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龙，冉光和

（1.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现阶段，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农业发展效率，拓展农民增收领域，同时还可以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消除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更要突破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供给瓶颈。在这些供给要素中，尤其以金融要素的需求最为旺盛。一方面，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各方建设和发展必定会产生强烈的资金需求，并且这种需求具有大额化、长期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伴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出现的从业主体多元化、产业层级多样化和经营复合化等特征，使得其在金融需求上也相应地呈现出多层次金融需求融合特征[1]。这些特征迫切需要深化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扩大农村金融规模、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和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途径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由此可见，农村金融深化是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和制度环境均严重滞后，尤其是作为农村金融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产业化融资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致使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损失补偿不足，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进程。那么，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如果存在，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及时回应这些问题，对于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仅有少量文献直接研究了金融支持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问题[1-2]，国外有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上。Davis和Goldberg[3]认为，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率需要采取的必要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健全投融资体制。Ranis和Fei[4]的二元经济理论指出，实现农业产业的实质性发展必须要完善对应的金融支持与制度保障。随后，Barry和Lee[5]、Lajos等[6]和Saravanan[7]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数据证实，金融供给不足（或信贷约束）是制约农业生产和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农业产业化与金融服务体系关系的探索方面。其研究基本脉络为：首先从农村金融的供需现状、农村金融运行的内在逻辑、农业产业化主体融资的特殊性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定性阐述了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性[8-9]；其次对金融支持与农村产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与验证。张玉利和郭永清[10]、王丽娟[11]利用不同层面的经验数据证实，金融支持显著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地，分析了金融服务支持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主要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信用评价担保体系不健全、产业投融资机制不够健全、风险管理措施缺乏、民间金融发展滞后和政府扶持力度过小等[12-13]。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打造“信贷+保险+期货+基金”政策组合拳、创新金融服务和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14-15]，探索了中国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模式的创新路径。

以上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有益借鉴，然而，现有文献始终未能揭示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同时少有涉及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此外，现有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检验全国层面或某一地区层面的整体效应，尚缺乏区域异质性的讨论。有鉴于此，基于Mckinnon[16]的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详细分析农村金融深化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在客观测算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FGLS方法和SYS-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详细讨论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以便更加全面地把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

针对农村金融深化作用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经典的金融深化理论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均已经做过系统阐释。在借鉴Mckinnon[16]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分析农村金融深化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具体而言，农村金融深化主要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1）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储蓄效应。农村储蓄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只有储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过去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之所以难以实现社会储蓄规模的大幅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率管制[17]。利率管制人为地压低了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向农村社会储蓄的转化效率。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的加强，利率管制政策逐步放松，在利率市场化的大力推动之下，农村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水平将逐步靠齐均衡利率水平，农村地区甚至城镇地区的闲置富余资金受到各种高利率储蓄产品的吸引纷纷进入农村金融机构，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储蓄总量大大提升，有助于扩大农村金融体系内的信贷资金规模。随着农村地区信贷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将汇聚成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投资的巨大资金池。与此同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的种类和数量将随着农村金融的持续深化而不断丰富，其信用中介职能将得以充分发挥，资本的流动性和透明度不断增强，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和便利化[18]，由此使储户与投资者的风险系数得到极大降低，农村经济个体的储蓄信心和意愿得到有效提升，使得农村大量闲置、分散的资金能够转化为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期资本。

2）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投资效应。从理论上来看，有效运转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方面可以动员农村储蓄并实现农村资金的大规模集聚，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村储蓄向农村投资的高效转化。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的持续推进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发展，农村领域的投融资渠道、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日渐丰富与多样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产业融合投资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和解决资金难题，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最终带动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提升。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升农村经济个体运用系统内在信息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其向金融体系提供外部信息的能力，促使农村金融机构、资金需求者与储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19]，在有效降低农村储蓄者资金风险的同时，也明显减少了农村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资金所耗费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转化的效率，有助于提升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领域投资的水平和质量。此外，随着农村金融知识的大力宣传和广泛普及，农村资金闲置者的投资理财知识逐渐丰富，投资理财能力日益提升，同样有利于农村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的高效转化[20]，进而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3）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资金导向机制。伴随农村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育和不断完善，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优化和改善，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信息收集功能甄别和评估出投资效率相对较高的农村产业融合主体或项目，优先为其提供有限的资金支持。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还能够通过其信用筹资功能，促进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资金融通，优化和改善农村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18]，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二是产业整合机制。一方面，农村金融深化创新了农村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使得农村大量的金融资本可以实现快速流动和有效积聚，这也恰好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相适应，有利于促进休闲旅游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可以推动农村创新活动的开展，而创新成果一旦为农业所吸收便可以迅速扩散至整个农业产业链，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可以优化农村领域的生产要素配置并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2]，从而也有利于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1.2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农村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各不相同，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来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东部地区在农业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新业态发展和产业融合主体培育方面整体表现较为出色，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由此也产生了较高的金融需求。同时，东部地区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农村金融机构较多，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也较丰富，可以较好地满足当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此外，除了农村金融机构，东部地区的城市金融对农村也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这种金融反哺有利于完善当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

