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

摘 要：中國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成绩一直表现不佳，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以英格兰国家足球治理困境为鉴，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中国男足的治理困境进行剖析。内因包括：中国足球协会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行业治理缺位;中国足球本土优秀教练员后继乏人，是历史积累和现实策略选择的结果;中国足球本土精英球员培养青黄不接，是导致中国男足缺乏竞争力的直接原因;中国足球归化球员策略并非长久之计。外因包括：中国足协与主流媒体共谋，足球社会化媒体弱化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中国球迷具有大国情怀和“面子”文化，中国足球缺少社会根基。建议认为：在内因方面，坚持中国足协的行业领导地位，强化足协的统摄力和执行力建设;树立本土教练员担当大任的指导思想;稳步推行归化球员治理策略，夯实青训工作、校园足球建设等战略布局，切实提高本土球员长期竞争力。在外因方面，秉持开放共享的价值观，推进足球媒体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切实带动中国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为实现足球强国梦夯实发展根基。

关键词：中国足球改革;中国足球协会;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英格兰足球;本土球员;治理困境

Abstract：China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 has had poor performance， which does not match the status of a great country. Drawing lesson from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England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China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Internal causes includ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s achievement view of instant success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industry governance. The lack of local outstanding coaches in Chinese football is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realistic strategy selection. The temporal shortage of local elite players in Chinese football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 Chinese football naturalized player strategy i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External causes include： collusion between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mainstream media， weakened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social media， and lack of a good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Chinese fans have great power feelings and "face" culture. Chinese football lacks

中国被誉为古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被誉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中超联赛是亚洲第一足球联赛市场，英超联赛是全球第一足球联赛市场。令人困惑的是，中国和英格兰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成绩一直表现不佳，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以下简称“中国男足”）一直处于亚洲中游球队水平，英格兰男足则为世界杯决赛阶段小组赛出线而苦苦挣扎。职业足球也称商业足球，以追求商业价值为目的;国家足球也称精英足球，以追求比赛成绩为目标。中英职业足球与国家足球的发展状况明显背离，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哲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者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在《为何英格兰会失败》（Why England fails）一文（以下简称“金”文）中，从足协、教练员、本土球员、媒体、球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新时代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诚然，中英面临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中国足球面临的局面不能与英格兰国家足球治理困境一概而论。本文以比较研究视角，紧密结合中国足球发展历史、现实与改革趋势，置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发展背景，明晰中国男足治理困境的内因和外因，提出符合中国足球改革道路的策略建议。

1 内因制约：中英国家男子足球队治理困境比较

1.1 中英足协治理困境比较

足球协会（简称“足协”）作为国家足球事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国家足球改革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文认为[1]，囿于英国长期坚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实行分权、取消管制、推进私有化、建立自由市场等基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未成为英国发展道路的主流，英国国家制度的历史选择推进了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职业足球市场的蓬勃发展，赋予了足球市场力量与足协管理者抗衡的强大能力，导致英格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足协组织，难以调动强大的足球市场与社会力量，致使国家足球队建设陷入松散、弱化的局面。应当说，国家政治制度的历史选择决定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导致英格兰足球协会缺乏现实统摄力，也是导致英格兰足球发展面临“弱足协、强市场”这一被动局面的制度因素。

相比于英格兰足协治理弱化这一历史积弊，中国足协一以贯之“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治理，具有高度集权的统摄力优势。一方面与国际体育组织“金字塔自治”（Pyramidal Autonomy）的管理传统与历史发展保持一致[2]（例如，国际足联所辖五大洲足协组织、洲际足协所辖国家或地区足协组织、国家足协所辖国家内部的各级各类足协组织）;另一方面与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管理制度一脉相承，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的职业化改革开始，中国足球改革陷入“毁誉参半的甲A联赛10年，人人唾弃的中超联赛5年”[3]，2002年中国男足晋级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比赛之后，跌落为亚洲中游球队水平，几经沉浮，说明历次中国足球改革成效甚微。正如“金”文所说，德国、法国足球的成功有赖于中央集权的足协管理制度，这就说明坚持中央集权制度是足球强国建设的改革方向，制度失效不在于中央集权这一制度“顶层设计”，而在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制度约束与运行机制问题。

