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权雄

自2020年春节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和冲击，但这种影响和冲击在不同产业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态势。一方面，短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我国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的某些产业链环节出现几乎“停摆”的状态，交通运输、商业零售、酒店餐饮、影视传媒、旅游服务等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面临歇业、停业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传统制造业则可能面临供货不足导致的产业链生态“暂时性断裂”的风险，而且疫情蔓延导致的全面复工复产越是延迟，对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的打击也越大[1]。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在全社会成员居家隔离和全面防控过程中，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游戏、远程办公、智能会议、医疗设备及疫苗药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明确指出的，“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2]

从广州现有的科技和产业基础看，近年来，广州抓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医疗、移动互联网、网络游戏等产业领域谋划布局，目前已具备了抓住与放大此次疫情倒逼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3]。那么，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有可为”的背景下，广州如何抢抓机遇、化危为机、乘势而上，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转化为推动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加快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率先形成突破，对广州培育新一轮经济发展新动能、率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市能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拟在剖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广州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广州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展开较深入的探讨，以期能为广州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实现“促转型”与“稳增长”并举提供参考。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州“促转型”与“稳增长”并举的重要抓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广州率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自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寄予厚望。学术界普遍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重大思路，是适应经济科技变革、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4]。

新冠肺炎疫情对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倒逼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会直接刺激生物医药、医疗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疫情防控居家隔离会催生“云端经济”“宅经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业态或商业模式创新；三是疫情背景下“用工难”刺激企业“机器换人”会拓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空间[3]。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影响的复杂背景下，由于美国对华贸易战征收关税的重点清单涵盖了《中国制造2025》中几乎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反复无疑会进一步倒逼和促使广州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以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国际经济政治风险。与此同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脱颖而出，也更加坚定了广州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心与决心。概言之，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广州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在必行，也大有可为。实际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对于当前广州率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既迫切又可行，究其根本还在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典型的“增量改革”方式，有利于破解经济转型升级中面临的既得利益格局难题[5]。

正是在充分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规划和政策文件。近年来，全国各地也顺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明确政策导向，纷纷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投入和政策扶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热潮。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步成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2.7%，增速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 个百分点。2016—2019 年，战略性新兴工业增加值增速均明显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也均显著高于同期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见表1）。

表1 2016—2019年战略性新兴工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及对比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推动广州经济“行稳致远”的现实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广州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存在稳增长的现实需要。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影响，广州居民消费需求遇冷、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加上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带来的不确定性，2020年广州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20年1—2月，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1.8%，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4%[6]。

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广州还面临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偏低的问题。如表2 所示，2018 年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及占GDP 的比重均远低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苏州、杭州等可比城市，在8个可比城市中排名末位。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及占GDP的比重均偏低，固然有财政税收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州创税能力亟待提升。

表2 2018年广州及可比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

如前所述，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提升增量利益的有效途径，无疑也是广州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和提升创税能力的重要抓手。针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偏低的问题，为有效确保经济“行稳致远”，广州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从根本上培育和涵养税源，提升产业创税能力。

二、近年来广州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长足进展

（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

近年来，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对全市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已经成为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8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4千亿元大关，达到4090.98亿元，较2015 年的1828.1 亿元增长了1.2 倍。2018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 比重达到17.9%，较2015 年的10.0%提高了7.9 个百分点[7]。2018 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达到598.56 亿元，较2015 年的568.93 亿元增长了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13.4%，较2015年的12.5%提高了0.9个百分点[8]。

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1919家增加至2019年的12174家，4年增长5.3倍，总量稳居全国第三，年均增速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可比城市中位列第一。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入库企业9283家，连续两年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9]。市科技创新企业库在录企业达20万家，广汽集团、唯品会、网易入选《财富》未来全球企业50强榜单，134家企业进入广东企业创新能力500强，总数居全省第一[10]。独角兽企业稳步增长，2018年共有6家企业入选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独角兽榜单，较2016的2家增长了2倍。2019年共有13家企业入选广州市科技创新企业协会和《快公司》联合主办的“广州市独角兽创新企业”榜单，较2017年的7家增长了85.7%[11]。

