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佑

摘 要：本文从宗教心理学视角对红山女神的信仰内涵及信仰体系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红山文化至牛河梁阶段已具有较为完整的信仰体系并至少包含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女神崇拜三个部分，前两者产生时代较早，后期三者同时存在。其中，小型女神像是红山先民促进生育及丰产的巫术用具，大型女神像依其体型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代表创始祖先女神、次级女神、女神代言人（女萨满），动物雕像则是红山文化社会联盟中不同部落的氏族祖先神，从属于女神崇拜。

关键词：红山文化;女神信仰;原始巫术;图腾崇拜

一、研究综述

女神信仰是红山文化較中华境内其它考古学文化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红山文化是我国已发现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唯一一个有明确女神信仰的文化，对研究我国史前文化、原始宗教具有珍贵的样本价值，但国内外相关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常见的女神信仰内涵有：1.对生育力量的崇拜，可指人类的繁衍，表现为孕妇形象（生育女神）;也可指粮食的丰产，表现为大地母亲的形象（丰产女神）[1]。2.对阴性能量的崇拜，可指智慧、美、爱、慈悲等，表现为雅典娜女神、维纳斯女神、观音菩萨、圣母等。3.母系社会下的祖先崇拜。受西方史前遗址出土资料特点的限制和西方社会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国外的女神研究往往集中于前两种类型。国内的女神研究则集中在考古学、社会学、文化艺术等领域，运用国外相关理论对本土现象进行解释和定位，在阐释及论证深度方面稍显欠缺。

仅就红山女神研究而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考古学界。几位经验丰富的学界前辈判断红山女神当为母系社会祖先崇拜的遗存，且已发展到较高阶段，并与其它多种动物图腾崇拜共同组成了一个信仰系统。其中，红山女神居首位，其它图腾动物为辅;不同体型大小的女神或可细分为一个女神系统，其中体型最大的主神或许超越了具体的祖先崇拜，成为整个红山文化崇拜的保护神[2]。此外，我国学者还从文学视角指出东北地区萨满女神与红山女神的联系，为红山女神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由于国内外关注该问题的学者较少且相关研究有渐趋冷却的趋势，关于红山女神像类型划分、内涵阐释、信仰关系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据此，本文从宗教心理学视角入手，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相关理论，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红山女神像类型及内涵研究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红山文化女神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向前可至少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向后有可能以萨满女神的形式在我国东北地区延续[3]。红山文化女神像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为小型陶塑裸体孕妇倚坐像。由于这些女神像体型较小且多为孕妇形态，我国学者据此推测这是红山先民崇拜生育、丰产女神的证据。直到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由于女神庙中的女神像孕妇特征并不明显且体型巨大，我国学者才进一步推测红山先民的女神崇拜应属祖先崇拜，但同时仍强调不可忽视生育、丰产女神的内涵[4]。而从宗教心理学视角来看，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是否红山女神像本就具有不止一个内涵？换言之，红山女神是否可细分为不同的信仰类型？

（一）红山女神像类型划分

红山文化出土的女神像可以较为明显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种体型较小（以厘米计量），女性特征明显（生殖器、孕妇形态），且多带有某些附件或造型特点，显示该神像可能被插入土地或置于某些器具之上。另一种则体型较大（以米计量），女性生殖、生育特征不明显，姿势以坐姿为主，显然是专门用于祭拜的雕像[5]。这初步印证了前文的假设，即红山女神具有不止一种的信仰内涵，不同信仰内涵的女神像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小型女神像应属于原始巫术类用具，其背后是掌管生育、丰产的“大地母亲”，是原始人朴素自然崇拜的延伸，其产生时间应早于大型女神像。而大型女神像则是更为晚期发展出来的、更为高级复杂的信仰对象，且进一步发展出一个较为完善的信仰体系，包括创始主神、次级女神、女神代言人以及居于从属地位的氏族祖先神（动物图腾）。

（二）小型女神像——促进生育、丰产的原始巫术用具

就小型女神像本身而言，其有三个特点非常符合宗教人类学家对原始巫术用具的描述：一，造型小巧，便于携带和使用（若用来祭拜，则体型过小）。二，造型上往往有“使用功能”的体现，如腿足呈圆锥形以便于插在地上或雕像附有底座。若就此推测小型女神像在使用中被插入土地以便与大地母亲相连，或从大地中汲取生育能量，或向大地注入丰产能量，这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三，出土场所有明显的祭祀活动痕迹，即使该场所有神庙，小型女神像亦没有出土于神庙之中，这一方面与祖先崇拜的内涵不符，另一方面却与巫术仪式类活动相吻合。

