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勒比小镇走来的男孩马尔克斯怯懦而忧郁，长长的黑头发支棱着，扎眼的绿裤子、红袜子土里土气，喜爱紧身瘦腿裤，以后还会喜爱花花鸟鸟的热带衬衫和领带。他的家乡在炎热的加勒比海边，阴凉地的气温也在摄氏三十度以上，地域辽阔，民风豪爽，乐曲热情，女人也多，因此有一天，他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继续求学，那里的阴冷凄凉、高海拔气候、灰暗的天空、装腔作势的英国人、言语晦涩的官吏、过分讲究的衣冠楚楚者、女人很少（或者被藏起来了）令他忧郁到骨髓，再加上孤独。他的笨重的铁皮大箱里装着抵御波哥大寒冷的已故参议员的驼皮大氅（贱价得来，后来他当了十比索再没去赎）、衣帽灰暗的首都人眼中花哨的红色衣物、准备重读的文学书籍……

马尔克斯的父母都是白人，但却是拉美土生土长的西班牙后裔，只能算二等公民，一等公民是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正宗西班牙人。他们之下还有三等、四等、五等公民：印欧混血人种、原住民印第安人、黑人。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曾是当地有名的首饰匠，能打戒指、耳环、手镯、小动物，为自由派南北征战后成为受人尊敬的尼古拉·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国家一直不兑现承诺给他退伍金，性格倔强、心地善良、有十九个私生子的老上校却始终注重仪表，自豪地佩戴着军衔直到逝世。马尔克斯的电报员父亲肤色黑了点，家庭地位低于外祖父家，政治上又属于保守派，但人很帅，也很傲，身材修长，谈吐幽默，会拉小提琴、写诗，还是已经没落的“顺势疗法”的医生。他全无计划生育观念，和妻子生下十一个子女（还不算外面的若干私生子——他本人也是私生子），家里的生活永远拮据。

马尔克斯出生时因脐带缠脖险些窒息，患有先天性幽闭恐惧症，童年很受外祖父老上校宠爱。母亲也高雅、时尚，长着罗马人的漂亮鼻子，穿着象牙白真丝长裙，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这些都带给马尔克斯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但他仍是个家境贫寒的小镇孩子。作为长子，他十一二岁即开始用一手好字挣小钱补贴家用了，给十字路口的商家写招牌，还为顾客写些告示：“今天不冷，明天冷”“赊销的人出去讨债了”“看不见的话请你提问”……有一次他为公交车写了块站牌，得到一笔大钱二十五比索，平素总是粗茶淡饭的全家人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还添了几样家具。

多年以后，成了大名的马尔克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最讨厌的历史人物是“一脸倒霉相”的哥伦布。哦？世界探险史上赫赫有名的航海家兼殖民者哥伦布的雕像遍布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大地，哥伦比亚的国名即是“哥伦布之国”的意思，美国第十四大城市就叫“哥伦布”，马尔克斯为何这样讨厌他？是因为作家认同的左派的（虽然左派教条主义者也攻击他）、人民的、反帝反侵略的政治立场，还是因为“一脸倒霉相”的哥伦布导致了他祖上背井离乡去做二等公民？

在马尔克斯的前半生，贫穷一直与之如影随形，但好运也时常不期而至。他（还没到十六岁）在去波哥大求学的小船、大船、小火车上和一伙学生娃一路狂歌，乘客中有一位衣着考究、温文尔雅的人始终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他求马尔克斯把他们唱的那首博莱罗小调的歌词抄写给他，以便送给在波哥大的未婚妻。马尔克斯抄好后，还稍微教了教他曲调。那是首貌似感伤实则诙谐俏皮的西班牙舞曲。几天后，这个加勒比穷孩子正在波哥大寒冷的街头愁眉不展地排着长队（长得望不见尽头），等候登记参加争取奖学金的考试，旅途上那位不停地读书的乘客恰好路过，认出他来，弄清楚怎么回事后，那人說：“别犯傻了，跟我来吧。”他把马尔克斯从队列中拉走，随他去了一个地方，将棘手的入学问题轻易为马尔克斯解决了。原来此君正是国家奖学金委员会的主任。

