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萱，朱昊玥，刘德山，刘更生*

(1.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 济南)

0 引言

艺术来源于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它随着哲学、文化的发展逐渐演化为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抽象物。艺术文化修养作为人的艺术技能、知识的层次，是一种必须要在艺术创作和鉴赏过程中，逐渐培育出的自发性的品质。历代医家中医艺兼精者甚多。李云先生所编撰的2016 年出版《中医人名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全面参详20 世纪末以来新披露的大量碑传、墓志、方志等史料，共收录医史人物18800 名，堪称为迄今收录中医人物及著作最全，并对师承、家系整理最为清晰的中医人物专名辞典[1]。因而笔者选用此书为底本，对中国历代医家的艺术文化修养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 数据统计

艺术文化修养虽然是无形的，但需要有形的载体来体现。载体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此，凡具有书画、音律等能体现一定艺术文化修养技能的医家，均作摘录。为便于统计，笔者将《辞典》中所涉及的词条划分为文学、书法、绘画、音律、篆刻五大类，诸如算学、周易、堪舆等归为其他。以《辞典》一书中的全部人物及其简介为统计样本，对其中含有艺术文化修养的词条进行计数和分类统计，结果共获得文化艺术修养相关条目3218 条，所统计的有效信息总数约占词条总数的12.76%。其中文学类1542 条，占47.92%；书法类433 条，占13.46%；绘画类329 条，占10.22%；音律90 条，占2.80%；篆刻类53 条，占1.65%；其他类771 条，占23.96%。如图1。

在3218 条艺术文化修养相关条目中，共涉及医家2398 名。其中兼通5 项的共4 人，占0.17%；兼通4 项的共30 人，占1.25%；兼通3 项的共127 人，占5.30%；兼通两项的共459 人，占19.07%；只通一项的共1778 人，占74.21%。如图2。

图1 艺术文化修养类别分析

图2 艺术文化医家兼通情况分析

受我国古代封建时代文学、科技发展情况等条件限制，相关文献记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误差性，因此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医家数量和比例在理论上应高于上述统计结果。如出生在仕宦家庭或读书求仕之人，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创作或鉴赏能力。因此，结合《辞典》中历代医家生活经历，将出生在仕宦家庭或读书求仕的医家计算在内，则共有5631 名医家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修养，占医家的29.95%，约占总数的三成。对比清末兴学之前，我国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2]的数据可知，历史上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的医家比例较高。

2 统计结果分类

《辞典》所载历代医家生平受到原始文献限制，往往只有“擅书画”、“工诗文”、“精于堪舆”此类笼统的描述，因此笔者选取部分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医家展开论述。

2.1 文学类

中医学虽是一门经验医学，但古代医家的诊疗活动对医者的文化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社会角度看，宋代以后“以儒知医”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使医学的地位提高，部分富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医学活动中；从政治制度角度看，科举制降低对出身阶层的限制，吸引医善世家子弟在习医的同时，也学习科举相关内容，提高了文化修养；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学修养具体体现在诗文作品等载体上，流传时相较于其他类别更为容易，因此医家中有文名者甚多。

如《辞典》载“皇甫谧”条：其人“留心医药，尽得其妙，于针灸术尤所擅长。尝摘录《素问》《灵枢》《黄帝明堂经》三书，重为编次，择要释其经义，辑《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大行于世[1]。”皇甫谧除医学成就外，亦有文名，“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家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3]。”

又如“张世炜”条：“年三十岁习医，洞彻病源，远近延请者无虚日……早年习儒，工诗文[1]”，其在医书之外，还“撰有《杜诗正义》《历朝诗约选》《松陵诗约》《唐人真赏集辑注》《秀野山房初集》《秀野山房二集》[4]。”

2.2 书法类

文字承载了中医的流传发展，中医与书法二者之间辅车相依。由于诊疗处方的需求，书法于无形中为医家所涉及，医案书法合璧是中医文化的一大特色。从古至今，医药与书法兼精者不乏其人。