反思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初期阶段的惨痛教训，在治理实践方面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部门利益导致足球行业生态偏于“强足协、弱市场”的局面发展，管理部门缺乏大局观，在足球基础建设中“竭泽而渔”，蚕食足球市场与社会的建设成果。由体制内主导改革设计、实施、运行、监管全过程，形成了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一家独大”的局面，对职业俱乐部、市场投资者、赛事主体、赞助商、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利益缺乏考虑[4]，尤其是以承担“为国争光”国家任务的名义，吞噬职业足球市场投资主体的合理利益回报[5]，市场投资主体沦为中国足协追求政绩目标的“抬轿者”与“冤大头”[6]，致使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市场与社会价值之上。中国足协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主要职能是推进中国足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诚然，足球发展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学校、媒体、家庭与公民等全方位参与，具有投入大、时间长、见效慢的基本特点，不是单一主体“单兵突进”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依据“理性人”假设，相比于“费时费力”且短期不见成效的足球基础建设，既得利益主体必然采取“以小博大”策略，聚焦于功绩宣示效应，以最小投入博取最大功绩，以管理者身份蚕食整个足球市场、社会与公民的建设成果。中国足协作为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显性的利益诉求是争取国家队比赛成绩，实现“升国旗、奏国歌”的“为国争光”功能。

第二，管理者个人利益导致足球行业监管不作为、乱作为，部门利益与管理者个人利益纵横交错，导致足球行业生态的畸形发展。中国足协内部治理不规范，外部司法监管缺位，导致高度集权体制下的个人权力不受约束，极度膨胀，管理混乱，乱象百出。在避开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大事件之后，国家司法部门对中国足坛“假球”“黑哨”、贪腐等问题进行了重拳整治，还给了中国足坛一片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从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化进程视角，“盐湖城丑闻”促进了国际奥委会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2015年国际足联贪腐丑闻迫使国际足联推行新一轮治理改革计划，重大体育事件有力地推进了世界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1.2 中英本土优秀教练员成长困境比较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工程师和足球教练员的外迁，对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和足球运动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被誉为英国的象征[7]。随着战后英格兰豪门足球俱乐部的发展壮大，英超联赛汇聚了全球最优秀的精英球员，形成了以英超联赛为核心的球员资源全球配置之世界体系[8]，英格兰本土球员和教练员的发展遭受重创。“金”文分析指出[1]，英超足球俱乐部在欧洲冠军联赛中共夺得4次冠军、6次亚军，这些成功的俱乐部都是依据国际惯例雇佣外籍著名教练员，换言之，英超联赛最伟大的教练与英格兰人无缘，自1990年至今，英格兰严重缺乏本土教练候选人。面对将帅难求的局面，英格兰足协于2000年聘请了首位外籍教练埃里克森。本土优秀教练员稀缺这一现实困境是导致英格兰主教练走马灯式轮换的主要原因，自1990年至今，英格兰足协平均每2年就要撤换主教练一职，也是造成英格兰比赛成绩起伏不定的治理因素。

在现代精英体育竞争体系中，主教练因素是比赛致胜的关键一环，对于提升球队战斗力的作用不言而喻，诸如郎平之于中国女排、希丁克之于韩国男足等案例。在聘请本土教练与外籍教练的利弊争论中，雇佣外籍教练员在文化适应、语言交流、战术风格、球员关系磨合等方面存在未知风险，对削弱球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埋下了隐患。在本土教练员这一环节，中国男足与英格兰男足可谓“同病相怜”。新中国历史上共计29人次担任中国男足主教练（执行教练）一职，李凤楼、年维泗、方纫秋、张宏根等足球名宿先后担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了中国男足建设初期的历史使命。在高丰文（1990年卸任）、戚务生（1997年卸任）先后率队冲击世界杯足球赛出线权未果的情况下，中国足协尝试聘请外籍教练施拉普纳（1994年卸任）和霍顿（1999年卸任），迎来了外籍教练米卢蒂诺维奇的高光时刻，中国足球由此步入外籍教练时代。在神奇米盧事件之后，聘请外籍著名教练成为中国足协短期提升国家队比赛成绩的救命稻草，在本土教练朱广沪（2005—2007年）和高洪波（2009—2011年，2016年）具有过渡性质的短期接任主教练一职之外，聘请外籍教练处于压倒性的策略选择。此外，近十年中超联赛最成功的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与英超豪门足球俱乐部一并采取国际惯例，选择雇佣外籍著名教练员的现实策略，破解球队主帅这一关键环节。

