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关辽代医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契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其对于契丹民族医药传承、辽朝国家医疗卫生管理以及传统中医药发展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发掘推动了辽代医药学术探讨的发展，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围绕“牙刷”“尸体防腐”“医疗教育”“疾病史”及其相关问题，学者展开多角度的梳理、研究，因此对目前已有学术成果进行检讨、梳理的同时，亦能推动“辽代医药”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辽朝;契丹;医药

对辽代医药及其相关问题的探索，得益于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在辽代墓葬、寺塔等遗址中出土的与医药相关的文物，成为开启辽代医药研究的钥匙。80年代之后，基于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同辽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一样，有关辽代医药的研究也受到史料阙陋的制约。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对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通过研究现状的整理和相关史料的检讨，探索将本项专题研究向纵深推进的方向和途径。

一、研究现状

（一）整体性研究成果

1.历史学角度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专门的辽代医药学术专著出版，但在史学界的一些通论性研究中，将其作为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有所关注，概述了辽代医药发展的大致情况。如郭康松、胡季芳在《辽朝科技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概述了辽代的医学发展及其特点，简介了辽朝时期在针灸、诊疗、尸体防腐以及治疗冻伤、牙病（牙刷）等方面的成就。项春松在《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专设“医学”一章，从疗法、卫生保健、防冻防腐等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辽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朱瑞熙等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对辽代的医疗及医疗保健习俗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辽朝建立前，契丹族已经开始使用医药，但药物匮乏、医疗水平不高。辽朝时期已经有初步分科医疗。但论及辽朝时均与西夏、金朝同处一目，限于篇幅，简略概述。黄凤岐《契丹科学技术研究》（《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一文中也简介了辽代医学的发展，提及了辽代传统医学和汉族医学并存的观点。

此外，还有专门概述契丹医药发展的专篇论文，如陈述《十一十二世纪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民族医学——有关辽代医药的二三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梳理了辽代医药的发展概况，概述了契丹名医、诊断、疗法和中原医术在辽朝的情况，提出南北交流在辽代医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冯汉镛《契丹族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3期）认为契丹民族在未接受汉族文化以前是自有其传统医疗的，并对契丹医疗的发展状况、医事制度、药政、疫情和医籍等进行了探讨。黄震云《辽代医学》（《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提出中原医学知识的引进推动了北国医学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文章中认为辽代在医疗机构、治疗手段、名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但整体情况还是比较落后的。李红侠《辽代医学概述》（《辽宁高职学报》2000年第4期）概述了辽朝获得医术的方法，有请、抢、买、培养等，并总结了辽代医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即早期主要依靠针灸治病，圣宗之后医学有进一步的发展。顾亚丽、刘怀军《辽代医药学发展浅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主要是结合地域、民族特点追溯了辽代医药学发展背景，同时对辽代医药学理论和实践作了梳理。于新春、孙昊《论辽代医药及疾病治疗》（《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则主要从药、疗两个角度考察了辽代的醫药发展状况。

以契丹民族医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仅见有王建磊《前藏蒙医学时代的北方民族医疗——以契丹民族医疗为中心》（兰州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一篇。论文中从“契丹社会与契丹医者”“契丹医术”“药物、饮食与医药管理”“契丹民族与周边民族间的医疗交流”四个方面对契丹民族医疗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契丹无医学理念传世，因此称医疗而不称医学。

2.医学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辽代医药既是辽朝历史研究中的课题，同样也是传统中医药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在早期的中医药史整理方面的著作中，往往并未提及辽代医药的发展情况，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修订本）、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对辽代医药关注日渐增多，如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中简略地述及了辽代医官及医事。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辽夏金元时期的医学发展概况，其中涉及到了辽朝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等内容，笔墨不多。张宇《中国医政史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第六节中，以“辽金”为一个整体对辽代医药机构、医学教育简略涉及，并总结辽金时期的医政发展，因为政权的民族特征，在医政史上也呈现交融结合的复杂特点。李经纬《中医史》（海南出版社2015年）于“第八章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合”下以“辽夏金元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对契丹族医学进行了简略的整理。在这类通论性研究中，普遍将辽代医药纳入到中医发展序列之中，是学界对辽代医药在传统中医药史中地位的认可，但终因研究不够深入而叙述过于简略。