1950年，二十三岁的马尔克斯为巴兰基亚《先驱报》工作时，过于菲薄的酬金令他不得不在一所雅称为“摩天大楼”的四层旧楼里住了近一年。“摩天大楼”就在报社对过儿，没有电梯，下半部分是公证处，上半部分是妓院。马尔克斯的房间是正方形，九平方米面积，里面只有一张行军床，四壁全是硬纸板，朝向街道，市井噪音不时传来，但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收一个半比索。即使这样便宜的房钱马尔克斯也时常缴不起。“摩天大楼”的门房是位黑人，每天马尔克斯从外面回来——下午、晚上或凌晨，黑人达马索都一面接过一个半比索，一面把房间钥匙交给他。有一个夜晚（另外还有好多次），马尔克斯摊开双手向达马索描述自己的惨境，并从胳肢窝夹着的皮夹（好像也是捡来的）里掏出写在新闻纸上的《枯枝败叶》的手稿说：“您瞧吧，这是我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比一个半比索可值钱多了，我把它押在这儿，明天再给您钱。”达马索居然同意了，以后还把这作为仅仅适用于马尔克斯的一个规矩，要么他交出一个半比索的宿费，要么把《枯枝败叶》的手稿抵押在柜上。

马尔克斯不仅有了便宜、稳定的落脚点，还和黑人达马索及妓女们做了朋友，她们如对兄长般敬重他、喜欢他、帮助他，遇到难心事也求他帮着出出主意，有时求他代笔给她们那些“没良心”的情人写信，之后也成为“没有人给她们回信”的人。她们还常请他一块儿分享有啤酒和煎蛋的简单早餐，借他肥皂洗澡用——他从来不预备那玩意。作为回敬，马尔克斯有时也把她们请到房间，吹六孔箫或唱民歌小调给她们听。半个多世纪后，马尔克斯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中文版的书名由于种种考虑译成了《苦妓回忆录》，却把他的原意弄反了，他的原名是《追忆我可怜的妓女们》。而马尔克斯作为抵押物一写再写的《枯枝败叶》投稿后，并未得到黑人达马索那样的优待，却收到一封措辞尖刻的退稿信，写信人吉列尔莫是阿根廷出版社审稿委员会主席，知名评论家，也是博尔赫斯的妹夫，西班牙人。他先假惺惺地夸了作家一生中第一部重要作品“还算有些诗意”，随后便断言他不是写小说的料，不会有任何前途，最好改行干别的。一直在做作家梦的马尔克斯一下子病倒了，新结交的朋友们纷纷伸出援手，为他打气：这部小说不管怎么说也还是挺棒的，身为知名评论家，吉列尔莫做出如此愚蠢的判断，迟早会在文学评论界玩完。

马尔克斯奉为小说师父的福克纳当年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曾有个著名的断言：“艺术家最好的工作环境是妓院”，因为那里“上午清静，便于写作;晚上人多热闹，还有烈酒，便于交谈”。马尔克斯比他的师父走得更远，隔开每个房间的薄薄的硬纸板墙壁，使他得以偷听到嫖客和妓女的私房话，从妓女的诚实和嫖客的隐蔽的人性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惊异于一些尊贵体面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只是来寻欢作乐，也会向露水情人们倾诉衷肠。

