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 上海市玉田路500号，或种玉的人们

打着伞，沿玉田路自南而北，我向500号处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技术物理研究所走去，应约访问著名的红外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副主席褚君浩。

上海道路之名，主要来自中国各个地域之称谓，显现出这座城市对于国家的温情与责任。“玉田路”源于河北省玉田县。“玉田”则源于一个古老传说：

春秋时代，名叫阳伯雍的青年在麻山下筑屋、拓荒、种植。某年大旱，阳伯雍翻山越岭找到一眼清泉，挑着满满两桶水奔回田野。途中，遇到求水的逃难者，阳伯雍舍水救人，只能把剩下的小半桶水，浇灌了同样焦灼的秧苗。第二天，又是这样，挑水、舍水救人、浇灌秧苗，第三天，依然这样……秧苗枯死。一位获救的老人，掏出一把石子：“把它种下去，再浇水，就会有奇迹出现。”果然，阳伯雍种下的石子长成了美玉！众人劝他将美玉卖给商人赚大钱。阳伯雍却想：种石得玉，如果种玉得到泉水，麻山周围的百姓就幸福了。他趁着夜色把美玉埋回土中。清晨，醒来，麻山上下已经流水淙淙，良田万顷。燕山下，麻山旁，遂有了“玉田”这一地名，纪念一个善良、宽阔、仁爱之士。

雨滴打在伞上，像怦然心动。周围，是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周围是虹口、上海、江南七月时断时续的梅雨。玉田路尽头，中山北路、逸仙高架路汇合成一道弧线，像雨后彩虹，高悬于人群与车流上方，预言着美好生活七种以上的可能性。

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的历时一个月左右的梅雨季，涵盖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域，热力、细雨、阵风，合力催生、催熟万千果实与花木：香樟、女贞、榉树、朴树、广玉兰、白玉兰、合欢、枫香、荔枝、乌梅、南酸枣、黄连木、小檗、连翘、茉莉、水生鸢尾、香蒲、扶芳藤、水稻、油菜……

自古至今，江南多才子佳人，同样受惠于梅雨的热烈与培育吧？曾经在上海嘉定孔庙，看到一个历代科举遴选出的状元名单，江南地区占据大比重。宋代以后，江南就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用运河，向北方输送棉花、稻米、丝绸、盐巴、剑戟、谋士、舆论、革命者，再从北方，运回边境或宫廷里的消息。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样受惠于南方高温度的活力与广阔。上海虹口地区、徐家汇地区、陆家嘴金融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闵行航天城……萃集了中国顶尖的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证券交易机构，支撑着中国科技、经济、社会的命脉与未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就是我国红外物理与光电技术研究的领军者，我国航天事业以及众多相关领域的发展，依赖于该所的技术进步，比如风云系列卫星的不断更新推出，其隐秘的起点，在这里。

该研究所创建于1958年10月，集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一体，以红外光电新材料、新器件、新方法等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发展先进的航空航天有效载荷、红外凝视成像及信号处理、红外焦平面及遥感信息处理等技术。挂靠于该所的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遥感专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红外》等学术期刊，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业界的翘楚地位。

褚君浩院士就是《红外与毫米波学报》杂志的主编。

玉田路500号，静谧的院落内，种满上海常见的香樟树，在绵密细雨中显得更加浓绿。院子一角，立有一尊毛泽东塑像。褚院士的学生黄志明博士，引领我进入光电大楼一层的科技成果展示馆。

经过近60年的发展，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始终着眼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相关技术领域的特点，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覆盖“基础前沿—核心组部件—系统集成”的完整研发体系。建成了从红外材料物质结构基础理论研究，红外探测器和红外焦平面、可见光探测器、空间制冷机等核心组部件研制，到航天航空以及装备用红外、光电探测系统技术的完整技术创新链条。研究所建有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光传感器专业点）、中科院红外成像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红外探测与成像技术重点实验室、中科院空间主动光电技术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智能红外感知重点实验室以及省部共建现场物证光学探测技术联合实验室等。

目前，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700余人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7人、中國工程院院士2人。该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设有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光学、凝聚态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等专业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点，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光学工程、光学、凝聚态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等专业的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在读研究生500余人。

展示馆内，演示了该所研制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高分辨率扫描辐射计所传回地球的图像信息，从1988年，到2002年，一步一步接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1世纪以来，该所研制的仪器，分别随着神州系列飞船一次次发射升空，为其提供了广阔深远的“视力”。在大屏幕上，我看到卫星与飞船拍摄的照片：汹涌的云团，蔚蓝的地球，雄鸡形状的祖国……

从上世纪5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来建立红外物理学科的汤定元院士，到1978年开始跟随汤定元踏上科研之路并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红外物理博士褚君浩，再到眼前褚君浩的学生、年轻的黄志明博士，一代代中国物理学家接力奋进，薪火相传，用对民族和祖国的热爱，像传说中那一位古老的种玉人，创造出一个个新奇迹，改变中国的景观、内涵和命运。

2. CXT公式、光芒与跃迁

褚君浩院士走出学术报告厅，随手关门，身后的掌声与笑声就顿然远了、弱小了。

来访前，我通过网络查询资料，观看了他在各地讲学、做科普报告的视频，所以，不用介绍就认出他。同样，我，一个缺乏科学家气质的陌生晚辈，站在他面前，也不用介绍。紧紧握手。1945年出生的褚院士，身材高大硬朗，头发微白，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近于忽略不计——慈祥。

“今天，我们研究所在为龚惠兴院士举办学术思想研讨会，也是为他80岁生日庆生。他是我的老伙伴、兄长，也是著名的红外物理学家，和我不在同一个领域——他在光电应用研究领域，我在光电基础研究领域，也就是说，我为他打基础、加固地基，然后他把楼盖起来——中国的卫星啊、航天飞船啊进入太空，离不开龚惠兴院士们的工作，当然，也与我的工作有关联，哈哈。”我们都自豪地笑了起来。

“我们研究所的开山鼻祖是两位先生，一位是我的导师汤定元，另一位是龚惠兴院士的师长匡定波。这两位老先生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我们这些晚辈就开玩笑说，他们匡汤匡汤、咣当咣当——火车前进了，哈哈……”褚院士和我开心大笑起来。