而若从宗教发展规律及原始思维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信仰观念诞生的逻辑顺序来看：1.生育女神和丰产女神更符合原始人类的思维特质及生活需求，是人类早期的信仰。2.智慧女神、创世女神等更为抽象的女神信仰则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特质，是人类晚近的信仰。其次，据考古资料显示，红山文化出土年代最早的女神像距今7000年左右（为小型女神像），历史分期属于红山文化前段初期。从时间上来看，红山文化本身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其女神信仰应属于原始先民朴素的对生命孕育力量的崇拜，既包括族胞的繁衍，又包含基于生存需求对食物富足的希望。

因此，小型女神像其较早的年代、较为粗糙的制作工艺与代表生育女神及丰产女神的“大地母亲”更为吻合，据此可以推测，小型女神像较大型女神像产生更早，是原始人“互渗”思维影响下、进行“模拟巫术”时使用的道具[6]。其功能有可能是双向的或单向的，但应该不会超出“通过将女性生育能量传递给土地来促进大地丰产”及“通过将大地的生产能力传递给孕妇以促进其生育、多子多孙”的范畴。

不过，此处需要特别论述一下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小型倚坐式女神像。相较于其它小型女神像的立式造型，东山嘴小型女神像的造型特点更接近牛河梁女神庙中被祭拜的大型女神像，考虑到东山嘴遗址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同属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大凌河流域类型，且两处遗址相聚仅为50余公里[7]，故推测东山嘴小型女神像或许兼具巫术与祭拜两种内涵，甚至东山嘴遗址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之间有某种内在演化或功能性关联。但鉴于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此结论仅为假设。

（三）大型女神像之三倍真人大小女神像——创始祖先

据考古资料显示，除前述造型特征外，牛河梁女神像还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蒙古人种脸型特点;2.裸体;3.以玉为睛;4.陶泥制作，内腔为空，腔内发现人骨[8]。这样的女神像有什么样的信仰内涵呢？结合前述结论，如果红山先民已将对生育女神、丰产女神的朴素崇拜以小型女神像的原始巫术形式予以安放，那么牛河梁大型女神像多半会具备更为高级的信仰内涵，同时亦可向下兼容保佑生育、丰产的大地母亲内涵。如此，大型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则有以下几种可能：1.阴性能量崇拜;2.创世神崇拜;3.祖先崇拜;4.创世神性质的始祖，但始祖比重更大（即创始祖先）。

首先，从原始思维的角度来分析，考古人类学研究显示，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其大脑容量及智力潜能水平已与现代人趋近[9]。但原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远没有现代人发达，而是更为实用、具象、单一[10]。这意味着原始先民较难产生出复合神的观念，更难产生出“唯一至上神”的观念，因为后者往往是人类在多神崇拜的基础上，随着抽象思维能力逐步发展而产生的，其产生年代通常会晚于红山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因此可推测大型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并不是某种阴性能量（爱、智慧、慈悲等）的象征，更不是全能至上的唯一神（即创世神），但不排除已具备创世神某些朴素内涵的可能性。