（二）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创新产出成果丰硕

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广州科技教育资源丰富，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超过80 所高等院校，集聚了全省80%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围绕精密电子、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领域，广州加快布局了精密电子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实验室、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省实验室等一批重大技术研发平台。目前，广州市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0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37 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65 家[12]。在创新平台体系建设上，广州已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592家、国家级创新平台85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5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335家，孵化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均居全省第一，建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孵化器集群[10]。

创新产出成果丰硕。2019 年，广州的专利申请量达到17.72 万件，增长2.4%；专利授权量10.48万件，同比增长16.7%，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增幅均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39.2 件，比2018 年增加6.8 件[13]。2019 年广州共有26 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省的52%，同比增长23.8%[14]。

（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高端人才支撑作用明显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粤芯半导体、富士康第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乐金8.5代OLED、思科智慧城、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通用电气生物科技园、百济神州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西门子集团全球首家变压器数字化工厂、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海康威视华南研发总部、昂宝集团总部等一批高端项目加快引进。

高端人才支撑作用明显。截至2018 年，广州地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才资源377 万人，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两院”院士97人；国家海外引才计划入选者389人、国家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209 人，分别占全省51.2%和67.2%；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90 个、高层次人才210 人、“广东特支计划”入选者89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403人；在穗留学归国人员7.3万人，持B类以上工作许可的外籍人才1.3万余人[15]。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南沙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等人才服务平台加快完善。

（四）大湾区产业协同加快推进，国际产业合作不断深化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合作平台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疫苗产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娱乐产业园、南沙粤港产业深度合作园、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暨太赫兹国家科学中心、教育部大数据与机器人智能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广东省新药筛选国际联合实验室等一批科技产业合作平台加快建设。宝能集团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总部、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总部、新鸿基庆盛交通枢纽综合体、一带一路总商会（大湾区）总部、冯氏集团华南总部及物流展示中心、香港新世界“产城合一”项目等一批与港澳地区合作重大项目加快引进。

国际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中乌巴顿焊接研究院、中欧类器官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分子科学与显示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再生生物医学联合研究中心、中德能源创新研究院、中英先进制造创新中心、牛津（广州）创新发展中心、中国剑桥创新园、冷泉港（广州）研究院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广州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等一批重大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加快建设。

（五）产业集群效应凸显，黄埔区成为核心集聚区

着力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时尚创意等五大产业集群，引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集聚发展。打造形成了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产业高地等一批产业集聚示范区。

黄埔区依托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黄埔港、广州国际生物岛等重大平台优势，集聚了乐金显示、香雪制药、南方电网总部、广东省电力设计院、智光电气、高澜股份、迪森热能等一批龙头企业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引进了粤芯半导体、GE生物科技园、百济神州、诺诚健华、腾飞科技园、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冷泉港实验室等一批重大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广州数控、广州启帆两家企业入选“中国机器人TOP10”，金发科技作为亚太第一、全球领先的改性塑料企业，成为全省唯一获批建设国家先进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企业。2019年广州黄埔区集聚瞪羚企业236家，瞪羚培育企业120家，瞪羚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在全国高新区中排名前四。

（六）产业政策日趋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产业政策日趋完善。出台《广州市加快IAB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广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广州市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若干措施》《广州市加快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州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广州市加快5G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广州市关于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2020―2022年)》《广州市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的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建立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IAB 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撑。建立广州IAB 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整合设立20 亿元规模的广州市“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医药”等多个百亿级产业基金，重点支持IAB产业发展。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深入开展“放管服”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出台《广州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2.0改革，打造1个全国领先的“智慧政务”平台，争创两个走在前列的国家级试点示范区域。2018年广州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25.45%，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长1.2倍，在穗投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301家。《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对全国34个主要城市营商环境评估的结果显示，2018年广州市营商环境综合评分位居全国主要城市首位。

三、广州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问题

从更高标准、更深层次、更可持续的角度分析，将广州放在国内先进城市的坐标系中定位，尤其是对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的要求，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集群影响力不强

产业规模偏小。与深圳等先进城市比较，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模相对偏小，难以满足全面参与全球产业中高端竞争的需要。2018 年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只相当于深圳（9155.18 亿元）的44.7%、上海（5461.91 亿元）的74.9%和北京（4893.4 亿元）的83.6%。2018 年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仅为13.4%，远低于深圳（67.3%）和杭州（57.2%）。