如《辞典》所载“沈宗学”条：其人“与名医王宾、徐用诚相往还。徐氏撰《医学方论通》三十卷，其间参考互订，多经沈氏之手[1]。”“外科新录者，予友沈学庵(沈宗学字)之所篡辑也……书(徐用诚之《医学方通论》)垂成矣，惟外科一门未遑就绪而殁……彦纯(徐用诚字)殁而学庵继纂之[5]。”其人同时擅长书法，精于炼墨，能做径尺大字。“中书詹孟举评其字曰：“兼欧、虞、颜、柳，有冠裳佩玉气象，为本朝书家第一[6]。”“沈氏还著有《墨法集要》《增补广韵七音字母》等书，未见刊行[1]。”

如“凌德”条：“虚心笃学，博通古今，尤精医术。对温热大症尤有研究。著有《温热类编》六卷《专治麻痧初编》六卷《咳论经旨》四卷《女科折衷纂要》一卷……尚撰《内经素灵要旨》《蛰庵医话》等，未见流传[1]。”其人“尤善擘窠书。武林、吴兴诸胜迹匾额，多出其手[7]。”

2.3 绘画类

我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唐代张彦远言：“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8]。”远古先人在实践中发明了“同体”的图形与文字，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起源于斯，因此善书者亦善画成为广泛现象，历代兼擅丹青之医家亦颇多。

如辞典所载“独善性”条：“精岐黄，善丹青，按脉切方辄著奇效，山水法荆关，寒林野渡随笔曲折，若不经意谛视之，殊神妙不可及[9]。”

如“施鉴[清]”条：“兼通医术，辑有《医案》……善绘画，工山水、人物，得太仓“四王”笔意[1]。”知县赵廷建纂修县志，曾聘请施氏绘制《瀛洲八景图》[10]。

2.4 音律类

音律原指音乐的律吕、宫调，可泛指音乐，诗文的声韵等也可归为此类。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音律格调，这与中国五行理论有着广泛而紧密的相合之点。二者均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的和谐统一，并且音乐被广泛地认为对人的情志有调节作用，对部分疾病的治疗和摄生有极大益处，因而通晓音律的医家亦不乏其者。

如《辞典》所载“汪宗沂”条：“汪氏自幼以孝闻，因侍亲病，研习医术，对仲景学说多有心悟。撰有《伤寒杂病论合编》《杂病论辑逸》，皆有光绪间刻本存世”，其人博学广涉，于九流百家之学，糜不博涉[1,11]。“精研礼经，洞悉乐吕，有《周易学统》《尚书今古文辑佚》《管乐元音谱》《声谱》《汉魏三调乐府诗谱》等十余种[12]。”

2.5 篆刻类

篆刻以印石为载体，在诞生之初的功能是作为身份的凭信。篆刻同时又是汉字所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书法和雕刻结合的产物，与书画如影随形。因而历代医家中治印、藏印者亦颇多。

如《辞典》所载“顾从德”条：“早年习儒，兼精医理。曾校刻医学丛书《医学六经》，包括《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黄帝内经灵枢》十二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难经本义》二卷《校定脉经》十卷《华先生中藏经》八卷，刊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13]。”“顾氏素以藏印著称，其侄顾天锡(字九畴)，集祖孙三代所藏，编《集古印谱》，后经太原罗王常重编，辑《秦汉印统》八卷[14,15]。”

如“阎南图”条：“自少学诗，好镌印章。晚年以医为业，游食于邻县。性好著述，撰有医书《治病定法》二卷《瘟证总诀》二卷《莼凫医案》二卷及《伤寒定规》《脉法正宗》《脉诀要论》《脉诀无双》《外科囊括》《眼科金篦录》各若干卷，今皆未见。于医学之外，尚有《柳蝉吟雨词钞》《莼凫印谱》诸书[1,16]。”

3 结语

经统计，历代医艺兼精的医家数量和比例相对较高。善医者善艺，这些医家不仅以他们精妙的学识，完善和发展了中医体系，更以他们渊博的艺术文化修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人的活动范围在社会，因此必然使艺术文化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因而中医学习者在论及艺术文化修养时需结合时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医学习的需要。中医学与中国传统艺术共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拥有共同的文化底蕴。文可载道，艺亦可涵养中医文化，中医学是富含艺术元素的学科，是关于生命的文化与艺术，文化艺术可以用它别具一格的内容和丰富多彩的方式促进中医医家和中医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