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

摘要：事物的起源应该是以其诞生那一刻为起始，还是以被发现（或被命名）那一刻为起始？柄谷行人认为应该以其诞生那一刻为起始，但是我们在寻找其诞生那一刻的方法是受该事物被发现时的意识形态所干扰的，也就使得我们难以追溯其诞生的那一刻。错将其命名的那一刻视为起源。这种错将的行为则谓之“颠倒”;尽管可以确定“颠倒化”理论成功的拓宽了我们的认识思维，并丰富了“谱系学”的溯源理论，但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显然不具备实践性和普遍性。只因“颠倒化”和与此相类似的解构式思维形成的意义是远大于其概念本身的意义的。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解构式思维”的反权威策略：这些理论口号仅仅是作为一种解构策略的表象，其真正的目的是借口号达成其背后的隐含目的。

关键词：颠倒化;柄谷行人;解构主义;《日本现代文的起源》

一、颠倒化的局限

事物的起源是应该是以其诞生那一刻为起始，还是以被发现（或被命名）那一刻为起始？柄谷行人认为应该以其诞生那一刻为起始，但是我们在寻找其诞生那一刻的方法是受该事物被发现时的意识形态所干扰的，也就使得我们难以追溯其诞生的那一刻。错将其命名的那一刻视为起源。这种错将的行为则谓之“颠倒”;该事物就是“日本现代文学”;彼时的意识形态就是对日本现代文学“西洋性”之讨论。

柄谷行人认为我们应该力求去“颠倒化”以为日本现代文学正名。尽管柄谷行人这一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性目的，其真正目的是通過质疑“日本此刻所被广泛接受的现代意识”，以此点出这并非日本真正的现代意识，而是受到西方话语影响、被刻意歪曲的“非日本现代意识”，我们应对其进行重新审视。“那时我发觉本书中所讨论的如言文一致和风景之发现等，在根本上乃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装置。”（1）（韩语版《日本现代文的起源》后记中提及政治失败回归文学的心态）但是这种现象学还原式的认识论思考，还是对探究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方法具有启发意义的，并由现象学原理我们可以进行两个大胆的推测：第一从“去颠倒化”的角度：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找到事物诞生的那一刻;第二假使去颠倒化的方法可行我们依然无法定义“它”。

首先说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找到事物诞生的那一刻，在此语境下就是说：我们无法在具体的历史时间维度找到日本现代文学之起点（在此我们先假设这一起点真实存在）。这里所质疑的不是该起点是否存在，而是追溯其起源的方法——即去颠倒化的可行性。去颠倒化这一方法必因缺少现实可行性而沦为纸上谈兵。就像胡塞尔无法做到“还原纯粹自我”一样，柄谷行人同样无法在现有的社会话语体系下做到去“颠倒化”。就好像他质疑日本现有的现代性一样，柄谷行人作茧自缚的证明了如果他定义了日本文学现代性，那么他定义的这种现代性将同样陷入“颠倒化”的陷阱，带有当前社会话语的色彩。（当然这种无法实现对柄谷行人没有影响，他的目的不是找到现代性的真正本源，而是质疑现有的现代性）就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目的不是言之凿凿的定义美，而是反对康德“美是先验”的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去颠倒化”仅仅扩宽了我们思考的路线，却无法作为真正的实践方法而使用。更为麻烦的是“颠倒化”的存在就像现象学一样，证明了事物的本源可能真实存在，但我们对其把握的方法却是不存在的。