应当深刻认识到，本土优秀教练员青黄不接的现象，揭露了中国足球发展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男足历任外籍教练来自世界各国，以聘任时间为序，分别有阿姆别尔·约瑟夫（匈牙利）、施拉普纳（德国）、霍顿（英国）、米卢蒂诺维奇（前南斯拉夫）、阿里·汉（荷兰）、福拉多（塞尔维亚）、卡马乔（西班牙）、佩兰（法国）、里皮（意大利）等人，可谓是全球溜一圈，国籍不重样。值得肯定的是，多流派多风格有助于中国足球的兼容并蓄，汇集全球最先进的技战术风格于一身，抢占世界足球发展最前沿。值得批评的是，哪个国家问鼎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哪种战术打法一时风靡世界足坛，中国男足便如获至宝，浅尝辄止模仿一通，缺少自己的技术特点和文化风格，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多年来，中国男足的建设成果，或者说最鲜明的技战术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影射了中国足球发展长期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想。中国足协追求短期提振效应这一扭曲的政绩观，助长了中国足球行业奉行实用主义、拿来主义、功利主义的风气。同时，在中国足球发展道路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或者说不能坚持一种足球文化风格，经过几代足球人的精耕细作，久久为功地发展下去，是缺乏“四个自信”意识的外在表现。

本土优秀教练员陷入后继乏人的局面，是历史积累和现实策略选择的结果。第一，优秀教练员权威的树立一半来自球员时代获得的荣耀。中国男足长期处于低谷，球员时期没有获得让人信服的比赛成绩和荣誉，反被媒体一顿抹黑，球员退役后步入执教生涯，缺乏足球行业权威的积累与实现，成长之路早早夭折。第二，近年来中超联赛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俱乐部不乏大手笔引进世界著名教练员和外籍精英球员，在增强俱乐部竞技实力的同时，本土教练员缺少担任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的成长机会，挤占了本土教练的成长空间。诚然，外籍著名教练具有丰富经验和执教实力，所享有的国际知名度是打造职业足球俱乐部品牌形象的组成部分。例如，引进外籍著名教练员里皮对于提升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的品牌形象建设，提升中超联赛的市场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三，中国社会历来奉行“无利不起早”的大众哲学，既然“里皮们”一直在场，何必以球队的比赛成绩为赌注，培养可能成为“里皮”的“高洪波们”，由此形成了本土优秀教练员后继乏人这一“卡脖子”的短板。这就是中国华为公司坚定核心技术创新道路的缘由，也是联想公司与华为公司的本质区别所在。

1.3 中英本土球员培养困境比较

球员因素是足球比赛致胜的决定性条件，拥有技术精湛的本土球员是关键所在。“金”文认为，英格兰男足的失败与缺乏优秀的本土球员不无关系。他指出，本土球员培养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英格兰注重身体条件（体格的竞争力）而忽视足球技术优先原则;二是青训体系的弱化，尤其表现在6～12岁这一青训阶段;三是博斯曼法案破除了精英球员自由流动的全球壁垒，促使全球范围内的精英球员涌入英超联赛，无形中压制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成长[1]。中国男足与英格兰男足面临同样的问题，鲁尼是英格兰锋线力量的代名词，郝海东退役之后中国再无优秀本土前锋，球队缺乏锋线攻击力的现实影射出中英两国在本土球员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足球比赛致胜规律的认识方面，英格兰队注重体格健壮和勇气因素，中国队注重身体条件和精神作风因素。鲁尼是英国绅士风范和男子气概的呈现者，每逢大赛“有力使不出”的竞技表现，影射技术优先原则的缺位。中国男足比赛中崇尚“大力出奇迹”，后卫解围“开大脚”、前锋射门“高射炮”等技术运用特征，说明身体条件因素压制技术优先原则发展。犹如朝鲜足球这一“大流士的军队”的昙花一现（晋级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圈），这是忽视足球技术优先原则产生的后果。国家队技术风格的选择与定型反映了社会文化传统和球迷群体的文化偏好，鲁尼的一个强力对抗动作，或中国球员的一个“开大脚”解围动作，总会激发本国球迷的亢奋情绪，迎来全场喝彩。在足球比赛致胜规律的认识方面，甚至在球员选材、日常训练与比赛致胜的全周期中，形成了身体条件优先原则的认识误区和思维定势。

