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到处可见上层贵族与底层社会等多种社会阶级之间的语言、文化、观念碰撞，不同社会阶级的人物形象丰富，不礼貌语言现象大量存在。本文以解構主义的视角，基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分析《亨利四世》中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研究发现，剧中人物的不礼貌言语一方面客观展示了上层贵族与底层市井混迹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也暗含多种权力中心的颠覆与解构。

关键词：不礼貌言语;延异;解构二元对立;权力颠覆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莎翁历史剧产生的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鲜明的主题倾向导致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焦点一般集中在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观、政治观和道德观分析。此外还有较多的研究着重批评与分析福斯塔夫的人物形象。然而，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亨利四世》中的不礼貌语言的研究很鲜见。从语言上看，尤其是来源于不同阶层的不礼貌言语，体现出一系列的意义延宕;再从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设置上看，这部作品暗含多种二元对立元素，例如王党与叛党的对抗，国王与王子，上流贵族与底层市井，主人与仆人等，这些罗格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在普遍的认知中一目了然，但又在戏剧人物的不礼貌言语表达中逐渐消解，消解的过程中又伴随着诸如王权、男权、夫权等权力中心的颠覆。

二、礼貌与不礼貌的同质和差异性

人们似乎认为礼貌与不礼貌的差异不言自明，甚至认为可将这两对行为划分到根本对立阵营。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起，学者们大多关注礼貌言语行为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丰富，如Leech（1983）的礼貌原则，Brown & Levison （1978） 的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5种礼貌策略模型等。系统性的礼貌现象研究越来越成熟，而对不礼貌现象的关注却极少。直到Culpeper（1996）首次系统性阐述不礼貌的定义，论述内在性不礼貌和讽刺性不礼貌的概念，反对Leech （1983）认为“冲突性交际行为相对边缘化”的看法，还提出对立的5种不礼貌策略用于面子攻击。在学界，不礼貌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Bousfield & Locher（2008：3）仍然对“不礼貌”总结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不礼貌是在特定语境下的面子威胁行为。礼貌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双方面子，不礼貌的本质则大多是威胁对方面子、冒犯他人、产生冲突等。但事实上，极端礼貌与极端不礼貌方才构成这种完全对立的意味，但也存在这种情况，关系亲密却使用官方疏远的称呼反而显得不礼貌，又或者关系亲近适当地使用不礼貌的话语，反而更能显示对话双方的友好亲近关系。这至少证明，礼貌与不礼貌并非一直就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从“延异”的概念来看待礼貌与不礼貌语言策略，二者之间并非单纯对立，而是存在许多隐藏的不稳定因素，双方是相互依存的。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礼貌与不礼貌之间应该有一个连续体，不同程度的礼貌或不礼貌都可以从这个连续体中找到其位置。礼貌与不礼貌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相当模糊。在《亨利四世》中经常伴随着礼貌与不礼貌的连续体中，如亨利王子与福斯塔夫等人经常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当哈尔称福斯塔夫为肥头肥脑的东西“ye fat-kidneyed rascal”，更能体现他们的玩伴关系，这在读者观众或者福斯塔夫本人眼里或许并没有感到被冒犯的意思，反而更像是一种玩笑话。

如果要问礼貌与不礼貌之间哪一个先在人类语言现象中产生，恐怕难以解释清楚。德里达（1982）在《哲学的边缘》中解释道，“延异”基于符号学产生，存在产生差异的因素，是人们理解意义时产生差异的起源，也是一切事物或语言现象之间的差异。礼貌与不礼貌是从一开始就在一起，谁也不是谁的起源。但如果只从历史的一个阶段来看，可以将不礼貌视为礼貌的差异变体。在差异的运动或者说踪迹的游戏过程中，礼貌这一同一体颠覆了礼貌原来的意义，撒播出更多的差异和差异变体，例如粗鲁、冒犯、失礼、唐突及不礼貌等。

三、礼貌对不礼貌的压制和推动

日常交际中，人们大多表现为礼貌对话，Leech（1983： 105）提出的冲突性言语表达在人类语言行为中相对“边缘化”，因为社会中人们需要秩序，需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总是表现出不礼貌是不合理的。但即便如此，礼貌仍不能也无力完全抹杀不礼貌，无论是出于情绪发泄，或是维持制度管理，还是文学创作需求，不礼貌是不可能在礼貌的压制下消失的。因为两者互为差异替补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在延异概念中，对某一概念或符号的理解，往往只是存在关联性，通过一环接一环的关联与解释，方可正中目标，取得最合适的语义。虽然不礼貌语言在所有的语言现象中出现得较少，但是在特定的语篇当中出现得频率较高，有的甚至扮演中心角色，例如军队训练、法庭辩论、交通管制等等。

不礼貌言语是生活当中不容忽视的一种语言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语言当中，在各种文本中的体现也非常丰富，例如电影、小说、戏剧、电视节目等等。其中莎士比亚戏剧在故事情节构造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产生大量的不礼貌语言，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以部分史实为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莎翁的生活经历场景，因而历史剧中语言现象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经典佳作，内容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国王，下至流氓，社会距离是不礼貌言语产生的一大来源。

四、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

“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创的词汇，这个词本来在法语词汇中是不存在，是德里达将法语词“差异”différence中的e替换成了a。“difference”和“différance”这两个词的发音一样，只有当它们被书写出来时才可以被辨别，这种情况对于德里达而言是对传统的音位中心的一种例证反驳。

六、结语

礼貌与不礼貌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们不是一个深层的整齐匀称的二元对立系统内，而是处在一个无止境的差异链条系统内，相互指涉。德里达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取决于由相关复杂的符号网络，在通过理解相近语言符号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差异，意义总是被这种差异流动所延宕，在流动中不断出现新的差异，新的差异不是走近语义的获得，而是通向新一轮的延宕。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不礼貌言语也是如此，文字对言语的再现是不完备的，其间必然存在意义的延异，戏剧人物的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反映該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及罗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更具体的表现为上层贵族社会地位、王权、主人权力、夫权、男权等权力的颠覆。

参考文献：

[1] Bousfield， D. & Locher， M. A. Impoliteness in Language： Studies on its Interplay with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

[2] Brown， P. &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6，25（3）.

[4]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translated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5]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周敏萍（1994-），女，广东清远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外国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