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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草书五言律诗卷研究

2020-06-21文/宋

艺术品 2020年2期
关键词:诗卷王铎王氏

文/宋 波

晚明时期的中国书坛,大家频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章,河南孟津书法家王铎就是其中的卓异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他和董其昌齐名,被人称为“南董北王”,因书法水平极高,故又被称为“神笔王铎”。他与黄道周、倪元璐二人鼎足而立,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又与倪元璐、傅山、黄道周、张瑞图并称“晚明五大家”,成为明末书风的代表人物。王氏书法取法高古,与明中期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是中国书法史上书风面貌较为独特,且极富创新精神的宗师级人物。其书法对后世学书者,甚至是日本书坛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王铎(1592—1652),字觉斯,其名号较多,计有嵩樵、十樵、觉之、痴庵、石樵、痴庵道人、二室山人、云岩漫士、白雪道人、痴仙道人、兰台外史、嵩淙道人等,①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人,故世称“王孟津”。王铎于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清军入关后,他曾任弘光朝东阁大学士,入清后官至礼部尚书。王氏书法诸体悉备,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其中楷书师法晋人锺繇和唐代颜真卿,端庄平稳,灵巧隽秀,清人冯仙湜(约1670—1746)等人在《图绘宝鉴续篡》一书中如许记载:②

王铎 自作五言律诗卷 31cm×238cm 1642 年 苏州博物馆藏

王铎,字觉斯,孟津人。擢进士,书法二王,行草为最,种种法帖鸣世。又画山水巨石,饶有别致③

按照冯仙湜等人的说法,王铎的书法渊薮主要是“二王”,且尤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就存世书法实物而言这一描述符合客观实际。另,王氏亦擅长山水画,实不多见。徐邦达曾这样评价其绘画“傅山、王铎也不求形似,王铎比傅内行,花卉更是莫名其妙,这样情况明末很多”。④与王铎同时期的姜绍书(约1597—1679)《无声诗史》卷四则说:

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天启壬戌进士,选入词林,徊翔木天,著声文苑,弘光之季,召入内阁。赋性高爽,伟干修髯,尤精史学。行草书宗山阴父子,正书出自锺元常,虽模范锺王,亦能自放胸臆。所绘兰竹梅石,洒然有象外意。⑤

姜绍书与王铎几乎同庚,他的论述至关重要,基本上可以作为信史。遑论其他,仅就书法而言,其后的冯仙湜等人基本上保持了较为一致的说法,即行草主要宗法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清人梁(1710—1788)《评书帖》又说他“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说明他也曾师法宋人米芾,用圆转的篆书笔意来写转折,显得沉着含蓄,又时时使用折锋,增添了刚健的笔墨气息。就存世王氏书法图像来看,他的大多数作品给人比较“奇怪”的气息,实际上,“奇”字是晚明文艺批评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和品评标准。“如书法家王铎在其文论中,也多次用‘奇’字作为批评语汇,如奇旷、奇怪等”。⑥同时,由于王铎和董其昌的友属关系,他的书法也受到董其昌的影响,“但比董的书法更为恣肆狂放,他把董其昌在书法上开启的一些风气推向极端”,是为“晚明书法中最有表现力的书法家”。⑦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王铎草书《自作五言律诗卷》,根据其款署“壬子”,时年应为明崇祯十五年,即公元1642 年,这一年王氏时年五十岁。现在的学术界一般认为,王铎书法艺术演变中至为关键的一年是在崇祯十五年,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们就有明确的认识,如黄道周,他就对该时期王铎的书法如许评价:“(王铎)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这一说法见于《黄漳浦集卷一四·书品论》。这个时期的王铎,经历了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宋代书家米芾长时间的精心钻研,同时他又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天裂地坼的大变化,终于形成了他在以后岁月中始终保持一致的书法面貌,从而使崇祯十五年成为王铎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次转捩点。崇祯十五年前的王铎,对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与宋人米芾的书法研习极深,其书写技巧与审美旨趣几乎都笼罩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王铎到五十岁的时候所作的两卷书法《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时,迥异于书家早年的临仿之作,结体注重取势,笔画恣肆遒劲,书家成熟时期的雄逸跌宕的风格业已出现端倪。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亦是王铎草书长卷迄今所见相对较为早的一件。总而观之,王铎这一年的书法,在其漫长的书法创作过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铎草书《自作五言律诗卷》,绫本,纵31 厘米,横238 厘米,原为著名科学家、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培源(1902—1993)、王蒂澄夫妇旧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该书法手卷内容为王铎自作的五言律诗,其内容如下:

