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智 曲新楠

(作者单位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彭头山文化是一支分布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 也是该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其发现与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末，尤以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研究而被世人关注。 截至目前，经过发掘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以澧县彭头山、八十垱、杉龙岗和宜都城背溪四处遗存比较丰富。 笔者曾根据上述四处遗址的材料， 就彭头山文化的分期年代和类型问题进行了探讨[1]。本文拟在分期和类型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彭头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

寻找考古学文化的来源， 必须从该考古学文化的最早阶段出发， 与分布地域相同或相近，年代稍早或相当，文化内涵相同或更原始的遗存相比较； 探索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去向， 则要从该考古学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出发，与分布地域相同或邻近，年代稍晚，文化内涵相同或有所发展的相关遗存相比较。 因此， 讨论考古学文化源流的基础是分期和类型研究。

彭头山文化分为三期， 到晚期时发展出三个地方类型。

彭头山文化早期， 典型遗存有彭头山遗址早段， 绝对年代在前7100 年—前6600 年之间。 该期陶器主要特点表现为胎质较厚，口部歪斜，不规整。 以红褐陶为主，通体饰纹，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 滚压、拍印粗绳纹和实心泥突是本期较为突出的特征。 器物组合有绳纹圜底釜、罐、双耳罐、盆、盘、钵和支座。

彭头山文化中期， 典型遗存有彭头山遗址晚段、八十垱遗址早段和杉龙岗遗址早段，绝对年代在前6600 年—前6200 年之间。 该期器物口沿渐趋规整，绳纹开始细化，以划压网状绳纹为主，拍印粗绳纹骤减，泥突装饰少见，注重器物颈部装饰。 以褐陶为主，红衣陶数量增多。 器物组合与早期差别不大，只表现在局部形态变化上。

彭头山文化晚期， 典型遗存有八十垱遗址晚段、杉龙岗遗址晚段、城背溪遗址部分遗存、黄家园遗址等，绝对年代在前6200 年—前5700 年。 该期陶器制作更为规整。 以褐陶为主，器表装饰仍以绳纹为主，但比例下降，拍印粗绳纹已不见， 刻画网状绳纹占主导地位， 素面陶比例上升。 本期纹饰更加复杂多样，尤以刻画纹和戳印纹表现突出。 器物组合变化不大，只是某些器物出现新的形态，如新增喇叭口双耳罐和大口短颈双耳罐， 器座的型式更加丰富等。

彭头山文化早中期， 分布范围仅限于澧阳平原的山前地带，聚落数量较少；发展到晚期阶段，聚落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可以分为三个地方类型， 分别是澧阳平原的彭头山类型、 鄂西南的城背溪类型和环洞庭湖的黄家园类型。

一、彭头山文化的来源

探索彭头山文化的来源， 应以彭头山文化早期遗存为基础， 目前该类遗存仅发现于澧阳平原地区的彭头山类型， 绝对年代为前7100 年—前6600 年。澧阳平原地区比彭头山文化早期遗存更早的遗址有八十垱下层遗存、双林、竹马、新民、新坪等，有学者将这批遗存称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2]。仅八十垱下层遗存发表有资料。另外，2007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澧华垱遗址和澧县宋家岗遗址做过一些调查和小规模的试掘工作，也发现有早于彭头山文化的地层[3]。

八十垱下层遗存是指叠压于彭头山文化层之下的打制石器遗存。 该类遗存以细小石英石器为主，并有少量大型砾石石器，但不与陶片共存，也不见其他遗物。 石器组合以石片刮削器占绝对优势，且趋于小型化，其次为尖状器，石片砍砸器仅1 件[4]。 从该批石制品特征看， 既不同于澧水流域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又与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石制品有较大差异，结合地层埋藏证据，可以断定这批石制品的年代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于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文化的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大类，打制石器数量占绝对优势，器型较小，以各式刮削器为主。 显然，彭头山文化打制石器的特点继承了八十垱下层遗存的石器工业传统， 寻找彭头山文化的来源不应忽略当地传统。 但更显而易见的是，彭头山文化的磨制石器、较发达的陶器、稻作遗存等表明其与八十垱下层遗存之间仍有较大缺环，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华垱遗址在一处剖面的黄色网纹土里，发现有陶片，红褐色，夹砂，火候较低，表面粗糙，饰有绳纹。 发掘者认为陶片所在地层——网纹红土层的年代到了全新世早期或更新世末期，比彭头山文化的地层早。 宋家岗遗址试掘了一条探沟， 在彭头山文化早期地层下面有黄色沙土层，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出土有陶片和燧石器， 陶片形态和质地均类似于华垱遗址。 下层仅发现细小燧石器，无陶片。 这些陶片究竟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早期形态， 还是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由于发现的陶片数量很少，还无法对其性质做出判断。 但华垱遗址和宋家岗遗址的发现提示我们，要寻找彭头山文化的源头， 持续在当地开展工作将有更重要的发现。

将目光放远一些看， 比彭头山文化早期遗存年代更早或大致相当的遗址有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一期遗存、 长江下游的上山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表1）

