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迪

摘 要：石经幢是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经刻于石幢上，用来荐诵祈福。铭文内容以佛经为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尤甚），還包含相关的功德主、题写人、建幢人、捐助人及建幢时间、地点、缘由等诸多信息，对揭示经幢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乃至生活细节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唐宋时期囊括了经幢从成熟到鼎盛至衰落的主体跨度，江浙地区是现存经幢较为完整集中的区域，文章将该区现存唐宋石幢及铭文加以梳理，解析铭文与经幢间的关联，探究文字、建筑背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关键词：唐宋经幢;铭文;佛教文化

经幢是伴随佛教传入我国进而产生的新建筑形式，具体产生年代不可考。就其来源主要可总结为三种：一是旌幡旗帜的石制化，意欲永久①;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石刻形式，是兴修福业的方式②;三是作为一种石塔，具有纪念和宣教意义③（在第三种基础之上更有学者④提出北凉石塔和北朝八角柱两个直接来源，分取其形体和平面特征）。经幢石质居多（极少量木幢或铜幢），亦常指代石经幢。经幢由不同的渊源融合在唐代早期最终成型，唐中后期兴盛，宋代达到鼎盛，南宋乃至元以后逐渐走向没落。石幢从下至上由幢座、幢身和幢顶组成，每部分皆单独雕成，多凿有子母榫卯，然后对接叠放而上。⑤幢座一般由一层或数层须弥座组成，饰仰覆莲和佛教图像;幢身以八边形为主，亦有为四边形、六边形，圆形极少，是经幢主体，铭文所在;幢顶有华盖、腰檐、山花、蕉叶、连珠、仰莲、短柱、覆莲、替石、日月宝珠等，有多种组合形式。经幢一般置于寺院、通衢、信徒宅苑、坟墓之侧等。

1 研究现状概述

目前，对石经幢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社会史和艺术史领域，建筑方面也有涉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整体脉络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及以前主要在金石学书籍或地方州志中记载经幢，对题刻有所描述，尚未进行科学化研究，如《金石萃编》《两浙金石志》《苏州府志》等;第二阶段，近代国外学者如日本的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关野贞等对经幢予以一定关注，国内梁思成、刘敦桢等也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思成对五台山佛光寺两座经幢进行测量研究，刘敦桢对河北唐僖宗真胜陀罗尼幢、陈氏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昆明地藏廉石幢进行调查;第三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学者在《文物》上发表数篇关于经幢研究的文章，如阎文儒、陈明达、杜修均、刘致平等对经幢意义、起源及其形式演变的研究;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刘淑芬为代表，发表专著《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详细阐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起源、形制等方面内容，将经幢研究推向新高度。

关于地域经幢或经幢铭文方面的研究有贾麦明《新发现的唐“开元石幢”及相关问题》、杜文玉《唐代长安佛教经幢题记与题名研究——以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为中心》、赵改萍《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张国庆《辽代经幢及其宗教功能——以石刻资料为中心》、王明琦《沈阳石经幢考》、陈琳旭《温县慈胜寺五代经幢艺术特征浅析》、黄贵强《唐宋元时期浙江遗存经幢初探》等。其中，杜文玉《唐代长安佛教经幢题记与题名研究——以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为中心》一文中对经幢题记与题名的排比分析方法⑥给笔者较大的启示;黄贵强《唐宋元时期浙江遗存经幢初探》一文与笔者所写关联较大，其从建筑学的角度就浙江现存经幢形制加以分析①，未就铭文展开探讨。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铭文角度切入，与经幢建筑形制相结合，研究文字与其载体（经幢）间的关联，简析江浙地区现存唐宋经幢铭文所在位置、书体、内容，总结其特征，阐释刻铭的原因及目的，揭示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2 江浙地区现存唐宋石经幢的分布

经幢在全国主要可分为四大分布地区，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新疆和西藏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元代以后现存经幢极少，只发现少量佛塔建筑，现存经幢主要集中于中原北方地区（以西安和豫东北地区为主）和南方地区（以浙江地区为代表）。②本文研究以南方地区为主。浙江现存最多且最为完整，江苏地区数量较少且部分损毁，字迹难辨，上海数量少（完整3座）。再者唐宋时期江苏、上海、浙江地域划分与今不同，多有交合，经幢特征及发展具有同一性，因而纳入一个研究范围，简称江浙地区。

3 石幢铭文所在位置、书体、内容的简析

本文研究对象选取江浙地区现存较完整有可辨认铭文的唐宋经幢。江浙地区现存唐宋经幢分布图（图1）是基于三次文物普查所绘制，有些城市经幢现已损毁或铭文不清，不做选用。例如，绍兴戒珠寺唐841年经幢、杭州觉苑寺唐代双经幢及湖州天宁寺唐会昌、大中年间经幢等，均属已被破坏;苏州保圣寺经幢、扬州惠照寺经幢、常州太平兴国石经幢等，字迹已漫漶不清。本节研究主要选取江浙地区共计18座石幢，其中江苏3座、上海3座、浙江12座，唐代13座、宋代5座（表1）。

