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书法及其影响（下）

2020-06-21杨小军

艺术品 2020年2期

文/杨小军

（二）行草书

解缙除楷书精绝，行草亦佳，其行草书由父亲解开启蒙，从王羲之行草书入手。解缙少时，父亲曾以“二王”全帖及隋唐字学观之。他曾评王羲之《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可见解缙对“二王”笔法极为推崇，今在《文毅公集》中亦可见解缙所跋王右军法帖。永乐时，朱棣偏爱“二王”书法，常出示秘府真迹给宫廷写手作范本，曾命大学士黄淮选出二十八人专学“二王”书法。㊴上之所好更使“二王”书风大行其道，解缙原本从“二王”入手，近水楼台，自然更受爱重。

图5 跋简约兄所藏樵舍舟中书吉水县博物馆藏

解缙行书作品大多遗失，存世墨迹如零金碎玉般珍贵。可见独立作品十余件。有江西赣州雩都县博物馆藏《行书重修明觉寺碑》、上海朵云轩藏《行书〈论书册〉》、故宫博物院藏《跋〈赵孟白描画杜甫像〉》、吉水县博物馆藏《庄山先生传赞》《太史公竹梧先生赞》《解先生小传》《跋简约兄所藏樵舍舟中书》、吉安私人藏《吉水螺陂萧氏祠堂记》《崇仙观碑记》《奉使底马撒记》《宋御史萧公传》《宋御史萧公像赞》等。其他行书墨迹均为题跋，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归去来辞〉跋》、辽宁省博物馆藏《跋〈赵孟急就章卷〉》《〈米友仁楚山秋霁图〉跋》《跋林子奂〈豳风图〉》、上海博物馆藏《〈蔡襄谢赐御书诗〉跋》《〈王绂凤城饯咏图〉跋》等。其他仅见于著录的行书作品有《解春雨书学传授谱》《解大缙解祯期合卷》《大绅书前后〈赤壁赋〉》《行草明解缙墨迹》《怡亲堂记》《王右军、杜子美、蔡君谟、苏子瞻、解大绅合卷》《题心远先生喻蜀归图》《长歌行》等。

雩都县博物馆藏《重修明觉寺碑》书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夏。解缙时年27 岁，与彭子信、孙思远、倪本直、郭季政等人游赣州雩都福田明觉寺所撰。据《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拓片可知，该碑文由赣人方思坚于1395 年6 月刻成，笔圆意畅，与王羲之《圣教序》中笔法相近，但尚未形成个人风格。此外，《宋御史萧公传》书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春，也是王羲之行草书笔法，这两件作品代表了他早期行书面貌。

吉水县博物馆藏《解缙书法卷》中第十五帧《庄山先生传赞》，第十六帧《太史公竹梧先生赞》，第十七至十八帧《解先生小传》，第二十帧《跋简约兄所藏樵舍舟中书》（图5），为解缙在建文二年（1400）至永乐五年（1407）间所书，代表了他32 岁至39 岁之间的行书面貌。此外，《吉水螺陂萧氏祠堂记》（图6）、《崇仙观碑记》（图7）、《萧九皐招谕底马撒南还序》（图8）等都是解缙永乐五年39 岁时所书作品。此阶段的行书字形扁而圆转，能看出作者在刻意摆脱长期馆阁体书法训练形成的束缚，在早期练习“二王”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近人赵孟和康里巎巎的笔法。而他最为成熟的行书力作当属上海朵云轩藏《行书〈论书册〉》，这件册页书于永乐甲午年（1414）春二月，解缙时年46 岁。从字体上看已融入了大量唐人用笔和结体方法。笔画扎实，多露锋，字形比早期《重修明觉寺碑》中字略扁，字势呈左低右高之态，骨肉丰满，除取法《兰亭》笔意外，也融入了唐李邕的结字法。

与解缙不多见的行书相比，其草书作品相对较多，尤其是狂草。王世贞云：“然世多见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作狂草故。”㊵解缙草书溯其源流，远涉晋唐，对“二王”及唐代张旭、怀素等人草法多有吸纳，晚明詹景凤在《詹东图玄览编》记有“大绅草书二轴，一法怀素，一法大令”㊶，直接指出了解缙学习草法的源头。同时代王直评其草书“运势翩翩，如鸾鹄骞翥，蛟龙变化，奇险神怪，不可名状”。

