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梦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历程反复证明，实现民族独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政治前提。这一政治前提的创造在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完成。小康社会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全面展开。那应该怎样看待对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呢？

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这里所说的“大群众”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鲜明的群众性和人民性。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0月，李立三根据六大路线的精神和要求，在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首先提出“争取群众路线”的概念。1929年9月28日，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和李立三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专门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中，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领导方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作出新的阐述，把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领导方法和政治路线，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理论创新。

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警备班班长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因窑洞塌方，为抢救战友光荣牺牲。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 的著名演讲，号召全党“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同年10月4日，毛泽东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时，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此，“为人民服务”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作《论联合政府》 的报告。报告把“为人民服务”与“群众路线”合二为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根本宗旨。

对于未来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最早构想。

对未来中国作过深入研究的是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雄文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包括：（1）国家名称。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发展步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3）国体和政体。关于国体，“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关于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4）基本国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了基本框架。（1）规定新中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明确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的“人民”，既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3）明确依靠的力量是无产阶级。（4）提出要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保障人民的权益。（5）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两个务必”的警示。

大会结束10天后的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香山。他告诫即将走上执政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全国就像历史上的赶考一样，不胜则败，没有退路。自此，“赶考”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术语，成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作出全新回答的重大课题。

这时，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形成多种意见。为进一步阐明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國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对有关问题作出系统回答。毛泽东专门就“人民”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进行阐释：“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深刻阐明共产党执政后的治国理念。

经过充分准备，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这三个被认为是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为人民服务”这一执政理念以其丰富的内涵写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一宣告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成为党全面执政后的第一个执政理念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在当晚举行的群众游行大会上，当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时，毛泽东豪迈地回应道：“同志们万岁！” “人民万岁！”

“同志们万岁！” “人民万岁！”即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执政理念的生动表达。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有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等各种表述，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一贯的，都是要为人民执政、为人民谋幸福。

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完成民族解放大业，为大规模地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就必须肩负并兑现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早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困难”，首先是指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留下的烂摊子。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人均年收入27美元，处在世界贫困线以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处于崩溃状态？综合起来分析，主要原因有：（1）国民党政府承袭下来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经济十分落后的旧中国。（2）国民党执政后治理经济的能力不够。（3）日本入侵中国后对中国资源的大肆掠夺。（4）全面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的崩溃。（5）自然灾害的影响。（6）蒋介石企图对新中国实施“经济拖垮”阴谋。一是把国库大量资金运往台湾。北平和平解放时，市军管会从全市所有银行里，仅发现几百两黄金和几千元美钞，不够全城百万居民1小时的开销。二是将有价值的工厂、设备拆卸迁移运往台湾，不能拆卸搬走的则全部炸毁或破坏。人民政府接管的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重要港口、码头、车站、铁路、公路等遭损毁程度极其严重。

为了尽快稳定市场，恢复国家经济，使广大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决定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并任命陈云为主任，领导进行整饬经济环境、解决财政赤字、统一全国财经、调整工商业、确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等重大经济活动的工作。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打赢“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三大战役胜利后，社会经济形势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问题最大的地区是上海。上海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要基地和中国民族资本的重要基地。国民党垮台后，不断对上海进行空中轰炸，实施海上封锁，企图使上海“电灯不亮，机器不动”。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困难更加严重，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停工歇业率高达20%。

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上海的形势，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研究解决上海和全国财政经济问题。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详细研究了在全国范围内克服财经困难、力争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以及保证上海重要物资供应的办法。陈云最后在总结报告中对物价波动问题开出“药方”：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中央税务总局统一征管工作;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 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国营的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集中掌握重要物资，统一购销。