在褚院士的办公室坐下来，他就开始对我科普。显然，他是一个有着丰富访谈经验、科普经验的科学家、教育家，知道我的知识盲点在哪里，需要领会的红外物理学意义是什么。

“1800年，德国科学家霍胥尔在实验室内首先发现了红外光或者说红外线的存在。当时，他用三棱镜将太阳光分解开，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带位置上，各放置一个温度计。他发现，位于红光外侧的那支温度计，升温最快！由此得出结论：太阳光谱中，红光外侧必定存在着看不见的光线——红外光，或者说红外线。它是太阳光线中众多不可见光线的一种，是波长比红光长的电磁波，具有明显的热效应，使人能感觉而看不见。我们现在常用的红外夜视仪，使人类在夜晚也有了一双眼睛，可以像在白天一样行动自如。国家安全、医学、地质勘探、环境保护、气象预报、航空探测等领域的进步，都得力于红外物理学的不断探索与创造。

“前不久，5月16日，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布了我国月球探测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嫦娥四号卫星探测成果出炉，获得了人类首份月球背面幔源物质的初步证据。我们研究所负责为嫦娥四号的巡视器研制红外成像光谱仪。这个光谱仪，像眼睛，跟随月球车，对车辙啊、月表石块啊、微型撞击坑啊，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探测，获取了着陆区的高质量光谱数据——这就是我们研究所科学家与航天机构合作的成果。

“我的研究领域就是红外物理学，就是用各种光，包括可见光、短波红外、中红外、热红外等不同波段的光，透视大千世界，探测茫茫宇宙，获取成像信息。”

自1993年至2003年，褚君浩担任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该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红外物理、窄禁带半导体以及铁电薄膜的材料器件物理的应用基础研究。在长期探索中，他发现了最完整的用于研制红外探测器的碲镉汞红外本征光吸收光谱，发展了碲镉汞能带结构理论和光跃迁理论，提出碲镉汞禁带宽度、吸收系数、折射系数等多个有关碲镉汞基本物理性质的重要表达式，即国际上著名的“CXT公式”，这一成果发表于权威的《科学通报》1982年第7期和美国《应用物理通讯（1983）》后，引起国际同行们的关注与肯定。

褚君浩建立的窄禁带半导体表面二维电子气子能带结构理论，解决了碲镉汞薄膜材料和焦平面列阵器件研制中涉及的有关重要基础问题，发展了碲镉汞材料器件设计理论，铁电薄膜非致冷红外探测研究取得国际影响。在铁电薄膜微结构控制和物理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出版专著《窄禁带半导体物理学》。

国外研究机构尤其是美国军方，一直在关注我国红外物理研究领域的进展。褚君浩团队同样进入他们的视野，部分研究结果被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等20多个单位，作为碲镉汞材料器件和相关理论和实验研究的依据。碲镉汞带间跃迁本征吸收光谱等14项研究结果，作为标准数据和关系式，被写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Landolt-Boerstein科学技术中的数据和函数关系》Ⅲ/41B卷。部分研究结果被引入美国《固体光学常数手册》等8部著作。美国《材料学会通报》和美国《现代薄膜和表面技术》杂志，分别发表专文介绍褚君浩团队的研究动态、成果。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光物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褚君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3次、部委级自然科学奖或科技进步奖12次。先后培养博士生80余名。2004年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系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会士。美国科学家在评论褚君浩的工作时认为：中国上海的同行们不仅赶上世界水平，而且某些领域研究走在了前面。

鉴于为中国红外物理领域的技术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2005年，褚君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褚君浩用接近30年的时间，登上所在领域的顶峰。这一年，他60岁。但并未就此止步，带领团队继续在红外物理领域开疆拓土。他懂得，科学探索永无止境，“一山放出一山拦”。2014年，他当选为“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7年，当选为“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褚院士告诉我：汤先生那一代人，从零开始启动研究，跟踪国外同领域先进水平；自己这一代人，追赶并开始与国外同领域先进水平并跑；之后，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在前辈带领下已经开始领跑于某些领域。

“我们研究所这三代人，做了同一件事，就是解决国家空间红外探测技术跨代难题，为遥感技术、国防安全、资源环境、工业农业、医学交通、科学仪器、风云卫星等应用领域，提供核心技术支撑——这些领域的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实践也表明，凡是国外向我们禁止输入的技术、产品，我们都能建立起完备的体系，并卓有建树；凡是需要依赖进口的技术、产品，我们在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弱，就可能会被卡脖子。风云四号卫星，成像非常清楚，用的就是碲鎘汞的红外探测器——它把大气层相当于对人体做CT一样，把它的温度、湿度一层一层做出来。国外目前还没有能力做出来。”

我好奇：“CXT公式的命名，是什么含义？”褚院士解释：“C”代表褚君浩，“X”代表徐世秋，“T”代表汤定元，其中，徐世秋是导师汤定元的夫人，协助汤先生带领褚君浩进入红外物理研究领域。“这样的命名有意义，我的研究奠定在汤先生、徐先生的研究基础上。一个公式里，浓缩了中国科学家半个世纪的探索历程——我们让荒原变成了绿洲。”

褚院士的话，让我又想起了那一个“种玉得水”的古人，想起玉田——从荒原到绿洲。

在褚院士的研究成果中，“光”“跃迁”这两个关键词汇，反复出现。我希望了解其内涵。他给我再次做了科普：光和人类社会活动存在密切关联，光照相当于给了能量，金属里的电子在光照下有了能量，就会发生跃迁。但是因为不同频率的光能量不同，不同金属需要的能量也不同，有的接受光照后就会发生光电效应，有的没有反应。碲镉汞，就是能够发生光电跃迁效应的半导体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卫星、飞船红外探测器。

我听得懵懵懂懂，但喜欢这两个词——“光”，“跃迁”。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光芒跃迁，光芒们隐秘或醒目地跨越、迁移，让世界一次又一次剧变。一代又一代有光芒的人，隐秘或醒目地跨越、迁移，让中国一年又一年巨变。

门被轻轻敲响，打断我们的交谈。褚院士起身开门。一个怀抱鲜花的长者，站在门口：“今天给我献的花太多了，送你一束！”原来，他就是今天举办的“龚惠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的主人公龚惠兴先生。

我帮褚院士接过鲜花，放在窗台上。

回头，看见两个有光的长者轻轻拥臂，无言对笑，像两束光，在天空里沉默着汇合了一次。

3. 引路、筑路的人们

褚君浩院士办公桌后竖立着一排书柜，放满各种著作、笔记本、学术刊物、证书、奖杯。

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两张照片。

一张是1982年的照片，在法国。似乎是某次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在一排椅子上，一老一少两个中国人相邻而坐——年轻的褚君浩英气勃勃，身边是中国物理学泰斗、汤定元先生的老朋友黄昆先生，手中似乎还捏着一叠文稿。一老一少两个科学家，安静地看着镜头和未来。

