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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三重维度论析

2020-06-19李雅玲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国家认同理论价值

李雅玲

摘   要:历史记忆既是共同体成员对历史进行回忆、反思和承继的动态过程,也是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价值追求与行动意志的积极力量。在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中,历史记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出发,在厘清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互动逻辑的基础之上,探究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价值,为传承历史记忆以建构国家认同发掘具体理路,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强基固本。

关键词:历史记忆;国家认同;理论;价值;实践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1.014

文章编号:1009-6922(2020)01-76-08

国家认同,是国民对国家的主权、历史文化、政治道路、道德观念等要素的认可而产生的一种归属感,也是个体主观上对自身身份以及所属国家的内在认同、情感皈依和综合评判。它作为国民最根本的身份认同形式,既是国民内心生发出的一种天然情感,也可以在后天的建构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在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中,历史记忆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记忆是国家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回忆,它作为呈现过去、面向现在、预兆未来的重要介体,不仅为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打造了背景基础,而且为塑造国民的集体情感、体认个人与国家命运共振、休戚相关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

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以及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成为建构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在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离开历史记忆而造成“历史失忆”,不仅会导致国民对民族历史的淡漠以及民族情感的疏离,更会因国民心理的“断裂”而使得国家认同失去历史根基。

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出发,在厘清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本质内涵、互动关系和建构条件的逻辑基础之上,认识到通过历史记忆形塑“我者”、区分“他者”和抵制“虚无”的重要价值,以此形成“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一致认识,在历史文本、象征符号和媒体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为传承历史记忆以建构国家认同发掘具体理路,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积极探寻思想资源、价值资源和认同资源,以歷史记忆为突破口,为集体性自我的塑造寻找契机,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强基固本。

一、理论维度: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基础

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内心对国家的真正认同。在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借由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形成国民对国家连续性的感知及对集体性自我的认同。为此,首先需从理论维度出发,在厘清历史记忆内在意蕴的前提下,阐述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探讨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双重条件,以逻辑论证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旨归与契合。

(一)历史记忆的内在意蕴

“记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多指保持在头脑中的对过去事物的印象。在心理学家看来,记忆是人脑对过去所经历事物的识记、保持、再认或回忆,它彰显着人类对以往行为、经历和感受的印象保留。一般而言,人类可以在记忆中与过往经验建立连结,并获得跨越时空的总体性体悟与感知。起初,记忆在心理学领域中只被看作个体的心理活动,关于记忆中隐含的社会文化基因被忽视,直到后来才引起学者的重视与关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就十分强调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基因,在《论集体记忆》一书当中,他提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也就是说,个体只有在社会中同他人产生交往并获得共同的经历时,才能加深并强化自身的记忆,个体记忆需要依靠集体的养分才能得到强化。

个体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因而每个个体对过往的经验、感知和体悟也都存在局限性。只有经由历史记忆,才能促使记忆囊括更大的时空范围,以帮助个体跨越自身经验局限的屏障。但是,历史记忆并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它是诸多个体记忆在社会占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下被合力统摄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记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依据实际的需要,在头脑中存续的对以往历史事件的整体性、共享式再现,它既是共同体成员对历史进行回忆、反思和承继的动态过程,也是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价值追求与行动意志的积极力量。按照性质划分,可将历史记忆分为荣耀性历史记忆和悲痛性历史记忆。刘易斯·科瑟在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在历史记忆中个人并不是直接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等场合,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历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历史文本、他人讲述、象征符号和媒体宣传等在历史记忆的唤醒与呈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存续和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

总之,历史记忆作为呈现过去、面向现在、预兆未来的重要介体,为国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打造了背景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须重视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传承,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民族情感力量,从历史记忆深处呼唤个人与国家命运共振、休戚相关的价值追求。

(二) 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双重条件

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不仅有利于保存历史的连续性,让“我们的历史”得以延续,保持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和表征力,而且有利于以“我们的历史”再次形塑和确证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情感,促进其对国家的内心认同与归属。具体而言,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要确保两个条件的实现:

