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辉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下沙河故城（俗名“大破城”，又称“破城子”）遗址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西北约8 公里处的大破城村与下沙河村之间，坐标为东经87°35′41″，北纬 43°59′58.89″，1999 年被列为昌吉回族自治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文献缺载，学界对于该城的建造年代、毁弃年代及相关历史一无所知。自清代以降，或被视为“乌鲁木齐旧址”，或被比定为唐代的俱六城，或被比定为唐轮台城，而诸说又都未能列出可信的文献依据。笔者曾于1984 年8 月和2012 年10 月先后两次前往考察，本文根据考察记录对该城建造时代及相关历史试加探讨。

一、下沙河故城不可能是唐代所建

故城遗址呈长方形，东西宽355 米，南北长460 米。西、北两面的城墙遗址基本完整，均有密集的马面，西城墙有8 个，北城墙有5 个，北城墙中部开一城门，系瓮城门。东城墙偏北处有一直角形转折，似为羊马城。南墙已荡然无存（见图1-5）。城东不远处为乌鲁木齐河旧河床（又称“下沙河”），城东南角有一处墓地，年代不详。

该城的形制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特点，相当于县城规模。李并成先生曾指出：“河西汉代县城城郭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度多为200~300米，周长一般1000~1400 米左右……至于汉代河西郡城规模则较县城大出许多，一般周长为县城的2倍以上，面积为县城的4 倍以上”①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1 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50 页。。家父李正宇先生进而指出：“北朝及隋唐时期河西县城规模亦如此。”①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天山东、中部地区自前2 世纪开始便与河西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据此判断，下沙河故城（大破城）应为一县城规模。

图1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北城墙马面遗址

图2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北城墙遗址

图3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东北角楼遗址

图4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遗址西北角图

图5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西南角楼遗址

城墙为夯筑而成，夯层8～10 厘米，墙基宽约6～7 米，残高约3 米。东北、西北、西南各有角楼遗迹，而尤以西南角楼遗迹保存较好，约高6 米，宽12米。因当地农民脱土坯取土已毁坏，尚残存长约16米的一段。该角楼遗址为整个遗址的最高处。或因取土，呈陡壁状，有洞穴，中有鸟巢。周围弃有青砖及带有花纹图案的残瓦片，南10 余米处有一小渠，渠南为一条宽20 米，深4～5 米，长约 100 余米的沙沟，似为近人拉运沙石所致。

城内北部沿北墙至南约90 米的一段，地势普遍较南部约低1 米，西北角有一废弃泉眼。笔者第一次考察时曾听当地老人说，解放初，城内生长有一人高的芦苇，现已垦为耕地，曾有何建筑已不可考。20 世纪50 年代平整土地时，曾挖出过铜器、铁器和钱币，现民间尚存有城内出土的铜壶。城中沿东北、西南走向修有一条马路，东部路西侧有数处建筑遗址。有少量散弃陶片，质地为夹沙红陶和灰陶。据说从该遗址中挖出过方砖、陶罐等物。笔者曾在西墙内侧见一块残铁片，由于锈蚀已难辨为何物，城内其余各处遗物较少。

据村民告知，“文革”期间，当地一位名叫潘军的农民在城南约70 米处的自家院内（笔者第一次考察时已迁往村南）挖出一个陶罐，内有20 公斤的钱币（据说共三种钱），后作废铜处理了。所剩10余枚据说交由县上来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带走。经再三请求，女主人又找出一枚乾隆通宝，两枚光绪通宝，并证实是原罐中之物。出土钱币可证，故城周边在清光绪年间仍有住户。

早在笔者考察之前，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于1983 年对该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王炳华先生根据古城地表文物残片及故城东北角一口现代机井壁剖面所见堆积文化层推断，故城应在唐代便已存在，至清代仍在使用。王炳华先生在《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文中写到：