在这次学术考察交流过程中，日本科学家看见黄先生都90度深深鞠躬、悉心求教。这一场景，让褚君浩对自己作为这个著名中国科学家的后辈晚生，深感光荣，也坚定了自己在红外物理领域探索下去、为国家贡献智慧的信心和责任感。

黄昆，浙江嘉兴人，1919年生于北京，小学时期就读于上海，后考入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与同学杨振宁、张守廉并称为“物理学三剑客”。1947年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与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合作，共同写作出权威的《晶格动力学》专著，提出多声子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和“黄昆方程”。

1951年，黄昆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汤定元等人，在一片空白中，编就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第一部教材，培养出第一批人才。“文革”中，事业荒废。1977年，邓小平亲自点名黄昆就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上班第一天，58岁的黄昆推着自行车报到，被研究所工作人员询问来办何事。他说：“我是黄昆。”工作人员被这一鼎鼎大名震慑了、愣住了。

1984年，黄昆获得英国圣母玛利亚大学授予的“理论物理弗雷曼奖”。2002年，获得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手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去世。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褚君浩崭露头角，课题研究屡屡取得突破，黄昆为之高兴、赞赏：“你的工作，代表了我们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水平。”正是在法国的那一条长椅上，黄先生回忆起1947年春天给好友杨振宁的一封信中写过的话：“我衷心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 a difference（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深深震撼了褚君浩，又通过褚君浩的转述，深深震撼了我。

另一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春，汤定元先生百岁诞辰前与褚君浩合影。师生二人，一坐一立。坐着的人像里程碑，站着的人要继续上路、前行。

“有幸得到两位前贤的引领、激励，深感荣幸。他们的经历、抉择、信念、成就，深深影响了我。不久前，汤定元先生去世了，很安详地走了。他曾经对我讲，中国红外物理学领域卓然大观，死而无憾了。”望着照片中的两位长者，褚院士沉浸在回忆里。

《文汇报》、《解放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均报道了汤定元先生离世的消息。“拳拳爱国精神永存，铮铮红外光芒长辉”，这是汤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悬挂的挽联。寥寥数语，概括了一位科学大师的英才伟业，寄托着人们最深沉最真切的情感。

192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的汤定元先生，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50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针对固体高压相变，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受到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肯定和赞赏。1951年6月，他放弃国外优厚科研条件和可以预见的学术前程，带着当时红外物理学科前沿水准，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國，先后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光学学会副会长，与黄昆先生等科学家一道，带动新中国半导体光电子特别是红外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我看到一张汤先生回国前的黑白照片：六位同学在芝加哥郊外聚餐话别，身穿大衣或皮夹克，意气风发，其中一女子围着的头巾随风扬起。汤定元站在最左侧。他们举着可口可乐瓶子，一同看着镜头，像是向未来致意、发出邀请。身后，一片树林，承受着料峭的美国春寒。

回国之初，汤先生就确定以半导体应用作为主攻方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他针对我国的红外探测研究，先后给聂荣臻元帅及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写过著名的三封信，讲动态、说问题、提建议，被中央《内部参考》刊发，引起高层的重视和批示，中国红外物理和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随着这三封信而不断得到推动力。

“汤定元先生提出‘垂直整合结构模式，就是以承担国家科技任务为导向，带动学科发展，整合全所科研团队力量，破除领域分割，这一研究模式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沿袭至今，为我们研究所今天的全创新链技术体系奠定基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序列。1978年以后，他又确定碲镉汞材料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事实证明，这一方向是正确的。”褚君浩院士告诉我，中国的红外物理顶尖科研领域的布局，从零起步，不论北京、上海、昆明、武汉，相关机构、学科的建立、发展，都深深打下汤先生的印记。中国在红外物理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上，能够追赶国外先进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优势，汤定元先生居功至伟。

许多年里，汤先生的研究一直处于绝对机密状态，以至于国外熟悉他的同行师友，一度认为他“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直到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为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表彰，汤定元左胸佩戴红花的照片，让他重新进入海内外科学界的视野。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拥有祖国。这是汤先生、黄先生这些上世纪50年代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们共同的信念。1950年10月，留美学生在归国途中于轮船甲板上的一张大合影，我在不同书籍中见到。他们或坐或站，前后共五排，大约有100多人。部分人甚至怀抱幼小儿女。一概欢笑着面对镜头、面向新中国。他们当中，以及此前此后相继回国的科学家、学者，是一个漫长而光辉的名单：钱学森、竺可桢、邓稼先、钱三强、周培源、李四光、王淦昌、王选、周光召、华罗庚、苏步青、王佐良、许国璋、巫宁坤、周珏良……对于他们而言，投身于新中国，过一种与民族命运紧密相关的新生活，这一感召力，超越了异国风情、雅致生活的吸引力。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归来者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感召着随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科学家。褚君浩、方家熊两位院士，就是汤先生一手培养出的佼佼者，这在中国科学界是少见的奇迹。“汤定元先生是我们所中青年科学家，尤其是红外物理领域中青年科学家的精神偶像。爱国、创造、奉献，已经成为血脉，流动在我们团队成员的身体内。他引领了我。”褚院士的语调中充满对导师的深情。

让我们回到决定褚君浩命运的1978年。

这一年，在汤先生受到表彰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讲话，充满对知识分子的真挚情感和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呼唤，震动了大江南北；郭沫若在闭幕式上的演讲《科学的春天》，诗意盎然。

这一年，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招生开始恢复。蛰伏10年的种子，终于可以在春风里破土而出、开花结果。

这一年，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梅陇中学任教10年的物理教师褚君浩，已经33岁，成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面临两个选择：其一，已经被上海师范大学选中，可以回母校任教；其二，考复旦大学研究生，走自己始终梦想的理论物理研究之路，但要等到1979年春才能开考。这时，褚君浩在大学同学严燕家，得到其父亲、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传递的消息：中国科学院系统各个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了，马上开考。严东升说：“褚君浩，你爱物理，成绩好，去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吧，我写推荐信。”褚君浩精神一振，开始备考，复习用书中就有一本黄昆、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后来，他以专业考试第二名的成绩，顺利成为汤先生的弟子，选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主要用于卫星和红外对地探测的碲镉汞材料研究。