马尔克斯一生与女人的关系仿佛更深，他的姓氏“加西亚”和“马尔克斯”都来自母姓，前者是私生子父亲从祖母那儿得来的姓，后者则是母亲的姓。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生女儿。马尔克斯喜欢女人，这他一点都不隐讳，“只要我置身妇女中间，我就感到不会遭遇任何坏事。妇女使我产生某种安全感，而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我这辈子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一件也做不了。我认为，我尤其不能写作。当然，这也就是说，我和妇女比和男人相处更为融洽。”如此“热爱妇女”自然给他带来过麻烦，但后来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了。一次是他遇到的来算账的情敌竟是他的小学同学，暴怒的对方假装没认出他来以免尴尬，但也没再难为他，一走了之。还有一次，马尔克斯搞了个未满二十岁却很风骚的、可可色皮肤的有夫之妇，次日凌晨醒来发现有个身材伟岸的军士站在床头，一对野鸳鸯吓得魂飞魄散。军士对他说：“抢女人的事得用枪子儿解决。”说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还开了瓶甘蔗酒，放在旁边。他们对面坐下，光喝酒，不说话。那妇人跑出去躲开了，室外大雨倾盆。他们喝完了一瓶酒，军士又起开一瓶，之后拿起手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他们玩起“俄罗斯轮盘赌”。军士那枪没打响，该穷小子马尔克斯的了，他冒出冷汗，没敢扣扳机。军士嘲笑着他，打开枪膛，取出仅有的一颗子弹，却是颗空弹。军士命马尔克斯穿上衣服，自己却坐下来，开始抽泣，直至哭得稀里哗啦，最后狠狠地在马尔克斯背上一拍，放他走了。原来这位人高马大、声音娇嫩的军士也是个浪荡儿，还患上了淋病，治了三年都没治好，最后是被“顺势疗法”治愈的，而医生正是马尔克斯的父亲。那种流行全球却一直有争议的“顺势疗法”，简言之就是以毒攻毒，“同类治愈同类”，没完没了地稀释并剧烈震动药物，使患者大量饮水……（请勿模仿，笔者提示。）

1955年，二十八岁的马尔克斯被波哥大《观察家报》派驻欧洲工作，一度挺风光（参加华沙电影节之类）却好景不长，次年由于国内军人独裁者下禁令，这家民主派报纸被迫停刊，马尔克斯断了生活来源。他一面在巴黎街巷搜集旧报纸杂志和瓶子换几个法郎，一面开始创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原打算写一个喜剧，写着写着才意识到，小说主人公（与他的等了三十五年退伍金直到死的外祖父有关）和他本人，都成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给他们生活保障金的可怜人了，喜剧渐渐写成了悲剧。这部马尔克斯最满意的中篇小说他九易其稿，精益求精自然是原因之一，实在无事可做也是个原因。有一天，马尔克斯（法语很蹩脚）在巴黎地铁里向一个法国人讨要一法郎，虽然得到了，却也遭受了对方的白眼，连他的解释都不屑于听。那时的马尔克斯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眼球凸出，面色苍白，除了一如既往的扎眼衣着和俗艳的袜子亮色，破旧开线的皮鞋上也灰尘暴土。还有更糟心的哪，他常被认作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警察追打得满街跑。阿尔及利亚百年来一直是法国殖民地，国民反抗不断，马尔克斯最穷困潦倒那会儿，正是戴高乐政府残酷镇压与阿尔及利亚激烈反叛（再过几年他们就争取来独立了）之时。本来就走了背字的马尔克斯偏偏又像个“危险人物”，招谁惹谁啦？但细想想也是其来有自，西班牙历史上曾被地中海南岸的北非阿拉伯人侵占，有过漫长的“阿拉伯西班牙”时期，后来他们也南渡地中海入侵过阿尔及利亚，反反复复折腾几百年后，西班牙人早就是多种血统的混合体了。

这位喝口凉水都会塞牙的倒霉的“阿尔及利亚人”天天这样想：苦日子熬一天，正在写的书稿就会增加一页。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又有了為杂志撰稿的机会，另外还找到一个可以体面地维持生活的营生——去夜总会卖唱。巴黎那家夜总会名叫“梯子”，好多没有固定职业的拉美专业歌手和业余歌手都在那里唱歌。马尔克斯当然属于业余歌手了，甚至暂时也只能算业余小说家，但写作之余，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吉他和六孔箫的伴奏下，字正腔圆地唱民歌小调，他自己也能弹高音吉他。在“梯子”（很像一个隐喻）夜总会，他和一位也急于挣钱糊口的委内瑞拉画家搞了个二重唱组合，摇头摆尾地唱兰切拉（墨西哥）民歌，每晚居然能挣五百法郎，合一美元还多些，比卖破烂的赚头大多了。