玉蟾岩和仙人洞、 吊桶环都是洞穴遗址，虽发现有陶器，但特征远较彭头山文化陶器原始，石器特征也与彭头山文化差异较大，时代上相距较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时代缺环。

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以上山遗址[5]和小黄山遗址[6]为代表， 年代为前8000 年—前6500 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该文化陶器以夹炭陶和夹砂陶为主，流行红衣，厚胎。 多为素面，仅少量绳纹、戳印纹等。 制陶工艺有泥片贴筑、泥条拼接等。 器形以平底器占绝大多数，其次为圈足器，不见三足器。 代表性器物有大敞口平底盆和双耳罐。 可以看出，上山文化与彭头山文化有相似的因素， 如都流行夹炭红衣陶，双耳罐都是代表性器物等。 但两者之间差异更为显著，如上山文化以平底器、圈足器为主，各类平底罐、平底盆、平底钵常见，多素面陶； 而彭头山文化以圜底器占绝大多数，注重器表装饰，多通体饰绳纹。 彭头山文化与上山文化地域跨度较远， 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两者虽有时代共性，但却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以舞阳贾湖遗址[7]为代表， 绝对年代经树轮校正后为前7000年—前5800 年，不超出彭头山文化的年代范畴。 该文化分为三期，贾湖一期和二、三期之间差异较大，已有学者提出将贾湖一期遗存独立出来[8]，绝对年代在前7000 年—前6500 年前后。 仅从陶器看，贾湖一期遗存的角把罐、双耳罐和钵等器形， 都能在彭头山文化早期找到相似因素， 如彭头山文化早期的A 型I式罐， 装饰有泥突， 很可能就是角把罐的前身，但两者差异更显著，贾湖一期遗存多为平底器，双耳罐和钵多素面，方口盆不见于彭头山文化。 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交往，但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不同考古学文化。

与彭头山文化早期遗存关系较密切的是桂林甑皮岩遗址[9]。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五期，第二、三、四期文化面貌总体上基本一致，发掘者将其命名为甑皮岩文化，其绝对年代为前9000 年—前6000 年。 其中，与彭头山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相当或略早的是甑皮岩文化晚期早段和中期遗存 （即甑皮岩遗址第四期早段和第三期遗存），陶器烧制火候低，胎质疏松，制法以泥片贴筑法为主，形状不规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装饰绳纹，主要器形有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等。

从陶器特征上看，甑皮岩文化中晚期与彭头山文化早期相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两者陶器的制法均为泥片贴筑，陶器底部明显厚于腹部；陶器器表颜色驳杂， 均为平地堆烧；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通体装饰；器型上，甑皮岩文化的各种类型敞口罐与彭头山文化的深腹罐在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上大体相同。

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甑皮岩文化陶器种类单一，以敞口罐和钵为大宗，彭头山文化早期器型更丰富，双耳罐、支座和盘类器不见于甑皮岩文化；装饰方面，甑皮岩文化也较简单，不见泥突和红衣。 彭头山文化有较多的细小燧石石器，甑皮岩文化则无。 甑皮岩文化的生业形态为渔猎和采集，彭头山文化已经出现稻作农业。

总体来看， 甑皮岩文化陶器特征更显原始，年代更早，其罐钵类器和绳纹装饰很可能是彭头山文化的源头之一， 但彭头山文化的双耳罐、 支座和盘类器在甑皮岩文化找不到源头，稻作农业技术也远较甑皮岩文化发达，因此推测彭头山文化可能还有其他来源。

二、彭头山文化的去向

表1 彭头山文化早期与相关考古学文化遗存

探讨彭头山文化的去向， 应从彭头山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出发。 彭头山文化晚期，发展出三个地方类型， 分别是澧阳平原的彭头山类型、 鄂西南的城背溪类型和环洞庭湖的黄家园类型， 绝对年代前6200 年—前5700年， 城背溪类型和黄家园类型受传播速度的影响，其发展相对缓慢，绝对年代可能稍晚。

在澧阳平原和环洞庭湖区域， 彭头山文化之后，当地继之而起的是皂市下层文化。 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有皂市下层文化（T25③B层）直接叠压彭头山文化的地层关系。

从表2 数据资料看， 皂市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前5850 年左右，这一数据与彭头山文化下限大致有150 年左右的重合时间，说明皂市下层文化出现之后，曾有一段时间与彭头山文化共存， 并因其文化的先进性最终取代了彭头山文化。

皂市下层文化陶器制作已脱离原始阶段，出现泥条盘筑法；陶系变化明显，早期以夹炭、 夹砂红陶为主， 并有少量白陶和白衣陶，晚期则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急剧增加；纹饰更加复杂，有刻画纹、压印或拍印纹、戳印纹、镂孔及各种组合纹饰等，晚期出现少量宽带纹彩陶；器形方面典型器物有圈足盘、亚腰双耳罐、高领罐、卷沿罐、盘口罐、折沿罐、钵、碗、盆等。

