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继强， 王秀兰, 熊根林

(1.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湖北晶林恒欣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70)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质量日趋下降。土地整治政策提出实施，尤其是农地整治是协调人地紧张关系、缓解用地矛盾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农村土地改革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农地整治的“治理结构—主体行为—治理绩效”分析框架的研究体系[1]，在主体行为上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2]认为，农地整治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结构的有效途径；而生计资本水平和农户家庭特征则是决定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3]。自“生计”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于精准扶贫和农地政策方面[4-6]。生计是指建立在农户能力、资产及经济活动之上的谋生方式，即基于农户自身现有的资源所拥有的某种生活方式[7]。农户生计策略则是指农户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选择和组合并采取不同的使用方式，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生计资本的存量影响着生计策略的选择，并最终影响生计成果的产出[8]。目前对于生计策略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外界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9-10]、生计策略的划分[11-12]以及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13-15]。研究[16]认为自然资本越高，农户生计策略更趋向兼业化变动；人力资本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向非农业变动；人力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外地兼农，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当地兼农[17]；生计资本的差异决定了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的不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一种寻找贫困家庭生计脆弱性原因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式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18]，常运用于生计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运用中，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可持续生计框架[19]，如DFID(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框架、CARE(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框架、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框架等[20-21]。其中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使用最为广泛，其将生计资本界定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大类，分析了脆弱环境下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输出之间的关系[22]，认为农户在某一特定的脆弱性背景中，可通过不同的资产组合和资本配置等生计策略改善生计状况，实现其生计目标[23]。农地整治作为土地整治的重要环节，其整治要素及受益对象主要是农户，尽管目前有关生计策略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基于农户视角关注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选取湖北省襄阳市及荆门市典型项目整治区为研究区域，以实地问卷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策略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框架构建及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湖北省襄阳市和荆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襄阳市立项实施的各级农地整治项目共计225个，其中一般农用地整理重点项目45个。截至到2018年2月底，该市竣工验收南水北调汉江沿线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5个，竣工验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项目13个，建设规模为2.79×104hm2，总投资7.9亿元，为襄阳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门市自开展土地整治工作以来，共投入资金69.68亿元，累计获批土地整治项目209个，整治总面积达2.20×105hm2。截至2017年4月底，已完成验收的土地整治项目共计133个，建成高标准农田约为1.48×105hm2；在建及待验收的项目共计76个，规模达7.19×104hm2。荆门市以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打造了一批以钟祥市彭墩村、沙洋县王坪村、京山县马岭村等为代表的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示范点。

以上两个地区结合项目建设效果，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建成了一批现代农业、特色农业板块，农业生产条件与村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其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在积极服务“三农”、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以襄阳市和荆州市两市作为典型区域研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1.2 数据来源

于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对襄阳市襄州区、樊城区、荆门市京山县、钟祥市、掇刀区、沙洋县、当阳市等7个县(市区)开展调研。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半结构化的访谈为辅。最终获取问卷405份，其中有效样本为398份，问卷有效率为98.27%，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为：荆门市共计190份，襄阳市共计208份。在调查的398份有效样本农户家庭中，共包含人口1664人，其中劳动力1208人，受访农户个体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2 机理分析

农户作为农地整治政策的整治要素及主要受益对象，政策的施行必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外部冲击，导致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23]，直接关系到农户的持续增收致富，也决定着新农村建设是否可持续推进，即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是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持续生计框架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目标所提出的用于阐述政府政策与农户的微观生计资本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框架[24]，通过该分析框架研究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状况，有助于理解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情况。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农地整治政策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表1 受访农户个体样本特征

图1 农地整治政策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主要受到农户自身生计资本变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相关外在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学者认为，外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趋势、政策变动及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情况的改变)[26]。经济趋势的改变、政策的变动以及外部冲击等外在因素会使相关政策和区域条件等内在因素随之变动，可以改变外部资源种类以及农户获取外部资源的难易程度，将有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快速积累和重新组合，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

外在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也可以通过影响政策的实施以及区域条件来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本文旨在分析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可以将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内在因素分为农地整治政策及区域条件。生计资本决定着生计策略的选择能力，农地整治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而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在自然资本方面，农地整治政策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工程、道路建设工程、水利工程等，对土地闲置、分散等现象进行整治，增加了农地数量并改善农地质量进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及产出率，增加农户的农业收入，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27]；在物质资本方面，农地整治政策通过村庄整治工程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进而影响农户物质资本；在金融资本方面，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政策红利，如贷款的额度及方便程度，从而间接的增加农户的金融资本；在人力资本方面，农户通过参与农地整治的各个环节，提升生产技能水平、增加就业机会，进而影响农户的人力资本[28]。

在社会资本方面，农地整治通过成立生产合作社及相关监督协会等，增加了农户间的交流进而影响农户的社会资本。区域条件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农地权属情况以及宅基地权属情况等，区域条件一方面是某一区域既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着该区域农户生活生产的外在宏观环境，在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当地相关政策的施行，因此区域条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