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民族长期活动于北方草原地带，以游牧射猎为主要经济生业模式，是北方民族历史发展序列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在北方民族医药的综合研究中也部分涉及辽代医药问题。如在1987年以民族医学史为主题的第七届全国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就有涉及契丹医学的学术论文。殷兆峰等主编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中也以概述的形式将契丹医学纳入序列。洪武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梳理了契丹族医疗知识。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契丹医学偏于冷僻，一些专门的少数民族医药史整理研究著作并未涉及到契丹医学的发展情况，如奇玲、罗达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李志勇等《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医学与哲学》2011年第7期）等，都没有涉及到契丹民族医药。

（二）专题研究情况

1.专科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口腔医疗卫生是辽代医药研究中较早出现的讨论专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得益于辽代考古工作中一种被命名为“毛刷”的文物的出土，围绕着这类文物，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如周大成（周宗歧）《辽代植毛牙刷考》（《中国口腔科杂志》1956年第3期）中在对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的两把骨刷柄进行慎重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此为骨质牙刷柄的论断，盛赞其为我国现存的唯一的古代高级植毛牙刷，这一观点随即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其后辽墓出土类似文物多被学者以牙刷对待。如肖兴义《辽代植毛骨质牙刷与古代植毛牙刷考证》（《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3期）、潘素娟、张闯辉：《植毛牙刷发明小考——从内蒙古博物院藏植毛牙刷柄谈起》（《丝绸之路》2015年第18期第21-24页）等。{1}

以此为契机，辽代口腔医学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用力最多当属周大成先生。如周大成、邵福根在《辽代契丹族女尸的口腔情况》（《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中介绍了契丹女尸的龋齿、牙周病和牙齿磨耗，对其偏侧咀嚼所引起的下颌骨不对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契丹女尸的口腔健康状况，对契丹民族口腔医学研究的启发意义不容忽视。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中设专目“辽代的口腔医学”，概述了辽代医事制度、口腔医学发展情况，对辽代植毛牙刷、契丹女尸口腔、佛牙等都有专题论述。

1981年察哈尔右翼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M6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围绕契丹女尸所展开的探索也成为辽代医药研究一个重要的专题。如1982年陈棠栋等就以《揭开契丹女尸保存之谜》（《北京科技报》1982年11月）为题探索契丹人尸体防腐技术情况。刘文鹏《埃及的木乃伊与契丹的尸体防腐术》（《松州学刊》1994年第5期）中比较埃及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与契丹女尸所体现出来的契丹防腐术，深入剖析了高超的契丹防腐术。此外，还有《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孙进己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中收录的余善书《豪欠营六号辽墓古尸的成因及其出土后的防护》、邵福根《内蒙豪欠营M6辽代契丹女尸体质形态的研究》两篇论文，都对契丹尸体防腐技术展开探索，同时还探讨了契丹女尸的体质、保护等问题。张彦霞、赵兴明、张军则在《察哈尔右翼前旗契丹女尸死因探析》（《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一文中从豪欠营契丹女尸体内含有大量砷即砒霜这一角度出发，推测了其死因。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还出现了部分从身体延伸出的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如李浩楠《耶律德光死因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提出导致耶律德光死亡的疾病是中医学所称的温病。马昊《辽代韩知古家族成员的寿命及影响因素》（《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通过对韩氏家族墓志进行分析，并对其人口寿命做出统计，探究了影响韩氏家族平均寿命的因素。王金秋《辽穆宗精神分裂疾病问题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认为因艰难的成长经历和不利的外部环境，辽穆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对辽朝前期政治形成特殊的影响，等等。

