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关系理性视角下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0-06-15邓斯雨杜仕菊

广西民族研究 2020年2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

邓斯雨 杜仕菊

【摘 要】关系理性以主体间关系为尺度和根据来理解人的存在意义,强调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扬弃和超越,可以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指导民族工作实践提供新视角。从话语表述、关系性质和关系范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理性在当代的具体展开和自觉表现。在关系理性视角下,通过创造各民族共享物质田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关系理性;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工作

【作 者】邓斯雨,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杜仕菊,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200237。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2-0011-0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着眼于世界发展大局,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然而,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自觉的体认,还要在理论上形成恰当的视角。“关系理性”作为对“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扬弃和超越,注重主体间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国家民族工作行动指南的情形下,从“关系理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指导民族工作实践,是构建具有自己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课题,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一、当代社会呼唤“关系理性”的出现

对理性的反思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哈贝马斯这样描述道:“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1]17也就是说,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理性构成了人的认识、语言、行为的源始起点和终极依据。实际上,哲学中的各学说都是试图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做出说明。

从历史发展来看,“理性”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客观理性”。前现代的传统社会就是客观理性占据主导位置的共同体阶段。在这种“群体本位”的阶段,共同体支配并规范着个体和社会一切事物的价值和法则,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强制性。而人作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5,必须无条件地依附于共同体,缺乏人格独立与自由。这种同质性的价值信仰,即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意识”,构成了传统社会机械有序的整合,体现了传统社会未分化性的本质特点。

到了现代社会,“主观理性”的觉醒彻底打破了“客观理性”对个体的束缚和压制。禀赋主观理性的个体拒斥再把理性看作必须遵从的抽象共同体的最高原则,而是“坚持内在性本身,抛弃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3]65,高扬人的主体性旗帜,强调以自我或主观性作为一切的依据和标准。实际上,主观理性就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52相适应的理性形态,彰显着现代人要追求自由、独立、解放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人与社会生活价值规范的深刻转变。因此,以“主观理性”代替“客观理性”标志着个体自觉意识的诞生以及现代性精神的确立。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主观理性实质上还是以“知性原则”为根本遵循,这使它依然内蕴着控制、压迫的逻辑。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以对立二分的两级框架呈现出来,无视多级主体性的存在,产生更严重的反主体性效应。具体来说,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常常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视为客体、工具或者“人的所役使者”,每个人都成为绝对化的主体、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人们彼此之间只是一种对象化关系。这种“价值的颠倒”必然会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以及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崩解,使得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相互依赖的共同感也不复存在。于是,主观理性与共同感的矛盾就构成了现代性深层的“二律背反”,“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4]人际冲突、民族冲突、文化冲突、自我认同危机、道德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都能在这一矛盾中找寻深层根源。“主体性黄昏”的到来迫使人们在自然、社会和人的现实关系及其变化趋向的基础上去寻求和重建新的理性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与发展形式在历经“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两个阶段后,会继而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阶段迈进。[2]52而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回归抽象共同体主义的客观理性,“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2]56-57;也不能止步于个人主义的主观理性,视个体为封闭实体而沉浸于无限膨胀中;而应该在扬弃和超越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前提下,打开个人主体性封闭的“藩篱”,搭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通道,确立一种从人与人的交互性关系和互依性关系来理解人的存在意义的理性形态,即关系理性。

对关系理性的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和重要贡献。[5]马克思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519在马克思之前,不论是黑格尔把人看作理念的附属物,即自我意识;还是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人看成“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505类本质;抑或是施蒂纳把人等同于唯一的实在,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脱离了社会关系理解人的本质,结果只能把现实的人实体化为抽象的“怪影”。于是,马克思意识到“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3,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5。这一论断凝结着马克思对“实体思维”的批判、反思和超越,标志着“关系思维”的显现。

马克思意识到“现实的个人”不仅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且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个体,“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6]164。这表明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都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说,“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7]347。而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留下“大写的逻辑”,也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说明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具有物的外观的客体的运动逻辑,而是要揭示出在这些物的关系的遮蔽下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逻辑,从而促进个体的发展。在马克思眼里,真实的共同体恰好“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同时,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571。由此可见,“共同体”不再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也不是一种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每个自由人构成的联合体,是人存在的真实社会。在这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将得到克服,主觀理性和共同感的分裂也将实现和解。很显然,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所体现的正是关系理性的自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关系理性的内在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理性在当代的具体展开和自觉表现,本质上秉持的是“关系思维”和“共生理念”,反映了人的发展和共同体发展相统一的精神实质,同时又充分把握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外部世界的客观现状。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