存世解缙草书作品有上海博物馆藏《宋赵恒殿试佚事》、故宫博物院藏《游七星岩偶成》（1408）、《草书自作杂诗卷》（1410）、《草书〈洛阳城〉诗》（1411）、《草书“绿树夹道”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草书唐人〈月仪帖〉跋》、浙江省图书馆藏《草书〈千字文〉》（1420），及《草书李邕〈古诗四帖〉跋》《草书解渊静帖》《草书文语立轴》《草书南宋丰兴祖〈海天旭日图卷〉跋》《草书姚合〈送别诗〉帖》等。

《游七星岩偶成诗页》（图9），纵23.3 厘米，横61.3 厘米，永乐七年（1409）为文弼所书。此作经朱之赤、安岐、乾隆御府、顾崧、潘厚、伍俪甫、张珩等鉴藏，上钤诸家鉴藏印共16 方。全篇文字线条缠来绕去，势如飞瀑，一泄到底，字形大小参差，曲折多变，揖让相缀，浪漫而恣意，何乔远言：“其书傲让相缀，神气自倍。”㊷

《草书自作杂诗卷》，为书家永乐九年（1411）怅然返南京寓所时所写“杂诗七首”。此卷篇幅长、字数多，高一尺，长一丈三尺九寸。作品上有诸家鉴藏印共25 方，经安岐，乾隆、嘉庆、宣统御府收藏，是解缙的草书精品。全卷纵横奔放，不羁成法，开卷即率意自如，愈写愈狂放，由行书转行草，再转狂草，字形大小错落，一气呵成，卷末“付有识者自辨之”字样，气势狂放到极致，大有“五百年后识此君”的自信与超脱，展示出解缙草书的不凡功力。卷后有王稚登（1535—1612）跋，表明该作曾为王氏寓目。王稚登是隆庆、万历时期知名文人，他鉴赏过的作品往往价格“踊贵”，“法书名画古鼎彝器与技能工匠、青楼歌舞依倚就声价者，非先生（王稚登）品题不踊贵”。也侧面反映了此作的珍贵程度。

解缙还有大量草书作品未见传世但著录中有载，如《解大绅寄胡端方古诗》（后有吉水邹元标跋）㊸、《草书送参政任冕诗二首》《草书〈为康中正书〉》《草书早朝诗》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个性，用笔均为中锋一气呵成，上下连贯，左右相揖，如狂风骤雨畅快淋漓，其圆转之法无疑来自张旭、怀素狂草书。相关研究表明，大幅草书作品明初也用于宫廷悬挂需要，亦成为解缙抒发强烈个人感情的符号。

图6 吉水螺陂萧氏祠堂记永乐五年（1407）年

图7 崇仙观碑记

图8 萧九皐招谕底马撒南还序

三、评价及动因

明代书家与书法理论流派纷呈，各家观点与日俱增。到明晚期，不仅创作面貌复杂多样，书论观点也呈现出冲突、嘈杂及相互矛盾的景象。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解缙书法命运也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变化。解缙自己和他者眼中的书法评价差距颇为悬殊，褒贬众说纷纭。

（一）自评

解缙一生才气纵横，性格狂傲，对个人书法水平亦较自负。在《跋苏文忠公书》中题：“余既耽学古人书，得文忠公此纸宝之，不啻拱璧。书之所进，他日安知不与古人并传哉。余姑识此为之兆云。”㊺此处大有将个人墨迹与东坡比肩、千古并传的自信。类似论述还有不少，在《自跋临刘山阴书后二则》中言：“此为金公书赠方壶道士诗，金公令子幼孜宝藏，每以示予为好事者持去，情不能已，遂俾予书之，并识岁月传之后世。”㊻在《题缚笔帖》中云：“吾寻常欲作佳书，为传后计，非陆颖笔不可。”㊼这些均是解缙对自身书法艺术有千秋之想的自负之言。