2.有关辽代医疗教育的研究。郭康松在《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论文集，2005年）中认为中原典籍从不同渠道的进入，对辽朝的医学起到了推动作用。王能河《辽代的医学发展与医学教育》（《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辽代醫事机构即辽代医学的发展途径、医学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概述了辽代医学的发展情况。周俊兵《试述辽代之医学教育》（《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从辽代统治者掠夺式学习医学、翻译汉族医书作为教科书、医学教育重在自学和私人传授、重视医学交流提高医学水平这四个方面阐述了辽朝医学教育的主要成就。高福顺在《辽朝私学教育初探》（《求是学刊》2010年第4期）认为私学教育对象广泛，对医学在北方游牧地区的普及、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丛文丽、高福顺先后撰《辽朝医学教育在契丹社会发展原因的探讨》、《辽朝医学教育述论》（《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0年第11、12期）从辽朝统治者对医学教育的重视、医疗机构的设置、医学典籍、药材输入等角度分析了辽朝时期医学教育发展的原因，梳理了辽朝医学教育的发展和教育途径，等等。

3.药物、饮食等相关研究成果。1994年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辽宁省朝阳市北塔相继发现一批辽朝时期埋入的中药材，随之见诸报道。{2}此后，学界大都围绕出土的辽代药物材料展开研究。如王志华《辽塔瘗葬香药探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一辑2009年）从宗教信仰及实用的角度分析了塔藏香药的原因，认为香药来源广泛是辽代对外贸易发达的结果。李浩楠《史籍与考古所见辽代药物考》（《唐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通过对现有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辽代药物可考者一共有60种21个类别，并认为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辽代药物的种类大体完备，但与实际药物种类还有着相当距离，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背景、多种用途等特点。李雪娇则在《宋代药材经济研究》（云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中简略地整理了北宋与辽朝之间的药材贸易情况。

辽境内有一种被称之为“佛妆”的独特妆容，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的研究。如邱靖嘉《“洗尽铅华试佛妆”——辽代妇女面饰习俗探析》（《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从史料出发，探索了辽代妇女以“黄物涂面”，谓之“佛妆”源流，并辨析了其与“额黄”的区别。秦博《辽代契丹妇女的“佛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佛妆”是辽代契丹妇女特殊的面部妆容，是为保护皮肤的需要而产生的。

古语有云“药食同源”，张景明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中就涉及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及其相关理论问题。饮食器皿的改进、口腔卫生、盥洗用具的使用等方面证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卫生状况的改善，辽朝时期已经懂得茶的开胃消食作用。契丹上层社会的饮食非常讲究，注意卫生和保健，并有调理身体的饮食和医药。

此外，还有李浩楠对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的研究;李进欣对《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及其仕进情况的讨论;乌兰塔娜、巴音木仁对契丹族所建的辽朝时期的兽医药的研究等等。{3}

二、史料检讨

为了便于辽代医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入，笔者尝试对相关研究资料也做一系统梳理，以飨同趣者。

（一）文献资料

在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材料均出自《辽史》。辽代医药材料散见于“纪”“志”“传”中，其中“传”中有23人事迹中涉医事。而《辽史》中最早一条相关材料见于卷一《太祖上》，“神册五年（920年）夏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4}据五代《日华子本草》记载，“犀角”有治心烦，止惊，退热泪痰，解山瘴溪毒，镇肝明目等诸多疗效。“珊瑚”也具有镇心，止惊，明目镇心等疗效。{5}《辽史》中保存的史料主要涉及了辽代医疗机构的设置、医官、医学交流、医学教育、药材等问题，同时其中还保留了大量契丹民族医药材料，如针灸、烧艾等治疗手段，此外还有萧敌鲁的“观其形色”断症，耶律敌鲁的心理干预疗法等。此外，《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资治通鉴》《三朝北盟汇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也保留有一些有关辽代医药的资料。澶渊之盟后，辽宋百年间聘使往来不绝于驿，宋人笔记材料中保存了大量时人于辽朝境内外对辽代医事的耳闻目睹情状，其中诸如尸体处置、防冻药膏、妇人生产、女子佛妆等有涉契丹民族医药发展的内容也散见颇多。