第一,从话语表述来看,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凸显了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的转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伯伦知理有关国民和民族的政治学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9]76共同对外,才能救国图存。于是,“中华民族”观念的萌芽带来了中华民族认同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就体现在将孙中山提出的“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0]2的“五族共和”主张确立为政治原则。虽然“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有力地激发出各族人民融为一个紧密共同体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肢解的强烈愿望,但实质上并未解决“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意识极大增强。在经历了北上抗日、万里长征之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赋予了“中华民族”全新内涵,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1]622。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对国民结构做出的多民族概括,是对中国历史认知、现实国情以及国家观的准确把握。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12]808的民族观。实际上,这其中已蕴含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确立了中国人民独立自强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归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于对中国历史多民族互动而结成的“中华一体”研究,费孝通先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和“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关系和区别,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自此,“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脉络,不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思想主线,也成为中国民族工作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被正式提出,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事务治理的全新思维,也明确了我国民族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同年9月在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观”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重申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阐述了“多元”和“一体”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在党的十九大、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等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和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显然,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简单的概念衍生,而是凸显了从“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的转变。“实体思维”要求用“同一性”支配人及其现实生活,实质上是一种单一的、封闭的“非关系思维”。在“实体思维”下无论对中华民族做何种解读,都无异于掩盖了多民族之间的真实关系,造成对中华民族的抽象化、片面化理解,致使多民族之间产生不可逾越的主客间距,难以培养共同情感、凝聚价值共识,也难以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则冲破了“实体思维”同一性的钳制,着重于对“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关系的强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超越既成实体又避免虚无主义的“关系思维”,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第二,从关系性质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具体表现在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我国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互动、吸收、交融,在分布上交错混居、在经济上频繁往来、在文化上彼此丰富、在情感上相互依赖,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经济上的频繁往来。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是密切交往、休戚与共的对称共生关系。一方面,发达地区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源推动力。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地理位置较偏、发展起点较低、历史欠账较多、面临问题复杂等诸多因素,民族地区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短板、重点、难点,不同地域之间、族际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不仅基于人口、城镇、交通、产业、市场等诸多有利条件,而且基于沿海、内陆平原、江河水系、降雨量、气温等自然地理构成的天然条件。虽然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不能直接照搬到民族地区,但是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教育、医疗等资源,一直在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着支持和保障,以确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少数民族兄弟不落伍,民族地区不掉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为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经把“少数民族的经济”比作“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来理解中国的“地大物博”。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民族地区“地大物博”的特点做了更精到的概括: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和文化特色区。可以说,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珍贵财富,又是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有利条件。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在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保障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总之,这种互联互通、互惠互利使得各民族各地区凝结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文化上的彼此丰富。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14]。中华文化是集各民族文化精华之大成,是在长期的共创、共享与交融中不断积淀、熔铸而成的,表现出汤因比所称赞的五千年的“超稳定”。它凝聚着民族精神力量,规范着民族生存行为。中华文化包括各民族在悠久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各民族仁人志士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也包括各民族同胞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缔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种仅仅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的片面理解以及将各民族文化并列于中华文化甚至自外于中华文化的错误认识都是要坚决克服和破除的。只有在一致的文化心理场中,各族人民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找到精神与情感的归宿,凝结成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的文化共同体。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情感上的相互依赖。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最权威的法律文件对我国基本特征的“定性”。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也共同推动了社会进步。各民族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现实利益以及共同的未来期许。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的比喻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希冀再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激励,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铸牢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意识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把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描述成“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是亲情的纽带,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情就体现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守望相助、命运相连,是大家庭的“家规”;承认多民族结构特点,了解各个家庭成员的特点,经济上给予扶持,文化上给予尊重,生活上给予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而这种大家庭的建設,目的就是让各个民族都能获得同一个家庭的归宿,凝结成同舟共济、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情感共同体。

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关系理性的自觉就体现在它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展开对“经济上频繁往来、文化上彼此丰富、情感上相互依赖”的强调和追求。在反思“主观理性”所导致的问题,即以自我为中心,将他者视为客体加以控制和压迫、人们之间内在的共同感丧失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出构建各民族彼此平等、团结友善、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主体间关系的吁求,从而实现了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局限性的双重超越,体现了关系理性的自觉。所以,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将使主体间建立起真正和睦、和谐的民族关系。

第三,从关系范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体现在内部关系,还涉及外部关系。不仅要看到它对内有凝聚民族共识和国家力量的重要意义,还要将它置于世界视野去理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全球化维度和民族维度分别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理性”强调主体间交互共生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主体内部和睦的同时,还要向他者开放。从关系理性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存共享共赢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民族问题不只涉及到本国内部的稳定,还关乎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核心都是要让分散各异的民族、族群走向团结、互助,进而实现民族和国家、民族和个人、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后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地球村”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和平发展、互惠共赢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让其他国家能够分享到中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统一多民族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是老祖宗留下的珍贵财富,也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显著优势,而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创造的成功实践,能为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凝聚民族力量提供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也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内源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外在的必然性,是一种权利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追求所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目标,秉持和平共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共享和谐的理念,拓展各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反对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促进国际秩序的良性发展,这就为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上,从关系理性的视角来看,中国对内建设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体现了解决内政事务的经验与处理外交事务的理念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密切相关,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推进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