读完硕士，褚君浩有机会去美国留学读博，每年可以获得2万美金的奖学金。当时，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就读的研究生，每年大约只有1000元人民币的助学金。相比之下，出国留学的诱惑力巨大。汤先生爱才惜才，也独具慧眼，建议褚君浩留在身边继续读博，把目前的课题继续开掘下去而不中断，会很快取得成果，过两年再出国学习也不迟。褚君浩遵从导师意见，成为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红外物理学博士。1986年到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访学、研究，又于1988年底响应汤先生召唤，谢绝国外同行的挽留，不讲一分钱的条件，回到祖国，回到上海市玉田路500号，继续投入中国红外物理事业的研究进程。

“有汤先生、黄先生们50年代的选择作为参照，我只能继续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当国家召唤的时候，义无反顾。而且，在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里，我是客座研究员，一个客人。实验室内唯一来自中国的实验用具，你猜是什么？手套。”褚君浩院士的表情和语调，很平静。我内心深深一震。褚院士记着汤先生的一句话——当各种赞誉簇拥而来，这位科学大师平静地说：“我只是一个带路人，没有带错路，工作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路靠我们大家一起来修筑。”

从德国回来，褚君浩就成为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任。实验关键时期，褚君浩整天沉浸在办公室、实验室，吃一袋方便面，啃一个面包，就能安抚一下肠胃。在进行碲镉汞本征光吸收实验的时候，需要大量样品，一个样品指甲盖大小，价值1000美金。褚君浩一抽屉的样品袋，要减薄到几个微米，样品很容易破，三个课题小组的同事都乐意把生长出的碲镉汞晶体贡献给褚君浩。上世纪90年代以后，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四次被评为国家A级重点实验室，我国在红外领域的学术水平，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汤先生说得对，我们每个人是带路人，也是同路人、筑路人，靠一个人单干独行，没有前途——他說的‘垂直整合，就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成功的法宝！一代接着一代干，探索并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是一个中等国家，不可能真正成为大国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褚院士这样说，一旁端坐倾听的黄志明博士频频点头。

黄博士目前已经是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是国家自1994年开始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励扶持制度，俗称“总理基金”，每年选拔200名左右4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进行重点培养，白春礼、陈竺等科学家就曾经是其中一员。评审严格。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此一被学界称作“小院士奖”的荣誉和激励。

在褚院士的引领下，黄博士正致力于太赫兹波的产生和探测技术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开始领跑了”。褚院士自豪地说，我和黄博士自豪地笑了。

汤定元引领褚君浩们，褚君浩们又引领黄志明等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接力长跑，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必然大路朝天、前程无限。

4. 世界因此而不同

褚君浩院士从沙发中站起身来，走到书柜前，选了一本书，送给我——《能量》，作者褚君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泛黄的扉页上，一条是恩格斯的语录：“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另一条是毛泽东的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显然，这是褚君浩在中学任教时期的作品，第一本科普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写到了自己多年后进入的半导体领域。“目前，光电池或光电管已经应用于自动控制，上海市西海浴室的工人同志，大搞技术创新，制成一套光电自动控制淋浴设备，只要人走到莲蓬头下，适宜的温水就会自动喷射而下，人离开莲蓬头，水源就会自动关闭。原来，在莲蓬头上方有一个灯，光设在光电管上，人把灯光遮住，光电管就自动控制水喷出。”

读到这里，我笑了。几个大搞技术创新的工人，在那个革命时代，算是异端吧？现在，西海浴室应该早已消失。当年，它大约也因这一创新而充满现代感、自豪感。

當整个国家陷入阶级斗争的眩晕与风暴，梅陇中学教师褚君浩，头脑清醒：迟早，国家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需要生活得充满尊严而免于匮乏，自己应该及早储备知识、历练能力，并引导自己的学生保持对于科学与真理的追求。梅陇中学已经没有了物理课，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课”，褚君浩也讲得生动活泼，学生们听得兴致盎然。比如，在解读手扶拖拉机的工作原理时，他超越教学大纲的制约，由点到面地延展开去，把杠杆定理、动力学原理、牛顿第二定律、内燃机、卡特循环、四冲程等知识点，传授给学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在满大街的锣鼓声、游行队伍口号声中，褚君浩与几个在大学时代因为热爱物理而结为好友的伙伴，组成了一个“基本粒子小组”，这也是一种异乎寻常之举。他们常常在周日，去某个同学家中或者在某个中学校园碰头，不敢有固定的交流地点，怕被举报为“地下组织”“搞阴谋活动”。每次见面，他们都专注地交流、研读国外最新物理学科研究动态，在争论中保持歧见、追寻共识，充满对科学与真理的热爱与敬畏。

更多时候，褚君浩一个人背着书包、带着干粮，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后来的上海美术馆、当下的上海历史博物馆，一待就是一天。窗外就是人民公园、南京东路，游人与游行队伍潮水般涌过。褚君浩低头手抄外文杂志上的物理资料，再一篇篇翻译过来，琢磨，思考。

这一时期，褚君浩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笔名为“坦牛”。编辑和朋友问其何意。他解释，要做一个开辟坦途的黄牛。内心里，他为自己树立了另外一个隐秘的标高：要做一个像爱因斯坦和牛顿那样的物理学家。但他不敢直言，怕被批判为“崇洋媚外”“追名求利”。

当在红外物理领域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实现早年的科学家之梦的时候，人到中年的褚君浩，保持了青年时代就萌生的投入科普事业、成为面向公众的教育家的宏愿。

1978年，褚君浩加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致力科学普及工作已经40年。他发起举办的“浦江学科交叉论坛”，旨在宣传学科交叉，科技与社会科学交叉，已经连续举办15届，成为上海市民主党派科普工作的著名品牌。他在担任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期间，协会共发表科普文章近4万篇，组织参展或发表科普美术、摄影作品包括网络作品9万多件，出版科普读物1000余种，参与、组织的科普演讲、科普宣传和竞赛评比等活动5000多场次，发起和组织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科普宣传活动，获得相关奖项100余项。

这些年，褚君浩院士发表的科普文章近百篇，出版《黑暗中的半壁江山——红外》一书，参与编写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担任《能源与环境》分册的主编。参与编写了18套《科学家庭》系列小型科普图册；主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普丛书”8册（160万字）。推出“上海市21世纪科普创作形象工程”——新型原创科普丛书“原来如此”系列丛书，总计300多万字，总发行量超过10万册，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年，他荣获上海首届科普教育创新奖的“科普杰出人物奖”，被多家媒体誉为“热心科普的院士”。

