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新祺，1954年生，湖南长沙人，原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他在任职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及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期间，因工作关系，先后5次代表长沙市委、市政府在春节前夕到北京看望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并与其就诸多问题进行了长谈。现将历次谈话整理记述如下，以为纪念。

皇城根是老北京内城之外城墙下的部分地方，清朝时，一般为亲王大臣和商贾富户的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国家部委在此办公，也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于此。

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20世纪60年代整顿地名时，将“西皇城根”改为“西黄城根”），是一个显赫之处，它曾是清代礼王府。到1980年，这里的新主人成了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1921-2008，从1949年到1971年，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

一

1997年1月13日下午，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踏着残雪，沐浴着冬日暖阳，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在一栋老式的平房外，东南角有一个硕大的葡萄架。虽已隆冬，葡萄树只剩下光棍枝条，但以肥大的枝条可以看出，主人将这架葡萄管理得很好。同来的副局长告诉我，这就是华国锋主席的住所。

我们在出来迎候的曹秘书的引导下，从东边的走廊走进了华国锋同志的客厅。这是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厅，最为显眼的是，北边的门框之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伏案工作的照片，6张米黄色布沙发成半圆形摆在客厅的南边，客人和主人坐下后，都是面朝毛泽东主席像。

华老早已坐在客厅，见我们进来，立刻起身迎接。我仔细一看，华老仍像电视里见到的一样：高大、慈祥，有长者风度，只是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我紧紧握住华老的手，连声说道：“华主席您好！”并做了自我介绍。

华老连忙谦虚但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华主席了，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说：“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您永远是华主席，叫习惯了，不知怎么改口。”

华老说：“就叫我华老好了。”

说话间，华老招呼我在他的右边沙发坐。我向华老说明来意，主要是看望他，祝他身体健康。

可能因为我是其长期工作的地方来的客人，华老显得很高兴。一谈到身体，华老用手指指胸口说：“身体还可以，只是这里出了点小毛病。前不久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用的是德国产品，花了4万多元。”他把双手一摊：“你看，我又没做什么事，花国家这么多钱，我感到不安。”

我连忙说：“您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用这点钱是应该的。”

华老接着说：“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要用钱的地方多啦。这也是党中央看得起我，关心我。”话语间流露出一种欣慰。

一边说话，华老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他自己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大缸就喝。这是一个老式搪瓷把缸，茶缸上用磁漆补了许多点，至少有十几处。上面还用红漆写着：“1964年湘潭地区民兵比武纪念”。算来这个茶缸已有33年历史了，这是我所看到用得最久的茶缸。

我指着茶缸对华老说：“华老，你这个茶缸太旧了，又烂了那么多地方，应该换一个了。”

华老用手轻敲着茶缸说：“这是一个好东西，用惯了，不想换。烂了不要紧，用毛笔蘸点漆补一下就好了。”然后，他用手指着曹秘书，“他和你一样，多次要我换。我就是舍不得丟。”

曹秘书走过来为华老添茶水，并为其整理衣领。这时我才注意到，曹秘书虽不到50岁，但已满头白发，一脸沧桑。他自1970年在湖南跟随华老，至今已达27年，实在令人钦佩。

转眼间，已过5时，我们已待了近1个小时。我只得起身告辞，结束了第一次拜访。

二

1998年1月8日下午，我又一次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当我走进华老的客厅，华老热情地欢迎我。他握住我的手，用少有的诙谐对我说：“去年见了，算是老朋友了。欢迎。”

一回生，二回熟。我胆子也大了些，除了与华老聊身体、天气外，我还向华老提了一个敏感问题。

“华老，您为党和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威望又高，现在仍是中央委员，中央的会议是否通知您参加呢？”

但华老并无不悦。他微笑着回答我：“通知。每次开会前，中办都会把会议通知送给我。”华老停了片刻又说，“但每次都会补上一句话，您身体不好，可以请假。”

接着他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一般，平时在家就是看看书，练练字。天气好在院内走走，弄一弄葡萄架。因此中央的会议我就参加得少了。”

说到这里，他略有所思。“觉中央和总书记很关心我，要我到全国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了湖南，到了张家界，风景真是好。它那个山与我们山西的不同，特别奇特。在路边休息时，我与一些农民聊天，谈得很高兴。他们还认得我。”

华老继续说：“我还到了北方几个省，到了城市，看了工厂。感到城市建设都很好，很气派。”

华老喝了口茶，接着对我说，“不过，工厂问题比较多，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长沙有下岗职工吗？”华老侧过头来问我。

“有啊。”

“有上访的吗？”

“有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的。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那好。”华老显得很高兴。

“你读过郑板桥一首咏竹的诗吗？”

我猜华老是指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赶紧回答：“读过，还背得下来。”随即我就轻轻背诵起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华老点点头，显得很满意。他既像叮嘱又像自语：“是啊，我们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下岗工人过去吃过苦，我们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主席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開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听着华老的讲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趁着华老兴致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华老，您前面讲为了粉碎‘四人帮，你还联络了吴德同志，为什么呢？”

华老对我说：“这个你不知道呢。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确指示，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经过吴德。你想，没有他的支持行吗？至少不稳妥。”说到这里，华老把双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只有这样，才能稳妥，局势才不会乱。”

华老继续说，“可联络上吴德同志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电话要他到我办公室来，这样会引起‘四人帮的怀疑。好在有次碰头会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丁作分工时，我主动提出，北京市的准备工作由我联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吴德同志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我问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里才踏实了。后来事实证明，北京市没有乱，北京军区也没有乱。”

谈兴浓、听兴高，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2点，三个问题谈了3个小时，我担心影响华老的午餐和午休，只得告辞，结束了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拜见和谈话。

后记

2008年8月20日，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华国锋同志逝世的消息。在随后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生平简历中，我看到了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作用时有了新的提法。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这还原了华老一再强调的历史真实。我想，华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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