第二，中国足球青训体系长期处于弱化状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专业足球青训体制的弱化趋势。在奥运会金牌战略和全运会排行榜的价值导向下，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以及各省市精英体育综合实力竞争主体纷纷采取“弯道超车”战略，侧重于投入小、见效快的个人单项，“三大球”项目青训体系建设长期处于弱化状态，显露出运动会排行榜的局限性，以及现行中国体育政绩评价体系存在的价值导向问题[9]。二是社会足球青训体系长期缺位。1992年红山口会议拉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大幕，经历了15年职业化改革的混乱时期，以2009年中国足坛反腐风暴为节点，曾经“大干快上”创办的社会足球学校纷纷关张，商业与社会力量参与青训体系建设由躁动狂热到冰冻三尺，加之商业足球功利化现象严重，职业足球俱乐部控股权频繁变更，俱乐部青训梯队建设名存实亡。三是校园足球青训水平不高，青训理念定位于“强健体魄”“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学生运动员加盟中超联赛的案例寥寥无几，在短时期内很难承接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重任。

第三，中超联赛进入大手笔引进外籍球员的诸强争霸时代，外籍球员占据了中超联赛的中场核心与锋线位置，扮演了俱乐部球队中场发动机与比赛终结者的核心角色。借助外籍球员的知名度和竞技实力，极大提升了中超联赛的市场影响力，塑造了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这一亚洲豪门俱乐部的行业地位。另外，外籍球员的强势表现，对本土球员培养形成挤出效应，挤占了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尤其在球队关键位置上后继乏人，在国家队比赛决胜中缺乏“关键先生”。换言之，“技术换市场”的联赛“外包”模式，是导致中英两国球队核心竞争力弱化的主要原因。同时，考虑到中超联赛作为亚洲顶级联赛市场的因素，对本土球员产生的虹吸效应，进一步限制了本土球员“走出去”的动机。回顾中国男足晋级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圈的主力阵容，有郝海东、李铁、邵佳一、马明宇等在本国联赛效力的优秀球员，也有范志毅、孙继海、杨晨、李玮峰等在海外高水平联赛效力的精英球员，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初期，随着甲A联赛（中超联赛前身）发展环境持续恶化，无形中促成了本土精英球员谋求海外发展。时过境迁，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政策春风，中超联赛一跃成为亚洲顶级足球联赛市场，球员转会费和年薪持续暴涨，在精英球员供给不足的现实状况下，本土精英球员的年薪远远超出球员自身价值的溢价水平，本土球员拿高薪这一现象，扼杀了本土球员谋求海外高水平联赛发展的“雄心壮志”，纵容了本土精英球员“不思进取”“脾气大”“耍大牌”等陋习，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2 外因掣肘：中英国家男子足球队治理困境比较

2.1 中英足球媒体环境比较

现代通信技术革命改变了精英体育的呈现方式和观赛体验，体育赛事与媒体具有共生关系，媒介化体育作为一种新的体育产品，不仅在于推广高水平体育赛事活动，还能够塑造媒体与社会焦点，推进体育产业融合发展[10]。“金”文分析认为[1]，英格兰英国资本主义宽松的监管环境、个人主义文化、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将维护国家足球权威的努力付之一炬。伴随20世紀70年代英国流行小报的出现，加之英国解除媒体管制的影响，促进了职业足球赛事与媒体的结盟发展，受众与足球赛事共享记忆，培育了一代忠实球迷和庞大的足球消费者。正如20世纪60年代美式职业橄榄球赛事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归功于赛事成长期与电视转播的结盟发展，赢得了全美庞大的观众群[11]。

