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沛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合作共赢的互利平台，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往来的深入开展。本文在理论分析东道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技术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等因素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基础上，利用2003年～2016年沿线20个代表性国家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假设一致。为使实证分析更具针对性，并同时分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经济欠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各区域国家进行投资时所考虑侧重因素有所差异。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24;F83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2096-3157（2020）06-0046-02

一、引言

自2000年我国开始明确“走出去”战略后，经过十几年的开放发展，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国际合作深度不断加深。为联通亚、欧、非大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沿线国家之间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2013年习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二、文献综述

外国文献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较多。从母国的角度，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伯克利（1976）和卡森（1976）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角度提出母国企业优势是获取海外市场大量需求从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认为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是进行国际投资的前提。国内研究方面，张明（2015）从总体宏观层面归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的风险包括投资收益低、投资安全性差、私人投资规模有限、国际争端频发等，但没有对风险各种类别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影响因素角度，熊彬（2018）运用2005年～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三、模型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本文所研究对象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03年开始统计。参照学术界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的因变量。

（2）解释变量。综合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我国对外投资影响因素时，一般所考量的因素主要有政府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状况、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考虑到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因素等各方面的特殊性，本文拟设定如下变量：①政府治理—政府指数。在确定政府治理自变量时，笔者认为政府效率能有效反映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情况。

②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影响一国对东道国投资的重要经济变量为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③技术发展水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前文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技术发展水平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拟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替代指标。④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租金总额。自然资源租金总额是一国或地区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和森林等资源的租金之和，该数值越高，表明自然资源租金价格越高，资源相对稀缺。⑤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互联网接入率。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是投资国进行投资时所加以考量的重要指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良好的营商投资基础条件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活动效率。

2.模型设定

考虑到本文所设定的解释变量，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OF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GE表示政府效率指数，PGDP代表人均GDP數额ETP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RNR表示为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百分比），IPR代表东道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即互联网普及率，α为常数项，Uij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东道国，j表示时间变量年份。本文采取学术界通行做法，对各变量做取对数处理，目的是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但由于政府效率指数GE指标数值存在负数，不能做对数化处理，因此仍取原值。

四、实证分析

本章主要利用统计软件Stata15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模式选择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通过统计软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及稳健性检验，并利用Hausman检验方法确定面板回归应当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实证分析各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性。

首先对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以此来找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本文样本所选取国家中发达国家共计4个，分别为新加坡、捷克、土耳其及匈牙利，其余16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沿线存在经济欠发展国家，为使实证分析结果更具针对性，本文在16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抽取出8个经济欠发展国家（埃及、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斯里兰卡、乌克兰、越南、印尼）进行实证分析。同样利用Stata15进行面板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显示在分样本分析时需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做面板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PGDP）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IPR）都为中国对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投资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政府治理（GE）在发展中国家时重要因素，但发达国家却不显著，主要原因为沿线发达国家政局稳定，而发展中国家宗教历史政治问题复杂，政局动荡，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政治稳定因素尤为重要。技术发展水平（ETP）实证分析结果分析显示与前文理论假设相反。发达国家分样本实证分析显示资源禀赋（RNR）系数为负，符合实际经济意义且显著，但发展中国家与经济欠发展国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在前期资源利用消耗基础上，各类资源成本相对较高，这是对发达国家投资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发展中国家资源处于开发利用阶段，资源利用成本相对较低，资源丰富，因此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与经济欠发展国家投资时所考虑的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1.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2003年～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差异进行分样本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一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会综合考量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二是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投资时，所考虑因素侧重点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主要考量因素为东道国市场发展潜力、基础设施状况、政治稳定及政府治理效率，对发达国家投资时，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基建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三是对不同区域国家投资时，投资影响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

2.政策启示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是合作互利的共赢平台，在该倡议下我国近年掀起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热潮，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经贸合作，促进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需要综合考量各项因素，结合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几点建议措施：一是深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沿线大多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因素复杂，政府应扮演好信息中介服务角色，深化完善“一带一路”投资贸易信息平台建设，定期发布贸易投资指南。同时继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为我国在沿线国家投资活动开展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二是加强国别与地区研究，上文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与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家对我国进行对外投资时影响各有不同。因此应当加强国别与地区研究，企业在不同国家投资时应当侧重考虑不同影响因素，为企业自身在沿线国家投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咨询;三是政府应当加强政治互信与双边互利合作关系。政治因素是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为使得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政府应当建立政治互信，协助沿线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提高政府效率，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政治宏观环境。

参考文献：

[1]季凯文，周吉.“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34（04）：1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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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彬，王梦娇.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8，（02）：102～112.

[5]杨丽君.“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7，（03）：38～46.

[6]许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及其影响[J].全国流通经济，2013，（14）：8～8.

作者简介：

劉沛然，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