1962年，《礼拜二午睡时刻》发表了，三十五岁的马尔克斯不会因这篇几千字的东西得到太多报酬，但那却是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作品的重要底色之一，即对拉美下层无助百姓的深切悲悯。故事原型就出自他儿时的家乡，一个小偷深夜入门行窃，被女主人用老式左轮手枪打死了。小偷是在黑暗中，女主人从没开过枪，双手握枪扣动扳机时还闭上了眼睛，但小偷却被打个正着，子弹穿过鼻子，从耳朵里出来，脸被打得稀烂。那是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死尸，他早上七点钟上学时看见了暴尸街头的小偷，穿着法兰绒彩条水手服，光着脚，用一根龙舌兰绳当裤带。几天后一个炎热的中午，小镇人正在午睡（将持续四五个小时），一个身穿重孝的妇女牵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远远走来，女孩捧着一束枯萎的花，用报纸包着，她们打着黑色的伞遮蔽毒日头。她们就是小偷的母亲和妹妹，要去为亲人上坟。“这一幕在我脑海中萦绕多年，是趴在窗口的所有人共同的梦境。后来我写了篇故事，才算解脱。”作家说。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小偷扎裤腰的“龙舌兰绳子”改成了“麻绳”，作家只是不动声色地描述一对母女坐着三等车厢、从小镇下火车来到神父家、求取公墓钥匙这样一个过程，而拿到钥匙后，她们在毒辣的日光和人们的目光中向大街走去，小说就完了。作家并没把同情直接说出来，只是让那位母亲说自己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小女孩插话说：“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都拔掉了。”母亲接着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见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马尔克斯后来说，他当年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小偷。有意思的是，在为巴兰基亚《先驱报》工作时，马尔克斯参加了巴兰基亚文学小组，小组常去书店活动，有一个热爱文学的小偷也参加他们的活动，小偷喜欢写情诗，有点自卑，但每次都神情专注地倾听他们关于艺术和书的讨论。有时候趁他们不在，小偷会把新写的情诗念给其他客人听。周末文学小组要活动一个通宵，临近午夜时，小偷会穿戴着入室行窃的芭蕾紧身裤、网球鞋、鸭舌帽，携带着轻型工具箱赶到书店，参加完活动就去“上班”，专偷高档住宅区，三四个小时后满载而归，值钱的东西自己留下，把一些小玩意送给马尔克斯他们，“给闺女吧”，他总要这样讲，也不管他们结没结婚、有没有闺女。有时候，小偷还会送给他们一本他自己感兴趣的书。

三年后，三十八岁的马尔克斯开始创作《百年孤独》，每天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三点，用两根食指（永远这样）不停地敲着老式打字机，连抽三包劣等烟（一说四十支，用头一根烟屁股点燃下一根）。刚吃力地写完后来被盛赞并纷纷模仿的经典开头（“多年以后”），他非常心虚，暗想：“下面还会写出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呢？”即使在经济最吃紧的时候，妻子梅塞德斯也要隔几天就为他备好五百页稿纸，他有文字洁癖，只要打错一个字，整页稿纸都要撕毁，换张新的，否则就写不下去。他还有个怪癖，花瓶里必须插上一朵黄花（黄玫瑰则更佳），一朵就够。有一次他写得非常不顺手，烦躁不安，原来花瓶里的黄花没了。妻子把一朵新的黄花插好后，他的写作又顺畅起来。为了这部酝酿多年的小说（曾是一部永远也改不完的《家》），夫妻俩筹了笔款子，而一年半的写作时间超出了原先的生活费预算，只好把几个月前买的一辆小汽车卖了。等到他们带着《百年孤独》的打印稿和最后一点钱去往邮电局时，梅塞德斯说：“要是到头来这部小说被认为很糟可咋办？”临行前她已对丈夫流露出了不安：“现在就看它写得怎么样了。”在镇邮电局，梅塞德斯带的钱不够支付整部书稿的邮费，只好先寄走前一半，有个传闻说她慌乱中寄走的是后一半。但谢天谢地，出版社很快有了回音，让马尔克斯速将另一半寄去，还预支了部分稿酬。不难想见这对患难夫妻得到消息后紧紧相拥的场面。

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他的另一部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扉页上他写道：“自然，本书为梅塞德斯而作。”作家写的是以父母为原型的爱情，却把它献给了从她十三岁（他大她五年零八个月）那年就决意娶她的妻子——曾经很清高的药剂师女儿，持家之初动辄把米饭烧焦，当年马尔克斯追求她时，常去她父亲的药店用六孔箫为她吹小夜曲（马尔克斯的父亲追求他母亲时炫技的可是小提琴）。