1.在内在条件方面,主要是指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一方面,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必须确保民族国家整体性的、共享式的历史记忆的现实存在。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经历过辉煌与创伤,经历过奋进与徘徊,由此形成了生动丰富的历史记忆。在国家认同建构中,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会引发人们的自豪之情;中华民族经受的苦难创伤和屈辱历史,以及民族成员面对历史困境展现的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精神气质,会激发人们为实现民族复兴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真挚情感。另一方面,历史记忆虽然是一种集体建构性的过程与结果,但也不能脱离和歪曲历史事实,否则只会对国家认同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在祖国内地,历史虚无主义者到处散播谣言,刻意歪曲历史事实,消解人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港独”和“台独”们以所谓的“香港民族自决”“台湾民族论”等荒谬论点,蓄意制造新的历史记忆,企图割裂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这种捏造而来的历史记忆反而成为他们建立本土认同、分裂祖国的利益工具;在国外,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卑劣行径,更是为我们敲响了传承历史记忆的国际警钟。因此,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必须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性,随意的歪曲和捏造只会造成历史的“失忆”,而最终损害民族、国家的国民认同意识。

2.在外在条件方面,主要是指国家认同的可建构性。认同是一种心理性活动,它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过程性的特点,是由隐性到显性,由不自觉到自觉,逐步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在理论层面来说,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性身份的认同形式,既是个体生发出的天然情感,同样也可以人为地采取多项举措而促使其不断得到深化,即一种天然因素与后天建构相结合的互动过程。从实践层面来说,面对全球化浪潮和现代性危机的来临,面对民族分裂势力和虚无主义的猖獗,面对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席卷,我国国民国家认同的形势虽然总体趋向良好,但仍然面临许多负面因素的考验。国家认同的可建构性预示着,要在激发国民对祖国的天然情感基础上,把握好时机和场合,力图找到形塑和建构国民国家认同的突破口。相应地,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根本旨归便是在国家认同的可建构性前提下,以历史记忆为着力点,发挥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功能,为形塑国民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强基固本。

(三)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是一对有机互动的关系。概括而言,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的追溯源,是培育涵养国家认同的历史底蕴和思想基因;国家认同是历史记忆的皈依处,是传承历史记忆的最终归宿与价值指向。

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的追溯源。历史记忆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国家认同的根基和追溯源,它以民族、国家或荣耀或悲痛的历史事件为内容,促使民族国家成员在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追溯、感受和反思的过程中,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起源、奋斗历程和前途命运。保罗·康纳顿认为,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设想。如果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民族成员便无法找到认同和归属民族国家的历史依据,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会采取淡漠和无所谓的态度,成员之间的代际裂缝也会不断扩大,国家认同就会因此失去历史根基和追溯源泉,成为纸上谈兵的空想。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呼唤国民的共同历史记忆,克服“历史健忘症”,弥补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心理“裂痕”,以历史记忆为追溯源和根基点构筑人们情感共通、命运共振的价值追求,最终形塑和建构国民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历史记忆的皈依处。人们在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和省思中,不断摸索出作为集体性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国家认同是传承历史记忆的最终目标。历史记忆是在选择与区分中集体建构而成的产物,这种建构必须始终行驶在国家认同的轨道上,其选择、存续与重现也应以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为基本界线,进而以国家认同的建构为根本价值旨归,而不能让建构性的历史记忆成为虚构错误的认同或是消解国家认同的利益工具。在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中,民族国家会根据时代背景、发展方向和利益关照能动地将那些真实的、利于形塑国家认同的内容选择为建构共同历史记忆的元素,而有意识地区分和规避那些影响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以达成形塑国家认同的最终目标。2014年,中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7年,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小学的历史教材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等措施,都表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始终是以形塑和强化国家认同为旨归的。这些以国家名义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既表征着中华民族对历史负责尽责的态度,更是旨在以国家认同为航标,促使共同体成员始终保持对历史记忆的清醒状态,避免任何长久或者暂时的麻木与遗忘,让历史记忆驶向国家认同的正确道路。

二、价值维度: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

从价值维度分析,是要探寻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发掘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功用。根据对历史记忆及其与国家认同逻辑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历史记忆在形塑“我者”、区分“他者”、抵制“虚无”以建构国家认同方面存在着独特意义。

