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然

摘要：学术界关于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研究颇多，本文从材料出发，借助对《传习录》等文本的分析，剖析“致良知”学说的对象——良知。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源于《孟子》，但王阳明给予了“良知”更加丰富的道德意蕴。对“良知”的道德意蕴进行分析，得出“良知”确立了道德主体性这一结论。

关键词：良知;道德意蕴;主体性

王阳明曾说过，其“良知”思想在龙场悟道之后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找到可以总结概括其思想的言语。由此可见龙场悟道后，阳明所提出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论等皆已体现“良知”说的基本思想。而后阳明大悟良知之旨，更是赋予了“良知”更为深刻丰富的内涵，可以说“良知”包含了道德本心具备的一切能力。

一、良知为“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良知”说所蕴含的“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即天理”“良知即是道”“万物一体”等思想皆体现了良知的“天人合一”性。因此“良知”说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为人们成为圣贤提供了内在的本体论依据。（1）

在阳明心学中，“良知”说源于孟子，认为“良知”生而知之，不假外求且人人皆有，既是先验的又是普遍的。阳明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全集》卷二，《答陆原静书》）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阳明将天理与良知联系甚至对接起来，企图用天理来解释良知，而非将天理独立于良知之外，并进一步确立良知的主体地位。阳明认为“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传习录下》）在阳明看来，良知之天理是内化于人心的，良知与天理并非对立而是统一的。良知不仅具备了天理亘古不变的永恒性质，同时也是要落实于人心。由此观之，在阳明这里天理实质上就是人心自有的良知本体，这与程朱所谓的“天理”大不相同，此时“天理”的地位已与良知悄然置换。王阳明确立良知为道德本体，并将其从过去的外在天理权威中彻底解放出来，从此“天”落实于“人”，天与人合一并归融于人心的良知，人的主体性正式得以确立。

阳明的“良知”不仅体现了道德层面上的天人合一，更体现了道德意义上的人人平等。（2）良知既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特征，是“先天而天不违”的 （《全集》卷二，《答欧阳崇一》），那么人人便具有成圣成贤的可能性。由此，阳明从人人道德意义上的平等出发，更进一步提出了“万物一体”的观点。阳明认为这“一体”就包含了人和人的一体以及人和物的一体。人作为“天地之心”是因为人心之良知，而良知对于天地万物有主体性。在阳明看来，正是因为人心具有良知，则人才能通过工夫与方法来扩充并培养自己的良知，并进一步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与价值，从而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更进一步地落实在人所在的社会与自然，以良知看待世界众生，以我心同于天下之心，以良知立世并以良知济世，这无疑是一种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二、良知之“无所不宜”

在阳明心学中，“良知”虽是先验的道德原理和宇宙的最高法则，但并非教条;虽是规矩准则，但并非规定。值得强调的是，良知恰是最为灵活、最为包容，无过无不及的中道，无所不宜。阳明指出良知虽为本体，却无定式，既不会执着于某个对象，也不会滞留于某种表面，其于人心之内，变化流行于天地之间，应物而动。良知每遇事事物物时，自会因所应事物之不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处理方法，其间自有轻重，全然无须人以私意增减。但阳明又强调，绝不能因良知于事事物物的具体表现不同，就否定良知本体的唯一性。阳明还认为“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全集》卷二，《答陆原静书》）又说“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全集》卷三，《传习录下》）在这里，义就是宜，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等;义就是良知，良知为头脑，灵活不死板，而良知之发用皆为本心自然流出且符合道义，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其中的斟酌与调停，不过是人心以求自谦而已。阳明指出，君子应当为己而非为人，要做到“诚”，即对得起的良知，要做到顺良知而不自欺。由此观之，良知本就是仁，就是道义，是指引人们行为处事的大准则，只要顺良知而为，不假偏私，则所行所止才能皆合于道德要求，才能真正地无所不宜。

若想致自身的良知以达到无所不宜的境界，首先就要对良知“信得及”。王阳明说过：“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全集》卷一，《传习录上》）这是指良知本体本是“无”，只有对良知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才能在这种“无”的状态下把握住良知本体。良知本体的“无”是已经超越了现象本身，故难以用名、言对其进行定义和表达，因此，天地万物都在良知的发用之间。而王阳明认为良知的这种作用广大无边，他极大地尊崇良知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故而，阳明一直强调人要對良知“信得及”，是怕人们若是对自身的主体性缺乏自信，就又回到向外求理的旧路上去。因此，想要体悟良知本体，须要先对良知本体有充分的自信。阳明指出想要自信必先立志，立一个必为圣人的志向，将成圣之志转化为履行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而“立志成圣”本身也是良知自己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将良知的自信与道德的实践完全地结合起来。（1）

阳明对良知的自信，是他从百死千难中体悟出来的。这种自信源于对良知主体性的确认，相信良知不假外求，对良知能真信真致，故而不论何时何地何事，都不会因内在私欲的干扰或外在事物的诱惑而动摇对良知的体悟。所以，只要能对良知有真正的自信，按照良知的准则做事，才能事事合于天理，才能真正“随心所欲不逾矩”。

如此语境下，于人类活动而言，良知是一套无处不宜的行为指导原则，它内化与人们心中，为人们提供自信，只要笃信良知、扩充推极良知、最终顺良知而行，便能获得精神道德与行为活动上的自由，便能如阳明所言“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便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此亦有孔子“坦荡荡”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