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雄 刘冰花 张秀兰 周正容

成都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 610106

抑郁症（depression）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患者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患者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1-3]。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 大疾患，据WHO 统计，全球约有3 亿抑郁症患者，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有5400 万，但只有不到10%的人得到治疗[4-5]。其实，抑郁症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可以达到临床治愈[6]。为了解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认知情况，本研究以成都市为例，对六大城区352 名居民进行了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成都市六个区（武侯区、锦江区、金牛区、青羊区、成华区、高新区）的352 名城市居民。

1.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城区、是否接触过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防治及其患者的认知情况；对抑郁症知识的认知情况。

1.3 调查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将成都市六城区中的社区进行编号，从每个城区中随机抽取2 个社区，再对每个社区中的小区编号，从每个社区中抽取4 个小区，最后通过便利抽样，从每个小区居民中抽取5 ～10个居民，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信度检验[7]总克朗巴哈α 系数为0.76 ＞0.70，各项题目均α ＞0.70）调查表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52 份，回收问卷352 份，回收率及有效率均为100%。采用玛叶指数（Myer's Index）、拟合度检验（Test of Goodness for Fit）来衡量样本数据的准确性[7-9]，结果显示：玛叶指数为21.7838，拟合优度χ2=0.0954，说明样本数据与总体分布一致性较好，调查数据质量可靠。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EPIDATA3.0 数据录入问卷，将核实无误的数据导入EXCEL 软件，并建立最终的数据库。应用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用率、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Wilcoxon 秩和检验或Kruskal-Wallis H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线性Logistic 回归分析[10-12]。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n=352）

2.2 居民对抑郁症防治及其患者的认知情况

居民对抑郁症防治及其患者的认知情况的调查结果。见表2。

2.2.1 单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居民对抑郁症防治及其患者认知情况的因素，对6项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城区及抑郁症接触史）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见表3～6。

表2 居民对抑郁症防治及其患者的认知情况（n=352）

表3 性别影响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相关问题回答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由表3 可知，性别是影响城市居民自认为是否患有抑郁症的显著性因素，男性城市居民自认为患有抑郁症的百分率为28.24%明显高于女性的17.19%；另外，居民首选治疗方案受居民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见表3 和表6。

表4 抑郁症接触史对居民回答抑郁症相关问题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5 职业对居民回答抑郁症相关问题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6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回答抑郁症相关问题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7 多因素分析结果

表8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的认知情况

由表4 可知，抑郁症接触史显著影响居民对抑郁患者的认知以及就诊方式的选择。通过比较发现，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的城市居民愿意与抑郁症交往的百分率显著性高于未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的城市居民；但是，他们认为抑郁症患者危险的百分率为65.07%明显高于未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的53.40%。居民首选就诊方式与居民的抑郁接触史和职业密切相关见表4 ～5。

2.2.2 多因素分析 居民对抑郁症的态度可能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城区、是否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为排除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建立居民对抑郁症态度的多因素模型，对上述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结果。见表7。

2.3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的认知情况

2.3.1 居民对抑郁症知识回答正确的基本情况 居民对抑郁症知识回答正确的基本情况。由表8 可知，对“是否抑郁症是不治之症？”的正确回答率最高（72.73%）；对“诊断为抑郁症的必要条件：病情持续发作的最短时间”的正确回答率最低（30.96%），对所有问题的平均正确回答率仅为51.99%。现对每道题进行赋值，回答正确的记为1分，错误的记为0 分，得到的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的认知情况。见表9。

表9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的得分情况

由表9 可知，不同认知得分级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0.857，P ＜0.01）。城市居民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分布情况见图1。经单样本的柯尔莫诺夫-斯米尔诺夫检验（Kolmogorov-Sminov），Z=2.297，P ＜0.01，即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回答得分为非正态分布。

图1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频数分布情况

2.3.2 年龄与认知得分的相关性 经正态性检验（Kolmogorov-Sminov），年 龄（Z=2.611，P ＜0.01）与认知得分（Z=2.229，P ＜0.01）的分布均不满足正态分布，故不用双变量正态分布的直线相关分析，而采用等级相关性分析。将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得分分成0 ～12 分，共13 个等级。分析结果为：rs（Kendall）=-0.074,双 侧P=0.050；rs（Spearman）=-0.113,双侧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城市居民年龄与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呈等级负相关。

2.3.3 单因素分析 影响城市居民认知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由表10 可知，不同性别、职业、是否接触过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城市居民认知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之间比较，女性的认知得分明显高于男性；不同职业之间比较，学生的认知得分最高，老师的认知得分最低；未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的城市居民认知得分高于接触过抑郁症患者的城市居民的认知得分。

表10 影响城市居民认知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11 影响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的多重线性逐步回归模型

2.3.4 多因素分析 以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Y）为因变量，以一般情况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城区、是否接触过抑郁患者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F 值对应的P 值为剔选变量标准，若P ≤0.05,则该变量被选入方程；若P ≥0.10,则该变量被剔除方程，见表11。

