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山 刘昊

（作者单位 1.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2.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般认为， 江南土墩墓以江苏的宁镇地区和安徽漳河流域分布最为密集且规模宏大， 时代以商周时期为主[1]， 但实际分布范围更为广阔。从1974 年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土墩墓至今已有40 多年，而对土墩墓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始于2005 年的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40 座土墩墓的发掘。这次发掘之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土墩墓并不是简单的封土埋人的普通土墩， 而是一种特殊的埋葬形态， 按照家庭伦理和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在丧葬活动中渐次堆积而成的所谓“土墩”。 笔者认为这一形成过程所反映的是丧葬活动的宗和孝观念， 它应该区别于一次性封土而成的各种封土墓， 如环太湖的土墩石室墓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坟丘墓等。

一、 江南土墩墓属于家族墓地的考古学证据表现

1.土墩的构建过程反映墓地具有规划性和一定的营造法式

宁常、 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发掘的浮山果园29 号墩位于一小山岗的最高处，在其周围有十多座较小土墩。 29 号墩为向心结构布局方式，内部共发现墓葬45 座，构筑方式是在生土面平铺三层堆积作为墩子的基础中心，然后在熟土上面挖基槽、建木棚、铺石床，精心构筑中心墓葬，封土成丘。 然后在坟丘的北侧、东侧和西南侧堆筑成新的平台，在平台上再层层覆土陆续埋葬后来的死者（图1）。在中心墓葬周围不同层面陆续有44 座墓，这些墓葬的头向都朝向中心墓葬[2]。在这处拥挤的墓地中叠压打破关系异常复杂， 但竟然没有一座墓侵扰中心墓葬。

图1 浮山果园29 号墩第①层下墓葬分布

2.墓葬的布局结构反映出一种秩序

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发掘不但确认了土墩墓同时存在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现象，而且对一墩多墓的布局和祭祀现象都有了新的认识。 例如，对所谓“向心式”一墩多墓的描述是这样的：“寨花头2 号墩鸟瞰，中心墓葬尚未揭露出来，但可以明显看到所有墓葬头向均朝向土墩中心部位(即中心墓葬位置)。发掘证明，土墩其他层位的墓葬也显示了同样的向心结构，仿佛被中心墓葬所吸引，这种结构只见于青铜时代的江南地区。 ”[3]（图2）在东边山1 号土墩的发掘过程中，西北、东北、西南部陆续发现了形制相似的12 座墓， 在其中6 座墓朝向墩心的一端均发现了人牙或人骨，其中一座墓的人骨残骸， 还能看出完整的人头骨的形态。在土墩中心发现并确认带有墓道的主墓，14个小墓围绕中心主墓的向心结构一览无余。

3.随葬品不能反映社会地位等级差异，随意性明显

虽然中心墓葬的构建大多很考究，但它的随葬品并不一定多于周围的墓葬，多数土墩中心墓葬的随葬品相对较少， 而且随葬品的品质、组合与周围墓葬也没有明显差异。 例如，浮山果园29 号墩中心墓葬的随葬器物仅有10件，而周围24 座墓葬的随葬品反而均在10 件以上，多者达38 件。 许家沟1 号墩的中心墓葬随葬品33 件， 而周围墓葬随葬品最多的有37件。[4]可见随葬品的数量不是用来衡量墓主人社会等级的尺度，随葬品的多寡完全是根据当时去世之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而定， 穷则穷葬，富则富葬，家里没钱也要埋葬，充分表明这属于民间行为，随葬品多寡反映的是死者当时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

在浮山果园1 号墩墓的随葬品中，鼎同其他实用器鬲、甑等一样都有烟熏痕迹，可见并不是专门的礼器或冥器。 在1 号墩的16 座墓葬中虽然14 座墓有鼎，最少的有1 尊，最多的有6 尊，且有大小之分，但其放置形式并不同于“有序的列鼎”，而是随意堆放， 有的大鼎内置数件小鼎，有的放在甑内， 有的还当作器盖使用[2]。 其非官方性、随意性十分明显。