中国与英格兰足球面临的媒体环境有较大不同，中国媒体机构的准入资质与新闻业务受到国家职能部门的严格监管，新闻行业规范有序，避免了英格兰小报媒体自由报道乃至操纵足球新闻舆论的局面。反思中国足球改革的失败教训，中国足协与媒体长期处于对立关系，现代媒体誉为“第四权力”，具备与足协权力分庭抗礼的话语权，媒体权力拒绝让步，导致尖锐的矛盾冲突，严重损害对峙双方的社会声誉和共同利益[12]，形成双输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国足协力求建立新型的媒体关系，与主流媒体紧密合作，足协监管下的足球活动对央视等主流媒体开放，赋予独家采访权和电视节目制作权，主流媒体抱以积极合作的态度，采取只建设不批判的正面报道策略，实现权力共谋和部门利益共享。《足球报》和《体坛周报》的沉浮起落，映射足球商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缺乏生存的土壤。同时，在中国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中，来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2名媒体代表当选执委会成员，从侧面反映了足球社会化媒体的边缘地位和弱化趋势。

在以微信传播为代表的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产生的社会影响不能与公众舆论简单划等号。中国足协擅长自导自演，无视公民共同的价值诉求[13]，在主流媒体缺乏舆论出气口时，公众诉求必定发泄在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上，迫使自媒体平台运营商采取“屏蔽”“删帖”等行业监管措施，形成主流媒体正面评论与自媒体话语狂欢这一价值割裂的现象。当社会化媒体不能获得足球行业采访权时，便会扛起贩卖一手信息的大旗，“一手信息”大多是经过主流媒体编辑加工的新闻报道，遵循事实，话语平淡，缺乏媒体噱头、燃点和爆点。社会化媒体为了创造社会影响或追求商业收益，一般采取差异化、娱乐化、故事化、戏剧化的报道策略，依据“一手信息”中的基本事实，大胆想象、自由发挥、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同时，社会化媒体为了博取“眼球”效应，在缺乏严肃道德责任的情况下，不惜采取过度娱乐化、“扒粪运动”、只批评不建设的报道策略，捏造事实、哗众取宠，甚至“倒戈”与“抹黑”，对中国足协和国家队形象建设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2.2 中英球迷文化心态比较

球迷是足球改革发展的源动力，是国家足球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和受益者，是国家足球事业发展强盛的基础。球迷群体的社会认同、文化偏好和心态变化是建设国家足球队的重要一环。“金”文分析认为[1]，球迷对英格兰队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因为英格兰发明了现代足球运动，赢得比赛也就理所当然，在屡战屡败的现实面前，英格兰球迷的自大情结被自怜的形式取代，转变为自嘲的宿命论，对战败的屈服代表了一种敦刻尔克的精神，对胜利不抱希望，却始终保持愉快的不屈服状态，球迷群体的斯多葛主义同时助长了战后英格兰男足的糟糕表现。

与英格兰球迷自战后以来的群体认同和足球情结演进相比，中国球迷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经历了一个难以言说的群体身份演进过程，从夜郎自大到自怜自嘲，从讽刺谩骂到不予置评，从激情澎湃到淡然置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夏季奥运会比赛取得辉煌成绩，中国球迷有理由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成就和奥运成绩联系起来，作为大国崛起象征的中国男足赢得比赛也就理所当然，球迷群体对比赛成绩期待过高，对球员和教练员施加了太大压力。正如“金”文的观点，英格兰男足的踢球风格反映了广泛的文化偏好[1]，而中国男足存在的“患得患失、想赢怕输”的心理病灶，由此产生的“比分领先就判若两队不会踢球了”“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黑色三分钟”等现象，反映了中国球迷群体的心态变化和心理状态。中国球迷陷入大国情怀不可自拔，无法接受中国男足屡战屡败这一事实，成为大国情怀最为尴尬的存在。