21世纪以来，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褚院士结合光电科学技术发展和新工业革命趋势，开展多层面科普工作，平均每月至少一场，针对学生、群众、干部、企业家、科技人员等不同听众，设计不同讲演内容。他在江西、湖北、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市党校和大学、公务员培训班、上海市领导干部各类专题班、国内科技产业发展论坛等多种场合，进行过数十次关于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思考的科普讲座。

这些报告的关键词，都是“光电”“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智慧地球”，受众林林总总，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

褚君浩院士告诉我，他自己在这些科普活动中也收获很多：“在第一届浦江学科交叉论坛上，我做了红外物理报告，另一位科学家做了生命科学报告，我们在讨论中突然发现：红外物理中的‘量子点，可以用作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标识物，于是我们联合申请建立、开展了一项国家‘863计划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科学家之间也需要相互科普、相互激发，从而实现跨界创新。”

经常送褚院士去参加科普活动的研究所司机胡师傅，对我感叹：“我听过好多人的科普讲座，就我们褚院士讲得最好，生动，新鲜。上海教育电视台的录像师，听了、录了很多科学家的科普讲座，给我说，还是褚院士讲得好，吸引人。当年听褚院士讲座的高中生、大学生，后来真的有人考了半导体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我问胡师傅，这些年褚院士成果多了、荣誉多了、忙了，其他还有什么变化？胡师傅嘿嘿笑了：“头发稀了白了呗。他也不染发。别的没变化，精神十足！站到讲台上就能镇住场子，他懂人的心理——爱动爱说话的孩子喜欢听故事，官员们喜欢听形势分析、政策建议，同行们喜欢听科技前沿信息。我也喜欢听，喜欢听故事，坐在后面听，院士不知道，哈哈。听多了，我也能给你谈谈半导体红外技术——比如，机场安检啊，防恐啊，气象预报啊，地震、海啸观察预警啊、粮食收成估算啊、卫星导航啊，都需要红外物理呢！”我们俩都笑了。

2016年5月18日，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公众开放日。这是研究所坚持多年的一个科学普及活动，每次都有上百个孩子踊跃参加，内容包括参观、听讲座、进入实验室体验科学研究工作，等等。这一天，褚君浩院士给孩子们报告的主题是《从引力波的发现到卫星的天马行空》。一个8岁孩子站起来发出吁求：“我能成为您的学生吗？”褚院士也站起来回答：“不错，你长大后可以成为我的学生！”全场孩子和家长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许多人不知道，这一天，褚院士发着39摄氏度的高烧。研究所的同事劝他放弃这一报告住院治病，但褚院士执意不肯：“孩子们是冲着这个报告的主题来的，我不在，他们会失望的。我不能失信于他们。”作完报告，他就躺在了医院里，一周后才康复上班。

褚院士的另外一个社会职务是：上海青少年科学研究院院长。

2017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明办主办，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办了“感动上海”十佳人物评选颁奖晚会——“光荣与力量”。为获奖者之一褚君浩院士颁奖的嘉宾，是两个中学生“小科学家”：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的王任斐，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李玮。这两个听过褚君浩院士科普报告的孩子，也都在上海应用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开放日，来到过玉田路500号，树立起了成为科学家的理想，获得了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意设计奖一等奖。

“感动上海”十佳人物评选委员会为褚君浩撰寫的颁奖词是：“投身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发展，成就卓著，有胆有识有突破；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知行合一，有技有艺有创新；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著书立说，立德立行立功业；不愧为科普院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为科技强国引领社会风尚，奠定社会基础，故授予褚君浩院士2017年度‘感动上海十大人物。”

谈到这次获奖，褚院士谦虚地说：“对我评价过高了，是激励、鞭策吧。‘为科技强国引领社会风尚，颁奖词中的这句话，的确是我的理想。科技创新不仅依靠金字塔顶部精英团队的创造，更需要一个宽广坚实的基座、大地，否则这一个金字塔就失去了坚实基础和存在价值。”

褚院士说，自己这些年倾情倾力于科普工作，有一个隐秘的教导者，那就是汤定元先生。汤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编写出版了《红外物理——基础与应用》的科普读物，发行近5万本。他先后出版科普读物10本，字数达330万字，也经常为青少年开讲座、做报告。“他始终在引导我们这些后辈。现在，我手持着汤先生传过来的接力棒。”

世界因科学而不同，世界因教育而不同，世界也因汤定元、黄昆、褚君浩们一代又一代的创造与传播，“天翻地覆慨而慷”。

5. 我忧我乐在人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名句，也表达出历代中国士子的入世情怀。天下在抱，万象在旁，如何能以隐士自居，旁观无为、不忧不乐？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科协副主席，褚君浩院士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讲坛，也常常端坐于各地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与政界、经济界、科技界等各界人士紧密互动、表达观点，继而更有力地推动上海乃至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

褚院士对我讲，做一个清高的雅士，或者在功成名就后逍遥无为，不是他的选择和志趣。做一个有思想力、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科学家，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而思考、发声，才有意义、有价值，“我们的忧乐悲喜，一概联系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联系于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中国梦，我做不到仅仅独善其身”。

我赞同他的观点。我喜欢这样一个贴近大地、面对现实而不凌虚蹈空的长者。

褚院士在思考、在行动、在发声，年复一年，即便已经进入古稀之境，依旧不止不歇。

基于对光电技术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他提出一系列改善政策环境方面的建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法规的完善提出建议、议案，促成多项国家法案的修订与完善。2008年，他提出《关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以促进太阳能应用的议案》（第78号）；2009年，他提出《关于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促进太阳能光伏电池应用的经济激励政策》（第86号），已成为国家《可再生能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他提出《关于修改矿产资源的议案》（第90号），被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2011年，他提出《关于制定低碳技术促进法的议案》，被全国人大采纳；2012年，他建议修改《电力法》，同时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执法检查，还提出《关于制定〈原子能法〉的议案》（第173号）；另外，褚院士还提出关于制定科技投入法的议案、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议案和制定住房保障法的议案等一系列相关议案，均得到相关部委的重视甚至采纳。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前，他就“低碳世博”，建议发挥科技优势，利用核心技术发展低碳经济，使上海世博会开成一届低碳世博会。相关报告出现在了温家宝、李克强和韩正等领导同志的办公桌上，被批示为“可供参考”。

