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

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罢工斗争坚持16个月，参加人数达25万，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4年，香港本地的党团员总共才十几人，在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都很缺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成功领导了震撼中国、影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呢？

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发动群众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的号召下，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时，租界内的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与了声援运动，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

此前不久，1925年5月初，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大学大礼堂举行。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25名，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从执委会组成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具有实际的控制力。还积极吸收国民党资深党员、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加入共产党，把党的主张介绍给了香港海员工会骨干，积极联络有众多会员组织的香港工团总会，为省港大罢工的发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

当时，香港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很多工厂没有安全设备，更没有劳动保险，工伤死亡事故经常发生，资本家却不管工人死活。香港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工资却十分微薄，普通工人每月收入仅一二十元，而香港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每人每月最低也要花费10余元。单身工人的日子已不好过，如果还有家庭负担，生计就更难维持，只得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

1925年6月初，邓中夏等人接受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抵达香港，同在香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一起，找到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发动工人罢工的问题。会上，邓中夏慷慨激昂地说：“几十年来，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向英帝国主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一次大罢工。”一些与会者对此表示信心不足，但邓中夏鼓励大家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仇恨，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现在，炸药还没有点着，大家还看不到它的力量。炸药一旦点燃，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

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宣布罢工，响应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条件;对香港政府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6项要求。对此，邓中夏满腔热忱地讴歌道：“奴隶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吆喝，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离开了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6月19日。”

港英当局不理睬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宣布紧急戒严，调集英军进入市区，对华籍警员全部缴械;同时，采取禁止粮食对内地出口、封锁广州国民政府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这些行动，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华商。数万名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率领下分批取道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联合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遭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沙面租界附近的帝国主义军舰也炮轰游行队伍，示威群众被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造成沙基惨案。这引起公众更大的愤怒。截至6月底，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了20万人。

为更深入和广泛地发动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分片包干的方法。“每一个人包一派或若干个工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依靠党领导下的工会群众扩散，在白色恐怖下，用爱国人士的名义进行口头和传单宣传。木匠工会会员区珠在往工友聚集场所散发传单时，一时兴起连路人也分送起来，被便衣警察抓进警署施以酷刑，但区珠始终坚守秘密，后被判做苦工90天。罢工亲历者郑全回忆，一天晚上他在工人俱乐部打麻将，两位工友就五卅惨案的罪魁是日本还是英国产生争执，互不相让，郑全趁机说明英、日两国都是一丘之貉。当时俱乐部的工人们都停止娱乐活动，一起高呼：“联合起来向英帝国主义抗议！”“罢工回广州去……”工友们说警备森严的海军船坞、太古船坞、中华电力厂等都出现了这些罢工口号，可见广大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了。

与右派分子巧妙周旋，分化敌对势力

大罢工前，香港有130多个工会，但大多被黑社会头子把控，各自独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只有电车、摩托车、洋务等七八个工会。

在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右派分子等反动势力的复杂斗争。左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由香港各工会代表、沙面工会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共13人组成，在工人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的苏兆征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罢工委员会内成立了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邓中夏担任党团书记，李启汉担任副书记，苏兆征、黄平、罗珠等人为党团成员，这是罢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核心。右派工会被亲英派反动势力和黄色领袖控制，会员绝大多数是受蒙騙和恐吓而参加的。

邓中夏等人在香港从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和争取行会头面人物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他们充分发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影响力和苏兆征在香港海员工会罢工运动中的威望，使海员工会会长谭华泽同意参加罢工。然后，他们把工作重点指向占全港工会总数一半的香港工团总会，致信写道：“特此函达贵工团等立即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做通了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的工作。对于机器华人会等港英当局的御用工会，他们安排党团员骨干越过工会头目做工作，于是其下属的机器船坞工人纷纷自动罢工。

然而，想要建立一个坚强健全的罢工领导机构并不容易。当时，黄金源等人在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千方百计地想把罢工领导权抢到自己手中。他们先是反对将罢工委员会作为统一的指挥部，主张香港、沙面各设一套机构，各行其是;后又极力反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对罢工的领导，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问题上，他们又反对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正确主张，提出要以工会为单位，企图占据多数名额，操纵工人代表大会。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要他们应以反帝斗争大局为重;在问题处理上，对于原则性问题毫不让步，但对一些非原则问题则适当迁就。例如，可以保留一些右派工会头目当负责人的“全港工团联合会”等组织，让他们在不违反罢工斗争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活动，从而分化瓦解反对势力，团结广大罢工工人进行反帝斗争。

罢工开始后，针对右派工会黑头目的把头、买办性质，抓住他们要名要利的心理做工作，参加则爱国，且有经费实利;不参加则人心丧失，名利全无。各工会都组织了宣传队在街头宣传。起初，右派分子混入人群中捣乱，宣传队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时，他们怪声怪气地嘲笑：“他们天天讲要达到豆卜煮鱼（粤语‘打倒帝国主义的歪读）。”很快受到街头群众的群起抗议，他们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在罢工之初，港英当局派奸商、反动势力散播迷惑人心的谣言，并利用亲英的香港媒体制造破坏罢工运动的舆论。“太平门平香茶居内，每晨皆有奸人在该楼饮茶，造作种种谣言，希图破坏罢工。” “香港《华侨日报》 之造谣，謂广州粮食恐慌，每元仅购米三斤，借以恐吓罢工离港之工人。” 类似的谣言在整个罢工过程中并不少见。对此，邓中夏积极运用自己主编的《工人之路》及时刊登关于罢工必要性和意义所在的文章，对罢工运动作出正面报道和积极引导，引发各界民众对罢工运动的广泛关注，使罢工舆论走向合法化。

