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学界大多认为马铃薯是在十九世纪以后才逐渐传人到今甘青地区。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查对甘青地区的地方志、文学作品等文献资料，认为马铃薯传入甘青地区的时间可能在十八世纪初期。由于甘青地区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适宜，马铃薯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在民国时期得到推广，成为重要的农作物。马铃薯的引种推广，增加了甘青地区的蔬菜品种;作为重要食材乃至救灾储备粮，解决了当地居民的粮食问题，是甘青人口增长的基础;马铃薯的种植和深加工，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明清;甘青地区;马铃薯;影响

中图分类号：P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5-0145-04

马铃薯在中国的别称很多，甘肃、青海地区（简称甘青地区）其多称为尕白山药、洋芋蛋、洋芋、蛮洋芋等。马铃薯在十八世纪引种到甘青地区，因其本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不高，具有产量、营养等方面的优势，其种植经历了从零星分布到我国马铃薯主要种植区的发展历程。通过探赜文献记载，可见甘青地区人民对马铃薯的态度及其引种、扩散的过程，以及马铃薯在甘青地区人民生活中所占地位的变化。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马铃薯传入我国时间为明朝万历年间。关于马铃薯传人甘青地区的具体时间，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目前没有定论。蔡培川认为天水地区种植及传播马铃薯的主要推力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人口暴增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促使马铃薯在甘肃得到大面积的种植。孛鹏旭认为马铃薯在甘肃地区种植的最早时间为1860年左右，由陕、川、鄂三省之间交汇地区传人陇东南地区，后逐渐大面积种植。侯艳兰、史志林赞同这一观点，认为马铃薯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传人甘肃[。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梳理考证，认为十八世纪初马铃薯就可能传人甘青地区，由于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适宜，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清代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的传播

关于马铃薯最初在甘青地区引种的时间，尚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有清代甘青各地方志、文集以及官员奏议中虽然有关于马铃薯种植的零星记载，但涉及的时间基本上集中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甘青地区现存方志及文学作品普遍将马铃薯称为“山药”或“洋芋”，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出自于康熙时期的《岷州志》，其后关于这一作物的记载才逐渐增多。

（一）甘青方言中“山药”的具体所指

中国各地民众对马铃薯的称呼各不相同，甘青地区对马铃薯的别称也很多，如光绪年间编撰的《秦州直隶州新志》曰：“物产：山药。”康熙《岷州志》曰：“籠爪葱……山药……。”从地理位置来说，岷州（今岷县）处在草原逐渐向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其气候特点是低温且干燥。从其生长需求而言，山药喜热，忌霜冻，其生存和生长的温度最佳是在15℃～28℃之间，需在水分含量达16%～20%的砂质土壤生长。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岷州地区不适宜山药生长，且岷州历代文献资料中并未发现有关“山药”种植的记载。探讨马铃薯最早传人甘青地区的时间，首先要明确《岷州志》中“山药”的具体所指何物。

笔者认为，此处的“山药”即“洋芋”或“羊芋”。清代龚景瀚撰《循化厅志》记载：“其附城左右，……山药，园中皆有之。”在《循化厅志》中“山药”的注为洋芋，即马铃薯。1935年《重修镇原县志》中明确指出洋芋为马铃薯，“洋芋即蹲鸱也，一名马铃薯。”说明此时的民众对马铃薯已经进行分类。《古浪县志》曰：“土芋，即洋芋，俗名山药，形圆皮黄，肉白。”这里明确记录了“土芋”即“洋芋”，当地居民对马铃薯的别称之一即山药。民国《鼎新县志》曰：“洋芋，邑人误以为山药名之。”进一步解释了在《古浪县志》中“土芋”即“洋芋”的记载。《植物实名考》中也有相似的记录“阳芋，黔滇有志……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除甘青地区的文献中，其他地区也有用“山药”称呼“马铃薯”的记载。谷茂、马慧英、薛世明等人对《马首农言》里“回回山药花白”这句话中的“山药”进行过考证，认为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山药”之名的真实所指当为“马铃薯”，并且通过《循化厅志》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这个时間节点，可印证上文笔者提出的马铃薯于十八世纪初即已传人甘青地区的观点。

（二）文学作品中关于马铃薯的记载

在清代甘青地区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马铃薯的记载。谢善述生活在清末民初，他的作品运用白话文，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现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生动详确的史料。据《荒年歌》记载：“光绪十七年……今年遭天旱，到处是荒年，口粮儿不够，就要受艰难”“量下个坏山药，山药吃不成，吃上肚子疼，头晕而眼黑，风犯之不能行……顿顿喝拌汤，山药当陪方，响午里吃之是，半个儿芽干量。”光绪年间，乐都地区发生大旱，民众能够度过荒年，马铃薯发挥了莫大的作用，这说明此时马铃薯的种植在乐都已具有一定规模。

同治年间，甘青地区回民起事不断，清廷派遣林之望任甘肃省按察使，进兵陕甘地区平叛。次年林之望作《留别秦州》一诗：“滇粤群凶势并张，孤军决战出仓皇……唳鹤万家问寇警，蹲鸱一窖是军粮。”后注：“时道路梗塞，军中缺粮，四日以洋芋充饥，累捷。”蔡培川考据认为此处“蹲鸱”即马铃薯，可见马铃薯在十九世纪初沿渭河被引入天水，种植面积逐渐扩大。