其次，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母系社会早于父系社会，鉴于红山文化尚无男神、父神崇拜的迹象，牛河梁女神像的信仰内涵有可能為祖先崇拜。但就祖先崇拜而言，又可以细分为家族祖先、氏族祖先、整个部族的创始祖先;而结合考古发掘资料，牛河梁出土的大型女神像从体型大小上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三倍真人大小的、两倍真人大小的、真人大小的，且不同大小的女神像出土位置亦有所不同。这或许意味着大型女神像可细分为不同的信仰内涵和信仰等级——从众多女神出土的位置来看，三倍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出土于女神庙主室居中位置，其它女神像则或出土于主室其它方位，或出土于其它侧室，故相较于三倍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另外两种女神像的信仰地位是次级从属性质的。据此至少可以推测出，三倍真人大小女神像有可能为红山先民的创始祖先，而两倍真人大小、真人大小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那么，这位女性创始祖先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呢？如前文所述，从原始思维的角度来看，由于红山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够发达，因此并不具备凭空创造出一位高度抽象创世神的能力，但可以做到将某些属性或能力投射给某位历史人物，从而创造出一位神力非凡的祖先神;同时，红山先民的思维发展水平也可以做到将某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因其突出的事迹或能力）神化为信仰对象。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要成为红山先民崇拜的人化神，存在于历史之中都是前提条件。但具体而言，“存在于历史之中”亦有多种情况，如家族祖先往往是氏族成员曾认识、接触过的人物，而创始祖先则更可能是基于部落世代相传的传说。鉴于真人大小女神像典型的蒙古人特征，可推测三倍真人大小、两倍真人大小女神像应均具备这一特征，考虑到距今5万年前蒙古人种就在我国境内初步形成且具普遍性，故三倍真人大小女神像为红山先民远古始祖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年代久远，红山先民可能并不真正认识这位始祖，但始祖的事迹以传说的形式代代相传，至红山文化中晚期，当红山先民的思维水平、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出于单纯的信仰需求或团结社会的现实需求，红山先民将始祖传说转变为明确的信仰，将始祖由人神化为神，并赋予其很多神圣能力及伟大事迹，其中或许包括创世功绩。

（四）大型女神像之二倍真人大小、真人大小女神像——次级女神及神之代言人（女萨满）

如果牛河梁最大型女神像的信仰内涵是红山先民的创世始祖，那么其余两种大小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又是什么呢？就宗教人类学的视角而言，祖先崇拜是仅晚于灵魂崇拜、灵力崇拜（即自然崇拜、原始巫术）的原始信仰，因此，将牛河梁其它女神像的信仰内涵确定为祖先崇拜是符合宗教发展规律的。而从中国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各地域、各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其均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强调血亲关系，无论这种血亲关系是母系的还是父系的、家族性质的还是家庭性质的[11]。这一特质始终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敬天法祖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祖先信仰在我国原始先民宗教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除此之外目前尚无其它考古学资料能够证明其它体型相对较小的牛河梁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即祖先崇拜，因此还需要深入探讨、另辟蹊径。

首先要考虑的是，已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中，是否有其它信仰对象充当了祖先崇拜的载体。如果确实能够找到比其余大型女神像更有可能性的对象，那么女神庙中其余大型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就不必然是祖先崇拜。而相关发掘资料显示，牛河梁女神庙遗址除出土大小不一的女神像外，还出土了另一种具有明显崇拜对象性质的遗存，即种类两种以上的大型动物像，已经明确的有野猪龙、禽类，这是明确的图腾崇拜的证据。而图腾崇拜的内涵之一即氏族祖先崇拜（而非具体的历史人物祖先），即使红山先民仅仅将上述图腾动物作为各自氏族的标志，但根据宗教人类学的经典理论，氏族图腾之所以能够成为氏族图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氏族成员将自己视为图腾动物的子孙[12]。

那么，假如大型动物像是红山先民的氏族祖先崇拜对象，女神庙中其余大型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就变成以下几种可能性：1.次级女神;2.某个家族的女性祖先;3.女神的人间代言人，或为氏族部落的大巫。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注意到牛河梁女神像的一个特殊之处，即考古学家在某个女神像的空腔中发现了可能为人骨的证据[13]，这表明，至少真人大小的女神像有很大可能是某位真实历史人物的纪念雕像，而二倍真人大小的女神雕像则更有可能象征着抽象程度较高、衍生于创世始祖、象征始祖某方面神力的次级女神。

首先来探讨二倍真人大小的女神像。一方面，就此类女神像的大小和红山文化较长的延续时间，推测二倍真人大小女神像为某一具体历史人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从红山先民的思维水平角度来看，在已有创世始祖女神的前提下，红山先民是有能力创造出衍生于主神、象征主神不同神力的次级神的。同时，学界一直没有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也有参考价值，即：红山文化女神信仰在红山文化之后何去何从了？是彻底消失，还是以某种形态继续传播？由于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此处仅做简要探讨：纵观我国本土宗教信仰，与女性有关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如女娲、精卫等;二是道教神仙系统中的西王母等女性神仙;三是民间信仰中的妈祖等女神;四是我国东北萨满教传统中的萨满女神体系。其中，道教及民间信仰产生于较晚近时期，一方面肯定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人也具备了高度发达的抽象思维，有能力创造出象征阴性能量的抽象神，故此二者与红山女神的关联没有其余两者密切。而就上古神话女神及萨满女神而言，从时间上看都有可能是红山女神的演化及变体，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萨满女神体系，其创世始祖女神、次级女神、女神人间代言人（女萨满）的详细信仰谱系为研究红山文化女神信仰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红山文化确实存在着地域上、时间上的密切关联，甚至已有一定数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暗示着二者间的文化传播关系[14]。据此可以推测，二倍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其信仰内涵应该是衍生于创世始祖女神、象征主神不同神力的次级女神。