古城地表，见清代文物，为清代钱币、炼锅等。但也明显可见古代文物共存，最主要的标本是多量灰陶器：为小口平底瓮，深腹双耳，器表饰波形纹；大口折肩瓮，唇部厚达5 厘米，可见完整时的宏大器度。这类陶器，是新疆地区唐至西辽、元代常见的标本。这启示我们，古城，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古城东北角，有一口现代机井，机井相当深，无异于替我们在古城内打了一口相当深的探井。从井壁剖面，可以清楚观察到因古代居住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层层堆积，初步测量，这些堆积物厚达4 米上下，这更加有力的（地）表明：古城沿用时间是相当长的。就在这一井穴内，距地表四米深处的井壁上，我们发现了三件标本。一件直口小坩埚，口径2 厘米、器腹深 3 厘米，黄褐色，轻质，内壁见绿色铜渣。其二，泥质陶片，器表饰黄陶衣；其三，敞口深复（腹？）盆，口径达30 厘米，轮制，泥质，陶色黄褐。这几件标本，都明显与城内地表所见多量灰陶器不同，说明不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存。这个事实，也进一步肯定了古城曾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历史风雨①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新疆文物》，1987 年第 3 期。。

设如上文所言，这些文物残片意味着下沙河故城（大破城）可能在唐代便已存在。然而，检索《通典·州郡四·北庭府》条、《元和郡县志·陇右道·庭州》条、《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及《新唐书·地理志四·北庭大都护府》条皆无该城的记载，甚至连成书于13 世纪中叶的《海屯行纪》中也无该城的记载。如果说《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和《海屯行纪》是按自东而西的行进路线记述的，而该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又不在“新北道”的交通路线上②李树辉：《丝绸之路“新北道”中段路线及唐轮台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3 期。，不见于记载尚能理解；但《通典·州郡四·北庭府》条、《元和郡县志·陇右道下·庭州》条及《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是记载北庭府所辖县镇的，下沙河故城相当于县城规模，亦无记载。据此判断，当非唐代所建。

陈戈先生认为，《海屯行纪》所记的“曲鲁格似即唐地志的俱六城，约在今米泉”③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 年第3 期。。薛宗正先生也比定“俱六城”为“今米泉古城”④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356 页。。米泉（现为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境内仅有下沙河故城这一处故城遗址。然而，该故城地处冲积扇坡地，明显与“俱六城”即《海屯行纪》所记的“曲鲁格”（Kullug，＝kφllyk，有湖之地）⑤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7 页注释②。之语义不符。另按里程来看，也明显与《新唐书·地理志》有关俱六城距轮台县“百里”，轮台县距张堡城“百五十里”的记载不符。1 唐里为 559.8 米⑥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百里”约为 112 今里，“百五十里”约为168 今里。此外，两位学者皆未能注意到轮台为新北道唯一征税点，且是俱六城守捉和张堡城守捉间唯一一城的记载⑦薛宗正先生曾注意到北沙窝南缘的北道，但忽略了“碎叶道”在抵达“俱六城”（六运故城）后转向西北，抵近北沙窝南缘西行的路线，误将阜康—古牧地—昌吉一段视为必经路段（薛宗正：《唐轮台县故址即今昌吉古城再考》，《昌吉学院学报》2011 年第4 期）。这也正是导致其将今昌吉古城考证为唐轮台县故址的重要原因。。俱六镇无疑就是位于阜康市九运街镇破城子村西1.5 公里的六运故城。故城以西为大面积湖泊湿地（现故城西北为冰湖水库），正与kφllyk（有湖之地）的语义相合。《元和郡县志》称“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⑧〔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庭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1034 页。，而下沙河故城却明显不“当碎叶路”。

自8 世纪末以降，直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前，仅元代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滕竭儿（今阜康市）等地进行过移民屯垦，但屯田人数、规模和时间都有限。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冬十月癸丑（1286 年11 月7 日）“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同年十一月戊辰（12月2 日）“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①〔明〕宋濂等：《元史》卷 14《世祖本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93 页。，二十七年春正月庚申（1290 年2 月26 日）②〔明〕宋濂等：《元史》卷 14《世祖本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33 页。。由于屯田“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③〔明〕宋濂等：《元史》卷 14《世祖本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505 页。。这期间，由于阜康—古牧地—昌吉一段之南道尚未开通，东西交通一直沿用湖泊湿地北缘和沙漠南缘间的北道。其时，下沙河故城（大破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亦不在东西交通路线上，若谓其为元代屯居之城也不太可能。