中国人讲“面子”的行事风格深深嵌入球迷群体的文化性格里，指的是当人们失败时就会丧失尊荣并羞辱旁人，旁人对失败行为的看法比该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更为重要，无论事情的缘由如何，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呈现自己[14]。球迷群体的文化性格传导至中国足协管理层面，集政府授权与社会赋权于一体的中国足协既是足球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又是广大球迷文化性格的呈现者。按照讲“面子”的行为逻辑，面对屡战屡败这一丢失大国尊荣的事情，中国足协能够采取的积极态度是第一时间粉饰“门面”，寻找合适的借口便于“下台阶”，挽救“门面”于羞辱之间，并采用急功近利的现实策略，诸如聘请世界著名教练员、引进艾克森等归化球员、注重国家队集训而忽视足球基础建设等，“洋教练”“抱佛脚”“鼓士气”“拼作风”成为中国男足出征大赛的鲜明印记。中国足协长期采用“竭泽而渔”式的现实策略，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政績观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球迷意志对足球战略进行文化内核式改造的结果，导致校园足球、社会足球、青训体系、基层教练员培养等足球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国家足球发展的社会根基较为薄弱。

2.3 中英足球社会舆论比较

在激烈的报业销量竞争中，英格兰“小报”企业通过夸大、捏造或断章取义的方式，极力渲染有关英格兰足协、主教练和球队的故事，致使英格兰足协、国家队的权威形象一落千丈。英格兰男足的负面形象一方面受到国家队比赛屡战屡败思维定势的影响，一方面与英美发达国家具有批评本国政治与社会的舆论传统有关。英格兰有着历史悠久、独特且浓郁的足球文化[15]，体制健全、发达且充满活力的足球市场[16]，浸入肌肤、强大且狂热的足球社会。虽然英格兰男足形成了屡战屡败的刻板印象，却丝毫不会影响英格兰球迷和社会对待足球的热情。

相比较而言，中国男足不仅形象不佳，而且缺乏孕育一流国家队的社会文化土壤。有学者研究认为[17]，中国男足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社会广泛参与，国家足球发展后继乏人，尽管中国是人口大国，但很少有人真正踢足球，同时缺乏“街头足球”的文化传统。在2019年亚洲杯足球比赛中，中国队参赛球员平均年龄高达29岁，39岁高龄球员郑智稳居国家队主力阵容，没有球员在世界足球五大职业联赛中效力，可见中国男足青黄不接的现实状况。表层原因是后备人才匮乏所致，深层原因是中国足球行业生态持续恶化的结果。中国男足的历史积弊与屡战屡败的现实境况，甚至以“出乎意料”的技术运用形式输掉关键战役，摧毁了中国球迷的心理防线。加之与蕞尔小国足球战绩比较产生的心理落差，社会不满情绪如决堤般翻滚，“恐韩症”“叉腰肌”等社会舆论事件一幕幕上演，21世纪初中国足球进入审丑时代。中国男足沦为社会丑态的化身，劣迹斑斑的代表，承担了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与使命，成为社会情绪的垃圾桶，嘲讽谩骂的发泄地，而无需承担道德责任的公共话语空间。当审丑成为一种行业常态，赢球反而成为新闻“捧杀”的素材，在“左不是，右不是”的评论语境中，让人看不到职业前景，充满理智的中国家庭惧怕让自己的后代从事足球职业，在义务教育阶段参与足球运动仅仅是满足“强健体魄”“立德树人”的教育需要。正如胡小明教授所言，“原因是沙滩上的建筑缺乏基础。”[18]

