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我的胆子比较大吧！其实我想得很简单，我们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就是这样，错的对不了，对的错不了，时间可以来检验。”

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下发后，许多媒体把电话打到了陆铭那里，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中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等一系列涉及人口政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指向信息，正是包括陆铭在内的一批学者持续呼吁的。

我国城市化程度曾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尽管自1980年开始，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变为发展，但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始终严格控制，并采用行政手段通过对土地指标、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配给的管控，严格限制了大城市人口流入。在强力限制的同时，大城市的发展却又势不可挡，写进计划的城市人口规模一再被突破，按照控制规模做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也常常落后、匮乏，以至于中国大城市尚未充分发育，就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城市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中国要持续增长就要给大城市松绑，”陆铭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指出目前出现的“城市病”大多来自于行政管控和治理水平不够，以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适应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