(一)以历史记忆形塑“我者”,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性与一致性

记忆作为人们对以往行为、经历、感受的印象保留,它是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建构的基础。同样地,历史记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回忆,是形塑“我者”以强化中华民族成员共同性与一致性的重要前提。

一般而言,除了天然情感的驱动之外,国家认同的建构也可以通过国家和政府在制度和法律等领域的有力作为来实现,通过为共同体成员谋划福祉、满足合理需求来入手,以利益驱动认同。但是,这种以利益驱动的国家认同实效性不高,在我国的一些地區,国家对其利益的关照并没有换来理想的、正相关的国家认同效果,反而在利益的妥协中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国家认同。利益占据了人们太多的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去情感、去人格、去伦理的功利因素,对“我者”即“我们是谁”甚至“我是谁”的认识却束之高阁、一团迷雾。因此,对于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利益的驱动无法在民族成员内心建构起长效稳定的国家认同。只有呼唤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历史记忆追溯共同起源、面向共同现实、指引共同命运的特性,才能回应“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现实问题,明确自身的身份定位和归属,逐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魄力消解利益至上的心理认知方式,最终形塑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我者”。

历史记忆有利于缓解人们内心存在的对立、紧张情绪,同时表征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性与一致性。它是凝聚集体意识的重要介体,通过各种途径对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能够促使成员穿越时空的限制形塑一种抽象的共同身份,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同时,它能够在民族共同体内部打造出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强化成员之间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一致情感。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之中,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文脉镌刻着民族的辉煌与荣耀,也记载着民族的屈辱和创伤,体现着民族的精神与追求,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引导着中华民族成员体认何谓“我们的历史”,进而营造出一种“我者”的集体意识和认同情感,以此将孤立的个体连接起来,统合为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历史记忆便架起了连接个体和共同体的桥梁,促进成员之间情感的共识与交融,进而将其整合为一个极具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回溯历史记忆,在荣誉面前中华民族成员皆以国家为荣耀;在危难关头中华民族成员皆以民族复兴为使命,人们正是在历史记忆中不断汲取集体力量,逐渐构筑起以中华民族为“我者”的身份归属,在国家认同的感召下,共同奔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二)以历史记忆区别“他者”,增固中华民族成员的亲密感与团结感

记忆明确了自我的身份归属,记忆的区分则让自我在“他者”镜像的想象和建构之中得到澄清、界定和确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以“他者”为参照,以记忆的差别为分界岭,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逐渐形塑自我认同。同样地,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也必须通过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通过历史记忆构造出自我与“他者”比较的场域,区分开“我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在民族历史记忆的镜像对比中得以实现。不同的民族国家正是通过历史记忆确证出其成员,而区分开作为“他者”的敌人或对手。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没有来自“他者”的压力时,其国民较难注意到他们所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身份;只有当“他者”的压力在历史记忆的作用下明确显现时,才会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国民之间的亲密感和团结感才能得到增强,与“他者”的差别和界线更加突出,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就更加强烈。中华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正是在共同历史记忆区分“他者”的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人类不断突破空间的屏障,不同民族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然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也让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状况面临挑战,“全球公民”“世界性”等理念的出现反映出“我者”与“他者”边界日渐模糊的境况,民族国家之间的界线变得不够清晰,中华民族与“他者”的区分难度增大。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存在差异性和特殊性,历史记忆就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区分民族国家及其成员的有力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追溯、传承与反思,以历史记载、政治仪式、纪念日和纪念场所等各种形式唤醒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记忆,防止全球化将异质的“他者”模糊为趋同的“我们”,明确划定区分“我者”与“他者”的标志和界线,在区分和筛选的过程中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国家认同。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中要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叙事立场,谨防以西方中心主义书写中国历史的错误做法,以“他者”为镜像树立中华民族的“我者”身份;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内部也要注意某些企图歪曲和杜撰历史记忆,进而凭此将中华民族视为敌对“他者”的错误心态。要以真实、完整且共同的历史记忆正确区分出“他者”,将中华民族成员紧密团结起来,增固成员之间的“抱团”意识和认同情感。