金朝灭辽、北宋之后，实际控制了北部中国，虽然北方发生了王朝更迭，但是在原辽朝统治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医药学传统不可能戛然而止。因此，金人留下的部分材料中，当也蕴含了一些辽朝医事活动的记载，如元好问《遗山集》中记载的张伯全本为太原人，其父张遵古死于辽大安年间，其家“以医为业者八氏矣”。{6}又如金宋间名闻燕、赵的张元素等人，皆生于北地，且素习医事，有名医之誉。但众所周知，医学重视衣钵传承、经验积累，因此可知金初燕云地区的流传的医术中，应有辽朝甚至更早的医术传承。综上可知，辽与金政权上的更迭并未完全终止北方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医者、医术都在传承基础上续有发展和进步。

明代陈第为其藏书所作的《世善堂藏书目》下卷中，保留了辽直鲁古《针灸脉诀书》一卷。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提及辽代时“貔狸”及其肉的药效，清人厉鹗著《辽史拾遗》其中也收罗了部分有关辽代医药的史料。此外，在蒋祖怡，张涤云整理的《全辽诗话》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在内容上涉及到辽代医药问题的清代学者吟咏的诗文，如《李澣蒙求》《陆长春辽宫词》等。其中，《陆长春辽宮词》中提及辽朝时期端午节有进“大黄汤”{7}的节俗，“大黄汤”的方剂本出自汉《金匮要略》，后明《普济方》中有收录，有利大便、散风活血之效，并主治“坠马及一切筋骨损，腹中有惊风瘀血，烦闷，不省人事”，可见辽朝时期医事中对中医方剂知识的接受与传承。

（二）碑刻、墓葬发掘资料

陈述辑校《全辽文》、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向南、李宇峰、张国庆辑《辽代石刻文续编》收录了大量辽代石刻材料，其中有关辽代医药情况的资料散见多处，主要涉及疾病史、医者、医疗手段等方面。如《韩瑜墓志》记载了其因中流矢受伤而后金疮复发的死因。《邓中举墓志》中记载的邓延正长于医卜，因治疗皇太后齿疾得以入仕的事迹。《冯从顺墓志》记载了其所患之病曾由翰林名医诊治，然尽针饵之术依然无力回天等等诸多方面，史料意义亦十分重大。

自上个世纪开始，辽代考古工作发展迅速，一大批珍贵的发掘资料相继公布，一些涉及辽代医药的文物也呈现在世人眼前，如前文提及的“骨刷”“契丹女尸”等。其中，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骨刷”数量可观，关于它的用途，学界已有相关探讨，有清洁牙齿、女性化妆工具两种说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的壁画“梳妆侍奉”图中，描绘了女子梳妆的场景。图案中的桌上放置一个红色木盘，盘内放置四种梳妆用具。侍女左手拿着黑色粉盒，右手拿起粉盒盖。盘内还有白色盖盒、长柄骨刷和梳子各1件，似乎类似的长柄骨刷与女子梳妆有着密切关系。{8}是否所有辽墓出土“骨刷”同属一类，并皆有与此相同的用途，还需要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予以进一步的证实。此外，辽墓中出土的水银、棕榈、香料、药材、植物种子等实物遗存以及壁画中大量墓主人生活、饮食场景，也是辽代医药问题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在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

三、几点看法

在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可以发现在辽代医药这一专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对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使用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辽代考古发掘中的“骨刷”“女尸”“香药”等遗存，并从多个角度对此展开讨论。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传统中医药学史的研究成果，突破单一史学研究的视角，将研究范围从传统的医事机构、医者、医疗手段等拓展到了医疗史、疾病史、药物、医学教育等问题的探讨，有力地推动了本专题研究的发展。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有再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