由表11 可知，进入回归方程的有性别、居住城区×是否接触过抑郁症患者。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结果F=24.945，P ＜0.001，复相关系数r=0.296，确定系数R2=0.088，调整的确定系数R2=0.082。逐步回归方程为：Y=3.311+1.410X1+0.117X56。

3 讨论

3.1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过度敏感

调查发现，成都市城市居民自认为患有抑郁症的百分率高达21.31%，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2015 年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为4.4%[4]；我国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也只有2.5%和1.7%。成都市居民自认为患有抑郁症的百分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和我国其他城市心境障碍的发病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成都市居民对抑郁症过度忧虑，同时也表明人们不能准确的识别抑郁症。

3.2 抑郁症知识的宣传途径、普及范围尚有潜力可挖

调查发现，仍有5.11%城市居民仍没有了解过抑郁症。从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来看，总体认知得分的平均分仅为（6.24±2.69）分（满分12 分），其中1.70%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认知率为0，认知率在50%以上占51.14%，认知率为100%仅0.29%。同时男性居民自认为患有抑郁症的百分率明显高于女性，这与有些研究报道女性抑郁症发病率高于男性不一致[4]。表明男性遭遇抑郁症时往往比女人更难意识到心理出了问题的现状已有改变。这也可能与女性对抑郁症知识认知得分高于男性有关，男性对抑郁症知识认知较低，导致部分男性错误识别抑郁症。这些均表明对抑郁症基本知识的宣传力度仍不够，抑郁症知识有待普及。调查发现，成都市城市居民主要是通过网上媒介来获取抑郁症知识，其次是报刊书籍、亲戚朋友及电视广播等途径，表明网络、报刊、书籍、舆论、电视、广播在抑郁症的宣传教育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对抑郁症知识的宣传既需要已有的途径和方法，又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和方法，使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知识了解的机会增加。建立和完善我市各区对抑郁症基本知识的宣传网络体系，及时更新发布抑郁症预防控制的新知识、新策略，为城市居民提供有关抑郁症方面的最新信息。比如可以利用综合医院患者就诊普及抑郁症知识，通信部门通过通信网络宣传抑郁症防制知识，公众场所以及社区可通过宣传栏进行抑郁症知识宣传，精神卫生及宣传教育部门对重点人群组织专业知识讲座或现身说法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3.3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及患者存在严重歧视和偏见现象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迫于经济、歧视及偏见压力而不敢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多数人也宁可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结果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分析结果表明，40.06%城市居民不愿意与抑郁症患者交往，48.24%的人群认为抑郁患者是危险人物，会对他人造成伤害，48.01%城市居民不会告知别人自己患有抑郁症。由于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偏见导致他们害怕而保持沉默，隐瞒病情不去治疗，使病情加重，丧失社会能力，增加家庭负担，同时给精神卫生部门疾病监测工作带来困难，妨碍其开展抑郁症的防制工作。另外，应提倡全社会关心和关爱抑郁症患者，鼓励患者及家属积极参与精神卫生服务的供给与协作，以使他们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一疾病，端正他们对抑郁症及患者的态度。同样我们要充分保证抑郁症患者的合法权益，相关立法部门应完善精神卫生法律，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以及为精神患者的就业、受教育和其他权利制定准则，即使患有精神疾病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们的尊重。

3.4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识别不够重视

调查发现，有12.21%的城市居民即使患有抑郁症也不会去就诊，这与目前世界及我国抑郁症就诊率的10%相差甚远，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抑郁症疾病的识别处于消极态度，仅在得到确切诊断后才会认为有必要去就诊。因此，我们应该提高城市居民自我对抑郁症识别的能力及重视度，做到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以免延误病情。分析显示，职业是影响城市居民选择就诊的显著性因素。医疗从业人员选择就诊率最低，这可能与他们对抑郁症知识认知率较高有关，因为他们对抑郁症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识别、自主干预，使抑郁症在萌芽阶段已经痊愈。因此，提高城市居民对抑郁症识别的重视度成为了解决目前抑郁症就诊率低的关键点。

3.5 城市居民对抑郁症治疗方案及预防措施选择单一

抑郁症的外因有很多，其发病是一个涉及多种神经递质、脑区及环路的改变，脑内其他诸多生化物质或系统参与的病理学过程[13-14]。因此，抑郁症治疗需要在专业精神疾病医生指导下选择合理治疗方案（药物与社会心理干预联合治疗），单纯的依靠药物治疗或单纯的依靠社会心理干预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调查发现，34.66%的城市居民认为如果自己患有抑郁症时仅会选择社会心理干预治疗，说明部分人仍然将抑郁症归纳于单纯的心理疾病；23.01%的城市居民认为如果自己患有抑郁症时仅会选择药物治疗，表明部分城市居民对抑郁症治疗过度的依赖药物。

调查发现，城市居民仅仅通过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等措施来预防抑郁症。由此可知，城市居民认为预防抑郁症的主要措施仅是自我心理调节，忽视了疾病的内在因素以及自我认知方面的影响。如忽视了药物因素、疾病因素的影响以及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在控制疾病进展方面的影响。因此，应加强对城市居民有关抑郁症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重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