官僚体制分开，文官和武官之间的事务不再相互交叉，“文武分”理论被提出，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且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文庙与武庙不允许建在一起。文武之间不可一概而论，文庙和武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典型建筑物，更不能够合建在一起。这种文武分离的思想氛围一直延续到宋代，如今，文庙武庙合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仍极为少见。

明清时期，基于中央集權势力对于西南边疆治理的思想和举措，中原汉文化被大肆传入西南边疆地区，儒学文化中对于孔圣的崇拜以及关圣文化中对于关公武力的崇尚也被带入大理宾川，文庙和武庙作为“文”和“武”两个领域的公共性的文化象征符号，在此时也被建立于西南边疆地区。

宾川当地居民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态度十分积极，受到清政府“以汉治夷”举措的影响，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当地，汉文化在这个时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仁礼思想，还是关羽所代表的武学忠义思想都被完美吸纳，当地人的这种吸纳不是全盘接收，而是在对汉文化具有认知和接受能力的前提下结合当地的文化信仰特色对这些文化产生新的理解。由于宾川属多山地边境地区，自古对神秘的大自然力量有着崇拜敬畏之心，少数民族杂居于一地，各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相互盘踞，极易发生战乱，当地人武力强大、和平安定的愿望极其强烈。到了中原儒学文化的传入时期，当地人意识到了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必不可少，又因受到清政府治边政策中的“文治武功”思想的影响，“文成武就”成为当地居民的理想和追求。当时人们对于文武双全的追求极盛，面对中原传统文化中“文武分”理论表现出不认同，结合当地文化环境中的文化氛围，对“文”和“武”有了新的认知，认为“文”“武”应该是个人理想追求中需要共同发展的部分，于是将武庙建于文庙邻畔，使两庙合而为一，方便当地人同时在两庙进行祭拜和祈福活动。

宾川文庙武庙合建现象彰显了“文武合一”的独特文化理念，也体现当地居民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接纳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和延展性，正是在这样的包容延展下，汉文化得以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汉化式”的少数民族文化。

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文庙和武庙在建筑上大体保持中原传统庙宇的建筑方式，但在一些建筑细节上体现出地方特色，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融入这座汉式庙宇建筑，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与应用。

文庙坐东朝西，为四进院，房屋建筑呈阶梯式排列，总占地面积约1493.3平方米，布局严格遵从传统文庙建筑的修建方式，建筑主体包括照壁、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等主要建筑物，还有南北庑、名宦祠、乡贤祠、启圣祠等建筑物。武庙坐北朝南，为三进院，建筑物的分布情况和文庙一样呈阶梯式分布，整个武庙的建筑物占地面积约1074.74平方米，建筑物主体包括照壁、武成门、武成殿、山门等主要建筑，其次还有东西便门、东西厢房、东西庑等建筑物。整个建筑群属汉式庙宇建筑风格，建筑布局、梁架结构以及建筑构件都按照中原传统文庙、武庙的形式建造，但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其运用了当地独特的建筑技法，例如其中的斗栱、檐体的构造，柱子截面做法以及彩画装饰都有着浓烈的当地少数民族风格。

两庙的斗栱具有当地特色，形式多为五踩重翘，无拱无升，两座斗栱的小斗之间用雕刻着花朵样式的牌条①相连接，用雕花木材拱楣板②，翘头处均有刻花，刻花样式粗犷，颇有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风格。还有的斗栱为九踩四翘，为云南特有的米字斗栱（图1），斗栱各座层层重叠，样式繁富。在文庙的建筑前后檐有着当地独特的屋宇型的装饰（图2），将结构功能和装饰功能充分结合运用，具有立体美感。建筑物中柱子做法与传统中原建筑中柱子的做法有所不同，采用了当地特有的柱子截面做法。彩画装饰方面，大部分为简单的动植物刻画，画面内容展现的多是当地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敬心理，笔画大刀阔斧，与当地白族民居的墙画装饰风格如出一辙，一些墙壁彩画呈现出少有的老虎纹样，与传统的中原汉式建筑彩画装饰大不相同，显然受到了当地彝族崇拜老虎的信仰的影响。

宾川文庙武庙合建建筑群将汉文化建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建筑特色融合在一起，将建筑样式和风格上糅合统一，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元素和当地地方独特的建筑技法融入传统中原汉式建筑中。文庙武庙采用的建筑艺术表现手法以一种物质的形式展现出汉文化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也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结语

宾川文庙和武庙的建立受到了当地的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接受汉族儒学文化的背景下，当地少数民族将自己族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儒学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汉化少数民族文化。这种被汉化过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州城当地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祭祀习俗、宗教信仰中可以看出。而在州城这个具有多处明清古建筑的城镇中，建筑物的建立过程也同样体现出被汉化过的少数民族文化。这种文化融合现象使得文庙武庙在保持自身建筑礼制的情况下融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当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理解中打破了中原“文武分”的常規，两庙和谐地建在了一起。文庙武庙建筑群是中原汉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建筑，反映了汉文化传入的宾川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以其建筑特色和风格彰显出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

注释：

①里外桁向栱上的枋。

②双步夹底间所设的木板。

参考文献：

[1]沈胜求，韩玲.朝鲜时期武庙的性质和关王庙的变迁[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3.

[2][6]张剑萍.文化大理·宾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25.

[3][5]周钺.雍正宾川州志[M].昆明：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4：9，58.

[4]杜家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州城[J].大理文化，2011（3）：76.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