此外，解缙还有对自己敏捷才思和书写速度的夸赞。在《顾太常谨中诗集序》中言：“臣缙少侍高皇帝，蚤暮载笔墨楮以侍，圣情尤善为诗歌，睿思英发，神文勃兴，雷轰电逐，顷刻间御制沛然，数千百言一息无滞。臣缙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即速上进，稍定句韵，间或不易一字……”还有对自己精妙笔法的夸赞，在《草书自作杂诗卷》中，他对侄儿解祯期言：“未尝敢弃古人自为也。中间复笔、覆笔、返笔之妙，付有识者自辨之。”㊽解缙此处得意于自己在笔法上的丰富多变，豪言待知者品鉴。在《为康中正书》中也有类似表达“中正求书……为写真行草数字，用笔傲让连属，大概如此，其备则求之古人可也”㊾。不难看出他标示个人书法恪守传统，比肩古人的心思。

图9 游七星岩偶成诗页故宫博物院藏

（二）他评

解缙少时已书名远播，后又与“三宋”“二沈”在书坛大放异彩，引领明初书法风尚。乡人杨士奇称“求文与书者日辐辏”㊿，学生王直描述：“当时公卿大夫以至甲胄之士，市井之人，莫不仰慕。每休暇之日，持纸素来求者，足相踵于其门，先生随宜应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51]学生曾棨也说：“当时有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什袭，不啻重宝。”[52]同科状元任亨泰称：“天子爱惜其德操材量与其楷书，至亲为之持研。”[53]解缙学生朋友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求书盛况，也确认了明初以解缙为书坛首领的基本事实。

到明中期，解缙书法命运发生了微妙变化，褒贬不一。其中褒扬者多赞其楷书，如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吴宽（1435—1504）在《题解学士墨迹》中云：“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缙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54]吴宽乃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是成化、正德两朝馆阁体书法代表，此处评解缙书法为“永乐之首”“圆滑纯熟”等语，当专指其楷书。以吴宽在文士中的尊崇地位，他对解缙楷书的评论自当影响广泛。贬斥之语多见于对解缙草书的不屑。如正德六年状元杨慎（1488—1559）视解缙草书为“镇宅符”[55]。解缙草书取法张旭、怀素二人，喜欢连笔缠绕，被杨慎视为镇宅符箓虽属讽刺挖苦，但也代表了部分书家的看法。稍晚的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认为，解缙草书虽师法怀素，但未习得真谛：“近来解大绅丰考功，狂怪怒张，绝去此血脉，遂累及素师。所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也。”[56]草书家祝允明（1461—1527）也评价解缙草书为“如盾郎执戟，列侍明光”[57]。此二人均为著名书家，他们指责解缙书法狂怪怒张，如武士般张扬霸道之语自有其个人真知灼见。但喜爱夸赞解缙草书者也大有人在，休宁詹景凤就是一例，他在《詹东图玄览编》中道：“此二轴乃纵而有法，熟而远俗，飘飘潇洒而不颠，功夫大胜祝京兆。京兆行笔往往生硬，然雅韵胜解。”在此，詹氏是将解缙草书置于祝允明之上的。

以上对解缙书法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难有定见，这种相互矛盾的记载在文献中不难发现，对后世也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万历年间屠隆（1543—1605）对明代书家的一次排序，却对解缙书法命运带来致命一击，开创了他从明初一流书家降为四流书家的先河。屠隆《考槃余事》里说：“祝希哲允明为上，今之人不啻临池而人染翰，然而无敢与哲抗衡也。文徵仲徵明以法胜，王履吉宠以韵胜……宋仲温克、仲珩璲，当与文、王并驾之。四子者，亚于祝者也。陆子渊深、沈民则度、徐武功有贞、李贞伯应祯、吴匏菴宽五人，又其次也。詹孟举希原，解大绅缙鸣于朝，周履道砥、卢公武熊著于野，朝者乃当让于野。”[58]按照屠隆的排序，祝允明为一流书家，解缙与詹希原同列，按照“朝让于野”的原则，其次第比同时期的周履道、卢公武还低，归于四流下品。可见詹景凤评解缙草书“功夫大胜祝京兆”之语并未被屠隆认可。屠隆为万历年间进士，书画造诣精深，出版过《画笺》等赏鉴著作，在当时书画鉴藏圈很有影响，他对明代书家的排序之后被项元汴《蕉窗九录》、倪涛《六艺之一录》等著作所摘录，影响广泛，持续久远，由此解缙书法次第渐被主流话语权所定格。