王铎 自作五言律诗卷 31cm×238cm 1642 年 苏州博物馆藏

香河县 颓沙河岸挫,茅舍少人关。里鼓烦霜信,客尘老旧颜。乾坤容雾入,田野任谁闲。何日箕岩倦,床寒可俯攀。

己卯初度 屡辱朝中命,归心仿若皤。幸今尘事少,其奈隐心多。久视天无定,余生日又过。如人安可望,岂厌紫芝歌。

鹫峰寺与友苍上人 偶来寻古寺,雨后得余清。漠漠人烟外,泠然一磬鸣。禅床随处厝,秋草就阶平。只恐深山去,白云隔几程。

送赵开吾 关山忽欲去,远道与谁游。共在他乡外,因之动旅愁。梅花香别浦,春屿领孤舟。莫谓离情阻,烟空江水流。⑧

卷后款署:“俚作壬午书抱老张公祖吟坛正,王铎”,后钤“擬山园”朱文方印和“王铎之印”白文方印。王铎所写的这四首诗作,其中的前两首诗,并不见于《拟山园选集》,其中因由待考。1979 年四月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拟山园选集》五律卷,则收录了该诗作的第三首和第四首。其中的第三首“鹫峰寺与友苍上人”原题为“鹫峰与友苍”,与该墨迹本有出入。《中国书法全集》第六十二卷《王铎二》中收入王铎在崇祯十四年(1641)所书的“柏香帖·思松涧书舍柬友诗四首”的拓本,该诗就赫然在列,且题为“鹫峰题与友苍僧一首”,并注明“辛巳怀州东湖书舍书己卯作”。第四首“送赵开吾”原题作“送开吾”。崇祯十五年,王铎流寓怀州,受到张公祖的款待,并有诗作赠他,一是《赠张抱一行书诗卷》,一是《赠张抱一草书诗卷》。⑨该书卷的获赠者张抱一,原名培,今浙江平湖人,擅山水,通医道。诗卷中以“公祖”指代此人,是河南怀州的地方官。另据王铎年谱记载,1642 年的春天,王铎还在怀州,与张抱一等友人一起游历,同时手书《赠张抱一草书诗卷》与《赠张抱一行书诗卷》。⑩由是我们可知,这四首诗是王铎自1639年左右,迨至1641 年做的行旅述怀诗,被书家写在一幅手卷中,形成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

关于王铎的草书,著名学者白谦慎曾提出过以下几点看法:其一,王铎的草书提按分明,许多笔画的起笔和转折棱角比较明显,草书布局偏离中轴线的程度在中国书法史上比任何人都大,⑪形成典型的“连绵草”;其二,王铎草书用笔桀骜不驯,用笔迅捷,提按幅度较大,笔画的起始、转折在调整走向时,常加重笔的停顿感;其三,王铎行草书中常会出现一些比较繁复的异体字,以此来增加书法图像形态的复杂性。这四首诗,就其内容而言,都是清一色的抒怀之作,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对于王铎而言自然是影响较大。整个手卷的字体布局东倒西歪,奇险跌宕,大小疏密,纷繁错落,“奇险”之美跃然纸上,整体特点和细节上的局部特征都吻合了常见的王氏书法,故应为真迹。但书法结尾的钤印却不见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尤其是其中的“擬山园”朱文方印,更是不曾被收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氏楷书《王维诗卷》(纸本,纵21 厘米,横165.5 厘米),书写内容为唐代大诗人王维的《济州过赵叟家宴》《春过贺员外药园》二诗,后有王氏自题行书一段,其中提到了书写的具体时间,“癸未年”,即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王铎时年五十一岁,距离王铎草书《自作五言律诗卷》的创作时间不到一年。由是,我们可以将这两卷书法进行比对研究。就图像本身而言,《王维诗卷》较为工稳,掺杂的楷书东西较多,不及后者狂放潦草,严格意义来讲,前者应为行楷书,后者才是常见的王氏狂草书,虽相隔不到一年,但显示出极大的风格差距,反映出王氏书法面貌的多样性,即使是创作时间较近的草书,许多情况下也会差距极大。这两卷书法结尾的款题“王铎”二字,其中“王”字的书写方法极为一致,然“铎”字却相差较大,实际上,所有存世的王氏书法,“王铎”二字的款署写法多不一样,具有十分复杂多样的特点。⑫尤其是“铎”字的草法,字体本身的笔画穿插皆不一样,在其存世的书法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十余种写法,正常来讲,这其中应该有一定的书写规律可循,能否以“铎”字的书写规律作为王氏草书的鉴定依据,尚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王铎 自作五言律诗卷 31cm×238cm 1642 年 苏州博物馆藏

注释:

① 上海博物馆《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12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② 关于《图绘宝鉴续篡》一书的著者及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相关研究可参阅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43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 年。杨仁恺《中国书画》一书,将其作者定为明人韩昂,实误,见《中国书画》,5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③ 韩昂《图绘宝鉴续篡》卷二,转引自于安澜《画史丛书》,32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年。

④ 薛永年《徐邦达先生讲书画鉴定(之七) 薛永年笔记》,《紫禁城》,2016 年第4 期。

⑤ 姜绍声《无声诗史》,转引自于安澜《画史丛书》,71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年。

⑥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1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⑦ 同上, 35 页。

⑧ 王铎《自作五言律诗卷》,绫本,纵31 厘米,横238 厘米,苏州博物馆藏。

⑨ 盛诗澜《王铎草书诗词卷简介》,2 页,古吴轩出版社,2007 年。

⑩ 张升《王铎年谱》,47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年。

⑪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81—83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⑫上海博物馆《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1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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