(三)以历史记忆抵制“虚无”,延展中华民族成员的自信心与责任心

这里的“虚无”主要是指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广泛蔓延,企图消解人们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认知和自信,使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以历史记忆抵制“虚无”,就是要在尊重和确证历史记忆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追思来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面貌,以剔除“虚无”因素的历史记忆、建构稳定持久的国家认同。

具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创伤民族国家历史。一是通过拼凑式、碎片化的历史叙事来揪住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个别或部分错误不放,企图用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手法来歪曲和捏造历史事实;二是以某些“恶搞”的方式不怀好意地戏谑、攻击、诋毁民族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以“揭秘”“解谜”、重现所谓“真相”等为噱头,甚至以主观评价恶意揣摩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三是企图解构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决策,否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妄图以所谓“全盘西化论”来消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表面戴着解读历史真相的虚伪面具,实则是企图以否定过去来否定现在,妄想通过歪曲事实来占领历史主流叙事的高地,以扭曲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损害国民的正确历史观和价值观、破坏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

对历史的歪曲和遗忘既是对过去的亵渎,也是对现在的背叛,更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真相的故意误读与错构,因此,必须以真实和完整的历史记忆为突破口,将国家认同建立在深厚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才能抵制住“虚无”的危害。一方面,对历史记忆的追溯与传承有利于中华民族成员建立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对共同历史记忆的唤醒,引导人们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体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促使人们在“四个自信”中稳固心中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造成严重危害,以历史记忆抵制“虚无”,为增强中华民族成员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提供了良好契机。人们在对历史记忆的追溯过程中将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华民族历史、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破坏国家精神等危害性,进而意识到保护中国国际形象、还原历史事实与承继中国道路的重要性,最终以自身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形塑和表征内心的国家认同。

三、实践维度: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具体理路

從实践维度出发,是要将意义落实到现实之中,找出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具体理路,通过历史记忆的书面化、在场化和镜头化,更好地唤醒、承继和反思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强本固基。

(一)历史记忆的书面化:以历史文本书写国家认同内容

许多经历无法长久在人脑中保存下来,文字的书写便成为储存记忆的基本方式。同样地,历史记忆应以书面化的形式存续,将其涵化于历史教材、历史文献和历史书籍等各种历史文本之中,以此书写中华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内容。

一方面,针对学生群体,要以历史教材为主书写国家认同内容。德国学者阿莱达认为:“只有通过历史学习,不同阶层的人才能够转化为一个特定的同质的集体,并通过集体‘自传将自己构想成‘人民。在所有文化中,历史课本都是国家记忆的传播媒介。”历史教材是传承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它是由官方发布的具有权威性的历史文本,具有正式性和普及性的特点。通过历史教材的书写和讲授,有利于促使学生形成“这是我们的历史”的认同共识,进而在对共同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反思之中形塑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在历史教材的编写方面,要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阶段性特征,在保证共同性的同时,遵循大、中、小学教材内容由简入繁、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的要求。在小学时期,历史教材内容应以历史故事为主,让学生在历史故事中强化历史记忆;在中学时期,历史教材内容应侧重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探究与追问中发掘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因素;在大学时期,历史教材内容应着重培养学生对国史国情的纵深认知,并使其意识到传承历史记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而促使学生形成历史自觉、民族自信与国家认同。在历史教材的讲授方面,课堂讲授赋予了历史教材“二次生命”,是历史记忆的二次表达。为此,教师在历史课堂上必须以历史教材为主要依据,不得偏离历史事实,在此前提下利用历史图片、历史影像、文物等要素来解释和丰富历史教材的内容,完成历史教材“描述——记忆——认同”的轨迹。

另一方面,针对除学生外的大众群体,要以其他书面化的历史记忆形式为主书写国家认同内容,通过社会所提供的历史记忆文本载体,自主地进行历史学习和历史再教育。如国家级、省市级图书馆所馆藏的相关历史类书籍;各大博物馆、档案馆中所保存的重要历史文献;各大实体书店和线上书店的相关历史书籍专区等等。这些书面化的历史记忆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从历史文本的记载、叙述及其解读之中,发掘历史记忆深处的国家认同力量。

(二)历史记忆的在场化:以象征符号塑造国家认同“时空”