（一）对辽代医药方面史料的发掘、整理

诸多因素导致了辽代医药方面资料的匮乏，因此在研究中，多方收集、占有史料是前提条件。同时，对史料的深度分析和解析也是丰富辽代医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基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许多材料都需要认真对待，二次开发。

例如，《辽史·刑法志上》记载：“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药者。”{9}其中提及到了“毒”，其实“毒”的使用在北方民族中出现比较早，如《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记载：“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10}即使用乌头毒涂抹箭镞，制作毒箭射猎禽兽。与其有着密切关联的契丹人应该也对此有所见闻。再如，安史之乱中唐将郝庭玉曾“马中毒箭”，{11}可见北方军队中已有箭镞涂抹毒药的传统。由此可知，契丹人懂得使用毒药，便不足为奇。辽朝时期使用的毒药种类有哪些？前文提及的乌头，在山东东部、辽宁南部都有分布，从地理角度和民族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契丹人懂得使用乌头毒是贴近事实的。另外，在《契丹国志》中出现过“酖（鸩）”，{12}鸩为传说中的毒鸟，以羽毛浸酒可毒杀人，因此“鸩”在传统中原语境中即有了“用毒酒害人”之意。关于“鸩”究竟为何物，学界有诸多观点，其中有学者提出鸩酒之鸩读作堇，堇就是乌头，用乌头浸酒，就是“鸩毒”。{13}结合此种观点，则对辽朝时期毒药来源及使用可能会有新的看法。

此外，辽代社会中饮酒之俗风靡，考古发现中的储酒器、宴饮图等都展示了辽人对饮酒的喜爱。《辽史》《契丹国志》《新五代史》等史籍中均多次出现穆宗时有“终夜酣饮”“被酒不受贺”的记载。隋《诸病源候论》中有“凡酒性有毒，人若饮之，有不能消，便令人烦毒闷乱”“酒性有毒，而复大热，饮之过多，故毒热气渗溢经络，浸溢腑脏，而生诸病”的记载。{14}唐《新修本草》中也说：“酒……有毒，……人饮之，使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15}酗酒对辽穆宗身体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些因素同样也可以纳入对辽穆宗疾病史的研究中。

由是观之，在辽代医药文献资料阙陋的情况下，扩大文献资料检索范围，重视考古发掘中的实物、图像等材料，对史料进行多角度解析，深耕细作，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线索，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本专题的研究视阈。

（二）对辽代医事制度及机构的研究方面

在目前众多的相关研究中，对辽代医事的讨论内容比较趋同，简略概述的居多，受到史料的局限，对辽代医疗机构的研究并不深入。仅以《辽史·百官志》为主要史料依据概述其机构设置情况，如太医局、翰林医官、汤药小底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太祖时期就仿照中原政权开始了王朝的制度建设，其后制度文化更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辽朝时期的医事同样具有多元融汇的外在表现，在论及辽代医事时，应当将契丹等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与传统中医传播、发展同等对待，将“巫”职纳入到讨论的范围之中，并予以相应的关注度。同时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唐宋制度，力图对辽代医事制度及机构等问题形成系统且全面的认识。

（三）对辽代少数民族医药问题的专项研究

辽代医药研究中包含了契丹民族医药史与辽朝医药问题两大课题，而辽代医药又是在契丹民族医药吸收学习中原中医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加之早期契丹民族草居野次，既无文字亦无典籍，传统的民族医术的起源及其传承隐蔽在层层历史迷雾之中。《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16}契丹民族中不乏善灸焫者，实赖于其民族医术传承。

早期契丹民族中传承医术者，当出自巫觋集团。这一集团作为部落时代契丹民族掌握知识的主体，在处理神事与人事的过程中，也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断地总结、传承各种生存经验和技能。巫觋在部落时代所拥有的强大的影响力，在进入辽朝之后逐渐在皇权的光环之下衰落，此后则作为民族信仰的符号，成为了国家礼制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辽史》的记载中可知，契丹部族时代，巫医一体。如辽穆宗时期那位能配置延年益寿之药的女巫肖古，虽然手段荒谬、残忍，但是拥有信众即是巫医一体的明证。

