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2020-06-19孙津华

中州学刊 2020年4期

孙津华

摘要：《四库全书》子部中的类书通过集中、零星或分条目等不同的文体收录方式，保存了丰富的文体论史料。类书中多元化的文体收录方式、类目设置和序次安排，提供了独特的文体史料，追溯了文体的起源和流变，集中了前人对于文体分类的表述和总结，聚合了文体范文和写作指导，体现了文体的演变规律和价值判断。

关键词：《四库全书》;类书;文体;史料

类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一般部头较大，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类书在四部分类中归属于“子部”，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类书》序所言，“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可归”①。可见，将类书归入“子部”，是为了遵循传统四部分类，考虑到子部相对于其他三部的驳杂属性，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吴承学先生认为：“正因类书不专主一门，故能包罗万有，往往体现了编撰者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自然也反映出对文学学术的认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②

《四库全书》作为大型丛书，子部包括收录类书65部和存目类书217部，合计282部，其中，综合性和专科性类书皆有。历朝历代的综合性类书大多有“艺文（部/类）”“杂文部”“文部”“文学（部/类）”“文章门”等专门收录各种文体的部类。很多综合性类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文体论史料，成为我们研究文体时取用不尽的宝库，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四库馆臣在收录古今类书时相当慎重，多加甄选，所收类书能够代表中国类书的各种类型和整体编撰水平。所以，我们可以将《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作为研究对象和范围，分析类书在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一、《四库全书》子部类书收录文体概况

《四库全书》子部收录的65部类书中，有20多部辑录了与文体相关的内容。这些类书中，有的在文体方面着意较多，文体分类较为细致，文体史料也相对丰富;有的偶尔论及文体体式或者风格特征，所收文体数量有限。为便于直观理解，我们将《四库全书》中文体史料相对丰富的类书收录文体的概况列表呈现（见表1）。

通过《四库全书》类书收录文体的概况可以看出，这些类书绝大多数专门独立于一个部类收录文体。从类书体例上看，其中既有专门收录史料典故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又有既收录史料也收录范文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古今事文类聚》《经济类编》《御定渊鉴类函》等。它们收录文体的数量虽然多少不一，多的达37类，少者只有9类，但是基本上涵盖了古代常见的文体类型。不同类书在收录文体上的区别，与类书的体例、整体规模和编撰目的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相适应。

二、《四库全书》子部类书收录文体的方式

根据类书规模、编撰目的等外在因素的不同，又受限于编撰体例，不同类书在收录和解释文体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1.集中收录文体的方式

根据类书集中收录文体的不同情况，我们还可以将之再细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以“标题隶事”之法收录文体史料者。《北堂书钞》首创“标题隶事”之法进行编排，如卷102“艺文部”“赋”下，收录的有名为“敷布其义”“古诗之流”“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可以为大夫”“贾谊升堂相如入室”③等与“赋”体密切相关的意义、规范、典故等史料。

第二类，收录文体史料和文体范文者。《艺文类聚》首创“事文合编”的体例，属于“事文并举”型类书，既集中了相关文体的评论、阐释等史料，还收录有各种文体的范文以供参考，可以说兼具总集之用。如卷57“杂文部”“七”体，既收录有傅玄《七谟序》、挚虞《文章流别论》等从理论上论及和阐释“七”体的文体史料，还选录了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崔骃《七依》等“七体”经典作品供人学习和模仿。

第三类，仅罗列文体史料，并无标题者。《太平御览》与隋唐类书相比，收录文体出现激增现象，但其收录文体的方式并没有大的变化，相比《北堂书钞》更为原始，仅罗列各种史料故实来阐释、解说各种文体，并未使用“标题隶事”之法。如卷586“文部”之“诗”体，首先罗列《文心雕龙》《列子》《文章流别论》等书中有关“诗”体的阐释和解说，接着引录《汉书》《魏书》《三国典略》《世说》《颜氏家训》等列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作“诗”时的史料典故，并无标题，亦无范文。