其次来探讨真人大小女神像。在明确了大型动物像及二倍真人大小女神像的信仰内涵后，真人大小女神像其信仰内涵的可能性就剩下：1.某个家族的女性祖先。2.女神的人间代言人，或为氏族部落的大巫。3.巫王。此时再联想前述的两个信息，一是真人大小女神像中发现人骨，二是东北萨满教女萨满的传统，可以推测出这样几点结论：1.真人大小女神像应有实在、具体的历史人物。2.这个女性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享受入庙祭拜的殊荣，与始祖神、次级神共处于神庙之中，必然同始祖女神、次级女神关联密切，很有可能是女神的人间代言人——大巫乃至巫王。3.由于从考古发掘资料上看红山文化有显著的母系社会标志，其所处历史时期也与母系社会晚期相吻合，因此亦不能排除真人大小女神像是家族祖先的可能性。要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考量因素，即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的积石冢。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牛河梁遗址除坛、庙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按等级规劃的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内部也有规格上的不同，少数中心大墓建筑更为复杂精细，出土玉器数量多、做工精美，其余小墓也有少量玉器出土，或没有陪葬品[15]。但无论如何，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问题在于，这些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身份的红山先民呢？首先，考虑到红山文化的规模，此处埋葬的应该不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全部红山先民，而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社会成员——其中心大墓中埋葬的应该是掌握军权或神权的重要人物，不同墓群的中心大墓可能埋葬的是首领部落（野猪部落）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也可能埋葬的是社会联盟中不同部落的领袖人物。其次，中心大墓中埋葬的人物究竟是神权领袖、军权领袖、还是二者结合的领袖呢？这需要以玉器在红山文化中承担的象征功能为依据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目前国内外研究倾向于将玉器作为一种聚精敛神、沟通神明的载体，但这样的权力象征既可以掌握在神权领袖手中，也可以掌握在军权领袖手中。结合我国学者对红山文化“神权社会，大巫为王”之社会性质的界定，同时考虑到红山文化少见兵器类遗存（不同于良渚文化），推测当时的红山文化应是战争较少、大巫为王的神权社会，故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中埋葬的应为巫王性质的部落首领。

不过，如此又引出一个新问题，即红山文化的巫王（无论是首领部落还是所有部落）是女性、男性还是男女皆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考古发掘层面确定牛河梁积石冢所有中心大墓中埋葬人物的性别。理想情况下，中心大墓埋葬的应均为女性，倘若如此，则可进一步明确真人大小女神像其女神代言人、巫王的双重身份及信仰内涵;而若统计结果并非如此，则真人大小女神像或许只具备女人代言人的信仰内涵。但由于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尚为欠缺，故目前仅能确定女神代言人这一信仰内涵。同时，结合东北地区女萨满的选拔传统推测，女神代言人的选拔标准应是其出色的通神能力，尤其是某种超群的与女神沟通的能力，以区别于普通的巫师能力;而女神代言人的选拔与其出身、年龄、是否为部落首领或家族祖先或无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

〔1〕【英】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3.

〔2〕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J].文物，1986，（08）;张星德.红山文化女神像与史前宗教中的土地神[J].社会科学辑刊，1996，（02）.

〔3〕张丽红.满族说部的萨满女神神话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15〕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张星德.红山文化女神像与史前宗教中的土地神[J].社会科学辑刊，1996，（02）.

〔6〕【法】列维-不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7〕〔8〕〔13〕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J].文物，1986.8.

〔9〕〔11〕张忠培，严文明，苏秉琦.中国远古时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9-38.

〔10〕【法】列维-不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瑞士】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2〕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4〕张丽红.满族说部的萨满女神神话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