三、在关系理性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关系理性的视角提出的民族工作思想主旋律,是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正确理解个体、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必要途径。关系理性要求从“交互性”和“互依性”的双重角度来理解主体间的关系,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落实也应体现在经济、文化、情感的紧密相连中。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塑造,不能建立在民族同化基础之上,也不能强化各民族的不同,而是要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民族工作提出物质和精神都要强大起来的要求的意义所在。

(一)通过创造各民族共享物质田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525因此,只有牢牢抓住“发展”这把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突破现有瓶颈制约,逐步扭转发展差距,共建各民族物质田园,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本固基。

一是激发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一方面,发挥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弥补发展短板;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利好契机,发挥好民族地区“核心区”“开放通道”“辐射中心”“战略支点”和“重要门户”的作用,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此外,还要保护好民族地区永续发展的本钱,严格划定生态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不断从责任主体、补偿标准、保障措施、保证金制度等方面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

二是加大扶持力度,提高扶贫质量。费孝通先生曾说:“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发挥各自的民族优势,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家庭。”[15]455消除贫困,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贫困问题始终是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关注的重点。7年来,民族地区累计减贫2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1%下降到4%,[16]改善和提升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民生质量。今后,在打好“精准扶贫”的攻坚战中,我们要进一步促进扶贫与扶志、扶智深度融合。加强思想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激发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坚持党建扶贫、发展旅游扶贫、实施科技扶贫,推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提质增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决心,把穷根斩断,不让贫穷代际相传。”[17]145这是我们扶贫开发事业追求的目标,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社会物质基础。

(二)通过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包容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蕴了在差异中维护统一、在多样中熔铸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体现了“关系理性”所寻求的“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18]13。相较于缩小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这是一项更加复杂、更加艰难,需要植根人心、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

一是增强文化认同,凝聚价值共识。文化认同“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社会群体的角色、还影响到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持与强化、不同的宗教与文明形态之间的理解、甚至当代的国际政治格局”[19]8。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长远和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要受到特定价值观的影响和左右,是在特定价值观指导下的认识和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国家、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扎根于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20]205,人在追求价值的活动中确立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如果离开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就容易在文化认同的实践过程中失之偏颇。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统摄不同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发挥价值整合与思想引领的作用。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齐心共筑无疑要通过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实现。一方面,在全社会营造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培养和提升各族人民的自识能力,使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统领下承担起社会建设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除了理论教育之外,多挖掘为各族人民喜闻乐见并自觉认同的形式,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注重发挥各民族模范人物、先进代表等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最大范围地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力,增强各族人民抵抗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行为的能力。

二是加强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而且展现着各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理念。如果说汉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那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和交相辉映,增添了中华文化独特精彩的魅力,延续了中华文化蓬勃绵延的生命力。但是随着传统物化载体趋同性的替代性变革,加之少数民族文化块头小,抵抗市場经济的能力弱,造成多样性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质及其所蕴含的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等流失、消亡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满足少数民族特需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同时,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史诗,扶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发扬光大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此外,还要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化建设,增强其在信息网络系统中的传播能力。当然,保护、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良莠无别地追求所谓的“原生态”,还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升华。概言之,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才能有“美美与共”的共同繁荣、和谐发展。

(三)通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维度来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了解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钱穆先生曾有言:“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21]3知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也是以“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22]8作为自己的论证基调。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并非“想象”的产物,而是一个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充裕的集体记忆的情感共同体,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共御外侮、共谋复兴的光辉历程,深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渊源与命运共生的体认,将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观念渗入各民族血脉中,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现实维度来看,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民族间互动、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语言是主体间信息、思想、情感的传递手段,是保障各民族间顺利沟通的重要工具。缺少语言相通的前提条件,必然会导致交流障碍与认同危机。因此,我们要依靠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引领监管、健全全国支援体系、完善全社会帮扶体系等手段,在各族人民中全面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激发其自觉学习使用普通话的内生动力,提高其普通话应用水平和能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广泛开展融情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17]81无论是搞好民族团结还是争取人心,都要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中心展开,都要完全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实践中去。按照大众化、特色化、实体化、常态化的要求,结合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民族融情实践活动,以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 [德]J·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J].薛华,译.哲学译丛,1986(4).

[5]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15(6).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3]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

[14] 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15] 费孝通.志在富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6]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1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增订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

[1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鄭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0]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1]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Abstract:Relational rationality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by focusing and measuring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bjects,emphasizingsuch values as mutual recognition, mutual respect,interdependence,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is theory achieves the end ofabandoning and transcend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ationality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ist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ourse expression,relationship nature, and relationship scope,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and conscious expression of relationship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rationality,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ist work in the new era is to strengthen aware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by creating a shared material garden,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and promoting th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for all ethnic groups.

Key words:relational rationality;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ationalistwork

〔责任编辑:俸代瑜〕

猜你喜欢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
哪项世界遗产被 誉为“中华民族不 屈的脊梁”
做人美德
新著
“发现”中华民族:从文明帝国到主权国家
季札挂剑
论四个全面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帕措”组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合互嵌格局与多元一体交融
略论孔子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的影响
热热闹闹过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