3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治理困境的破解策略

3.1 始终坚持中国足球的行业领导地位，不断强化足协的统摄力和执行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等一系列足球重大改革发展政策相继出台，让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站在了新时代的风口。新时代中国足协治理改革呈现出几点积极的变化，第一，中国足协会员单位的实体化改革进程提速，实体化意味着社会化、去行政化改革，一直是业界、学界的关注热点，只不过在达成共识和实际推进方面还有未尽之事[19]。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地市级、行业足协的脱钩改革，有望真正实现会员协会的实体化、社会化、去行政化改革，遴选足球市场与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足球“立法权”层面以及中国足协重大决议方面，破除以部门利益为中心的单向度取向。第二，中国足协调整改革体现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变化，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增强中国足球改革全面推进的集中统摄能力。第三，中国足协常设机构改革与人才专业化建设初显成效，在2019年8月举行的中国足协第十一届会员大会第1次会议上，中国足协领导机构完成换届选举，达到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关于“优化执委会结构”和“健全专项委员会”的改革目标，实现了“广纳贤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高人员整体素质”的政策预期。第四，足协管理者个人利益一方面受到国家反腐败高压态势的震慑，另一方面受到足球行业自治机制的约束，中国足协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为防止管理者个人权力膨胀构筑了堤坝。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突出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也为遏制足协管理者个人权力的寻租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外部监管基础。

应当说，进一步强化中国足协的行业领导地位，以“强政府、强足协”为全面深化足球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传承和突显。同时，新时代中国足协调整改革具有象征意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20]，“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领导”，《中国足球协会章程》（2019年修订案）写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设立了党委，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领导。这些重大足球政策与举措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党和国家对足球市场乃至整个足球发展生态的统摄力建设，进一步深化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形式，为中国男足夯实亚洲中游球队地位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3.2 树立本土教练员担当大任的指导思想，全力打造中国本土一流教练员队伍

培养与启用本土优秀教练员是破除外籍教练文化适应与交流困境，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战略选择与主要策略。日本足球先行一步，冈田武史和西野朗是本土教练的旗帜性人物，在新的世界杯周期中继续坚持“本土主帅”路线，由森保一接过西野朗帅印，以实现日本男足的新老交替[21]。进入新时代，我国本土教练员的培养工作取得新进展，第一，国家政策层面高调推进，为本土教练员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改进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发展方式”，采取专业人才培训、加强国际交流、引进高水平外籍讲师授课等培养方式，同时引导足球运动员转岗从事足球教练员工作。《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联合行业组织，聘请国内外高水平足球专家培训校园足球教师、教练员、裁判员。选派部分优秀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管理人员、教师、教练员、裁判员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22]”。第二，本土教练员培养取得新成效。2019年中国足协第十一届会员大会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足协共培训各级教练员48 913人，较2014年初增长了4倍。

近年来，中国足协加强了本土教练员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工作，但与大国足球崛起所需的教练员群体缺口相比还有差距，尤其体现在各级别国家队的本土优秀教练员培养方面。在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長期向好的发展背景下，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的保驾护航下，中国男足有信心长期稳定在亚洲中游球队水平。既然聘请国外著名教练员无法提升中国男足的竞争力，与其给“里皮们”支付天价薪酬，不如为国家队球员发放高额奖金，给高洪波、李铁等本土优秀教练员提供一线队执教历练的机会。中国足协在选聘各级国家队教练员工作中，必须树立本土教练员担当大任的指导思想，借鉴日本足球由本土优秀教练员担当大任的做法，采取公平公正海选、竞聘上岗、“请进来、走出去”等策略，全力打造中国本土一流足球教练员队伍。