图10 《永乐大典》卷之二五三五

（三）动因

解缙从明初一流书家降为晚明四流下品书家的命运，其动因复杂。除去其遭政治迫害、家产被抄没等客观因素，其作品多被烧毁导致交易少、流通不够等原因也不容忽视。结合时代背景，其中区域性文化主导权的转移，以及晚明书画造假成风两大因素更为关键。

1.区域性文化主导权转移

明初江西经济、文化、科举发达，解缙故乡吉水作为庐陵文化核心更是大放异彩。杨士奇说：“四方出仕之众，莫盛江西。” 解缙故乡更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等美誉。大量江西文人涌入朝中为官，形成了权倾朝野的江西文官集团。永乐初年，解缙为首的七人内阁中，有五人是江西籍，明代最强内阁的“三杨”之首杨士奇即解缙同乡好友。尹吉男曾撰文认为，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是“江西文官集团”一次暗中集聚。[59]事实上，自明初洪武至景泰年间，江西文士在朝中位高权重，主导着当时的文化话语权，彼时江西区域文化占据重要地位。而到明晚期时，区域文化主导权发生转移，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在屠隆的书家排序中可发现，前四档14 位书家有9 位是苏州人，分别为祝允明（1461—1527）、文徵明（1470—1559）、王宠（1494—1533）、宋克（1327—1387）、徐有贞（1407—1472）、李应祯（1431—1493）、吴宽（1435—1504）、周砥（约1367 年前后在世）、卢熊（1331—1380）；加上两位为松江人，陆深（1477—1544）、沈度（1357—1434）；及一位浦江人（今属浙江），宋璲（1344—1380），前四档中有12 位书家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士。在屠隆看来，当时最为优秀的书家都聚集在该区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世贞、董其昌等文士为首，引领着彼时中国书法创作的潮流和方向。种种迹象表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彼时已然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掌握着话语主导权。由此一来，作为中心以外的“外地人”詹希原（新安人）、解缙（江西人）等则被排挤到了文化边缘。加之江南文人喜欢排列次第之风逐渐演化为时代风尚。如万历间高濂《遵生八笺》对艺术品的次第排列、袁宏道《瓶史》中对插花器的排列；天启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对艺术品的等级区分等，这些次第排序逐渐衍生为一种时代风气。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助推下，促使当时及后世书家对屠隆关于解缙书法次第和地位的评定逐渐接受并传播。

2.伪品泛滥

明代晚期是继宋代书画作伪成风后，又一个作伪高峰期，书画赝品横行于世，解缙书迹也不例外。杨慎贬斥解缙书法“如镇宅符”[60]，丰坊认为解缙书法“靡然成风，古法无余，浊俗满纸”[61]。而在清代周亮工、裘君弘等看来，皆因杨慎、丰坊所见者皆为伪品。[62]嘉靖年间田汝成（1503—1557）在《田叔禾小集》中即有弋阳王所藏解缙书法一帙为“伪售”的记载。[63]晚清书法家杨守敬在《解大绅草书跋》中也说“吾所见大绅狂草书又十伪八九”[64]。可见，明晚期至清代时，解缙书法伪品已泛滥成灾，在今天的公私收藏机构及收藏家处仍能见到大量解缙伪作。如浙江省图书馆藏《解缙草书千字文》、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解大绅竹书真迹》等伪品。[65]此外，近年来拍卖市场也涌现大量解缙伪品，仅笔者统计就高达29 件之多，可见田汝成、杨守敬等人所言不虚。

伪作大量出现，它一方面反映了解缙书法在彼时艺术市场受欢迎的程度，另一方面显示了伪作大量流通于世，流弊无穷。它扩大了无法代表解缙书法真实面貌的作品的“曝光率”，给市场带来鱼目混珠的消极影响，经久日长，日积月累自然混淆了解缙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也影响了人们对解缙书法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解缙书法次第和书法地位的评定。就目前文献看，解缙书法在明清两朝的交易价格远不及祝允明、文徵明等人，次第从明初一流书家降为晚明四流下品书家，与其伪作泛滥难脱关系。