与东部地区相比，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近些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发展层次和水平依旧明显滞后。同时，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较为薄弱，农村金融发展尚普遍存在着诸如金融供给缺口大、供给结构不合理和服务供给不到位等现象[21]，由此不管是在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还是金融效率方面，均难以为当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综上，鉴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固有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不同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受到来自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检验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借鉴目前学术界有关农村（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研究的通常做法[22-23]，设定基本计量模型为：

式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CON、FIN分别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金融深化；a0为常数项，a1为农村金融深化变量的回归系数。MEC为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变量，包括反映储蓄效应的农户储蓄、投资效应的农村投资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农村投资效率。CTL为控制变量组。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eit为随机扰动项。

式（1）属于静态面板模型，其估计方法可以综合运用F检验、LM检验与Hausman检验在混合效应（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3种模型中进行选择[24]。此外，还有必要对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若面板估计模型存在异方差与自相关，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重新进行估计，以尽可能地消除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

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25]，同时考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可能与过去因素有关，在式（1）中加入被解释变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为：

式中：b0为常数项；CONi,t-1表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变量的一阶滞后项，b1为其回归系数；n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zit为随机扰动项。

式（2）属于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SYS-GMM）进行估计。同时，利用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AR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检验）对模型设定与估计的有效性进行判别。如果两者均接受原假设，则说明模型设定与估计是有效的。此外，SYS-GMM可以分为一步估计与两步估计，两步估计由于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更具稳健性，一般情况下要优于一步估计。综上，将采用两步SYSGMM对式（2）进行估计。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CON）。已有文献主要采用2种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进行测度。一是协调发展指数法。如谭明交[26]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方法，在分别计算农村产业化实际值和理想值的基础之上，测算了2005—2014年中国各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数。二是综合指数法。如李晓龙和冉光和[27-28]、李晓龙和陆远权[29]在借鉴李芸等[30]研究的基础上，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3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可以较好反映中国各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李晓龙和冉光和[27]的研究做法，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得到了2008—2017年中国各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农村金融深化（FIN）为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综合参考丁志国等[31]和杜思正等[32]的做法，构建了中国省际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其中，用人均农户贷款、人均农户存款和农村每万人拥有小型金融机构数3个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规模扩张情况，其值越大表示农村金融规模越大，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用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2个指标反映农村金融结构优化状况，其值越大说明农村金融结构越趋合理，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用农户存贷款总额与农业增加值之比和农户贷存比2个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效率提升情况，其值越大意味着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农户存款和发放的农户贷款越多，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将农户存款转化为农户贷款的比例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和服务质量越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在构建上述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得到了中国省际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指数。

3）其他变量。其他变量包括内在机理变量与控制变量。其中，内在机理变量包括：农户储蓄（SAV），以农户储蓄的自然对数值表示；农村投资（INV），用农村投资总量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投资效率（DIS），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当年总投资的比值来表示[18]。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持（GOV），借鉴学术界的普遍做法，以各省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率，来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城镇化进程（URB），用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农村创业活跃度（ENT），参考古家军和谢凤华[33]的研究，选取各省份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与农村个体户数之和占农村就业总数的比重来反映农村创业的活跃程度；农村人力资本（HUM），以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其中，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 0×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人口比例+9×中学文化人口比例+12×高中文化人口比例+16×大学文化人口比例；交通基础设施（FRA），以各省份公路密度（公路运营总里程/国土面积）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2.3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包含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由于统计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未被纳入研究样本）。其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全国温室数据系统、各省份休闲农业发展报告、政府报告和相关新闻报道，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处理；农村金融深化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和《“三农”贷款与县域金融统计报告》；各省份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与农村个体户数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城乡人口数量、公路里程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可比性，以2008年作为基期，对涉及到用货币计量的相关变量均作了平减处理。

图1 2008—2017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Fig. 1 Change dynamic of enhance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during 2008-2017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析

图1描绘了2008—2017全国及分区域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农村金融深化的基本走势较好，总体上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从2008年的1.029 5，提升到2017年的2.717 4，年均增长率高达11.39%，均值为1.822 2。分区域来看，样本期间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均值较高，为2.316 4，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1.536 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由2008年的1.039 3上升到2017年的2.604 8，样本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75%，但略微低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速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均值（1.249 8）相比，东部地区明显更高，达2.784 9。综上可以初步判断，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着较高的正向相关性，为了有效测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3.2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整体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总值为2.88，单个解释变量的VIF 值最大为4.52，远低于临界值10，这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展开下一步分析。在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模型设定的具体形式进行选择。从检验的结果来看，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对面板模型进行了异方差检验（Wald检验）和自相关检验（Wooldrige检验）。两项检验的P值均为0.000，强烈拒绝“不存在异方差”和“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面板模型存在明显的异方差和自相关，为此，需要采用改进的FGLS方法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而在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时，结合前文的估计方法说明，采用了SYSGMM方法。综上所述，分别采用FGLS方法和SYS-GMM方法的估计结果。