3.3 稳步推行归化球员治理策略，切实提高本土球员长期竞争力

在本土精英球员后继乏人和高龄球员担当国家队主力的现实困境下，中国足协选择了“归化球员”这一短期提振竞技水平的现实主义策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中，艾克森、李可代表中国男足出场，成为中国足球史上首次引进的归化球员。在全球化浪潮下，球员归化即体育国籍转换是国际体坛普遍存在的现象，典型案例是卡塔尔的“金元足球”归化模式，在全世界发掘具有足球潜质的青少年人才，通过“销售主权”的策略，将球员国籍转换合法化，凭借大手笔投入的青训体系资助培养，从中获得国际足球竞争上的先发优势[23]。启动“归化球员”现实主义治理策略无疑对中国男足的竞技实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提振效果，但同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可控的政策风险。第一，“归化球员”策略面临中国国籍“入籍难”、不承认“双重国籍”、国际足联参赛限制、年轻球员入籍后培养不达预期等政策风险[24]，限制了高水平外籍球员的归化入籍选择。第二，“归化球员”策略是中超联赛“外籍球员”政策的变相加码，进一步蚕食了本土球员的发展空间，消耗了稀缺的足球资源。第三，“归化球员”策略遵循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规律，中国足球处于世界体系的“融入和边缘化”层级，凭借世界足球强国的人才溢出效应，只能引进“巴西三队”“阿根廷四队”层级的外籍球员。第四，“归化球员”策略是变相的现实主义引援政策，有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意识”与“四个自信”的政治站位，无法全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归化球员”策略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的制约，对于大幅提升中国男足竞技水平的空间有限，同时，巴西、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法国等足球强国，一以贯之本土球员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是，面对中国男足竞技水平持续下滑的趋势，“归化球员”策略又是必不可少的政策配置，成为中国男足的“急就章”。笔者认为，“归化球员”策略不能简单理解为“全有”或“全无”的问题，“归化球员”政策必须为国家队建设“托底”，但在“归化球员”策略的政治站位、政策选择方面应当体现稳健、适当、合法合规的制度考量。放眼长远，“归化球员”策略在完成国家队“托底”建设使命之后，应当逐步淡出政策视野，借归化球员之势，筑本土球员之基。应当把握引进归化球员“托底”建设这一战略机遇期，推行足球训练思想变革、夯实俱乐部青训工作、推进校园足球建设等战略布局，切实提高本土球员的长期竞争力。应当发挥政策加码的引领作用，中国足协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就是典型案例，在进一步限制国内球员薪资虚高现状的前提下，中超、中甲联赛要在每队每场比赛至少保持1名U23球员在场上，中乙联赛每队每场比赛至少保持1名U21球员在场上等方面发力[25]，将政策与联赛资源向本土球员青训工作倾斜。中国足球若想“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共圆中华儿女足球梦想”这一远期目标，必须尊重足球发展的基本规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土球员青训培养工作。

3.4 大力推进足球媒体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在公民社会崛起和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中国足协与主流媒体共谋的战略选择，采取部门权力联手的现实主义策略，试图从源头上定义议程设置，引导社会焦点和公共舆论走向，不是标本兼治的长久之计。中国足球改革需要的是每位公民真真切切的付出与支持，每个家庭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足球运动，从根本上激发市场与社会的做多动能，而不是向媒体部门讨要一面新闻锦旗，换取一些聊以自慰的真实谎言。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必须抛弃扭曲的政绩观，回归“以人民为中心”“以球迷为中心”的发展观，将管辖范围内的各类足球活动，向社会化媒体完全开放。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精神引领下，实现主流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融合发展，切实发挥主流媒体塑造良好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发挥社会化媒体建构足球发展与球迷认同的纽带作用，让足球赛事融入全民生活，化为公民共有的生活记忆。中国足协应当秉持开放共享的价值观，在媒体采访权问题上一视同仁，既要肯定主流媒体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行业认同的核心作用，也要重视社会化媒体建构行业认同、社会认同、社区认同、球迷认同的独特优势，切实发挥中国足协的行业领导与中枢协调作用，凝聚各方共识，汇聚磅礴力量，为实现体育强国和“足球强国梦”而努力奋斗。此外，中国男足屡战屡败的破解策略，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实施政策强刺激，还在于球迷群体重建积极的文化偏好，以此带动中国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为实现体育强国和“足球强国梦”夯实发展根基。

从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邓小平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推进足球改革发展，寄托了黨和国家对于实现体育强国和“足球强国梦”的殷切期望。足球运动是全世界广泛深入参与的第一运动，国家足球竞技水平关乎国家的“面子”和“里子”，“面子”指的是中国男足竞技水平应当与大国身份相一致，中国男足建设是国家名片，表征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里子”指的是中国男足竞技水平应当与强国建设相匹配，中国男足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足球改革能够直面尖锐的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抓铁有痕的劲头，砥砺实干，攻艰克难，努力推进中国足球全面建设，一定能够实现“足球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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