明末清初，蒙古准噶尔部连年征讨，统一了厄鲁特四部。下沙河故城所在地区为和硕特部游牧之地。笔者推测，该城当是和硕特部于明朝末年修建。当然，对该城建造年代的最终确定还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掘。

二、下沙河故城毁弃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之后

下沙河故城（大破城） 的建造年代虽难以确定，但将其毁弃时间确定在清乾隆三十年（1765）之后当大致不谬。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博学著称的纪昀（晓岚）因“漏言获罪”谪遣乌鲁木齐，1771 年获赦召还。他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

双城夹峙万山围，旧号虽存旧址非。

孤木地旁秋草没，降蕃指点尚依稀。

诗中的“双城”分别指位于红山之侧的迪化城和该城以西的满城。祁韵士（1751—1815）撰：《西陲要略》卷2：“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创筑于红山之侧，名迪化。城门四：东惠孚，西庆丰，南肇阜，北憬譓。其南郭接连旧城一，则初定此地时协镇驻扎所筑也。三十七年（1772），去迪化城西八里筑一城④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版，第47 页。诸书关于创筑新城的时间，记载多有不同。《西域图志》卷10《疆域三》：“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创筑于红山之侧，赐名迪化城。”《新疆图志·建置一·迪化府》所记亦同。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考订落实。。”所谓“旧号虽存旧址非”是说虽沿用了旧名而城址有变，“孤木地旁秋草没，降蕃指点尚依稀”则明言其旧址所在，同时暗示该城已遭废弃。作者在自注中说：“乌鲁木齐旧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约近孤木地屯，额鲁特人能道之。今地俗称红庙。庙址在旧城之东，不知何代之庙，因以名地，亦不知始于何人也。”⑤〔清〕纪晓岚著，郝浚、华桂金、陈效简注：《乌鲁木齐杂诗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8 页。

由此“双城”向北“四五十里”的所谓“乌鲁木齐旧地”，正与下沙河故城（大破城）遗址相当。岑仲勉先生亦支持纪晓岚之说，称“乌鲁木齐旧址在今古牧地左右”⑥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182 页。。薛宗正先生因主张昌吉故城为唐轮台城而将下沙河故城（大破城）比定为唐代的俱六城⑦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356 页。。然而，据《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俱六城距轮台县“百里”（约 112 今里），轮台县距张堡城“百五十里”（约168 今里）⑧〔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047 页。，此说显然与文献所载诸城间的里程不符。俱六城在《海屯行纪》中称作“曲鲁格（Kullug）”⑨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5 页。，哈密尔顿将该词考订为突厥语kllyk（有湖之地）的音译⑩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7 页注释②。。据笔者考证，俱六城也便是位于阜康市九运街镇破城子村西1.5公里的六运故城，故城西北原为大面积水泽（现为冰湖水库），正与kllyk（有湖之地）的语义相合；而下沙河故城（大破城）地处冲积扇坡地，明显与“有湖之地”之语义不符。

据前引纪昀（晓岚）诗自注可明确，该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已毁弃。值得注意的是，徐松《西域水道记》明确称准噶尔汗国时期“噶尔藏多尔济卓帐处，在今孤穆第西十五里”⑪⑪〔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85 页。。成书于清宣统三年（1911）的《新疆图志·道路一·迪化大道》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又自城东北四十里之古牧地向西行，由西二渠水口上十五里至破城子（准部时宰桑噶尔藏多尔济卓帐处也。《水道记》噶尔藏多尔济卓帐处，在今孤穆第西十五里）。三十五里至头屯河，西与驿路会（此亦车行孔道，避弧就弦，较绕由省城近一日程）。