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分为农业活动农户和非农活动农户[29]； ②分为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和兼农型农户[30]； ③分为专业型农户、二兼型农户和多兼型农户[31]。分类虽然多样，但大都是按农户职业来划分，本文试图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收入及支出视角)来考量不同的生计策略选择。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根据政策变动及外部因素影响会选择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农业政策相对利好减少，农户可能会选择放弃从事农业活动，而选择外出务工等，其最终结果会反映在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的变动上[32]。基于此本文将农户的生计策略界定为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的组合，并以此来反映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策略的改变，由调研数据可知，整治前后农户各项总支出变化不大，因此将农户的生计策略简化为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变化，根据被调查农户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农户家庭收入分为四大类：传统农业收入、现代农业收入、生产制造业收入、服务业收入。调研发现整治区域内外在因素在农地整治前后变化不大，其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设农地整治政策为自变量，农户生计资本为因变量，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是农户进行不同生计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影响因素，农地整治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农户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其生计结果对应着家庭收入及支出的结构改变。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建立

3.1.1 分析方法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既定的生计目标而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配置和调整以及针对不同经营活动的进行决策和选择。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包括农业投入、收入来源等；也会产生不同的消费行为，包括消费金额的变化、支出成分和比例的变化，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农户的收入和消费状况，因此本文以农户的收入和支出状况作为衡量指标来分析农户的生计策略。此外，农地整治影响着农户的生计资本，而生计资本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的选择，即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收入和支出。

为考察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本文一方面对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直接影响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另一方面将生计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农户的生计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学模型来分析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变化，具体形式为：

Yi=α+α1X1+α2X2+…+α15X15+ui

(1)

式中：Yi(i=1～398)为被解释变量，代表i农户的各项收入和支出；X1—X15代表解释变量生计资本中设置的15个指标；μi为随机扰动项，表示未列入模型中所有其它的可能影响到Yi的因素；α1—α15为待估参数；α表示截距项。

3.1.2 变量选取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及变量赋值情况详见表2。生计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各项收入和支出，通过数据处理分析可以看出，在农地整治前后，各项支出的变化不明显，因此选取农户家庭的各项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选取传统农业收入、现代农业收入、生产制造业收入、服务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处理前，笔者采用Stata 15.1软件对调研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Cronbach’s α值为0.729，说明样本数据的信度可以接受；KMO值为0.826，且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 762.338，显著性水平值为0.000，通过了效度检验，说明样本数据间相关性较高，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问卷整体可信度较高。

表2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及变量赋值

3.2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根据表3，农地整治前后人力资本未发生改变，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略有变化，而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生了明显变化，农地整治后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有明显提高。 ①自然资本方面。整治前后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数量没有明显差异，与整治前相比，整治后水田面积、水田块数、旱地面积、旱地块数的离散系数均略有提高，表明农户直接拥有的耕地发生了变化和流转，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在农户之间的分布越来越趋于分散，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合作社、承包大户等大面积承包优质农田所造成的。 ②物质资本方面。农地整治前后的住房面积的平均值分别为145.77和152.78 m2，在农地整治后农户的住宅面积有所增加。农地整治前后农田水利设施的平均值分别为2.11和3.60，表明农地整治在水利设施方面实施效果显著。农地整治前后的农业机械柴油消耗费用的平均值分别为533.64和497.62元，可能是由于在整治后农地更加集中便于管理，农户在田间使用农业机械时更便捷而使耗油量的下降。农耕地整治前后的农业机械租赁费用的平均值分别为1184.63和1 230.27元，整治前后基本持平没有明显差异。 ③金融资本方面。农地整治后的家庭存款有所提高，一方面农地整治的实施提升了耕地质量而带动粮食产量提高及投入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农户从原先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型所导致的收入增加。在家庭存款方面，农地整治前后的离散系数有所提升，表明不同农户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④社会资本方面。农地整治前后的通讯费用的平均值分别为738.45元和919.79元，表明随着现代通讯工具、通讯网络的普及，邻里亲友之间的沟通也更加频繁。 ⑤人力资本方面。本文所调研的农户样本在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前后各项人力资本指标均未发生改变。

3.3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根据表4，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有明显提高，农户的总支出没有明显差异但其中包含的各项支出的浮动水平略有差别。

3.3.1 在农户的收入方面 农地整治前后家庭总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79 513.28和115 641.28元，传统农业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13 988.21和15 167.32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17.59%下降为13.12%；现代农业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4768.248 157.57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6%上升为7.05%；生产制造业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16 600.50和17 178.23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20.88%下降到14.85%；服务业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44 156.33和75 028.54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55.53%上升为64.88%，各项收入的平均值在整治后均有所提高。结果表明农地整治的实施将会减少农户家庭的传统农业生计活动，增加农户家庭的现代农业生计活动，显著减少生产制造业生计活动和显著增加服务业生计活动。具体表现为传统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现代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略微提高，生产制造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明显下降和服务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明显提高。