（三）光绪与宣统年间地方志有关马铃薯的记载

《肃州新志》曰：蔬菜类“羊芋，有家种、有野生，所产甚多。”在此处描绘的家种羊芋应该是马铃薯，野生羊芋据孛鹏旭考证应为当地人称“汉羊芋”。这与《洮沙县志》记录的“洋洋芋”“汉羊芋”相印证。

光绪三十二年《丹噶尔厅志》载：“芋头：有红、白两种。本境成熟颇易，以肉和食味佳，亦有煮食者。然近年坏着极多，食之每不易消化云。”此时该地马铃薯种植面积大、产量高，人们对马铃薯作为食用作物的优势和劣势已经有了全面认识。

光绪三十四年《陇西分县武阳志》曰：“芋，南山最多，乡人用于资粮。”此时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居民把马铃薯作为“资粮”，已成为当地的主粮之一。

宣统元年《重修固原县志》：“蔬类：羊芋、芥菜……”《甘肃新通志》物产蔬属：“羊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有一种红芋，味甘美，植之易生，获利甚厚，兼可救荒。”从用作交易、救灾的事实来看，当时当地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且达到了一定的生产水平。

通过整理清代有关史料及诗文中关于马铃薯的记载，得到的结论是：马铃薯在甘青方言中被称为“山药”“阳芋”“洋芋”，由于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引入之后产量高、质量好，即可当菜，又可作主粮，所以种植面积逐渐扩大。马铃薯成为当地民众的一种重要食材，甚至被充做军队的战备军粮及政府救灾食物。

二、民国时期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的推广

民国初年马铃薯在甘青地区尤其是甘肃省广泛种植，在陇西、河西、陇东南等地，马铃薯已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青海地区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尤其在河湟地区得到了普遍种植。

（一）马铃薯在甘肃地区的推广

民国时期甘肃地方文献中记载马铃薯的内容越来越多，对其别名、外貌、作用、数据等的记录越来越详实。民国《重修皋兰县志》曰：“土芋，俗名洋芋，形圆皮黄，柔白，有大如拳者。”民国十二年（1923年）《乐东县志》记载物产类：“土芋，俗误名山药。”说明甘青地区民众有将马铃薯称为“山药”的习惯。民国十六年（1927年）《渭源县风土调查录》：“收获量以麦……洋芋……为大宗，作物亩数约四万余亩。”根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和政县志》统计，这时马铃薯在当地的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成为当地乡人的主要食粮。“民国十五年以后，甘肃岁大饥，穷民赖洋芋以延残喘者不知几何人矣。”可见马铃薯具有自身产量高，而且甘肃地区的气候有利于储存的优势，因此马铃薯在荒年灾年时，发挥着救灾口粮的作用。

民国时期甘肃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根据甘肃省政府《民国二十年实业部之调查》中关于马铃薯的记录，当时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已达269千亩，产量为234701市石（市制重量单位，也称为“市担”，相当于100市斤，即50千克，编者注）;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甘肃小麦年产量为14097805市石、马铃薯年产量高达3862650市石，马铃薯成为产量仅仅低于小麦的农作物之一叫。到1944年，栽植马铃薯的地区扩至甘肃省60多个市县，马铃薯成为甘肃主要的农作物。

从十八世纪初传人甘肃，马铃薯种植逐渐扩展到甘肃全省各市县，不仅成为当地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而且成为人民渡过灾荒年的重要粮蔬，其引种也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群众的饮食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体系。

（二）马铃薯在青海地区的推广

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大量移民进入青海地区纷纷开垦荒地。由于马铃薯具有粮蔬兼备、环境适应能力较强、产量高、多含淀粉、营养价值丰富、易被人体所吸收消化等优势，一经引种就得到大范围的推广，马铃薯成为青海地区重要粮蔬之一。从文献资料来看，这一时期青海有关马铃薯的记载比明清时增长了3倍之多，说明其种植区域在不断扩大;官方修志时增加对马铃薯记载，说明人们对马铃薯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民国期间的《华西协和大学西北考察团报告》记载：“马铃薯在青海全省种植，产量可达837市石，山坡地和沙土地均可以种植，为青海地区的主要食料，而非蔬菜。”

民国时期有关文献对于马铃薯的外貌、生长环境、种植时节、产量等均有详尽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贵德县志稿》物产蔬菜类：“洋芋：又名芋魁。高尺余，春暮茎端开花白色或紫色。地中生块茎，形圆如马铃，故又名马铃薯。产量甚大。煮食、炒食均佳，农村以此为主要食品。”但清末至民国前期，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一直不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青海省种植面积为8.9054万亩，只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但总产已高达2275万公斤，出现马铃薯折粮现象，每五斤鲜薯可折1斤粮食计算。这说明马铃薯在青海地区的推广效果良好。到民国后期，在一些年份青海省马铃薯的栽植面积已达到38.61万亩，总产量高达5312.5万斤，种植面积比民国二十五年增长了4倍之多，总产量也增长了一半以上。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期，马铃薯在青海由河湟地区逐步向浅山、脑山地区推广，且在浅山、脑山等地貌地区与豆类、油菜、青稞轮耕，以修复地力。这段时期基本上确定了马铃薯的种植区域，特别是山区农民对马鈴薯喜爱有加，在当地流传着：“洋芋是半个粮，没有肉油人也胖”这样的俗语。

