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雁琴，赵 斌

（新疆大学 a.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b.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8年的919 281.1亿元人民币，经济规模扩大了250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增加至2018年的近16%，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总是伴随产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又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Syrquin et al.1989）［1］。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而创新是实现技术进步的核心驱动力；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 350亿美元，成为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为此，本文将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内在关系，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的设立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理论层面，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外资来弥补其低储蓄与低外汇的不足，通过有效缓解这两方面的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赫希曼在“双缺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缺口模型”，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资本供给和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从实证层面，Kippenberg（2005）［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与东道国经济的联系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外资的流入为中国带来现代管理知识和先进技术，提高资本积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贾妮莎等，2014）［3］。李磊等（2018）［4］研究发现，东道国借助外资企业较先进的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提升内资企业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张林（2016）［5］认为，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和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纽带，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刘泽（2019）［6］将研究转向地区，以山东为例，研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面作用（牛卫平，2012）［7］，其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状况加剧，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陶静，2017）［8］。

关于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国内外学者大致从微观、宏观层面以及产业结构等视角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看，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生产要素由效率较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物质资本成本的下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龚轶等，2013）［9］。从宏观层面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转结构、调方式的关键因素（周忠民，2016）［10］，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时乐乐等，2018；宛群超等，2019）［11-12］。从产业结构层面看，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刘启华等，2005）［13］，但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企业内部没有形成推动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机制（Wang，2006）［14］。从长期看，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市场竞争以及消费升级等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避免企业的“短视”行为（周忠民，2016）［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多探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很少将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有助于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丰富贸易、创新与产业结构等相关理论。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扩展：首先，将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30个省份2000－2017年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以及同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乘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效应；其次，将全样本分为2000-2008年和2009-2017年两个子样本，比较分析经济危机前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影响的变化；最后，基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其不仅是一般资本货币的流动，更是一个带有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在内的总体转移过程（贾妮莎等，2014）［3］。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资金缺口，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知识溢出。一方面，使我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产品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倒逼内资企业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也存在一定的负效应。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存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忽视了引进外资对资源、环境的不利影响。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我国引资策略已经由“被动吸收”转向“主动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变迁。

（二）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

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引起区域经济差距的根源在于区域技术进步与区域创新的差异（Grossman and Helpman，1994）［15］。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付宏等，2013）［16］。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内部自主创新的融资约束和研发成本，增加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带动产业结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Ngaiand Pissa⁃rides，2007）［17］。我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地方政府为创新提供了优良的政策环境，伴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断涌现的主导优势产业、新兴技术产业等进一步强化了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而带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区域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变迁。

（三）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

外商直接投资通常被认为是先进技术的源头（易明等，2013）［18］，它们通过跨国公司将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高效的管理经验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优势与东道国当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市场规模等优势紧密结合，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快了产业技术升级，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徐朝阳等，2009）［19］。不过，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带来负向的外溢效应（陈劲等，2007）［20］，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道国较为薄弱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排挤东道国国内企业，致使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严重下降。此外，东道国对外资企业技术的吸收与转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区域创新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般而言，区域创新水平高的地区会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本地区的门槛，外资企业需凭借自身技术进步以及提高投资质量方可进入区域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样，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区域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瓶颈。因此，区域创新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3：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变迁。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借鉴钱纳里提出的可以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结构”产业变动模型，在上文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加入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叉项来进一步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修正后的模型设定为：

其中，IS、FDI、CB、X分别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能力以及其他影响变量；α1、α2、α3、α11为各变量的系数；μi表示个体差异；εit为随机干扰项。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往往受其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某个省份，其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付宏等，2013）［16］。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模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解释变量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引入模型（2）：

为确保变量的平稳性，对模型（2）两边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模型（3）：

为了解决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政府干预、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对外依存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从动态角度看，产业结构变迁（IS）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ISH）和高级化（ISG）两个维度。本文在借鉴干春晖等（2011）［21］研究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迁的代理变量。

（1）产业结构合理化（ISH）。主要反映产业间协调程度或者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作为衡量指标，但未考虑各产业在经济体中的不同重要程度。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21］的研究，选择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衡量指标，其相关计算公式为：

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则有TL=0，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当TL≠0时，偏离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ISG）。根据克拉克定律一般采用非农产业值作为衡量指标。本文依旧借鉴干春晖等（2011）［21］的研究，选择各省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产业结构朝着服务化方向发展，比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2.核心解释变量

（1）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我国“引进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各省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作为衡量指标。目前我国统计年鉴中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美元计算，这里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价。

（2）区域创新能力（CB）。当前学术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专利数据、技术市场成交额（合同金额）、R&D经费支出、每万人拥有专利数等。众多学者一致认为专利数量可以有效衡量创新能力，也是地区创新经济价值的潜在标志，而且专利数据具有易得、完整、准确的特点。因此，本文用各省份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区域创新能力。

3.控制变量

（1）政府干预（Gov）。考虑任期内的绩效考核问题，地方政府会有意识地把资源或者要素投入到新兴的重点发展产业，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迁。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当地政府干预的衡量指标。