从制陶技术和陶器造型发展趋势上看，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之间有内在的演变关系。 彭头山文化时期尚没有掌握陶土淘洗技术，故多夹炭陶、夹砂陶，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夹炭陶减少，泥质陶增多，晚期基本不见夹炭陶；彭头山文化陶器制作方法以泥片贴筑为主，到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发展为泥条盘筑技术； 彭头山文化以圜底器为主，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圈足器数量继续增多，中晚期后迅速增多并成为主要器形；纹饰方面，彭头山文化多粗乱绳纹，到皂市下层文化则演变为较规范的细密绳纹。

表2 澧阳平原和环洞庭湖区域样品测年数据

在具体文化内涵上，皂市下层文化存在许多与彭头山文化有承袭关系的因素。 如皂市下层文化早期的绳纹圜底釜、双耳罐和钵均能在彭头山文化晚期找到相似的器型，是由彭头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只是到了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在制法、形态和数量等方面有所变化。 皂市下层文化流行的圈足盘，在早期为矮圈足饰圆形镂孔，这与彭头山文化黄家园类型的矮圈足盘极为相似。 因此，彭头山文化晚期与皂市下层文化早期是一脉相承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缺环。 有学者将皂市下层文化中晚期出现的高圈足盘和亚腰形平底双耳罐与彭头山文化晚期遗存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缺环，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忽视了两者之间仍存在皂市下层文化早期阶段的事实。 实际上，高圈足盘是在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亚腰形平底双耳罐具有彭头山文化晚期城背溪类型折肩双耳罐的某些特征， 并有自身发展，有学者指出该类器型可能还受到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的影响[10]，但跨湖桥文化如何跨越上千公里，沿长江逆流而上，对皂市下层文化产生影响，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总体来看，在澧阳平原和环洞庭湖地区，彭头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大多被皂市下层文化继承，并有所发展。 皂市下层文化是在彭头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表3）

鄂西南地区的彭头山文化晚期城背溪类型，在当地是如何发展的呢？ 继之而起的柳林溪文化以柳林溪遗址[11]为代表，绝对年代前5000 年—前4000 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五段。 早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 陶色以红陶为主；其次是褐陶，器表装饰以绳纹为主，少量按窝纹、戳印纹和刻画纹等。 陶器制法为泥片贴筑。 典型器物有绳纹圜底釜罐、 折壁圈足碗、假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支座等。 比较彭头山文化城背溪类型和柳林溪文化早期遗存可以发现，柳林溪文化早期的陶器制法、绳纹特征、 圜底釜罐和支座等器形及演变规律都是承袭彭头山文化城背溪类型， 表明彭头山文化城背溪类型在这一地区发展为柳林溪文化。 但以戳印纹折壁圈足碗等为代表的因素则明显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彭头山文化向长江下游发展，可能对跨湖桥文化的产生有过影响。 跨湖桥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继上山文化之后的一支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 绝对年代为前6200年—前5000 年。 从陶器制作水平、风格形态等看，与彭头山文化差异显著，但该文化早期出现了大量各种形态的绳纹圜底釜，在当地更早的上山文化中找不到源头，这类器型是彭头山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如Ⅰb 型陶釜与彭头山文化黄家园类型陶钵极为相似[12]。另外，台状支脚、平行线纹、菱形纹等与彭头山文化晚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表3）因此推测跨湖桥文化的形成可能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的影响。

地处沅水中上游的高庙文化，绝对年代为前5800 年—前4800 年。 陶器均手制，可能采用慢轮修整， 器形规整但颜色驳杂，以夹砂陶居多，多为红褐色、灰褐色，另有制作精美的白陶。 陶器纹饰主要有绳纹和戳印篦点纹，少量彩绘。 器型以圜底器为大宗，其次是圈足器，器类有釜、罐、钵、盘、簋和碗等[13]。高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在最下面的地层中出土半球状的绳纹圜底钵和高领双耳罐，形态接近彭头山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同类器，高庙文化常见的釜、罐多为绳纹圜底，明显继承了彭头山文化晚期的特征，受到彭头山文化的影响。 （表3）高庙文化有可能是彭头山文化晚期部分人群迁移到沅水中上游地区，并与当地土著结合而发展起来的。

三、结语

本文通过相关遗存的比较分析， 初步探讨了彭头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 彭头山文化的形成与甑皮岩文化关系最为紧密， 很可能是在甑皮岩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但当地传统因素仍不能忽视，寻找彭头山文化的直接来源还需要在澧阳平原开展相关工作。 彭头山文化的最晚阶段，皂市下层文化在澧阳平原和环洞庭湖区兴起，并最终取代彭头山文化， 皂市下层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彭头山文化的直接影响。 鄂西南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类型在自身发展和其他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出柳林溪文化。 彭头山文化被皂市下层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取代后，部分人群沿沅水逆流而上，在沅水中上游地区与当地土著人结合，形成高庙文化；另一部分人群则有可能顺长江而下， 到达江浙地区，参与了当地跨湖桥文化的形成。

表3 彭头山文化晚期与相关考古学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