在罢工斗争中，为了利用矛盾集中打击主要敌人，同时为了不影响广州等地市民的正常生活，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经过研究，提出“单独对英”的策略。罢工委员会遂于1925年7月9日发出封锁香港的通电，一律禁止英法日等国所有轮船轮渡开往香港及新界，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同时实行“特许证”制度，“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并取得广东国民政府的同意。此举打破了各帝国主义一致对付广州的局面，并争取了广东商人的中立，稳定了广州金融，最后还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

切实解决工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工运史上是罕见的。近十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以后，食宿问题怎么解决，成为关系到罢工成败的重大问题。罢工期间，罢工工人先后与港英当局进行了5次谈判，但由于其对解决工人提出的要求毫无诚意，谈判最终宣告破裂。在长期坚持斗争的过程中，数万名罢工工人在广州异地生活，没有收入，生活艰难。

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工会组织工人轮流到工厂、商店和轮船上做临时工，挣钱来维持大家的生活。广州的工人阶级也积极支持香港的阶级兄弟，广州沙基未参加罢工的工人每月拿出工资的5%支持罢工。罢工组织在广州设工人医院给罢工工人看病治疗，使大家安心。工人纠察队还查封广州市长堤一带的赌馆和烟馆，腾出大批房屋安置罢工工人，并向有关单位借用祠堂、会馆作为香港罢工工人的食堂、宿舍。

罢工开始后，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东国民政府，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回省工人的食宿和交通等问题，并制定出复工条件，与港英当局交涉;另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各界募捐筹集经费，据统计，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收到捐款490万元。广东国民政府还从7月1日起向广州出租房房主征收半个月的房租，专门援助罢工委员会。此外，省港大罢工也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多次深入罢工群众，关心和支持工人运动，每月拨款1万元作为罢工经费;宋庆龄获悉罢工消息后，也积极发表文章声援，并开展募捐工作，将海外侨胞捐献的10余万美元汇往广州，为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作出重要贡献。

罢工委员会宣布封锁香港后，把工人纠察队派到各港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当时，为了解决封锁香港给农民带来的不便，照顾农民的利益，罢工委员会颁布《特准宝安农会农民经过英界条件》，准许农民去英界购买化肥、米、盐和带着耕牛去英界耕种花田。罢工委员会还向工人纠察队发出《关于咸鱼运输办法的训令》，解决了沿海农民、渔民吃咸鱼的问题，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实现了工农的联合。

此外，省港大罢工还得到全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真诚援助。唐山、上海等地的工人纷纷捐款，举行集会和示威，发电报慰问，用种种方法来支援罢工工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海外华侨也给予罢工工人很大援助。罢工期间，苏联工会曾派代表到广州，捐款5万多元援助罢工工人;日本工会也曾几次派代表到广州慰问。1926年7月，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工人组成国际工人代表团到广州慰问罢工工人，并在广三铁路线上举行了慰问大会。

1926年9月，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刘尔嵩会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联名致信广州市政府，请其优先安排由港回省罢工工人的就业。当时，正逢国民党军队东征、南讨与北伐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大批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既支援了国共联合的革命战争，又解决了工人的生活问题。不难看出，省港罢工工人参加统一广东和出师北伐作出的贡献，已不仅是被动地解决生活出路问题，正如《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所评价的，“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广州起义的成果）的诞生”。邓中夏也指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是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活动的条件下，由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反帝斗争。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广东区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派邓中夏、孙云鹏、杨匏安、彭粤生等10多名党员赴香港会同苏兆征与当地党团支部一起完成罢工发动工作，并不失时机地将富有领导工运斗争经验的优秀共产党员组成香港和广州两个发难团，直接负责罢工的领导。罢工开始后，他们组织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罢工工人纠察队等一系列组织机构。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负各种职务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取得群众信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大罢工中的领导作用。

香港工人阶级的斗争，离不开广州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广东地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利用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条件，从黄埔军校、铁甲车队抽调徐成章、周士第等优秀军事干部到工人纠察队担任教练，積极协助罢工委员会培训纠察队员。同时，为保证罢工运动的持续性，党组织在罢工开始后积极创办了1所宣传学校，后来又成立1个宣传教育委员会、1所劳动学院、8所补习学校、8所子弟学校、1所妇女劳动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正如邓中夏为《工人之路》 撰文所指出的，在罢工之前“我们广州工人从前简直可说没有宣传教育，即有亦系无计划无系统的宣传教育”。罢工工人经过一年多的教育，他们普遍知道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知道革命是工人解放的必由之路，广州工人的意识的确政治化了。

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工作，虽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推动全国农运工作方面，但对于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他高度关注和支持。1925年12月，他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持续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经典文章，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地位，论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该文中对省港大罢工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与国内各地工人运动一样，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特别能战斗”;对省港罢工斗争作了深刻评价和总结，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反响，实际上对省港大罢工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 也多次报道了省港大罢工的情况，热情赞颂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和英勇表现，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对于推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如他在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 上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文，称赞省港罢工工人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给了英帝国主义以大打击，同时还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势力对于省港罢工以及各地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

根据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回忆，1926年3月间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中夏等一道，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给予坚决打击。他为此还与邓中夏详细研究过，并主张带领工人纠察队到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年之后，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闻名于世，成为代表包括25万省港大罢工工人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唯一出路。

省港大罢工已过去95年，无数革命领袖、先烈和英勇战士已随历史远去，但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人间正道历经沧桑曲折，愈加宽阔。不忘这场大罢工中可歌可泣的斗争初心，有助于牢记我们党的阶级基础，牢记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主体观，完成新时代的使命。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