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六保”不是撒胡椒面不能均匀用力，要有重点

“疫情对市场主体、就业者、求职者的冲击大小并不相同，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马太效应，强者损失有限、弱者困难重重。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恰恰体现出‘保字的意义所在。换句话说，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撒胡椒面、均匀用力，而是向最困难的领域、最困难的企业、最困难的民众倾斜。”近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为了能够有效实现脱贫目标，从宏观上看，应当防止农村生活困难人群规模扩大，避免产生新的城市困难人群。以此而言，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与小微企业命运相通。这也需要注重经济整体性思维，稳住中小微企业，扩大消費内需，鼓励创业和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多管齐下、精准施策，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地方政府要落实产业园区等免除中小微企业的租赁费用;根据企业的复工情况，对就业较多的中小微和制造业企业，减免上半年社保缴纳。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补贴，减免上半年中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到期贷款展期半年，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周天勇认为。

贺雪峰：城市化不能激进

“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近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这样表示。

“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要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效率优先的。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贺雪峰说。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贺雪峰强调。

刘世锦：新基建要防止一哄而起的运动式增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在一场“云座谈”上表示，新基建投资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给企业和市场选择才是明智之举。

刘世锦强调，以数字基建为主的新基建，本质上属于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发展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的运动式增长，最后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种产业政策的照顾，拿补贴、吃偏饭，搞出新的不公平竞争。

相比之下，老基建的确定性比较强。“过去这么多年是政府来搞基础设施、基础投资，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些东西迟早会搞，搞了以后不会错，它的确定性比较强。但数字基建、新基建恰恰相反，不确定性很强。”刘世锦说。

黄奇帆：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将产生几十万亿级红利

“中央日前提出的《土地管理法》的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把土地的具体征管权力交给省级政府，让8个沿海省市进行永久性耕地调整的特殊试验。二是城乡建设性用地增减挂钩和城乡之间占补平衡的管理，从区县管理、地市管理、省区管理扩大到全国调剂管理，这些都会给改革开放、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截至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土地批租总收入达到30多万亿元，这笔资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数百个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发展。没有这笔资金，现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就是不可能的。当然，房地产商和各个建设单位花了30多万亿元买了这些地以后，也要进一步投入上百万亿元用于房地产开发，这也是城市面貌改变和城市化进展中的一个必然需求。今年开始的新《土地管理法》的实施，以及这次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会在今后数十年产生几十万亿级的红利，必将推动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更好地发展。”黄奇帆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