第四类，前人要语、史料典故和范文皆收录者。《古今事文类聚》始于“群书要语”，即引用前人言论解释文体;次列“古今事实”，即分条目解说与该文体相关之内容;后列“古今文集”，即选录与该文体相关之文章篇目。如别集卷11“文章部”之“赋”下，先引用《诗大序》《两都赋》、扬雄的言论、《汉书·艺文志》及陆机《文赋》等“群书要语”来解释赋义和赋体，然后分为“楚汉之赋”“贾谊之赋”“相如之赋”④、“扬雄之赋”“作幽通赋”“作三都赋”⑤、“洛阳纸贵”⑥等“古今事实”进一步解说，最后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古今文集”，如苏易简《拟大言赋》，可以说体例相当完善。

第五类，既收录文体史料、范文，又提供写作指导者。《玉海·辞学指南》除了解释相关文体意义，收录相关文体史料外，还对各种文体的写法格式进行了指导，并收入范文供读者揣摩学习。

此外，还有一些类书的收录方式不一而足。如《白孔六帖》收录了相关文体的史料和典故;《事物纪原》追溯了收录文体的起源;《翰苑新书》《经济类编》《御定渊鉴类函》提供了文体的范文;《山堂肆考》通过“标题隶事”之法，解释了文体，并收录了相关史料。上述类书收录文体的方式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能達到解说文体、提供史料的目的。

2.零星收录文体的方式

除了文体史料相对丰富的类书外，还有一些类书也收录了零星的文体史料，但数量相对有限。宋代叶廷珪所编《海录碎事》收录了有关诗、赋、书檄、乐府、碑碣等文体的史料，如卷19“文学部”之“书檄门”收录了“挂檄”“弄笔生”“楯上磨墨”⑦等有关“檄”体的逸闻趣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22收录有祭文、挽词等文体，后集卷33收录了诗体，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范文。《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9收录了箴铭，以论述箴铭的源流演变为主。《六帖补》卷13收录了赋、诗等相关文体的史料和典故。《天中记》卷37收录了赋、诗、骚等文体史料，如引用《文章流别论》《诗品》《颜氏家训》《世说新语》《三国典略》以及各种诗话和史书来记录与“诗”相关的史料和典故。《古俪府》卷9“文学部”也收录有诗、骚等文体史料，并有范文可供阅读。但与前述集中收录文体的类书相比，这些类书收录的文体类别较少，史料也相对有限，呈零星分布状态，其史料价值虽然无法和前述类书相比，但吉光片羽，亦不乏珍贵之言。

3.分条目呈现文体的方式

无论是集中还是零星收录文体史料的方式，都是以文体为依据，但还有一些类书收录的文体史料并不是依据文体，而是以与文体相关的“条目”方式呈现出来。如《群书考索》续集卷17“文章门”有“古今之文、诸家之文、楚辞、总集文集”“诗赋”等论及不同文体的条目;《小学绀珠》卷4“艺文类”有“帝书有四”“群臣书四品”“王言之制有七”⑧、“下通上有六”“上逮下有六”⑨、“诗二十四名”⑩、“博学宏辞十二体”“赋二十体”B11等条目;《读书纪数略》卷31“经籍类”有“诗文诸体”“赋二十体”B12、“七林”B13、“诗二十四名”B14等条目论及相关文体。这种方式与上述二者依据文体呈现的方式不同，多是集合相近的文体类别，通过“文体+数字”的方式分条目呈现出来的，具有概括性和总结性，非常便于记忆。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以集中、零星、分条目等多元化的方式收录和论及文体，并呈现史料。它们或仅罗列史料典故，并无标题和范文;或事文并举，既有故实也有范文;或采用“标题隶事”之法使眉目更加清晰，论述更加多样;或在解释文体之后，提供写作指导。这些类书在收录文体时所用方式虽然不一，但其解释文体、提供史料、方便学人之目的则是一致的，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用其多元化的方式收录和解释文体，为我们研究古代文体提供了丰富而实用的文献资料平台，其蕴含的文体学价值值得研究者重视和深入发掘。

1.提供独特的文体史料

类书中收录的文体大多以常见文体为主，如诗、赋、颂、赞、箴、铭、诏、策、表等，但也有收录当时或之前较为独特的文体类型者。如《太平御览》卷598“文部”，在诸种文体的最后收录了“零丁”“过所”“铁券”等较为独特的文体。“零丁”类似于现在的寻人启事，但在其他总集或者文论著作中甚少出现。《太平御览》引《齐谐记》云：“前后有失儿女者，零丁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B15此处说明“零丁”是一种类似于寻人启事的文体，并收录了汉末戴良的一篇奇文《失父零丁》，使读者对这一独特的文体样式有所了解。