表3 农地整治前后生计资本比较

表4 农地整治前后生计策略的比较

3.3.2 在农户的支出方面 家庭总支出在整治前后基本持平，其中购买食品支出、家庭日用品支出、其他支出略有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人际交往支出略有下降。农地整治前后，购买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分别为20.11%和21.85%，家庭日用品支出占比分别为13.98%和16.29%，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分别为18.23%和16.84%，子女教育支出占比分别为24.94%和20.30%，人际交往支出占比分别为20.29%和20.05，其他支出占比分别为2.45%和2.67%，各项支出百分比在整治前后差异不明显。

3.4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变化分析

上述统计分析已初步分析了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但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因素较多，需通过计量方法来准确估计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农户的四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各项生计资本指标X1—X15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此来探究农地整治对整治前后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的影响。运用SPSS 22.0软件进行运算，最终回归结果整理详见表5—8。分析可知，整治后的现代农业收入的回归方程显著度为0.112，整治前的生产制造业收入的回归方程显著度为0.429，未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未能进入最后模型。其他被解释变量方程均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方程拟合程度较高。

根据表5，在传统农业收入方面，整治前通过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依次为：X1(0.000 0)>X3(0.002)>X9(0.016)>X10(0.037)(括号内为变量的显著度，下同)，对应变量水田面积、旱田面积、家庭存款、通讯费用；整治后通过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依次为：X1(0.000)>X2(0.041)>X14(0.058)>X10(0.067)>X4(0.092)，对应变量水田面积、水田块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存款、旱地块数。以上结果表明，在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前后，影响农户选择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的因素变化不大，农户所拥有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仍然是影响农户选择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的显著因素。

根据表6，在现代农业收入方面，整治前通过了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为X6(0.014)，对应变量农田水利设施；整治后的方程显著度为0.112，未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在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前后，影响农户选择现代农业生计活动的因素变化较大。

因为在农地整治前农田细碎化、质量低等问题普遍存在，因此想要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备程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农地整治的实施会改善农田的质量、增加农地数量，实现“小田变大田”，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要求会相应地降低。

表6 现代农业收入回归结果

根据表7，在生产制造业收入方面，整治前的方程显著度为0.429，未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整治后通过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依次为X13(0.011)>X10(0.051)，对应变量通讯费用和劳动力数量。以上结果表明：在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前后，影响农户选择生产制造业生计活动的因素变化较大。因为农地整治的实施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了农地流转的频率，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家庭劳动力的剩余，这些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势必会分流到生产制造业，因此劳动力数量将会成为影响农户选择生产制造业生计活动的显著因素。此外，工作性质和方式决定着从事生产制造业的劳动力使用移动手机、通讯网络的频率更高，在外务工需要经常和家人朋友联系，通讯费用作为一项必要的生活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产制造收入产生影响。

根据表8，在服务业收入方面，整治前通过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依次为：X9(0.000)>X13(0.005)>X11(0.016)>X12(0.047)=X14(0.047)，对应变量家庭存款、劳动力数量、亲友数量、家庭总人口、户主受教育程度；整治后通过10%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依次为X5(0.000)=X9(0.000)>X13(0.083)对应变量住房面积、家庭存款、劳动力数量。以上结果表明：在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前后，影响农户选择服务业生计活动的因素变化较大。在整治前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参数系数8 629.351，影响十分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选择进入服务业的几率越高，据了解，调研区域实施农地整治后，通过改造旧村，归并农村居民点，建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农家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观光农业，使整治后农户的住房面积成为影响农户选择服务业生计活动的显著因素。

表7 生产制造业回归结果

表8 服务业收入回归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 在生计资本方面，农地整治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没有变化，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略有变化，而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有明显提高。

(2) 在生计策略方面，农地整治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的生计策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生产制造业生计活动减少，服务业相关生计活动明显增加。

(3) 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会改变农户选择现代农业、生产制造业、服务业的相关生计活动的影响因素；农地整治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依然是农户选择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的显著因素。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改变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程度、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在农户之间的分散程度、农村的劳动力剩余等方面来影响农户选择其生计策略的。

4.2 建 议

①应加强农地整治区域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现代农业相关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工作，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后，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会得到较大的改善，整治区内农户的物质资本会得到明显提高，比如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农业机械化成本的下降等，这又进一步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因此应该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加大当地路、电、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合作社、观光农业等发展，提升农村农业产业现代化水平，确保农户生计策略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农户开展现代农业相关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农地整治的实施会促进农村农业逐步实现生产方式从小农经营向规模经营的转变，发展趋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引导农户改变小农经营的传统思想，才能健康有序的促使农户生计策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②应加强相关农户非农就业的相关技能培训，增加工作技能和就业机会。农地整治的实施会释放一定的剩余劳动力，使部分农户实现农业生产向非农就业的转变，这部分农户的生计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加强相关农户非农就业的相关技能培训，增加工作技能和就业机会，使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