（1）市场化程度（Mar）。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产业结构变迁也助推了经济的发展（刘伟等，2008）［22］，因此本文借鉴王小鲁等（2009）［23］研究，选用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

（3）城市化水平（Ur）。城市化更多地体现在非农产业所占比例增加，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本文依旧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

（4）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相互影响（干春晖，2011）［21］，因此本文选用各省份人均GDP来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5）人力资本（Hum）。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优化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张国强等，2011）［25］。本文采用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6）对外依存度（Open）。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变迁（黄庆波等，2010）［24］。本文选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与当年GDP之比作为对外依存度的衡量指标。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由于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数据缺失，本文没有考虑在内），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动态模型检验之前，对模型中主要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2所列，研究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可控范围之内。

表2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

（一）总体效应分析

在仅仅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内生情况下，系统广义矩估计是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中广泛处理内生性的一种估计方法。运用Stata14.0进行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SYS-GMM）和两步差分广义矩估计（Two-step-Diff-GMM），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一阶GMM估计中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得到有偏估计的不足，从而有效降低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的偏误。不过，两步系统GMM估计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研究假设基础上，并会产生大量的工具变量。因此，需要通过两类检验：①自相关检验。残差序列允许一阶自相关但不允许二阶自相关，由表3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和两步差分广义矩估计的AR（1），可以得出存在一阶自相关；由AR（2）的结果可知二阶序列不相关。②过度识别检验。Sargan检验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检验，由Sargan检验的p值可知，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有效。以上分析表明，模型设定是正确的且估计也是合理的，但相对于差分GMM，系统GMM的标准差更小，因此估计结果更有效。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仅分析两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

由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可知，过去一期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对当期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存在动态效应，前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后期具有动态影响机制，后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对前期的扬弃过程。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产业内部新技术的使用、企业内部学习导致曲线效应以及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等均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因素需要产业结构在实现合理化与高级化过程中不断扬弃。

在核心解释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均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拉动作用高于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因为我国长期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以及部分政府将招商引资列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区域内企业的创新驱动。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大有可为。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乘项中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阻碍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区域技术进步的提高而降低；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对外资流入提出更高的要求，引进外资由过去“被动选择”转变为“主动选择”，产业更多地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表3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故政府要在一定程度上简政放权，发挥好引路人的作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均有利于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的提升与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却阻碍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这可能与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低价值链产业有关，高素质人才短缺与大学生失业并存，人才紧缺与人才浪费并存，这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也形成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效率现象。

（二）经济危机前后效应分析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我国引进外资也受到一定的冲击。经济危机后，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有必要以经济危机为节点，进一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全样本分为2000-2008年与2009-2017年两个子样本，进一步比较经济危机前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实证过程参考上文的动态面板模型估计过程，分析两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具体见表4所列。

表4 经济危机前后的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变迁无论是经济危机前还是经济危机后，滞后一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当期的影响依旧是显著的，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依旧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中，可以得出经济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开始减弱，但依旧是高度相关。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危机前我国引进外资注重数量，经济危机后，我国引进外资更加注重质量，选择引进有利于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外资，由过去的被动选择外资向主动选择转变；经济危机后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拉动作用增强，表明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模仿，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显现，创新在今后的作用会更加突出；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叉项可以得出，两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阻碍作用在减弱，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协调能力在日益增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中，经济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但区域创新对其拉动作用在进一步增强，同时从两者的交叉项可以得出，无论是经济危机前还是经济危机后，两者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均起到促进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危机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更加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依存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拉动作用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但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对外依存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阻碍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性，本文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以及其他变量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分别滞后一期来代替原有的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5所列。由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全样本还是两个子样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虽然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上文的实证分析系数有一定的差异，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与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而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投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有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征，同时模型中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1）两个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所列。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由表6可知，一方面，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从两者的交叉项来看，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协调能力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一研究结果符合我国区域现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可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东部地区已经从过去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劳动、技术支撑，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更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时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地区。综上，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得出的实证结论表明，我国区域间发展的现状依旧是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协调。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总体效应以及经济危机前后的效应，并进一步检验样本数据的稳健性及我国区域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就全国整体效应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均有利于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乘项表明，两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阻碍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②相对于经济危机前，经济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的交叉项可以得出，两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阻碍作用在减弱，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促进作用。③就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而言，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更有利，区域创新对东部地区更有利；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更有利于东部地区；从两者交乘项分析可知，对于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更有利于促进其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对于东部地区，则更有利于促进其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运用优惠政策，加大对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引入，鼓励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为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②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市场在研发资本获取和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区域间研发合作，摒弃政府与企业的短视行为，增加创新研发经费投入，重视人才培养，提高区域创新活力与运行效率。③高度重视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交互影响，摒弃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重视外资的引进质量，鼓励并引导地方创新，因地制宜地出台更加灵活的产业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有机融合，更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注 释：

（1）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由于本文未将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纳入研究对象，因此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