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

沈烨的文字，疏朗而又见密度，顺滑中有峭拔，俯仰自如，张弛有度，别具清峻、通透、飒爽和隽永的气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文字或语言容易被消化，就像波尔多的酒不一定能对得上被酱香长年濡染的胃口。如果“小众”只是一种自矜且不含贬义的话，我相信，这是这位“未来小说家”一直以来持有的、并极可能继续加持的写作方向。我能想象，每次下笔之前，她已先行预定了自己的读者：他们都博览或饱读，一提乔伊斯就知道都柏林（甚至是它的街景）;是斯泰因夫人才使巴黎在他们眼里更具辨识度;不需要有什么交代，蹲踞在南洋僻处的“托拉查”便遽然提着终极密钥直接奔向生死命题的破解处。她确信，她预定的读者当能心领神会，自行补足叙述中的诸多留白，并能切实、完全地感知到最后一个句号圈定时的未竟之言，像做一道又一道难易不等的完形填空一样。这使得她像一个在高音区不肯降调的歌手，自始至终，歌喉在一个细高的声线上振颤。实际上这也给她和她的小说都制造了内在的紧张感：她显然对小说的各种路数相当熟稔，却不想覆蹈其辙;她的闪避也算机敏，但启承转合间，犹似“穿越布雷区的舞蹈”。

沈烨的小说路数大致可视为是“异次元叙述”的一种。不过，她并不致力于制造“异”，而是在追求“同”。简单地说，她努力将不同的、发散的、多丛的“维度”压进同一个平面，像在科幻小说里祭出的宇宙武器“二向箔”。在《托拉查进行曲》中，陷于父母猝亡的哀痛而不能自拔的主人公，嗣后在“托拉查”见证了“生”与“死”的无限距离如何被归零，造成阴阳两隔的鸿沟如何奇妙地被填平，生命也重新被定义;他无意中看到的一个女生在读书札记里对他的嘉许，他无意中撞见的一个女孩在冬夜里绝望地哀哭……生命中的那些偶遇，那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飘扬的生命片断，带着幽昧、莫测然而深切、坚定的感悟，从不同的方向汇拢而来，被某个“二向箔”收聚，成为他试图重新启幕的生命平台。《我欲乘风归去》中的死者，模仿了儿媳简羽巾于十年前写下的小说中的死亡场景（或者说，她以肉体的消灭重新“书写”了这部小说的死亡场景），这不仅使文本中的虚构刹时转换成为现实中的惨烈真相，也使“死亡”重新被拉回到与生者对峙、共处的同一平面，死者以极为竦慄的方式对生者进行了返身“凝视”，被凝视的生者至少包括儿媳简羽巾、奶茶店老板以及死者的丈夫，即所有与死者生前有过仇隙、愤恚、怨怼的人。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生仇死报，它使“死亡”本身成为利器，变成了沉重的“实有”，使原本因死者的隐匿而顿感轻松的生者突然坠入冥府的幽暗和深寒。简羽巾虽然声称死者“不会再影响我了”，但是，果能如此吗？《消弭模仿的戏法》据称是早几年前的作品，但它和《我欲乘风归去》的核心叙事一样，上演了博尔赫斯式现实与文本互文、互参的“戏法”：“我”对Yellow的暗恋、一个新进小说家对“我”的暗恋，被一个关于暗恋的小说瞬间敲开了坚壳。就是这样，它将原本背靠背的“虚”与“实”，将彼此遮断的“参”与“商”，压进了莫比乌斯圈的神奇平面，使它们难分彼此，不再相隔。

我想强调的是，沈烨的小说有对技术密度和技术难度的追求，而不是像我前述的评析文字那样简约和一目了然。如若展开，她小说中的很多节点都值得逐一细论。在我看来，她节制、洗炼地叙述之下，有着丰沛、多义的蕴藉。这殊为可贵。我得承认，我难掩对这个“未来小说家”的赞赏。很显然，她寫下的是典型的当代“文人小说”——这是对“小众”的另一种命名。在这一类小说里，重要的不是“经验”的丰饶，而是对经验的“本体论”提炼，是在某种抽象丛林中的文学跋涉，是若有若无的哲学气质，是只能在语言中实现、并在语言中止步的美学图景。我相信，这样的写作代表了文学的未来方向，即在融媒体时代，在声像艺术的逼迫下，文字书写所能保存的最后的尊严——如果文学真的能不死的话。

（责任编辑：戴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