此后两个月，全国物价相对平稳。进入10月，通货膨胀问题死灰复燃。10月15日，由上海、天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蔓延全国的物价上涨潮又一次发生。这是继六七月份上海发生“银元之战”、几个大中城市发生“米棉之战”以后的又一次物资供应之战。一些资产阶级投机势力利用旧中国长期通货膨胀留下的后遗症，在共产党继续推进解放战争的形势下，猖狂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他们把较量的主战场仍然放在上海，投机分子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他们对人民政府运用政治力量平息金融风潮心中不服，企图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物价上涨风，以便浑水摸鱼。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运用经济手段开展了打击投机资本的活动。陈云领导中财委首先采取稳定北方粮食价格的策略。10月20日，他急电东北，紧急调拨粮食支持华北市场，做到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让粮贩子在粮食方面无机可乘。稳住北方后，11月13日，陈云以中财委名义向各地连发12道指示电，一场全国范围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打响了。11月25日，又命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抛售，立即争相抢购，甚至不惜借高利贷。上海等地的国营花布公司按计划源源不断地抛售花布，一边抛售一边降价，连续抛售了10天。投机商们见大事不妙，也赶紧抛售，但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而此时，人民政府则紧缩银根，一是规定所有国有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二是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要照发工人工资;三是催征税收，规定不得迟交税金。如此一来，投机分子撑不住了，不得不请求人民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此时，人民政府就以极低的价格买回了大量棉纱。

这场战役，使投机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陈云总结说：“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反对通货膨胀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它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坚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它使旧中国留下的全国经济混乱的局面就此终结，使共产党的“天下大定”。

（二）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并把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的生产放在第一位。同时，毛泽东概括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

1949年12月，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接连召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恢复生产”，指出：“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

要搞好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核心问题是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而生产积极性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来保障。1950年2月，中财委发出指示，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民主管理。各工矿企业还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听取工厂管委会的报告，检查工厂经营管理和领导作风。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企业中得到确立，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早恢复生产的是东北地区。1949年春，东北各厂矿形成恢复生产的热潮。工人群眾以高涨的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不计工时和报酬，献交器材，投入到抢修设备、修复厂矿的工作中，使沉寂多时的工厂矿山响起机器的轰鸣声。其他各大城市解放后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如天津市原中纺系统所属7个纺纱厂在接管后次日，即有90%以上职工到厂报到，复工复产。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在党组织的动员下，克服重重困难，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生产，并创造了史上最好的生产成绩。上海中纺公司各厂在解放后3天内全部复工。江南造船所有3座船坞被炸毁，工人和技术人员只用一个星期就修好其陆上设备，一个半月即把船坞全部修复。因多处毁坏而中断的沪宁线，在铁路职工的奋力抢修下，迅速恢复通车。由于正确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工业生产的恢复在短期内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在工业恢复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加快对农业的恢复。这是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50年的2.74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9.04亿元。3年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总投入约7亿元，占全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以上，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工程建设的就有2000多万人。由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土地改革的完成，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耕地和生产资料，生产有了基本保障。农民净货币收入由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亿元，增加86.7%;从1949年到1952年，各地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特别是在吃、穿、用方面，195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92公斤、食用油1.7公斤、猪肉5.5公斤、棉布4.6米。

经过3年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钢产量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原油、水泥、电力、原煤产量等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棉纱、棉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工业恢复和发展的背景下，全国职工的就业状况和生活福利得到改善。从1950年7月到1953年底，以工代赈者达280余万人次。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和人民政府实施扩大就业的政策，城市失业率迅速下降，凡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失业人员大多数都得以就业。3年中，有220万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到1952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1603万人，为1949年全国职工人数的198.1%。职工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加70%。随着收入的增加，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消费额增加到189.5元，比1949年增加35%左右。职工住房状况与城市环境也有所改善。1949年到1952年，全国城市共维修房屋约2000万平方米，新建住宅面积1462万平方米，修理排水管沟1037公里，清除垃圾约2000万吨。北京市龙须沟整治工程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著名作家老舍据此写了剧本《龙须沟》，歌颂这种新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卫生事业也发展较快，医疗条件改善明显。1952年，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达到18万张，比1949年增加114.7%;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全国妇产医院床位数增加1.33倍，儿童医院床位数增加0.5倍，卫生技术人员增加33.3%。到1952年底，基本控制住了霍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

