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玉琴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广西 桂林 541001）

1940年8月20日，《野草》在桂林创刊,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的左翼文艺月刊，刊物的编辑主要有夏衍、秦似、宋云彬、孟超、聂绀弩等人。从第3卷第一期起（1941年9月15日），增设国外版总经销。《野草》在桂林发行近三年，共出版了五卷二十九期。1943年6月，国民党政府以“节省纸张”为借口强制停刊；1946年10月1日在香港复刊，历时两年，共出十二期。

《野草》文风短小精悍，笔调明快犀利，深刻反映了抗战前后中国的真实面貌。由于它针砭时弊，非常富有战斗性，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以杂文为主的文艺月刊。笔者从《野草》成长所不可缺的几个方面：现实需要、人力资源和内容的继承与发展三个方面进行挖掘和阐述。

一、《野草》创办是民族斗争形势的迫切要求

1940年，法西斯气焰嚣张，汪精卫投降日本，国内舆论万马齐喑，充满悲观论调。这时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站了出来成为先遣队，大力宣传反法西斯主义，反投降、反分裂；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宣传团结、进步，坚持抗日的呼声此起彼伏，极大激励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夏衍时任《救亡日报》主编，杂文高手聂绀弩时任《力报》副刊主编。由于杂文篇幅可长可短、文字可深可浅，引古论今，可隐晦、可鲜明，容易引发读者共鸣。在抗战总体形势尚未明朗，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尚未对日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国内新闻审查还颇为严格，即便桂系大本营也不敢随意作仗马之鸣。杂文的文体，颇为适合当时的时局，所以撰写杂文的文学前辈非常之多，热爱杂文的读者也不少。作家们努力发挥着杂文的战斗力和投枪匕首作用。

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杂文的大量出现和被接受、被喜好，是当时抗战时局的需要，是民族革命斗争形势的迫切要求。面对时局变化和形势需要，作家秦似和孟超均向夏衍提出了创办一份以杂文为专刊的建议。在夏衍的邀请下，秦似来到桂林，经过对文化环境的考察，发现当时文化市场新鲜活泼的文章极少，不能满足市场和人们的需要，当时的文化产品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于是有了创刊杂文的设想，并且是要传承鲁迅风的那种有战斗力的杂文。对于聂绀弩来说，虽然《力报》的副刊《新垦地》比较受观众喜爱，但新闻性、时效性比较强，故对于文字的内涵深度无法深度挖掘，就算深度挖掘，读者也未必充分阅读领会，所以无法淋漓尽致地展现文学性。特别是夏衍，对文章有极强的洞察力，热爱创新，喜欢有新意、活泼幽默的文字。秦似向夏衍提议想办一个专刊短文的杂文杂志，要有战斗力，能针砭时弊、议论时政，而且有新意。这个提议立马得到了夏衍的赞同和支持。

《野草》

夏衍的《复刊私语》和秦似的《发刊词》，泼辣尖锐、讽刺弊政、含义深邃，表达了在战时背景下文人战士们创刊《野草》的现实需求和强烈愿望。

二、“野草作家群”是思想一致的战斗集体

《野草》创刊和存活，主要是凭借这一批大腕作者群体，巧妙规避国民党新闻检查，借助社会关系解决各种问题，再加上深入抗战生活，下笔有神，倚马可待，自然得到各方面重视。这群社会层次高、文学功底好、思想统一、团结进步、稿源稳定的作家群体，擎起杂志的大旗。在《野草》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重要作家被称为“野草作家群”，最突出的代表是《野草》杂志的五个编辑:秦似、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和孟超。《野草》的作家群用文字和图形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战斗,运作《野草》杂志的定位和发行。善于战略谋断的秦似是提倡者，善于组织话题的夏衍是组织者，善于抒发胸中块垒的聂绀弩是践行者和集大成者，而孟超、宋云彬是坚定的支持者。这五位编辑成了《野草》期刊的核心成员。

《野草》在当时恶劣的战时环境下得以成长，也得到了国统区许多进步作家和美术家的大力支持。左翼力量从敌占区撤来，也有的在重庆、广州、香港搜集新闻信息。在《野草》编辑部的带动下，聚集了郭沫若、茅盾、田汉、胡愈之、陈此生、柳亚子、冯雪峰、胡风、秦牧、荃鳞 艾芜、司马文森、林林、华嘉、黄药眠等左派人士或趋同左派人士，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作家群”。《野草》的社团成员，在政治、文化、人脉以及组织关系上错综复杂，和各个组织如中共中央长江局、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以及中共地下组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出自黄埔系的聂绀弩和宋云彬，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国民党左派中，有南社的柳亚子、太阳社的孟超等。虽然每个人出自的社团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着反对分裂、支持抗战的共同政治趋向；他们都希望团结一致，保卫家园，用手中的笔做抗日的先锋。