“宰桑”为汉语“宰相”的音转，“噶尔藏多尔济”本为准噶尔汗国的大台吉。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为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同年三月壬寅（1755 年5 月9 日），噶尔藏多尔济率所属降清①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77 页。。二十二年十月丙寅（1757 年 11 月 18 日），乾隆皇帝根据兆惠等奏，“著黄廷桂于绿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即遵谕速行”②《清实录》第17 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42，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版，第982 页。。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安置退役清兵在此屯垦③〔清〕和宁：《三州辑略》卷 4《屯田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122 页。。至二十六年（1761）时，“乌鲁木齐五村屯田，大小麦收成约四万五千九百石有奇”，“乌鲁木齐收获粮石甚多，除足敷兵丁口食外，尽有余积”，“乌鲁木齐谷石极丰，折给官兵，愿领者少”④《清实录》第 17 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42，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版，第 206、173、175 页。。之后又分别于二十七年正月（1762 年1 月25 日至1762 年 2 月 23 日）、四十一年十一月（1776年12 月11 日至1777 年1 月 8 日）、四十二年十二月（1777 年 12 月 30 日至 1778 年 1 月 27 日）和四十三年九月（1778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8 日）由张掖、山丹等地派拨户民，赴乌鲁木齐屯田⑤〔清〕和宁：《三州辑略》卷 4《沿革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17-18 页。。

随着大批屯户的迁入，天山北麓始出现许多新的屯居点。《西域图志》记载：“迪化直隶州（旧为乌鲁木齐）三千四百九十六户，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一名口。昌吉县（属迪化州）四千三百三十二户，一万九千七百三十四名口。绥来县（属迪化州）二千二百五十二户，七千六百二十四名口。阜康县（属迪化州）四千三百五十户，一万八千四百五名口⑥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461-462 页。。”三十年（1765），清廷将噶尔藏多尔济部众一千户额鲁特从乌鲁木齐调迁到塔尔巴哈台，编为四个苏木。噶尔藏多尔济后在内乱中被杀，其原居之城亦遭废弃。《西域水道记》称该城为“宰桑噶尔藏多尔济卓帐处”应有所据。大破城遗址出土的乾隆通宝和光绪通宝可提供间接的证据。

此前将大破城称为“乌鲁木齐旧地”或“乌鲁木齐旧址”明显有误。《西域图志》卷10《疆域三》：“乾隆二十年正月（1755 年 2 月 11 日—3 月 12日），大兵进讨准噶尔，噶勒丹多尔济率其属，望风降，地皆内属。有旧城，周可三里，赐名迪化。别于旧城北建迪化新城。”又载“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创筑于红山之侧，赐名迪化城”。《新疆图志·建置一·迪化府》称：“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创筑于红山之侧，赐名迪化”，“乾隆二十年（1755），定西将军永常进讨库木诺雅特游牧之昂吉噶勒丹多尔济，以乌鲁木齐降，防军筑一垒，周三里。”

关于迪化新城的创筑时间，诸书乃至同书的记载多有不同。清末学者李恢垣著《汉西域图考》卷3：“迪化州城在巩宁城东八里红山嘴地，乾隆二十一年军士始筑土城。三十一年，再于其北展筑新城。南郭接连旧城，赐名迪化。”⑦〔清〕李恢垣：《汉西域图考》卷3，台北：乐天出版社，1974 年，第254 页。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考订落实。虽则如此，却可据此断定，“周可三里，赐名迪化”的“旧城”当在“迪化新城”之南，应为今乌拉泊故城。该故城内曾陆续出土过唐宋时期的陶罐、陶瓮、莲纹方砖、钱币及玉器等，地面也曾发现辽、元时期遗物以及清代从乾隆到光绪各朝的铜钱，足以印证。

在平息准噶尔叛乱后，随着迪化新城的建立和其地位的提升，乌拉泊故城转由屯垦农户居之。此前，乌拉泊故城和下沙河故城都曾被学者们推定为唐轮台遗址。从两城遗址密集的马面和城门带有瓮城的形制上看，虽然都具有军事性质，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却很难与军事重镇唐轮台相提并论⑧李树辉：《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与兴盛》，《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笔者已考证，乌拉泊故城是始建于汉代的“小金附国”之都城、唐朝于649 年所设葛逻州之州治、662—663 年间或稍后所设金附州都督府的府治，亦是称名为“乌鲁木齐”的最早的城⑨李树辉：《乌拉泊古城新考》，《敦煌研究》，2016 年第3 期。。和乌拉泊故城一样，下沙河故城从形制及规模上看，亦为“防军堡垒”，但“孤木地旁秋草没，降蕃指点尚依稀”诗句表明，该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已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