三、马铃薯种植对甘青地区的影响

自马铃薯传人甘青地区以来，在甘青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马铃薯作为救灾储备粮，解决了多数群众的生存问题，推动了甘青人口增长，增加了甘青地区的蔬菜品种，丰富了本地饮食文化;另一方面对马铃薯进行深加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马铃薯救灾备荒作用巨大

甘青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土地出产率低，一到灾荒年人民常常食不果腹，生存较为困难。马铃薯适应能力强，不与草场及青稞等作物争夺土地，在青海地区被称为“穷人养命粮食”，民间俗话赞道：“五谷不收也无患，只要有二亩洋芋蛋。”可见，马铃薯在灾荒年对人民的重要性。

青海人口密度较低，可以栽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远远低于土地使用的全国平均水平，且气候寒冷，农物生长周期比较短，青稞作为青海地区主要的农作物，但其产量比较低，只能满足平时人民需求，一到荒年，青海人民常常食不果腹，生存较为困难。因为马铃薯对生存环境要求较低，具有适应能力极强、产量高、富含丰富等特性，所以马铃薯的推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

据《贵德县志稿》记载：“洋芋：生于坡地，可作谷食。又一种红芋，可以救灾。”甘肃省镇原县在民国十五年发生大灾，穷民也是依靠洋芋艰难地度过了荒年。据甘青地区的地方县志所载，可以得知灾荒年间马铃薯作为救灾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的严重影响。经历多次自然灾害后，甘青地区人民更是认识到马铃薯在荒年救灾救命的重要性，种植马铃薯的地区逐渐扩大。荒年，民众将马铃薯直接上锅蒸熟，作为主食，便可达到充饥饱腹的目的;丰年，马铃薯则作为蔬菜，以肉和食味佳，作为配菜日渐丰富民众的饭桌。

（二）马铃薯丰富了民众餐桌

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种植之前，青海人民到了冬季缺乏蔬菜。马铃薯作为粮蔬兼备的农作物，一经传人，便迅速成为人们饭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马铃薯烹饪方法多样，极大地丰富了甘青人民的饮食文化。

马铃薯进入甘青地区后，当地人民利用其味平和、可造性强等特性，不断探索马铃薯与其他食材组合的可行性，或与蔬菜搭配、或与肉类搭配、或自成一道佳肴，不仅味美色香，而且营养均衡。马铃薯在甘青地区与各民族饮食习惯相融合，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味道别具一格。甘青地区人民有一个这样的习俗，秋冬季节每天都要蒸一锅洋芋，把剩下的埋在火堆里烤，很快，洋芋就一个个皮硬质松、壳黄瓤沙、香气逼人，这就是焦巴热洋芋，非常受欢迎。在甘肃有将马铃薯切成小块与小米熬成粥而食的习惯;回、撒拉族主要用马铃薯来烹饪面片，面片先水煮，捞出备用，后配菜稍微翻炒片刻，两者一起翻炒后就可出锅食用。马铃薯还具备滋肾阴、去除燥热、充实五脏的功效，常吃洋芋有助于治疗便秘、湿疹，补脾胃等。可见，甘青群众认识到了马铃薯的药用价值。

（三）马铃薯对甘青地区社会环境影响

明朝中后期玉米等美洲作物的传人，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至清代乾隆年间，人口暴涨，为解决生计问题，急需开垦更多的土地。从以上方志记载看，马铃薯全国种植区域主要集中于气温低、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甘青地区气候寒冷，土地利用率较低，马铃薯对于开发高寒山区有着决定性作用。

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活动。民国十二年，甘边宁海镇镇守使马麟受甘肃省长陆洪涛委托，负责在河湟地区和都兰、玉树、囊谦等地区开荒，到民国十八年共计开荒面积达2.828万余亩。青海建省后，继续开垦荒地，到民国十九年，丈量荒地及查出私垦地共20.775万余亩。对于降水少、气候恶劣的甘青地区来说，开垦的土地主要种植耐寒耐旱的作物。马铃薯在民国末年的种植加大了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地开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甘青地区人民的秋粮问题。

四、结论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归纳，笔者认为马铃薯在甘青地区以岷州为始种区，并以此为基础向四周扩散。清代后期，马铃薯在甘青地区的栽植区域和种植规模在逐渐扩大。民国时期，马铃薯在成为甘肃省的大宗作物之一，在青海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中渐渐占据着重要地位。至今，马铃薯在甘青地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在甘青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种植马铃薯不仅帮助甘、青两省人民度过多次灾荒，现如今已成为甘青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作者简介：霍丽杰（1996-），女，汉族，青海共和人，单位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