以象征符号承载历史记忆,就是要汇聚时间、空间以及时空下的仪式操演等要素,充分提升象征符号在表述历史、浸染情感、强化认同等方面的积极效果,打造历史记忆的在场化,在时间和空间的场域之中,唤醒和传承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

象征符号主要指的是时间维度的节日、纪念日,空间维度的庆祝场所和纪念场所,以及在这些时空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操演。除了书面化的历史文本之外,还需要借助这些兼具实践渗透性与群众参与性的象征符号,以实现历史记忆的保存和传承。由于辉煌或悲痛记忆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存在的空间也发生着各种变化,历史记忆会出现空位和传递阻隔化的问题,导致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在代际传承中存在各种程度的缺失和遗忘。因此,要通过时间的反复强化、空间的近距离感知以及仪式操演活动的情境体认来增进历史记忆的在场化和具象化,充分创造国家认同的“时空”场域,以历史记忆珍藏国家成就、弥合集体创伤、建构人们内心稳固而坚定的国家认同。

时间作为历史叙事和社会运作的重要维度,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且还是建构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手段。将表象的时间与实质的特殊事件相结合,设立各种充满特殊性和代表性的节日和纪念日,在周期性的反复中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如国庆日、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日等。空间是与时间相补充的另一种象征符号。结合历史背景和现实活动,对空间进行特定的布置和规划,便打造成了承载历史记忆的各种空间符号。如天安门、国家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时空下的仪式操演则是时间和空间附带的一种唤醒历史记忆的途径。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通过仪式操演向人们展现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或是沉重苦难,以具象化、生动化的形式强化人们的代际连续感,促使人们在历史与现实、身体和心灵交汇的互动场域中增固历史记忆,以此塑造集体情感和国家认同的“时空”。如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国家公祭日的公祭活动等。

(三)历史记忆的镜头化:以媒体力量扩展国家认同平台

以媒体力量承载历史记忆,就是要通过媒体贮存信息的特征和能力,以媒体充当历史记忆的“储藏室”和“复写者”,在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优势互补的基础上,通过镜头化的方式,立体地、聚焦地、高清晰度地还原、再现和凸显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将平台延伸和扩展到媒体领域之中,更为广泛和有效地建构和增固人们的国家认同。

当前,传统媒体在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之下陷入了一定困境,但是对于历史记忆的传承来说,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剧、电视节目和电影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优秀电视电影为代表,在专业化的策划、执导、播出和审查体制之下,它们相对于网络新媒体而言往往更具逻辑和理性,也更为系统和客观。如优秀电视剧《开天辟地》《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纪录片《国家宝藏》《国家记忆》和《复兴之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等等。要充分发挥优秀电视电影的逻辑性、结构性和权威性等优势特征,以其镜头化的表现形式,用艺术形式生动地刻写、再现和凸显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促使观众在视听环境中强化对历史记忆的认知与感悟,以形塑内心的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意识。

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作为传承和呈现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它能够呈现和传达丰富的历史记忆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将其传递和共享到广泛的受众群体,通过传递者和受众群体的平等互动来实现历史记忆的传播与承继。具体而言,一是要以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场所等为契机,建设具有主题性、互动性和長期性的历史记忆专题网站网页,充分利用相关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让历史记忆在主题网站上得以镜头化的呈现。如国家公祭网、抗日战争纪念网和中共一大会址网上纪念馆等。二是要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网站和主流媒体网站的引领作用,通过专题报道、采访实录、影像还原等形式,为人们展现镜头下丰富的历史记忆资源。如2016年新华网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2019年《人民日报》官网(人民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报道等。三是要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载体进行历史记忆的交流互动,提升历史记忆的影响力、感染力与号召力。以人民日报微博为例,通过编辑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珍贵档案文献、转发公布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回顾在天安门举行的15次大阅兵等微博内容,与网民开展交流对话,促使人们在实时互动中回望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忆,在平等沟通的网络空间中形塑集体性自我与国家认同意识。

参考文献:

[1][法]哈布瓦赫著,毕然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69.

[2]吴玉军,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3):69-76,2.

[3]石亚洲.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与政策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7.

[4][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

[5][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教佳怡译.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转换[J].学术交流,2017(01):16-25.

责任编辑:杨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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