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办的“上海2010参事国事论坛”上，他做了“科技创新促进上海低碳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强调“新技术是种子、政策是土壤”，号召关注新技术的生长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只有良好的政策土壤才能将优秀的技术种子孕育成更大成果。这一演讲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促成相关政策的酝酿、出台。2011年，上海市公共租赁小区向广大上海居民开放，使许多青年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褚院士的大力呼吁。

他还会同百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呼吁全社会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者地位。该呼吁立即在两会现场引起热议，代表委员们纷纷就加大科普投入、建立科普长效机制、培育专门科普人才建言献策，众多新闻媒体采访褚君浩院士，聚焦科普这一主题。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光电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他持续关注世界各国高新技术特别是光电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极高的敏感性和强劲的行动力，领衔担任高技术产业战略发展研究项目负责人，为国家战略发展规划设计蓝图。2012年，他主持由中国科学院下达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关于新工业革命的思考与对策”，针对即将发生的新一次工业革命展开研究，旨在分析各国应对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动向，提出我国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战略规划，为我国抢占新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奠定基础。

2008年，由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张江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上海太阳能电池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张江科学城建立运行，中心主任为褚君浩院士。经过10年来的探索、实践，该中心作为重点科技领域“资源与环境——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效率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的研发为目标，通过技术集成、技术攻关、技术转移和资本运作等手段，推动落实“中科院太阳能行动计划”，为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其他新能源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解决了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难题。

这些年，褚君浩院士带领团队，奔赴贵州、河南、广东等地，与企业、地方政府建立技术合作关系，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落地转化为生产力，推进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

他告诉我，一段时间，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产量约占世界的60%，但应用量只有3%左右，需要政策引导来推广太阳能电池的使用。每次进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都对屋顶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遥遥注目、深深思考：“这一屋顶的发电量达到6.8MW，但我调查了解，这些电能没有上网电价补贴，无偿输入电网。这样不利于调动业主的积极性。要完善相关激励政策，才能让全社会受益。”

按照联合国确定的规划，地球温度在这一世纪里只允许上升1.5摄氏度，目前已经用掉1摄氏度的指标了。褚院士说：“这个问题蛮严峻的，而且一年比一年严峻。所以用新能源发的电，把实验室已经成熟的成果加紧转化为产业，少烧一点煤，才好。”

雨停了，窗外天色亮了起来。褚院士站起来身来，关掉电灯，给我解释：“节约一点。习惯了。学生和家人们都习惯我这样的要求了，呵呵。他们笑我抠，抠一点好，每个人都抠一点，能节约多少能源啊！绿色生活，空气才好。”我同意、赞美：“您的办公室不大，但您的世界很大！”褚院士笑了，更显得眉慈目善：“我在上海有三个办公室，一个是这里，第二个是在张江科技城内，第三个是在华东师大——我兼任了华东师大的信息学院院长，帮助华东师大完善学科建制，开展相关研究。华东师大是我父亲生前工作的学校，我在丽娃河边长大的，他们请我去帮助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可推辞啊。多做一些事情，也很快乐！”

我知道，这三个办公室里，褚院士都各放了一个毛巾被，累了就盖着毛巾被，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且忧且乐在上海、在中国、在人间。

6. 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推开华东师大理科楼内的某一间办公室，褚君浩院士就看见临近窗口的那一张老式书桌，就像是看见了父亲、华东师大地理系教授褚绍唐。

父亲生前写作、备课用的这一张书桌，曾经是全家人的餐桌。客人多的时候，这书桌还曾经是少年褚君浩夜晚的床榻。2004年，92岁的父亲去世前，还伏在这张书桌上，举着放大镜，一字一句校阅《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书写勘误表。他是著名的地理教育家、历史地理学家、徐霞客研究专家，中国地理教育学科的奠基人，《辞海》中国地理卷主编。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张书桌随着父亲在上海的东南西北反复搬家，直到在华东师大一村安定下来。2004年父亲去世后，褚君浩带着这张书桌屡屡搬家。兼职为华东师大信息学院院长后，才让它重新“定居”在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它，就像是父亲的一个纪念碑、家族史的一个索引，也像是褚君浩人生之路的一个路标。

“父亲深深影响了我，他教我如何面對事业、责任，比如，一个人不能做轻盈无根的浮萍，而要做沉静的乌鱼。母亲则叫我如何做人、如何爱他人。母亲要求我，凡是在路上捡到的不自然的东西，都要放回原处，还给主人。自然的东西可以捡，花啊草啊，呵呵……”

从“褚君浩”这一名字，可以看出父亲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期许：作谦谦君子，养浩浩大气。

想起母亲戴菊仙，褚君浩就会想起早期的油灯、蜡烛、后来的台灯。一个知识女性，天天晚上做家务，或者帮助丈夫的研究生带孩子，让来家听褚绍唐教授讲课的这些学生安心听课——“文革”刚结束，大龄研究生们往往带着幼小的孩子来上学。

想起父亲褚绍唐，褚君浩内心就会浮现这一张木头书桌。不管世界如何纷纭变幻，这一张书桌始终摆在那里，父亲始终坐在那里，读书、写作、批改学生作业，像风浪中镇定自若的孤岛。

父亲的书桌一共有7个抽屉，像他那一身中山装的口袋一样，内涵丰富。早年，从街上或者从外地归来，他口袋里，偶尔会装着带给三个小儿女的，他们热爱的糖果。这张书桌左侧第二个抽屉，暗藏过少年褚君浩所捉的蟋蟀。蟋蟀低声叫，像背景音乐，埋头工作的父亲听见了，就嘿嘿笑了。

“群贤堂边上蟋蟀最好。一进校门最左面的小花园里的蟋蟀战斗力最强，头上有一条玉线呢！地理系大楼旁边的蟋蟀略逊一筹，个子虽然大，却是梯形脑袋，斗不起来！”对我回忆起少年起生活，褚君浩院士的笑容更加天真。

华东师大校园离我家很近。周末，我多次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散步，假装是一个资深教授或谦卑的门卫。高大的毛泽东雕像，面对正门上的中山北路，清澈的丽娃河倒映霞光，足球场上的新一代青年奋发猛进，墙角的蜡梅、杜鹃花、石榴花、夹竹桃轮番吐放……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所大学与一个科学家之间的关联。