分析石幢铭文所在位置、书体、内容（表2），通过梳理可得：

第一，关于石幢铭文所在位置，均达成共性（在文献和其他地区经幢中有极少量铭文出现在基座，一般为人名和时间）。

第二，关于铭文书体，依照内容在幢身上的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从上至下依次是额题（一般为刻经名称）、经序、经文和建幢记，相对应的书体，额题有篆书、行楷、楷书，经序有行书、楷书（以行书居多），经文多为正楷、少量行楷（在其他地区还有梵文出现），建幢记有楷书、行书。在整个石幢铭文书体中楷书（尤其是正楷）占据绝大比重，可见唐宋时期楷书作为一种规正字体的实用价值、推广价值和审美价值。

第三，关于铭文内容。额题一般为经名或下刻经咒的核心要义，此处经名有些为流传译名，有些是镌刻匠人根据经文内容自己刻的（如开头几字或从中抽取的字），不尽然能与名刹和敦煌收藏的经书相对应。序文、经文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多，亦有《白伞盖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大吉祥大兴一切顺陀罗尼》《金刚经》《般若心经》《弥勒上生经》《父母恩重经》等，与陀罗尼经的教义及建幢的缘由息息相关。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记述，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天帝得以观之，可消众生罪业。①因此，供养人建幢多刻陀罗尼经于其上，为亡故亲属超度荐福。同时，陀罗尼经亦兼顾生灵，“尘沾影覆”，净除恶道，自心自性，修得正果。陀罗尼经的教义关联了不同群体的供养人，有逝者和生者、贵族和平民、团体和个人。

若序文、经文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教义，建幢记则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内涵颇丰富。建幢记包含功德主、题写人、建幢人、捐助人和建幢时间、地点、缘由等诸多信息。例如，上海松江陀罗尼经幢的建幢目的为超度荐福，功德主是乐安蒋复和吴兴沈直轸等人，蒋复为其亡母朱氏、亡故的二弟和多病的幼子，沈直轸则为其亡父母。在经幢上镌刻建幢人姓名是唐经幢的共同特点。中原地区的幢有以地区具名的，如“梨园店”“龙首乡兴台里口村”②;有以个人名义具名，如子女为亡父母、夫为亡妻、后代为祖先、弟子僧为师或合家为一人。常镌刻建幢人的姓名，负责建幢工作和材料、施工的“同勾当造幢”“都料”“大匠”姓名，还有书写经文者和镌刻者的姓名等。关于幢身座上刻助缘人名字，如西安开元寺天宝七年（748）幢刻施主78人，院外施主21人。浙江湖州天宁寺大中二年（848）幢刻助缘人施令晖、许行儒等289人，其中女性73人，男女分列。江浙地区经幢上还会明确镌刻所捐财物及数量，有别于其他地区，如湖州天宁寺会昌元年（841）幢分列有舍钱十千文、三千文、一千三百文、一千文、五百文、三百文的施主名单。③建幢时间和地点也十分重要，如印证唐宋灭佛、兴佛的历史和地名行政区划等，建幢记中展示了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及佛教传播情况。

4 石幢铭文与形制间的关联

自唐代经幢在中原地区出现以来，其形制结构日趋发展。唐经幢结构最初较简单，一般为单层，高度在3米以下。中唐以后，各地经幢数量增多，结构也日趋复杂，逐渐发展成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装饰雕刻也更为华丽。浙江省现存的唐代经幢最多，有的高达5米，上海、江苏等地的经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以铭文所在幢身高度及其在经幢整体所占比例具体分析（表3）。

通过以上高度的梳理，去除残损、经幢数量少等原因造成的误差，可大致拟合出江浙地区唐宋经幢（幢身）高度变化的趋势。经幢高度呈增高趋势，但幢身所占比例呈减小趋势，经幢高度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幢顶的变化。幢身作为铭文所在，其所占比重的改变也暗示了经幢功能的变化（从早期突出宣扬教义到后期的纪念意义和精神寄托）和其本身的式微。到了元代，经幢发展完全处于下坡期，高低不一，铭文减少，规律难寻，形制基本参照前朝，有所简化。明清之际，经幢多发展为冢幢，如僧侶的坟墓塔林。

5 结语

经幢铭文与经幢建筑的发展彼此是相互促进的。建筑为铭文提供实质载体。铭文不仅有自身的书法艺术价值，更有对建筑功能的强化，对社会环境、历史发展和人们精神观念变化的真实反映。江浙地区唐宋经幢和其上的铭文也见证了佛教密宗在该时期该地域的普世化和曲折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