产业集群影响力不强。产业链结构较为松散，集群企业在研发制造、技术攻关和开拓市场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发展平台和协同机制。此外，由于产业规模整体偏小，增量不足，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对高端生产要素尤其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不强，不利于提升城市的经济和产业“首位度”，这已成为制约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的基础性因素。与北京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深圳网络通信产业集群、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相比，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和辐射带动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二）旗舰型企业缺乏，产业链整合能力亟待提升

旗舰型龙头企业偏少。对比深圳有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行业控制力的领军企业，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规模大、创新能力强的旗舰型企业，龙头企业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对上下游配套产业集聚发展的带动能力较弱。2019 年广州《财富》世界500 强企业仅有3 家，远低于北京（56 家），也低于上海（7 家）、深圳（7 家）和杭州（4 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独角兽榜单显示，2018 年广州只有6 家独角兽企业，远远落后于北京（82 家）、上海（38 家）、杭州（18 家）和深圳（18家）。

产业链整合能力亟待提升。目前，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高端、环节低端”现象仍较明显，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等领域对外依存度高，以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中低端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普遍存在，企业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产业链整合能力亟待提升。部分企业仅充当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低端加工或组装角色，关键核心技术缺乏，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受外围经济影响较大，中低端环节市场竞争激烈，甚至存在产业安全隐患。

（三）研发投入强度不足，专利成果差距较大

研发投入偏低。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研发强度指标普遍为3%以上，广州R&D经费支出占GDP比虽然逐年得到提升，但与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研发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不强。2018 年，广州R&D 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为2.63%，远低于北京的6.17%、深圳的4.2%、上海的4%及杭州的3.44%。

专利成果差距较大。广州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专利成果优势。2018 年广州发明专利授权量10797 件，远低于上海的92460 件、北京的46978 件及深圳的21310 件。2018 年广州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33.4件，仍落后于北京的111.2件、深圳的91.3件、杭州的54.1件、上海的47.5 件。国际专利申请量差距大，2019 年，广州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0.16 万件，不足深圳（1.75万件）的1/10，仅相当于北京（0.72万件）、上海（0.32万件）的22.5%和50.7%。

（四）高端人才集聚程度不高，科技金融和科技服务发展不充分

高端人才集聚程度不高。广州高层次人才政策对顶尖科学家和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吸引力不高，对于高端人才的考评认定不够灵活，仍过分看重“学历职称、专利成果”等硬指标。当前广州高层次创新人才分布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产业高端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人才较为缺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对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障能力和拉动作用不够充分。2019年在广州工作的两院院士人数远低于北京和上海。2018年，广州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仅有25.3%，远低于深圳的41%、西安的41%。

科技金融和科技服务发展不充分。目前广州尚缺乏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市场平台，区域金融中心的辐射影响力不足。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集聚程度不高，目前广州尚无一家创业投资机构进入全国20强，创业投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较少，新业态发育不足，金融创新链条与科技创新链条融合度不高，科技金融仅靠政府的引导性资金扶持，尚未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支撑与促进作用。科技服务机构规模小，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能力偏弱，技术合同成交额偏小。2018年，广州技术合同成交额仅为719.02亿元，远低于北京的4957.82亿元和上海的1303.20亿元。

四、广州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建议

（一）以IAB产业为核心，培育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有可为的倒逼机制，贯彻落实《广州市加快IAB 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集中全市优质资源和产业发展要素，建设一批价值创新园区，突出抓创新、强主体、拓开放、促融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贯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协同构建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引进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链配套项目，协同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依托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区、增城新型显示价值创新园等平台载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快集聚一批知名总部企业与高端项目，大力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制造、内容、应用”全产业链，建设以琶洲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核心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打造以区块链为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大湾区4K/8K超高清视频产业基地和特色小镇。加快实施智能化战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医疗、交通、农业、金融、物流、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集成应用，形成一批产业示范项目。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方面，依托中以生物产业基地、花都生物医药产业园、番禺中日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平台载体，支持落地一批优质医药项目，建设完善“研发机构+医院+企业（产业）”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全链条对接机制，争取开展国家生物医药政策创新试验，创新药品注册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机制，出台鼓励临床资源支持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的专项政策，探索建设开放的临床资源平台与交易中心，依托精准医疗产业领先优势，布局一批与基因测序、细胞治疗、个性化诊疗等相关的创新型医药产品、服务与前沿技术，抢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方面，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整车、智联新能源汽车以及关键零部件、无人驾驶汽车、汽车电子等领域，系统推进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提升，支持掌握尖端技术的创新型企业开展产业跨界合作与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开放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建设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