“过所”是指行人通过关津时的凭证，刘熙在《释名》中做过解释：“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B16《太平御览》引用刘熙之言后又加补充：“或曰：‘传，转也，移转所在执以为信也。”并引用《汉书》及注释进一步解释：“《汉书》曰：文帝十三年，诏除关无用传。张晏注曰：‘传，信也，若今过所。李奇曰：‘传，棨也。颜师古曰：‘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B17这就说明了“过所”和汉代所称的“传”作用类似，并解释了其载体可以是木也可以是缯帛。这样的阐释，涵盖了“过所”这种文体的名称、演变、作用和载体形制，可谓相当完备。

所以说，类书不仅收录常见文体史料，而且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文体史料。我们也可从中找到相关史料，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2.追溯文体的起源和流变

一般认为，探讨万物起源的类书始于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这部类书设有“经籍艺文部”，专门探讨与典籍和文体相关的起源问题。如关于“诗”的起源，《事物纪原》卷4“经籍艺文部”中这样记载：“《乐书》曰：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下谋》。夫乐必有章，乐章之谓诗，始于太昊之世。”B18古时之诗原本就是歌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将诗追溯至太昊伏羲之世。虽未必可依，但亦不失为一说。

又如“联句”体诗歌，《事物纪原》记载：“自汉武为柏梁诗，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联句体。梁何逊集多有其格，唐文士为之者亦众。凡联一句或二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则又联句之体也，其事见于《夏书·五子之歌》。始于汉武柏梁之作而成于何逊也。”B19这里用短短几句话，追溯了“联句”的起源，论及了“联句”在南朝和唐时的创作情况，又言及“联句”的形式，并将其起始和成型做一简短总结，可以说是一篇简明的“联句”体诗歌演变史。更为可贵的是，类书编纂者还对“联句”的起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将其与《夏书》中的《五子之歌》相联系，认为这也是联句之体。这种观点虽然未必为确论，但为后人提供了新的资料，启人思考。

3.集中前人对于文体分类的表述和总结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中，还有把前人关于文体分类的表述或总结集中在一起者。《群书考索》卷21“文章门”中列有“文章缘起类”，收录《文章缘起》全本，从而成为《文章缘起》一个重要的版本。《群书考索》将《文章缘起》中的85个文体悉数列出，显示了编者对该书及文体的重视，同时也为读者了解其文体分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与之类似的，还有《读书纪数略》，其中卷31“经籍类”列有“《文苑英华》五十四类”B20条目，所列54类文体分别是：赋、诗、乐府、乐章、骚、七、连珠、颂、赞、箴、铭、诫、制、册文、赦制、德音、诏勅、批答、蕃书、铁券文、青词、叹文、策问、策、判、表、笺、启、书、疏、檄文、露布、移文、弹文、序、传、记、论、议、问答、志、说、原、解、讽谕、纪述、碑、谥册、哀册、志铭、墓表、行状、诔、祭文。其中所列的54个类目与现今38类有别，笔者经过认真比对发现，有的是将原本归属于38类中“杂文”类的“七”“骚”“箴”“诫”等文体单独立类，将归属于“翰林制诏”的“册文”“蕃书”“铁券文”等分列;还有的是将本身合为一体的分开著录，如把38类中的“谥哀册”分为“谥册”和“哀册”等，所以导致文体类目并不一致。关注并分析这种不一致，可以发现，这实际上体现了类书编撰者自覺的文体意识和便于学人的编撰目的。因为对于初学者而言，文体类目越细越好，这样更便于取则和学习。

《小学绀珠》专门为了童蒙初学而编，为便于记诵，其大类之下又各以数词立小目，如“天道类”下分“两仪”“三才”“四大”“九天”等。出于同样的目的，卷4“艺文类”也用数词收录了很多前人关于文体的总结之语，并分列条目。如“帝书有四：策书、制书、诏书、诫敕”，“群臣书四品：章、奏、表、驳议”B21，“下通上有六：奏钞、奏弹、露布、议、表、状”，“上逮下有六：制、敕、册、令、教、符”B22，并以小字解释“册”适用于天子，“令”适用于太子，“教”适用于“亲王公主”等，“诗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B23，“博学宏辞十二体：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B24等，这种以数字立目的做法，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记诵，现在看来，这种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对古代文体进行同类总结和细类区分，当为类书收录文体史料的一种独特方式。

