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6日，我驻日使馆接到国内民航方面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左右，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由朝鲜半岛南方飞向日本九州地区福冈空港降落……本文乃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对此事的回忆。

劫机犯要求把飞机开往韩国

处理劫机案对中国驻日使馆来说是第一次，对日本政府来说也是第一次，日方表示，如何处理此案尚无前例可循，因此对此案也十分重视。

从现场和各方面报来的信息使情况逐步清晰：12月16日上午，我民航981国际航班客机飞离北京赴美国旧金山，在济南附近上空遭一男子张振海劫持，其妻张双琴和10岁的儿子也在机上，劫机犯扬言身上带有炸药，要求把飞机开往韩国（我国当时称南朝鲜）。出于对近200名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考虑，机长决定改飞首尔（时称汉城），但韩国方面拒不接受，还起飞战斗机阻拦（当时我国同韩国尚无外交关系），只好就近再改飞日本福冈。

我机组人员很机警，一直告诉张振海是飞向首尔。为防他发现并非首尔，再提另外要求要挟，甚至引爆炸药，乘务员在客机停稳后开门时顺势将劫机犯推了下去。

在同日方的现场交涉中，有一项意见双方没有取得一致而迟迟不得解决，即日本警方为取得劫机证据，要求登机调查，还要向机内张振海的妻子和儿子当面询话，再作判断处理。对此，我机组认为，客机虽然停在日本国土上，但机内仍属我管辖范围，日本警方可在机外向机组与乘客调查。为此，双方僵持不下。

与日内阁官房长官直接商谈

当天夜晚11时左右，我驻日使馆正在研究这一问题，突然日内阁官房长官森山真弓打来电话，说要找我直接商谈。我接电话后即表示，中日两国都是防止劫机条约的签字国，对这次的劫机突发事件，希望双方能很好地合作，使乘客、客机尽快返回中国，劫机犯也能交给我方同机返回。森山当即说，日方也愿同中方合作，使乘客、客机尽快返回中国，但劫机犯因摔伤骨折，需要在医院治疗后再处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日本警方需要登机向劫机犯的妻子和儿子当面调查，以掌握法律依据，希望中方予以协助。森山强调，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手续后，客机返回就好办了。我听完稍作考虑后表示，我们要求劫机犯也能交中方同机回国，如因需要治疗确有困难，也可以晚些时候交给我方。在保证劫机犯妻子、儿子能同乘客、机组人员一起乘客机回国的前提下，我们同意日本警方人员登机调查，中方愿给予协助。森山真弓官房长官当即表示同意。

对劫机犯的妻子、儿子能否随机回国问题，日本警方的看法是：视调查结果而定，如不属同犯性质，可考虑随机回国，否则需先留在日本国内。经过讯问了解，劫机犯妻子、儿子未直接参与劫机，不属同犯。张双琴本人也写下字据“本人要求回中国，越快越好”，对此日本警方核实后，同意张振海家属随机返国。当天午夜刚过，12月17日1时47分，被劫民航客机载着乘客从福冈空港起飞，顺利返回祖国首都北京。

风波再起

翌日，我们又听到了另外的杂音，海外的“民运”分子和日本国内有些人对日本政府这么迅速地让乘客都回国，特别是让张振海的妻子与儿子回国，表示不满，强烈要求不能把张振海交还中方。

果然，在要求引渡张振海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和阻力。海外的“民运”分子同日本右翼势力勾结，四处活动，颠倒黑白，制造张振海是所谓“民主斗士”、决不能送还中国的舆论。张振海也向日方表示自己曾参加天安门反政府活动。

国内有关部门迅即查清了张振海的基本情况：36岁，初中毕业，河北省邯郸市严台区四季青新村农民，在村办棉机配件厂工作，因贪污公款4000元，于1989年10月被捕，11月取保候审，后找关系搞到机票携家属出境。

我国法律专家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在翌年年初法院开庭时，我方拿出张振海是因贪污正在服刑的刑事犯的有力证据。“民运”分子当场派人出庭作张振海参加“天安门政治风波”的伪证，对此我方律师立即拿出张振海所在乡村邻里证明他当时一直在村内并未去北京的证词，連张振海的妻子也写了自己丈夫当时未去北京的证词，有力地揭穿了其谎言。

1990年4月29日，东京最高法院正式判决、日本法务大臣下达命令将张振海引渡给中方。不久，我方将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的判决结果，以照会形式通报日方。就这样，轰动一时的劫机案终于尘埃落定。（摘自《出使东瀛》 杨振亚/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