马尔克斯获诺奖的消息传到哥伦比亚后，举国欢腾，所有车辆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消息都停下车，按响了喇叭。由于时差的缘故，那大概是早上，满街人群中，一个疲惫的妓女下班回住处，被一位喜气洋洋的记者拦下了，对方问她：“小姐，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妓女回答：“咱们的人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谁呢？”“马尔克斯。” “以前知道他吗？”“当然！我读过他的书。”“那您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刚才在床上，一个客人告诉我的。”记者后来报道消息时，称这是对马尔克斯“最伟大的恭维之一”。

二十多年前，波哥大《观察家报》被查封后，这位刚刚风光不久的“驻欧洲记者”吃饭都成问题，住店就更不必说，只好捡破烂换几个法郎勉强度日。他被巴黎一对开小旅馆的好心夫妇收留在阁楼上，一次也没管他要钱。一年后，在朋友的资助下，马尔克斯去还欠下的十二万法郎，老板娘却说数目太大，不能要这么多，只收了他六万法郎，另一半让他以后再说。在那家破旧的小旅馆里，所有拉美房客都夜夜酗酒狂歌，只有“住在八楼的记者马尔克斯先生”夜夜不停地写作，这给老板娘留下深刻的印象。马尔克斯获诺奖后重返巴黎，又特意去了趟那家小旅馆，还另一半房费及多年来的利息。好心的老板已经作古，老板娘抹着泪谢绝了他，说剩下的房钱不要了，就当是对世界文学做贡献了。

马尔克斯自幼受外祖母幻觉、预兆、招魂、鬼神、灵异故事的影响，不仅打下“魔幻”思维的写作基础，更令他非常迷信，由此生出一些怪癖，比如必須有一朵黄花才能写作，还确信裸身却穿着鞋子走路要倒霉，袜子不脱做爱准会坏事。《百年孤独》一版再版并一获再获各项大奖后，马尔克斯举家迁往遥远的故土西班牙巴塞罗纳，以后时常率家人在巴黎、巴塞罗纳和墨西哥城等世界名城居住。有一次，他在巴塞罗纳街头正俯身系鞋带，忽然预感到他家在墨西哥的住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害怕了，那天他儿子罗德里戈正驾车赶往某地。他急忙让妻子给家里打电话，却原来为家里干活的姑娘生了个男孩。

这样神奇的魔力几十年后仿佛也附着在我身上。2013年早春我去西班牙、葡萄牙旅游，曾在巴塞罗纳逗留几天，参观了二百年来一直在修的奇绝无比的圣家族大教堂、达利纪念馆和毕加索纪念馆，在色彩多变、曲里拐弯的老巷子里帮人家拍照也接受人家的回拍，晚上和同去的朋友们豪饮一千毫升装的巴塞罗纳啤酒。一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要在墨西哥城病逝了，而若干年前，他就在这里的某条街上神神道道地系过鞋带。那是我和大师距离最近的一次，虽然不在同一时间。我一定与他发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从伊比利亚半岛旅游归来后，我才真正喜欢上了马尔克斯，对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再无阅读障碍。大约是2014年吧，我给哥哥刘齐发了条手机信息说：“直到今天读第三遍《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才开始有了放声大笑。”