（二）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构筑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新格局

落实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开展龙头企业培育行动，通过扶优扶强政策提升龙头企业综合竞争力。建立重点扶持企业清单，鼓励和支持重点企业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通过兼并、收购、参股等多种形式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实施全球高端并购，加速全球产业链关键资源整合，全力提升本土优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世界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积极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和补链招商，大力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中国民营500强和占据产业链核心的“单打冠军”，在穗设立区域总部、营运和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布局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链要素集聚。

支持龙头企业加大内部产业要素的开放共享力度，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整合行业创新资源，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支持龙头企业通过鼓励内部员工创业、参股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引进项目进行产业化培育等多种方式，完善小微企业双创载体，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积极培育初创项目与创新型企业。完善“两高四新”企业培育库，探索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分类培育制度，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优质潜力企业给予优先入库支持，引导产业基金创新直投、补助等方式，扶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实现“小升规”、“规升巨”。

（三）加速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完善协同创新体系

借鉴深圳等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市场开拓、高技术产业化、创新载体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创新发展全链条、全环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

加快集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要素，支持建设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合体，加快建设广东聚华印刷及柔性显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轻量化高分子材料、机器人、广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4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探索“企业+联盟”、政府支持、股权合作、成果共享等市场化运作机制模式，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建立国际创新合作的长效机制，通过人才引进、技术引进、合作研发、委托研发、参股并购、专利交叉许可等方式，搭建一批国际研发创新合作平台，引进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科研中心、实验室等国际高端研发机构，积极引进一批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国际化创新孵化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开展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技术转移及成果孵化服务。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流动。鼓励科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利用港澳科教资源和国际化优势，通过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联合研究院、共享产学研资源、开放式人才资源库等方式，开展重点产业、核心项目、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探索完善“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穗港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产业化示范园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基金，吸引港澳及境外优秀科学家和团队利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计划协同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探索创新央地共建、协同港澳等建设模式，积极争取国家在广州布局大科学装置和重大创新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与运营环境支撑体系。深化穗港澳在人事管理、商事服务、社会保障、科研评价、教育医疗、通关模式、监管手段、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规则对接，打造形成具有湾区特色的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新机制。建设穗港澳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对外提供有偿开放共享服务，推动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四）优化人才和金融服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人事、社会保障、税收激励和利益分配制度改革，消除现有人事制度中阻碍高层次创新人才合理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畅通高端人才市场化流动渠道和机制，有序推动人才跨地域、跨行业、跨身份流动，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企业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能力。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政策，设立创新人才发展基金，深入推进科技人才绿卡制度、技术移民试点，提高人才绿卡政策含金量，在全球吸引研发和创业型领军人才。加快建设南沙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南沙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广州开发区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探索深化人才院地合作、国际人才交流及职业资格互认等改革，支持穗港澳合作培养高层次产业人才。

大力推进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综合运用银行信贷、创投、风投、资本市场等多种金融手段，完善科技信贷服务机制，探索集合债券、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信贷新方式，推广科技保险工作，支持商业银行设立科技支行，鼓励科技企业发行中短期票据、融资租赁、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业务。加快设立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科技孵化基金，建立完善使创新活动最具效能的风险投资模式，促进创新链与资金链的各个环节有机融合。推动国家级高新区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和综合试验区建设。大力推动新兴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

制定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用地办法，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集约用好创新载体和产业空间的土地资源建设。争取国家先行先试政策，探索开展技术入股改革试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机构建设试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国家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政策试点等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省相关部门支持，积极探索在5G、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干细胞治疗、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政策突破与先行先试。研究建立穗港澳科技合作长效沟通机制，鼓励向港澳开放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简化穗港高校合作办学审批程序，鼓励港澳大学与创新型企业联合办学。支持穗港澳青年创业孵化与穗港澳大湾区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扶持打造细分领域独角兽企业。贯彻落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推动广州高新区（黄埔区）争创国家级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推动南沙自贸片区争创国家级营商环境特区和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