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乡村”是近些年文学的热点，但乡愁式的审美范式常指向认知的虚空，乡村真实状况和需求遮蔽在抒情姿态之后。沈念《空山》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乡村工作的具体细节、从知行合一的层面，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写出“空山”的必然和必然之途的复杂性。叙事者“我”，从乡土走出去的一代知识主体，对这代人青春与成长记忆的安顿，对后农耕时代乡村结构与伦理秩序变化的切肤体认，构成惜别时照耀“空山”的那束光，新的可能性正从云开雾散处生长。

艺术与生命缠绕的张力，日常生活的酒神时刻，是哲贵短篇小说《仙境》要处理的主题。一出越剧《盗仙草》，勾连出三位“白素贞”师徒、知己与竞争者身份的微妙轉换。艺术的疯魔时刻如何嵌入到江南经济生产的理性内面，哲贵的书写展现了江南文明的礼与克制之间的精致风度。

文明沟通的话题正悄然显影，外部世界的激荡如何体现为思考的契机，本期两篇散文提供了现实与书写的隐在关系。张承志《边境上的托尔斯泰》，俄罗斯蒙古史的文字考证与实地考察，打开了在东西方、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边境理解“托尔斯泰主义”的思路。李敬泽《<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于此刻从文明史的角度重读诗歌经典，讨论作者“我”，这从劫难中起源的中华文明主体、儒家最初人格范式，与宇宙天地、与他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