再如契丹人对尸体的处置，宋人笔记中记有“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的方法。{17}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列举食盐功效时，也以“北狄用以淹尸，取其不坏也”为例。{18}其后，郑思肖在《心史》中述及鞑靼风俗时，也有“以刀破腹，翻涤肠胃，水银和盐纳腹中”的处置方式，{19}可见契丹民族传统的医药技艺在草原地区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的，并在北方系民族的医药系统中得以传承的。

陈述先生在《十一十二世纪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民族医学——有关辽代医药的二三事》一文中，关注了契丹民族医者以及诊断、疗法，提出南北方的交流促使形成了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辽代医药事业，提出“辽代医药成就主要建立了草地上民族医学的基础，对于中原医药也作了一部分承前启后的贡献”这一结论，肯定了契丹民族医药在中国传统中医发展史中的地位。由此，契丹民族医药的源头、发展脉络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便是本专题研究的重要方向。

小结

契丹民族始兴朔漠，长期活跃于北方草原地带，与突厥、回鹘及东北诸族都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同时，自契丹崛起，其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且契丹活动的核心地区更是很早就有汉人迁徙与之杂处。{20}10世纪之后建立的辽朝，长期与北宋对峙，澶渊之盟后，更是有百年和平往来。毋庸置疑，辽朝国家是中华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医药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其的研究也应该纳入中华传统医学研究范畴之中，而对契丹族医药的追源溯流更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在充分发掘史书、文集、诗词歌赋等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参考同时段中医典籍，有效提取考古发掘物质文化遗存中的历史信息，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必将极大的推动本项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注 释：

①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兴和尖山辽墓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88，（04）：45;郭康松、胡秀芬.辽朝科技述略[J].湖北大学学报，1991，（01）：56;河北滦平县博物馆.河北滦平县银窝沟辽墓[J].北方文物，1997，（03）：48;张国庆，张玉珍.论考古器物、墓室壁画在辽史研究中的运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03）：78.

②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J].物，1994，（12）：25;郎成刚.朝阳北塔出土辽代中药材[N].中国文物报，1994-11-20（01）.

③李浩楠.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研究[J].衡水学院学报，2016，（06）：124-128;李进欣.《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6，（04）：427-432;乌兰塔娜、巴音木仁.契丹族所建的辽朝时期的兽医药研究[J].中兽医医药杂志，2007，（02）：67-68.

④《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M].中华书局，2016.18.

⑤日华子撰，尚志钧辑校.日华子本草[M].安徽科技出版社，2005.156、20.

⑥元好问.《遗山集》卷24《张遵古墓碣铭》，四库本。

⑦《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端五》中：“國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北呼此节为‘讨赛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5.

⑧巴林左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J].考古，1999，（08）：58.

⑨《辽史》卷61《刑法志上》[M].中华书局，2016. 1039.

⑩《魏书》卷103《匈奴宇文莫槐传》[M].中华书局，1974.2304.

{11}《旧唐书》卷152《郝庭玉传》[M].中华书局，1975. 4086.

{12}《契丹国志》卷十三《后妃传·景宗萧皇后》中记载：“赵妃因会饮毒后，为婢所发，后酖杀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2.

{13}刘中申.钩吻的本草学研究[J].中医药学报，1984，（05）：64.

{14}巢元方等撰丁光迪等校注.《诸病源候论校注》卷26《蛊毒等病诸候下·饮酒中毒候》[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752、75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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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寇宗奭撰，颜正华、常章富、黄幼群点校.本草衍义[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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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月新.契丹统治下的汉人来源与分布[J].辽宁师 范大学学报，2007，（03）：111-115.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