像鲁迅曾经有一个百草园，丽娃河边的美丽校园，也是一群顽皮少年的天堂。褚君浩的小同伴们当中，有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作家、学者施蛰存的儿子，徐中玉的儿子，历史学家李季谷的儿子。去学校的路上，被蟋蟀、蚂蚱等昆虫吸引，褚君浩常常停下脚步，与它们交谈半天。被桃子、梨、桑葚、萝卜所诱惑，就全心全意去品尝生活的甘美滋味。常常迟到或干脆旷课。临近考试，才充分运用一个聪明脑袋突飞猛进、通宵补课，拿到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成绩单。同桌也淘气，某日上课，与褚君浩低声约定：“咱俩一齐大声喊‘啊，一，二，三——”褚君浩大喊一声“啊”，全班师生愕然回眸，那个一声不吭的同桌捂着嘴乐开了花……

至今，华东师大附属小学仍保存了对褚君浩的期末评语：“上课坐得不够端正，做功课有些潦草，回答问题比较积极，今后上课要遵守纪律，做个好少先队员。”“能帮助做家务，如清早买菜、中午买饭，能关心帮助同学，以后要发扬优点，改掉缺点。”成绩一栏显示（当时满分为5分制）：阅读4分，作文4分，写字3分，算数4分，体育5分，自然5分。

父亲褚绍唐对儿子的顽皮和成绩单，持宽松态度。褚院士回忆，父亲只惩罚过自己一次，不是因为学业，而是因为贪玩忘记回家。当时，褚绍唐教授怀着悲伤的心情，举着一个长竹竿，在丽娃河里反复探索儿子，直到灯火初上。回家，看见褚君浩坐在台阶上，正悠闲自得地翻看连环画。“于是，我头上吃了一个‘大栗子”。褚院士摸摸头，我笑了。

褚绍唐先生毕业于暨南大学后，曾经在上海多所中学就职，懂得儿童心理学和成长规律。他认为，一个孩子有好奇心、有生气很重要，能够热情观察世界、独立思考问题、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1956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11岁的褚君浩获得小学组60米短跑第二名，父亲高兴坏了，奖励一块蛋糕。

父母当年给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订了许多杂志，买了许多科普读物、科学家的传记，比如《科学画报》《科学大众》《十万个为什么》《居里夫人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相对论ABC》等等。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埋头读书，抬头提问。回答得好，狭小的房间里就笑声一片。后来，姐姐褚君玉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哥哥褚君达考入华东水利学院，为褚君浩起到了标杆、励志作用。

父亲常常带着褚君浩散步，像上课一样，指着天空，讲解月亮、太阳的运行规律，牛顿如何通过一个坠落的苹果而发现了地球引力，渐渐激发起褚君浩对于自然万物的好奇心。他自己动手用几个镜片组装了一架望远镜，开始观察夜空……

进入徐汇中学读书，班主任、数学老师王淑则“爱的教育”，使褚君浩彻底从一个懵懂少年，蜕变为学校里的明星学生——数学课、物理课成绩名列年级前茅，百年建筑崇思楼的教室里、走廊上，都有他埋首读书的身影、用俄语朗读普希金诗歌的声音。一个英俊少年，开始萌生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理想，去探究物质世界的奥秘。多年后，在带领研究生、面对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时候，他常常想起王淑则老师，就同样去用爱和激励成就一个晚辈，而非批驳和否定。

中学时期，褚君浩就开始自学大学物理课程。家境不够富裕，他往往在学校饿几顿，攒下父母给的伙食费，买了《分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等物理学专著，埋头研读。这些书以及学习笔记，他都完整保存到了现在。书中公式，都是外国科学家的发现与创造。褚君浩想，这些公式并不复杂，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们就没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呢？

褚君浩人生中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关于相对—绝对时空观的探讨》完成了，2万余字，工工整整写满几十页稿纸。父亲用针线把它们装订起来，针尖在手掌上扎出血印。这篇论文投给著名的《物理学报》，没有发表，但看到儿子走上正途，一个父亲的欣慰可想而知。

褚院士看着我说：“让父亲欣慰而非失望，也是每一个儿子成长的动力。”我点头同意，想起自己早逝的父亲，一个中原小镇上的公务员，已经不知晓我今天的生活。褚绍唐先生如果晚去世一年，就会在2005年看到褚君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该多么激动、幸福。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缺憾。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性。

1962年高考，褚君浩物理考满分100分，数学等科目也成绩优异，唯独语文得分40分。当时的语文考试，只需要写一篇作文，满分100分。他寫跑题了。高考志愿填报了三个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这是上海能够开设物理专业的全部大学。后来他被上海师范学院以专业第一名录取。父亲母亲祝贺他。他有些遗憾，没有考上最心仪的复旦大学，但也没有大失落，因为有物理学这样一条伟大的道路，在召唤他上路、远行。

我问褚院士：“还记得那一年的作文题吗？”

褚院士笑了：“当然记得，一道题是《雨后》，这是抒情记叙文；另一道题是《说不怕鬼》，显然是论述文。我更喜欢论述文，因为自己喜欢思考、辩论，也的确不怕鬼——小时候的华东师大校园，离主城区还很远，特别是夜晚，有些荒凉。我和小朋友捉迷藏、游泳、讲鬼故事，但都不怕鬼，呵呵。所以，我就选了《说不怕鬼》这一作文题，核心观点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世界上没有鬼神，人类能够创造出一切奇迹。”

我有些迷惑：“对啊，没跑题啊……”

褚院士揭开谜底：“我也认为没跑题，谁知道，考试答案中的正确观点是：我们不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些鬼。”

我们两个人都无奈地笑了。

在上海师范学院，敬畏科学不怕鬼的褚君浩，沉浸在自己的物理学世界里。毕业后成为中学物理教师，尽管无法进入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仍继续在教学和业余自修中，拓展物理世界。“基本粒子小组”的成员，在多年后卓有建树，成为大学教授、政府高官或者国外学者。中年相聚，他们都认为褚君浩定力最强、成就最大、对国家贡献最多，而这一切全赖于早年的自省与自治。

当时，华东师大一村宿舍楼内，褚君浩全家老少以及亲戚送来寄养的孩子，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共同生活，这一情状持续有时。每天夜晚，父亲坐在那张书桌前，像圆心，辐射出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褚君浩则在屋外走廊的楼梯拐弯处，搭起一张帆布床，旁边放一个凳子作为小书桌，借着楼梯间暗淡的光亮看书、做笔记。两位邻家教授看到这一场景，非常感动，就各自与家人商量，把公用的一间小浴室让出来，让褚君浩在没人洗浴时，把这里作为“工作室”。他把一块搓衣板放在膝盖上，就有了自己的“书桌”和小天地，已经感到无限幸福。直到现在，褚君浩都记着这两位长者的名字：史存直教授，王养冲教授。