四、影响

解缙书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书法理论受到众多文人关注，书论文字被广泛抄录或引用；另一方面是解缙的书法风格为不少书家所传承，其草书更是开创晚明草书创作之先河。

早在明代中叶，解缙的书学观点就被不少文士所推崇，他们多方蒐集其书论文字结集出版。到晚明时，更是被众多文人著作抄录或引用，传播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天顺年间，解缙同乡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收入了解缙的《书学传授》《题缚笔帖》《学书法》《评书》《跋苏文忠公书》《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迹》六篇文章。另一位同乡、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与解缙后人解桐编辑《解学士文集》，在卷十“杂述”中收录解缙书学文章《论作诗法》《学书法》《草书评》《评书》《书学详说》《书学传授》《永新周慎初字说》《徐氏二子字义》《刘南周别字说》《刘君迪询字说》《李氏壶中春意说》十余篇。

明嘉靖、万历以后，文人著作中抄录或引用解缙“书论”文字比比皆是。如明嘉靖至万历前期“文学盟主”王世贞（1526—1590）《古今法书苑》中收录了解缙《书学详说》《草书歌》《李邕永康帖跋》等书论文章。王世贞作为文坛盟主和鉴藏大家，在当时文士圈和鉴藏圈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收录让解缙书法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稍晚的文学家兼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在《宝颜堂秘笈》中收录了解缙《论作诗法》《学书法》《草书评》《评书》《书学详说》《书学传授》六篇文章；鉴藏家张丑（1577—1643）在《清河书画舫》中引用了解缙《评书》内容；文人董斯张（1586—1628）的《吴兴备志》、鉴藏家汪砢玉（1587—？）的《珊瑚网》中均收录了解缙《书学传授谱》；明末文人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也引用了解缙《书学传授》……王世贞、陈继儒、张丑、汪砢玉等都是晚明知名文士，他们基本主导了当时江南地区文士圈和鉴藏圈的话语权，他们对解缙书法理论的态度和评述具有很强的传播力，他们在著作中大量收录解缙书论文字，对于解缙书法理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初，洪武皇帝喜欢解缙楷书，亲为之持砚。永乐年间，朱棣命解缙总裁纂修《永乐大典》（图10），以他的楷书为缮写标准，要求所有书写者统一书写要求，在客观上确定了解缙在宫廷书家中头把交椅的地位，其显赫书名和尊崇地位引来众多追随者，其书风为宫廷写手和科举士子所效仿，影响播及朝野，他的追随者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台阁体”书风的代表性书家。以致吴宽说：“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66]此外，解缙草书也为众多书家所模仿和传习，如张弼（1425—1487）、徐渭（1521—1593）、蔡羽（？—1541）等书家就受其影响颇深，今故宫博物院仍藏有蔡羽《临解缙诗卷》（图11），可为例证。《书史会要续编》中说张弼未脱“解缙之俗习”[67]，直接指明解缙草书对张弼的影响。文献中虽未见有徐渭与解缙师承关系的直接记载，但徐渭推崇并师法张弼，称其书法“皆臻神妙，近世名书所未尝有也”[68]。据此推断，徐渭的草书间接受益于解缙极有可能。有学者认为解缙草书“手持兔毫，扫破鸾笺”，有种“积极浪漫”之感，而徐渭草书隐含“闲抛野藤”的“消极浪漫”的怅惘感[69]。这大概是二人经历不同的缘故，解缙少年得志，一度为朝中要员，而徐渭终身郁郁不得志，更不可据此否认二者草书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在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等人墨迹中也能见到解缙草书之余韵。

结语

整体而言，解缙作为明代著名才子、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其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尽管明清以来关于其书法的评价众多，褒贬不一，一度影响到解缙书法命运。但解缙的书论文字在明代中期及以后被反复整理、抄录、征引，可见明清文士对他的重视和认可。由于政治牵连、火灾损毁、区域话语权转移及伪品泛滥，明清以来人们并未全面认识到解缙书法的真实面貌。囿于晚明品评者对解缙书法认知，解缙书法并未得到客观评价和应有的书法地位。事实上，解缙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在书法史上都有一席之地，可惜他天不假年，中年离世，否则老笔苍劲，炉火纯青，定能为明初书坛更增光辉，永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