这位昔日的穷记者（他曾尊崇的海明威也是记者出身）足迹遍布欧美多地，同拉美动荡生活（革命、独裁与反独裁斗争）纠缠在一起的记者生涯、大量的实地采访与勤奋写作，再加上“不死就不会停止修改”的顽强精神，造就了他的世界性大视野和非凡的文学功力。他最痴迷的当然还是小说，从小就是，曾把外祖父送给他的词典当作小说，按字母顺序一条条读下去。幼年曾因“夸大其词、谎话连篇”受到诟病，只有一位大夫颇具远见地为他辩护：“孩子的谎言是天才的标志。”中学时代，他的文学启蒙老师——英俊优雅的卡尔德隆·埃米达鼓励他写小说，因为他的诗更长于叙事，更适合表现现实世界。一次作家犯了严重的校纪（晚间用床单绑床单、溜下宿舍楼跑出去看戏），有被开除的危险，埃米达老师凑巧是纪律督察员，他改用另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第二天必须交出一篇短小说！由此，作家写出平生第一篇短篇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讲的是一个姑娘变成蝴蝶飞呀飞，遇见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小说经埃米达老师的热心推荐，在校园内传开了，后来传到校长秘书手中，他读完说，写得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而那时候，马尔克斯还不知道卡夫卡是何方神圣呢。记者生涯中，他经常是凌晨在报社下夜班后开始写小说，一直写到天亮。他在小说方面的功课算是做到家了，能把他钟情的经典小说如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倒背如流，习惯将喜爱的前辈大师的小说反反复复从前往后读，再从后往前读，最后“开膛破肚”，把关键章节拆开细加分析，挖出结构中最深的奥秘。用他的话讲，“我喜欢琢磨一篇小说文字背后的‘木匠活”。

他还患有严重的“考证癖”，桌上总摆着各类杂书：关于炼金术的文章、介绍航海家的故事、菜谱、民间土方手册、中世纪瘟疫史、毒药与解药手册、西印度编年史、关于坏血病脚气病糙皮病的论文、关于哥伦比亚内战和古代火器的专著、大英百科全书及各种辞典。无论天文地理，还是人间百态，他都要弄个明明白白（还研究过虾的性别、昆虫的习性、中世纪消灭蟑螂的办法），难怪他笔下那样摇曳多姿、妙趣横生、堪称史诗和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却又准确结实，经得住时间之水的淘洗。

评论家们给《百年孤独》戴上了“魔幻”等若干頂帽子，马尔克斯并不买账，也许是年青时受到过他们的奚落吧，一谈到评论家他就冷嘲热讽：“他们总是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他们乐意找到的东西”“他们忽视了这部作品极其明显的价值，即作者对其笔下所有不幸的人物的深切同情”。

“对其笔下所有不幸的人物的深切同情”——这才是马尔克斯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好友——曾多次帮助过他的记者兼作家门多萨曾对他说：“我觉得，你的欧洲读者往往对你所讲述的事物的魔幻色彩更为关注，但对产生这些事物的现实却视而不见……”马尔克斯回答：“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

1999年，七十二岁的马尔克斯被确诊为淋巴癌后，写了篇《告别信》，准备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但他继续活了下去，并写出最后一部小说《苦妓回忆录》。他让主人公活到九十岁，这是否也是他对自己生命极限的最大渴盼？早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他就写到了人的衰老（老男人像女人一样坐下或蹲下小便的细节已经用过一次了），一对老相好在分手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后，重新坠入爱河，用爱挑战衰老，也挑战死亡。在作家被医院“判了死刑”五年后，他再次用小说主人公的高龄祈福自己。他还真差不多就做到了，离九十岁只差了三年。从1999年直到2014年4月17日午后，受尽化疗之苦却始终保持幽默感的马尔克斯才最终合上双眼，静卧在棺木、花丛和妻儿好友含泪的目光中。

这位加勒比小镇走出的伟大作家在《告别信》中写道：“明天不会向任何人作保证，无论青年或老人，今天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看到你所爱的人。因此，别再等待了，今天就开始！因为如果明天永远不来，你也许会遗憾今天没来得及微笑，拥抱，亲吻，会遗憾自己忙碌得只能把它们归为一个最后的愿望。保护周围所有的人吧，告诉他们你多么需要他们。爱他们，善待他们，用些时间对他们说：‘对不起，‘原谅我，‘劳驾，‘谢谢，以及你知道的所有爱的话语。没有人会因为你秘而不宣的思想而记住你。向上帝祈求力量和智慧来表达它们吧，向你的朋友证明，他们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

有一种说法称这封信是假的，可那字里行间的情意一点都不假，否则我们为什么会热泪盈眶？就算马尔克斯真没写过这封信，我们也宁愿相信，那就是他最后想说给世界的话。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刘嘉陵，沈阳人，文学硕士。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著作有《硕士生世界》《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把我的世界给你》等。《记忆鲜红》被列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学生阅读书目”，《把我的世界给你》在辽宁文学馆2018年“四季好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秋季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