第二，假使去颠倒化的方法可行，我们依然无法定义“它”。在此语境下就是说：假如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去颠倒化，我们依然无法定义日本现代文学。就好像文学的定义一样，伊格尔顿说文学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词，而是功能意义上的词，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事物的确定存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日本现代文学。假设去颠倒化可以实现，我们能够摆脱当前社会话语体系去把握日本现代文学，那么我们就能定义什么是日本现代文学了吗？要想定义了日本现代文学首先要符合一个要求，即你所定义的日本现代文学的概念需要适用于所有的日本现代的文学。你进行定义的这个行为是概括而不是创造。也就是说不到日本现代文学终止的那一刻，我们无法概括日本现代文学，甚至连分析它的一般性特征都做不到。甚至不到它终结的那一刻我们连它的起点的这一点都无从界定。就好像日本现代文学以芥川龙之介自杀为起始象征。那如果日本今后的现代文学出现了某种历史回归，带有了芥川龙之介自杀前的文学特征了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当我们所要定义的这个概念带有时间属性并且我们身处其中时，那么在界定这个概念起始这一“点”的时候，就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思想或作品演化的流动过程，所以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视为一个点，而应该视为一段动态的过程。要将这一点所形成的原因同样纳入你所要概括的概念之中，并且它所形成原因的原因同样如此，层层递进……直到这个概念的时间范围终止，我们才能找到这个起点。或许在把握带有时间属性的阶段性文学概念的时候就不应该采用断代史，而应该采用通史的思维。其实柄谷行人在《现代文学的终结》这本书中用最为具体的实例解释了他眼中现代文学的终结。即虽然村上春树的作品作为一种商品遍布全球，但是现代文学已经不像过去的文学那样在日本占据重要地位，日本的现代文学已经死亡。

二、“颠倒化”的解构策略

以上我们可以确定尽管“颠倒化”理论成功的拓宽了我们的认识思维，并丰富了“谱系学”的溯源理论，但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显然不具备实践性和普遍性。只因“颠倒化”和与此相类似的解构式思维形成的意义是远大于其概念本身的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首先导致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诞生。（1）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解构式思维”的反权威策略：这些理论口号仅仅是作为一种解构策略的表象，其真正的目的是借口号达成其背后的隐含目的。正如福柯认为“非连续性是考古学的关键，连续保证了主体的中心地位，而非连续性可以对主体的这种霸权进行消解”一样，在概念层面上“颠倒化”的提出正是打断主体连续性的一个有效手段。而在方法论领域中，则可以从“颠倒化”的思维中剥离出一个反权威模式即：面对某个拥有权威力量的概念时不要直接反对，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理论，从这个新的视角和理论入手，在发展该权威概念的同时解构它，最终以让步的策略达到反权威的终极目的。如此“颠倒化”形成的解构思维模式便成为反权威策略的有效范式之一。

事实上处在统御地位的“中心”必然带有无可反抗的权威话语权，要想与中心向抗衡必然要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去消解中心的绝对权力。而消解权力的工具却是从属于权威的话语工具。柄谷行人的“颠倒化”话语体系恰是如此。正如萨特所说“如果你不选定一个立场，那你就没有了话语权。作品要有一个倾向性”。只有以“中心”话语体系的表述为工具才能让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发声，才能做到边缘对中心的颠覆。所谓中心是指事物中的强势力量，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说话的权利;而边缘是事物中的弱势力量，不处于主流地位只能静观其变。从边缘意识上看，中心之为中心，是把他者视为边缘的中心;边缘之为边缘，是把他者视为中心的边缘。中心与边缘却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处于动态流动之中，乃至彼此易地而处。可以说任何一种边缘意识或是边缘文化的最终目的都是成为中心。比如朱迪斯·巴特勒的怪异化理论就试图解构男女二元性别结构，以一种边缘化的态势解构中心主义的绝对权威。

然而有趣的是理论家并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自己实则是用“定义”的方式反权威，如此也就形成了一场“伪装”的狂欢。正如褔柯所诉：“性话语没有在减少反而在增加。”（2）理论家将自己真实的反权威目的伪装在“定义”背后，专业读者假装读不懂这一目的，而将“定义”大肆传播，从而对反权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因为时代的跨越性依然会有普通读者错将“口号”当作定义解读，从而在理论层面形成误读。因此在已经确认“定义”解构式策略确实存在以后，就应该学会辨别出口号与定义的区别。方能在学术生活中不误入“伪装”式的陷阱。而这也可能是“定义式反权威”策略的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