4. 入土先后顺序没有打破辈分伦理秩序

有必要指出， 经常发现中心墓葬的墓主人并不一定是死得最早的， 金坛薛埠晒土场2 号墩也是向心式一墩多墓， 但是中心墓葬的层位较周围两座墓葬晚， 即中心墓葬的墓主人下葬时间晚于另外两座墓。 所以， 中心墓葬反映的是辈分最高的而不是死得最早的， 埋葬位置反映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家庭伦理， 可见宗与孝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5.祭祀遗迹的多样性

图2 寨花头2 号墩发掘现场

《周礼》对国家层面的各种祭祀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随意而为之。 然而江南地区的两周土墩墓， 形式多样的祭祀遗迹和建筑却显示出民间性质。 江南土墩墓的重要考古学特征包括“墓地建筑”“墓地祭祀” 和 “一墩多墓”。 例如，江苏句容浮山果园29 号墩的中心墓葬不仅有石床， 而且有两面坡的棚类建筑和通往棚里的斜坡小路。 建筑柱洞均斜向石床中心， 根据其倾斜度可复原出在石床上原有的两面坡窝棚式建筑棚内有规整的石床。柱洞痕迹显示当时的人使用的是并未作精细加工的原木，原木一剖两半作为窝棚的支柱，有的洞内还残留着树皮、丫杈等痕迹。 有人认为后来越文化的“人”字顶木构葬具起源于此且其社会学含义应为房屋，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有关[5]。有学者认为这类葬前墓地建筑可能还具有“藏骸房”的功能[6]。有学者认为其应当是与丧葬祭祀行为相关的临时性建筑[7]。 实际上笔者认为，无论这种临时建筑表达的是“事死如事生”，还是“藏骸房”等，都是生者想表达对已经死去长辈的尊敬和孝道。

江南土墩墓反映了在长辈正式入葬之前有短期的殡孝仪式，用于举行殡孝仪式的临时建筑较为普遍，例如寨花头D1、D2、D5 等都有这类建筑。以寨花头D2 为例，其墓下建筑遗迹F1 是年代最早的遗迹单位（西周中晚期），建造时间早于所有的27 座墓葬，且位于土墩中部。F1 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长约4.45米、宽约1.65 米，由48 个柱洞组成。 从建筑质量来看显然是一处临时建筑， 具体表现在：南排柱洞较为整齐，大体处在一条直线上。 北排柱洞不甚规整，位置略有错乱，柱洞平面形状不甚规则，直径5～30 厘米，深5～65 厘米，柱洞间距5～38 厘米。 柱洞口大底小， 上部向内倾斜，底部多为尖状或三角尖状。 推测原本用粗细不一的木材(或剖开的木材)劈削成尖形，打入地面，搭成两面坡建筑。 这些特点说明建筑的临时性和简易性。 该建筑完成使命之后，开始在其上堆积、夯实第7 层和第6 层，并在第6 层表面建造中心主墓M22，墓葬方向和石床位置基本与建筑重合。 与之性质相似的遗存在江苏句容以及金坛一带经常发现[8]。

6.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并存

青铜时代已经进入父系社会是学术界的共识。这次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发掘的40座土墩墓，只发现11 座土墩存在向心结构布局，这反映了当时人口流动性较大，后人大部分流出本地或客死他乡的现象比较普遍，再加上一定比例的人没有男继承人， 所以一墩一墓绝对数量较多， 也从侧面反映了两周时期的江南地区社会政治生活并不稳定。

7.两周时期一墩多墓分布范围从宁镇地区向南直到常州武进， 即使在春秋淹城遗址周围仍然十分典型

淹城遗址及其周围的土墩墓如龙墩等，虽然同时流行着平地掩埋和掘坑埋葬两种葬俗（一般是浅坑），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墓地最初建造方式都是预先在地表上堆筑一层熟土，各个墩子堆土厚薄不一，厚的达1.5 米，平整后再在其上直接停尸，举行仪式后，覆土掩埋或掘浅坑后再埋葬，最后堆土成墩。可见，在平整后的地面上是否挖坑下葬对同一座土墩墓的整体性质没有影响，同时发现，都有在平整地面之后停尸尽孝祭祀一段时间之后才入土埋葬的共性。还发现土墩内各个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等级差别不大，一般不超过20 件[9]。其家族性和孝道祭祀反映得十分充分。