即便1978年考入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华东师大校园、一村家属区，仍然是褚君浩生活、散步、思考的地方。每当实验进程不畅、充满懊恼情绪时，走出实验室，回到丽娃河边，看见已经年迈的父亲提着书包缓缓走向教学楼、图书馆的背影，褚君浩就恢复了沉静和信心。

1986年1月，褚君浩申请获得洪堡奖学金，带着妻子和13岁的儿子去了德国，在慕尼黑理工大学物理系开始实验室生活。那是一所孕育出“柴油机之父”狄塞尔、“制冷机之父”林德、“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等名人大家的著名学府。爱因斯坦也曾就读于该校，后受纳粹迫害而转学瑞士。与国外同行的广泛接触、深度交流，极大地开阔了褚君浩的学术视野。他的学术素养、严谨作风和工作能力，也让德国同行刮目相看。

两年后，褚君浩面临留下来和回国这两种选择。慕尼黑的美丽海景和甘醇啤酒，似乎也在用浪花和泡沫，劝说一个中国科学家：留下来，留下来，享受这一切、拥有这一切……

这时，从上海市玉田路500号寄来了汤定元先生的一封信，呼唤弟子：“我已经替你录取、面试了两个研究生。回来带带他们。我老了，手中课题等着你来接着做。”

从上海市中山北路3363号寄来了褚绍唐先生的一封信，叮嘱儿子：“回来报效祖国。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是祖国，祖国最美好的地方是上海，上海最美好的地方是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美好的地方是一村208号楼301室。”后面这句话的手迹，是母亲添上去的。大约也是伏在那一张老书桌上写的。

一遍遍看着汤先生和父母的笔迹，褚君浩仿佛看见了玉田路500号内实验室里的灯火，看见了家门前累累的夹竹桃，父母站在门前眺望远方。好像又看见丽娃河边的秋千，自己坐在上面，被姐姐推送着，一次又一次冲向蓝天……他眼睛里涌出泪水。开始整理行李。打包材料、书籍。与朋友们在草地上野餐、碰杯、话别，酷似汤先生多年前在芝加哥郊外聚会而后分别的场景。1988年11月，无条件回到上海工作，他继续在玉田路和中山北路之间往返奔走，开启新生活。进入古稀之年，他兼职于华东师大，似乎也与父亲母亲的这封信有关、与少年时代生活有关。

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往往在早期就决定了。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爱，并不抽象、虚无，而是系于所爱的具体的人、具体的景象和具体的事件。

对于褚君浩而言，中国、上海，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论最初与最终，都浓缩于父亲留下来的这一张笨重的木头书桌。桌面上粗糙的纹理，像丽娃河、太湖、黄浦江、东海上的层层波纹，也像父親晚年皱纹重重的皮肤……

7. 吹尽狂沙始到金

1945年，褚君浩出生于无锡宜兴屺亭桥。那里，也是徐悲鸿的故乡。徐家与褚家互有往来。徐悲鸿曾经送给褚家的一幅花鸟画，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卖了，买来一些粮食。

两岁时，褚君浩随母亲从故乡来到上海，全家五口团圆在一起。

宜兴褚氏源于唐朝褚亮，其子即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褚遂良。其后裔中的一支，由洛阳迁于宜兴，生根开花。家族祠堂镌刻有一副对联：“晋室封后裔，唐朝学士家。”“学士”，指的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曾经在宫廷里负责史志，记录唐太宗言语行止。唐太宗问褚遂良：“你写的东西，我能看看吗？我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你一定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臣的职责承载于笔，皇上言行均一一记录，不论善恶美丑。臣也没听说过哪一个皇帝要看这些文字。”唐太宗感到郁闷。

临终之际，唐太宗托孤于褚遂良。唐高宗李治即位，感激褚遂良当年的推举护佑之恩，命其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后因强烈反对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被流放边地，孤独而死。

褚遂良书法师承于虞世南。师生间曾有一次著名对话。褚：“我的字比得上智永禅师吗？”虞：“他一个字五万两黄金。”褚：“那我比得上欧阳询吗？”虞：“他写字不择纸笔。”褚：“那我究竟怎样呢？”虞：“如果手顺而笔墨畅达，也能写得精彩。”从此，褚遂良埋头修习，融汇同代欧阳询、虞世南及东晋王羲之，自成一格，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

苏轼用四个字概括褚遂良书风：清远萧散。

我看到过褚绍唐先生的照片，身材高大，神情宁静，也可称为“清远萧散”。他偶尔写诗作词，笔名为“屺叟”，显然寄托了怀乡思源之意，所作诗篇有“岁暮日晚聊自遣，晨秀晓雾看云天”等句子，清新不俗。

褚君浩院士不写诗，读诗。在他书柜里，我看见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我最喜欢的泰戈尔句子是：“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些句子中的意境，褚院士应该也是喜欢的。我没有问。《飞鸟集》《新月集》的翻译者郑振铎，曾经是暨南大学教授，也就是说，与褚院士的父亲褚绍唐也有一层师生关系。

美好的事物之间都存在隐秘的关联，因为有太阳和月亮这一双眼睛，在目睹人间、注入光辉。

褚院士回忆，父亲多次与他谈到褚遂良、唐朝、洛阳，对这位先祖的评价就是：忠直与勤勉。其“绍唐”之名，暗含“绍复唐朝气象”之意义。自唐而今，忠直与勤勉的血性，在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肌体内不息不竭、代代流传。

1978年5月，舒同先生为褚绍唐先生书写题赠条幅：“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河南籍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这两句诗，挂在褚家客厅多年，是合适的。父母去世后，褚君浩院士把它挂在自己办公室，是合适的。

中国，历遭磨难而生生不息，全赖于一代代忠直勤勉之士，在真理的、科学的长河中千淘万漉，为子孙后世探索、辨析、贡献出金子般的思想和智慧。而他们自己则更像一粒一粒金子，经过时代的浪淘风簸，呈现在我们的心头和眼前，区别于漫漫狂沙，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度最珍贵的部分。

告别褚院士，走出上海市玉田路500号，傍晚了。

雨水突然大起来，似乎想彻底洗去我身上的砂砾尘埃。但雨水和我，似乎都不知道能洗出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还是把雨伞撑开来，朝地铁口走去。

周围，是上海、江南、神州、地球——在某一颗中国卫星犀利而深情的凝眸之中。

责任编辑 赵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