采用FGLS方法的Wald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1），说明计量模型设定较为合理，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度；而采用SYS-GMM方法的AR(2)检验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性，Hansen检验的P值明显大于0.10，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基本合理。从不含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来看，在不同估计方法下，农村金融深化（FIN）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是较为稳健的，即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包含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来看（限于篇幅，仅列出采用SYS-GMM方法的估计结果），农户储蓄（SAV）、农村投资（INV）和农村投资效率（DIS）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全部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户储蓄水平、农村投资水平和农村投资效率的提升均有利于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户储蓄、农村投资、农村投资效率的交互项（FIN×SAV、FIN×INV、FIN×DIS）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村金融深化可以强化农户储蓄、农村投资和农村投资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从而验证了农村金融深化主要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表1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Table 1 Tes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nhance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政府财政支持（GOV）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1），说明政府财政支持可以缓解农业生产建设所需资金压力，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物质基础，进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城镇化进程（URB）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大部分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由此也有效地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ENT）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正相关，且在FGLS方法下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村创业活跃度越高，越有利于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并扩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规模。农村人力资本（HUM）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在采用SYS-GMM方法下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随着农村教育普及的速度加快，接受各类教育的农村居民也逐渐增多，而科技知识的丰富和管理技能的提升无疑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融合主体，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FRA）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系数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改善农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来看，上一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L.CON）与当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CON）之间的正向关系十分显著，这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累计过程，当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会受到前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影响。

3.3 区域差异分析

表2和表3汇报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检验结果。根据Wald值、AR(2)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可以判定，模型设定具有合理性，估计结果较为可靠，并且工具变量选择是有效的。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分别采用FGLS方法、SYS-GMM方法时，农村金融深化（FIN）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地区分别为0.438 6和0.511 8，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村金融深化的估计系数在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306 2和0.202 3，也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户储蓄、农村投资、农村投资效率的交互项（FIN×SAV、FIN×INV、FIN×DIS）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其系数在东部地区分别为0.035 7、0.102 7和0.007 6，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010 4、0.087 2和0.006 2。上述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而言，农村金融深化对东部地区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2 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Table 2 Tes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nhance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region

从各区域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样本期间，中西部地区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均值仅为1.249 8，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更高，其平均水平达到了2.784 9。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省份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均值为2.316 4，中西部地区省份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均值仅为1.536 1，可见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较中西部地区明显更高一些。由此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之所以比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由于该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较高，因而当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受到来自金融深化的推动作用也越强。换句话说，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也越发明显。

表3 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Table 3 Tes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nhance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4 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深化显著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接下来，将讨论这种区域差异的可能影响因素。为此，以农村金融深化（FIN）、农村人力资本（HUM）和交通基础设施（FRA）作为门槛变量，以农村金融深化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分别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检验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基于农村金融深化、农村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区域因素的门槛特征。根据 Hansen[34]的思路，在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之前，首先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从门槛效应检验的F统计值和对应的P值可以看出，不管以农村金融深化、农村人力资本还是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门槛变量，全部通过了双重门槛效应检验，这充分说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确实存在基于农村金融深化、农村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双重门槛效应。从门槛值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村金融深化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815和1.606，农村人力资本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7.348和8.416，交通基础设施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463和1.221，且全部落在相应的95%的置信区间之内，可见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一致。在门槛效应检验之后，表4列示了分别以农村金融深化、农村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当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低于第一门槛值（0.815）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43 1，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处于第一门槛值（0.815）和第二门槛值（1.606）之间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由负变正（0.106 1），依旧没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农村金融深化程度高于第二门槛值（1.606）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0.266 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4）。这表明，随着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结合前文的实证结果分析可知，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强，因此，区域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正是导致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截至2017年，还有河南、湖北、广西和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省份尚未跨越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第二门槛值。

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7.348）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280 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一门槛值7.348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依旧显著为正（0.387 9），且系数数值有所增大；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416之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提升到0.595 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4）。这说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强。农村人力资本增强有助于提高个体对金融资源的获取和运用能力。因此，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也越强。截至2017年，尚有安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等中西部地区省份未能跨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第二门槛值。

表4 面板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Table 4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0.463）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为正（0.107 2），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0.463）和第二门槛值（1.221）之间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数值有所增大（0.306 6），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于第二门槛值（1.221）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数值增大到0.724 6（表4）。这充分表明，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为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截至2017年，跨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第二门槛值的省份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和重庆，大多数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门槛值区间，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越大。可见，地区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是造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也意味着，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在促进农村金融深化、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下足功夫，尽可能地创造有利条件，以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农村金融深化是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金融深化主要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从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可能因素来看，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一个地区的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越大。这对进一步推动农村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4.2 建议

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村金融深化的支持。当前，应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完善多层次金融支持政策，增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具体包括：继续保持对涉农金融机构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引导涉农商业银行积极“用好增量”和 “盘活存量”，释放更多资金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鼓励直接融资发展政策，促进私募投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扩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直接融资规模；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精神，为农业保险服务业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政策环境，切实降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风险。

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应关注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各地区政府在制定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政策时，必须基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更应该把农村金融改革摆在突出位置，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大力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3）各地区还需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增强产业主体对金融资源的获取和运用能力，为尽可能地发挥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