《骈字类编》卷101“数目门”之“七”下，除了列有很多以“七”起首的词汇，如七星、七贤、七窍、七情、七擒等外，还收录了有关“七体”的很多篇目名称，如《七谟》《七叹》《七苏》《七释》《七发》《七启》《七训》《七激》《七兴》《七依》《七绎》《七咨》《七征》《七契》《七蠲》《七说》《七辩》B25等。这种排列方式，在客观上把古代“七体”作品罗列到了一起，其中很多作品已是残篇或仅留存目，这无疑为后人搜集“七体”作品提供了检索的平台。

类书中这种把前人关于文体的总结之语排列在一起的做法，虽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学童记诵，但也在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文体整合了史料，提供了便利，启发了思路。

4.聚合文体范文和写作指导

总集，尤其是选本性总集是集中各个文体经典范文的主要文献类型。但除了总集，一些类书有时也兼具提供范文这一重要功能。由《艺文类聚》创立的“事文合编”体例，使事文并举型类书都具有了提供文体范文的功能，只不过有的是文章节录，并不是全篇照录。但也有类书以照录原文为主，几与总集功能无别。如明人冯琦编撰的《经济类编》，“大致与《册府元龟》互相出入。但《册府元龟》惟隸事迹，此则兼录文章”B26。其卷50至53“文学类”收录了很多文体的作品，如“书二十五则”“檄七则”“书问十九则”“奏记七则”“赞颂五则”“序七则”“设论十八则”等。“设论”自从在《文选》中立类以来，就经常作为一体在后世总集、别集、类书中出现。《经济类编》就选录了18篇设论体作品，皆为此类文体的典范之作，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说》、蔡邕《释诲》、夏侯湛《抵疑》、皇甫谧《释劝论》、韩愈《进学解》等。“设论”作为一种小文体，经典作品并不多，《经济类编》收录了18篇，已是不少，可作为搜集和研究“设论”文体的重要资源加以利用。《经济类编》卷54“文学类”还收录了“论文三十二则”，虽不是专门讨论文体之作，但大多是论述文章或文体的理论性作品，如陆机《文赋》、魏文帝《典论·论文》、萧子显《齐书·文学传论》、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孙何《碑解》、李德裕《文章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等，亦可作为文体论研究者搜集资料的来源。从“文学类”收录的作品来看，《经济类编》力求经典，并不芜杂，所以连一向对明代类书持鄙弃态度的四库馆臣也承认此书“网罗繁富，大抵采自本书，究非明人类书辗转稗贩者比”B27。

除了提供范文之外，有的类书还提供了相关文体的写作指导，如《玉海·辞学指南》可谓宋代博学宏词科的备考实录。唐代科举考试以试诗、赋为主，宋代主要是考制、诏、表、章奏等实用文体。所以，《玉海》卷201至204所附《辞学指南》除了收录大量的范文供考生研磨外，还不厌其烦地对很多文体的写作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如卷203“表”在《辞学指南》中分为“贺”“谢”“进书、进贡、陈表”三个类别分别进行写作格式的指导。比如“贺表”开篇应说：“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谢表”开篇应说：“臣某言伏蒙圣恩云云者”，“进书、进贡、陈请表”开篇应说：“臣某言云云臣某惶惧惶惧顿首顿首云云”B28，并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夹注解释。这种做法虽然有把实用文体过于程式化之嫌，但确实也颇便初学者借鉴和模拟，当然更有利于后人对古代文体格式和用语的学习和研究。