8.发掘中已确认在土墩墓中存在明显的二次葬现象，反映了对家族合葬的重视

江苏金坛市薛埠上水一座土墩墓有摆放碎陶片的现象，在其最下层的层面上竟然摆放着十多件商代早期的完整陶器，但是苏南地区以往发现的土墩墓最早不会早于西周时期，难道这座土墩是在商代早期建的？ 经过寻找，在距离此座土墩墓500 多米处发现一处商代台形遗址，由于在其周边几平方公里之内只发现此一处商代遗址，故推测这些商代陶器出自此台地[10]。 先期去世的配偶应该是首先埋葬于此，在二次迁移合葬过程中在早期地层中偶然挖出了商代器物，然后一起迁移到这座二次葬墓葬中。 这只能够说明：一是因为当时负责迁坟的人没有文物鉴定的知识；二是因为在挖掘死人的时候挖到的东西全部随尸骨一起再次埋入新的墓穴是对死者的尊重和习惯，再次证明了葬俗的民间性质，没有官方那样严谨。

9.一个土墩埋葬几代人特征明显

考古发掘的层位学资料显示， 一墩多墓除中心墓葬外，其他墓葬大致可分为2～3 层，若用同一代人大致葬在一个层面来推测，一个墩子或许只能安葬3～4 代人。 以寨花头D2为例，寨花头D2 共有墓葬27 座，属于江南土墩墓中的典型一墩多墓类型， 如果按照层位来看埋葬有墓葬的共有5 个层位，分别是：第2 层下有墓葬1 座(M1)、第3 层下有墓葬1 座（M2）、第4 层下有墓葬10 座（M3～M12）、第5层下有墓葬15 座（M13～M27）[11]。

二、结语

人类对尸体的处理方式是最保守的，它代表了人们的信仰和对祖先的态度，并不是任何外来影响都能促使其改变的，除非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才影响到这一方面。 甲骨文中的宗（） 造字本义是“献祭崇拜祖先的祖庙”，示（）表示“祭拜祝祷”，上面像封土一样的部分表示“房屋”类。 《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可见普通意义上的“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长辈。 因此，一墩多墓的埋葬习俗就是“宗”与“孝”理念的真实写照。

另外， 江南两周土墩墓所反映的社会平民家族墓地葬俗对重新审视江南地区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 此时江南地区是和北方中原地区一样属于奴隶社会， 还是存在另一种别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得而知。 所以，江南地区特别是环太湖地区两周社会性质再探讨将成为今后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典型江南土墩墓葬俗的影响力延续到汉代后走向衰落，单体的汉代土墩墓与一般竖穴汉墓并无太大差别，但其多个单体墓聚葬于一个土墩内的葬俗显然与北方地区异穴合葬的封土汉墓是不同的。 究其源，当与环太湖地区商周时期的吴越土墩墓有密切联系，但是竖穴和砖室墓则受到了北方地区的影响[12]。 应该说，秦汉以后所谓的江南土墩墓已经不属于典型土墩墓的范畴，如平地掩埋和墓下建筑等文化元素已经消失，实际上是汉墓的一种地方类型。 “这类墓葬均埋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之内，土墩有些是沿用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有些是汉代人工堆筑而成的。 之后在土墩上开挖墓穴， 墓葬形制包括土坑竖穴墓、砖椁墓和砖室墓等，不见商周时期平地堆土掩埋的埋葬形式，以一墩多墓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土墩堆积越厚，墓葬数量越多，土墩的体量也越大。 ”[13]所以，如果说在两周时期典型土墩墓源自某些特定的族属，但秦汉之后逐渐汉化，土墩式汉墓已经不具备某种考古学文化和某个古代族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