（三）建立正常社会秩序

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改善，但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外部环境尚未建立起来。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毛泽东所讲的“土匪”，大致分为四类：政治土匪，多数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来的正规军或逃不脱的残余匪军;封建土匪，主要是封建恶霸、地方实力派和失意政客组成的地方反动武装;经济土匪，多是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及部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迫为寇的贫民，专以抢劫掳掠谋生;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如宁夏的哥老会、一贯道，四川的中和道、川儿教等。

从1949年5月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剿匪斗争，先后抽调39个军、144个师共150万兵力，在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所属的22个省展开剿匪战斗。为了使清匪反霸斗争有序开展，中共中央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清匪方针，规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一般情况下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

当时，西南解放区匪患最为严重。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大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聚集在这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剿匪工作。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将剿匪斗争作为“第二次淮海战役”来打。由于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众人合围土匪的局面，最终彻底歼灭了流窜在各边界的土匪，共歼匪116万人。

全国剿匪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安居乐业，稳定了社会秩序。

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和伟大实践。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已经认识到，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根本的是要靠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保障。

（一）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理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正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社会主义所必须经过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发展，然后进入到社会主义。

对如何过渡，毛泽东在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用3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一年他还多次讲要“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1951年2月18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明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1952年9月24日，他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促使毛泽东认识发生转变的是，1952年夏秋之交，中國社会经济取得超出预料的成果。首先，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 （1951年军费开支占全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其次，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占比超过私营经济。“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三，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一场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在悄然兴起。其中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占比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较完整的表述：“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党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在毛泽东修改审定、刘少奇主持批准向全国转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中，将总路线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一大批现代工业骨干企业、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建立起来，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和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此推动下，全国80%以上的合作社实现了增产增收，表现出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组的势头。此后，广大农村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至1955年7月，全国农业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达到65万个，初步奠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1955年夏季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1956年，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达到92.9%，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已经确立，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宣告中国进入社会主义。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制度，是人民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形成较成熟的思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讲：“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未来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作了精辟概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由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在中央层面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地方层面通过逐级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逐步地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筹备工作有两项：

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由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规定，提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它正确恰当地结合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逐步过渡的灵活性，巩固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把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反映了过渡时期国家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全国人民通过实践形成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意愿。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二是进行人口普查。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法律基础。为了在全国开展普选工作，需要统计出准确的人口数据。4月3日，政务院颁布 《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 和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随后，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工作。截至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这不仅为全国普选提供了人口依据，而且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准确的人口数字。

根据《选举法》 的规定，全国建立乡、县、市、省各级选举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万余名。在此基础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少数民族行政单位，以及军队单位、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中共党员668人，占54.48%;党外人士558人，占45.52%。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参会代表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把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沉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它不仅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原则，体现了人民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便于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最全面、最直接地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本质，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发展形成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1953年第四次全國统战工作会议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 明确指出，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当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继续存在;统一战线组织对各参加单位的关系，应该是协商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组织则是领导关系;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和建议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也明确规定：“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在筹备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内部在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上，在对政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能发挥多大作用上还存在一些疑虑。

对此，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政协工作。他明确指出，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通过政协能够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主要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其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政协的任务：（1）协商国际问题。（2）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3）提意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4）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5）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对人民政协重要性和性质、任务的系统论述，为人民政协的转型明确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

经过充分准备，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章伯钧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 的说明，明确了人民政协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其性质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16人为副主席。

政协全国委员会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固定下来以后，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 的讲话，在党与非党的关系方面，首次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着重宣布，在今后，“应当采取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该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确立，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份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的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同年底，《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印发，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以此为标志，中国多党合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