5.体现文体的演变规律和价值判断

类书除了提供有关文体的史料之外，有时也通过类目的增减或设置的细微变化体现出文体的发展演变规律。例如，“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臣、藩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兼有褒功与免罪功能的刻在铁券上的文字凭证。这种文体传世数量不多，就目前所见，唐代9篇，宋代1篇，金代1篇，明代存世铁券文最多。B29《北堂书钞》关注到这种文体，在卷104“艺文部”之“券契”体下列有“昆仑铁券”“铁券世袭”“匈奴作铁券”B30等有关“铁券”的条目，但尚未独立为一种文体。至唐宋“铁券”这种文体渐趋定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这在宋初人编辑的类书中就有体现。如《太平御览》卷598就收录了“铁券”文体，并与“契券”文体并列。“铁券”文体从《北堂书钞》仅列于“券契”下的条目，到《太平御览》中将其定型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正是与其文体发展历程相互照应的。这种演变历程，又通过类书收录形式和类目设置的细微变化，隐形地体现了出来。

宋人所编《翰苑新书》分为前、后、别、续四集，其中别集录宋人“劄、状、致语、朱表、表文、青词、疏语、册文、祝文、祭文之属”B31，共计12卷。其中提到的“劄”或曰“劄子”，是宋代新出现的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劄子、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牓子、録子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B32可见，“劄子”是宋代新出现并且使用非常频繁的公文文体，并留下了大量的公文作品。所以，在《翰苑新书》卷1至6就集中选录了“劄”“劄子”作为新的文体样式，将其置于首位并占据所选各种文体作品一半的篇幅。这是类书对后世新滋生文体的一种回应和体现，表现了类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所具有的反映现实、与时俱进的特点。与劄子类似的“致语”“青词”“疏语”等，也作为后世新滋生文体而在《翰苑新书》中反映出来。又如《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11“文章部”出现的“判”体，也是对唐代判文兴盛的一种回应和体现。可见，从类书著录某种文体的时间、类目和篇幅，也能反映出某一文体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兴衰变化。

除了类目的增减或设置的变化外，类书的文体排列序次也能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体观和价值观。六朝至宋代的文体排列序次受《文选》影响甚大，一般都是诗、赋居前，其他文体居后，类书中亦是如此。《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事物纪原》《海录碎事》等类书皆是把诗、赋排列于其他实用性文体之前。如《北堂书钞》在诗、赋、颂、箴等文学文体之后，列诏、章、表、符、檄等实用性文体;《白孔六帖》在诗、赋之后，列檄、射策等实用性文体;《太平御览》在诗、赋、颂、赞之后，列诏、策、诰、教等实用性文体。这是六朝以来看重诗、赋的文学观念在类书文体类目排序中的反映。

宋朝以后，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科举考试重视制、诏、表、章等实用性文体，类书文体类目的排列序次也隨之发生变化。《古今事文类聚》已出现了诏、制居前，诗、赋居后的文体序次变化;《小学绀珠》在“艺文类”排列条目时，也是把“帝书”“群臣书”“王言之制”等实用性文体排列在前，而把“诗二十四名”“赋二十体”等条目放之于后;《御定渊鉴类函》“文学部”更是把诏敕、制诰、章奏、表、书记等实用性文体排列于前，而把诗、赋、箴、铭、连珠等文学文体置之于后。《太平御览》因编成于宋初，未及反映此种变化。这种诗、赋居于实用文体之后的新变化，与《北堂书钞》《白孔六帖》等书中诗、赋居前的文体排列序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实用文体中，又常常把诏、制等“帝王之书”置之于首。这些都体现了王权政治下重视社会功用、等级秩序的文体价值判断B33。

综上所述，类书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亦是文体学资料的渊薮和宝库。《四库全书》子部类书通过不同的文体收录方式，保存了常见与稀有文体的丰富史料。同时，类书在类目的设置与序次的安排上，亦能体现出不同文体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并能据此反映出相应的文体观和价值判断。《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乃至更多类书所具有的文体学价值不容小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

②B33吴承学：《类书与文体学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期。

③B30〔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6、512—513页。

④⑤⑥〔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9、681、680页。

⑦〔宋〕叶庭珪：《海录碎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5—816页。

⑧⑨⑩B11B21B22B23B24〔宋〕王应麟：《小学绀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0、471、477、478、470、471、477、478页。

B12B13B14B20〔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1、432、436、428页。

B15B17〔宋〕李昉：《太平御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1页。

B16〔汉〕刘熙：《释名》，中华书局，2016年，第89页。

B18B19〔宋〕高承：《事物纪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103页。

B25〔清〕吴士玉、沈宗敬等：《骈字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6—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