当时在桂林的茅盾，极为关心《野草》的编辑出版工作，努力挤出时间为其撰写连载多期的《雨天随笔》，每次都认真阅读编者新送来的刚出版的《野草》，并从内容到编排上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秉性刚直、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柳亚子，当时与桂林政党及文化界交往频繁且身体欠佳，即便如此他对《野草》的约稿还总是有求必应。《野草》刚出满一卷，“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情况下，夏衍在不得不离开桂林的前一个晚上，尽管“雨横风狂”“波浪翻屋”，他仍深夜未睡，处理着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把即将发排的《野草》稿子看完。

《野草》的文章小型、敏锐、迅速、及时、切中时弊、富有战斗力，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当时正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野草》杂志特别关心，就如何办好杂志作了重要指示，要求该刊编辑要特别注意斗争方式，在斗争中保存实力，文章可以稍微写得含蓄些，不要太露。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曾嘱人将每期《野草》各寄两份给他。杂志还被介绍到其他国家，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就曾专文介绍过桂林的《野草》杂志①。

许多美术家、画家与《野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新波、余所亚、周令钊、陈烟桥、刘建庵、温涛、丁聪、郁风等。他们用手中的画笔揭露黑暗，刻画人间丑态，歌颂爱国热情，体现了《野草》的风格和特色。在《野草》创刊号的首页，刊出的是余所亚的《前方马瘦，后方猪肥》漫画，猛烈抨击了那些不顾国家危难而过着奢淫生活的现象；《野草》第一卷的封面设计是从一幅旧墙的缝隙中顽强长出一支生气蓬勃的草芽，这是周令钊饶于意趣而引人深思的创作。

《野草》杂志为这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能表达真情、实话、反映民心的平台。作者们都愿意为健康、积极、正义的社会舆论做出贡献，因此能够充分发挥作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三、在内容上继承并发扬了鲁迅杂文传统

抗战文学的发展、文学内容所承载的形式是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并由现实社会和战时特点决定的。

30年代，鲁迅去世之后，投枪匕首般的杂文已经不多见。而时势造英雄，抗日烽火激发了左翼爱国作者群的激情。在时代的要求下，《野草》顺应而生，这些作者们都自觉继承鲁迅传统，所以大家一致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作家们希望《野草》杂志能替广大爱国人士和人民大众传达自己的心声，能为抗战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他们强调：《野草》不是“供给若干悠闲者们乘凉”的，而是战士们“歇息的处所”②。

据秦似回忆，夏衍为筹办刊物曾多次邀约其他四个编辑商议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经过酝酿和思考后，夏衍列出了两个书刊名供大家商讨，一个是“短笛”， 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另一个是“野草”。大家一致认为，“野草”这个名称不单单是传承鲁迅，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持久抗战的态势和八股文风盛行的文学形势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引人略有所思”。夏衍同志说：“鲁迅那时写文章，往往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文章一发表，便与读者心里的想法有一种契合和默契，所以大家都喜欢都爱读。”“野草作家群”认为鲁迅是他们很好的榜样，应责无旁贷地把鲁迅的战斗旗帜接过来，把这个文学武器充分发挥起来，为抗日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③。为此，夏衍等人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活泼辛辣的杂文为主，主要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风格，即文章的外表看上去带点“柔和与软性”，内容却是“几根难啃的骨头和难以下咽的鱼刺”，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之中，用笔和纸在借古论今、谈天说地的隐晦形式中为苦难的人民传达呻吟和呼喊。

《野草》外“软”内“刚”成为了这个刊物最大的特点。如聂绀弩的《早醒记》《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血书》等，为了改变广大民众的精神面貌、增强民族意识，他激烈抨击黑暗现实和腐朽事物，批判旧的伦理道德，提倡积极上进的新思想。当时《野草》的作家群就是在国统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发扬鲁迅散文的现实主义精神，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后期的《野草》在继承鲁迅杂文思想和精神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尝试和改进，呈现出新的特点，文风由消沉、讽刺渐渐地走向了轻快和光明。杂文中更多地体现了人民胜利的喜悦，民众的欢歌笑语和对胜利充满的必定信心。

四、结语

在当时环境错综复杂的战争时期，《野草》杂志只是一个以刊登杂文为主的小型刊物，但却能比较顺利地创刊，且在桂林存活了近三年，这与当时的三个要素是密不可分的：革命形势和文学需要；有着一群身份比较特殊的庞大的作家群；刊物内在选择文学表现的形势即继承鲁迅的杂文传统。这是当时战时环境下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下的共同结果，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注释】

①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②秦似：《〈野草〉月刊发刊语》，《野草》创刊号。

③秦似：《回忆〈野草〉》，《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