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荣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 言

“口”旁自造字指在汉字左边加“口”旁形成的一类字，它们与不加“口”旁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无关。粤方言这类字数量众多，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学界讨论的粤方言“口”旁自造字有两类，一是粤方言字，二是音译词词形中的“口”旁字。涉及两方面：(一)“口”旁自造字的性质。詹伯慧、丘学强[1]、邓小琴[2]等在表述中将其看作形声字，也有学者将表音译词或方言词的“口”旁字当作形声字来举例。(二)“口”旁功能。有4种认识：1.玛突来维切·帕维尔[3]、詹伯慧、丘学强认为“口”旁表示一种风格意义，詹伯慧进一步认为“即表示该字是口语用字”，邓小琴认为“加‘口’旁以指示文本的方言化或口语化”；2.黄翊认为用加“口”字旁的办法音译外来名称排除了汉字表意的干扰[4]；3.杨锡彭指出：“‘口羔呸’作为音译，加上‘口’字旁表示跟‘食物、饮料’有关，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坊间用字的习惯”[5]；4.周振鹤、游光明认为“口”旁带有贬义色彩[6-7]。以上观点在学界影响广泛,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体现为：单从粤方言字或音译词用字视角探讨“口”旁的功能，研究对象有不全面的遗憾；逻辑推理时将现象产生的原因与结果混淆，“口”旁字是粤方言用字显著特征，记录方言词、口语词，但不能因此认为“口”旁是方言化、口语化标记，方言化、口语化是“口”旁字大量使用后人们的感知结果，不是文字产生之初添加“口”旁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粤方言“口”旁字中的“口”旁为借音标记，起区别作用，这类字不是形声字。以下全面考察明清时期粤方言文献“口”旁字，结合汉字史上各类“口”旁字，对“口”旁功能、“口”旁字的性质及大量出现的原因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粤方言文献“口”旁自造字的产生及使用

(一)产生

我们选取三类粤方言文献：1.文学戏曲作品，有18世纪《花笺记》《二荷花史》，19世纪《粤讴》《俗话倾谈》；2. 清代奏折、档案、公牍等史料，有《林则徐公牍》《澳门记略》；3.19世纪传教士文献，有《广东省土话字汇》《广州方言习语》《粤语中文文选》。比较以上“口”旁自造字使用情况，发现：1类作品“口”旁字较少，只有“咁”“唔”等零星几个，18、19世纪无明显变化；2类作品“口”旁字明显多于第一类；3类作品“口”旁自造字最多；1类作品“口”旁字记录已有文字系统无法书写的方言词，2类记录音译词，3类用于书写音译词、方言词。邓小琴列举的第一阶段(即明末至康熙年间)粤方言新造字“嗰”“嘢”就是“口”旁自造字，黄翊认为粤语地区更早的“口”旁字见于澳门的葡萄牙语音译词中，谢贵安认为西方列强国名的汉译名称经历了谐声描摹、贬词诋斥和褒词揄扬三个阶段，加“口”旁的国名音译归入谐声描摹阶段，认为谐声描摹大致以鸦片战争爆发为下限[8]。可见，粤方言“口”旁自造字最早出现当在19世纪以前，但只是零星出现。到了19世纪，传教士文献中“口”旁自造字开始大量使用，数量多，记词范围广。

(二)使用

19世纪传教士文献“口”旁自造字有以下特点：数量多；大部分可用可不用“口”旁，如“抖气”也可写为“唞气”；常用汉字可增加或替换为“口”旁，如“一文钱”的“文”写为“呅”，表“猪舌”的“利”增旁为“脷”“唎”，“污糟”写为“污口糟”，“屋足企”写为“屋口企”，“逆”写为“口逆”。使用于以下场合：音译词用字、外语词的注音字，音译词涉及国家名、人名、地名、船名、化学物品名、日用品、食品等；方言词用字，如“嘢”“哋”“嗰”“喺”“嚟”“唞”“喐”“嘅”“噲”“口添”“啱”等；受粤方言大量“口”旁自造字影响，有一些字增添或改换偏旁为“口”旁，如前文所举“呅”“唎”“口店”“口企”。除粤方言外，佛经音译、民族文字、其他方言也有“口”旁自造字。

三、其他“口”旁自造字

(一)佛经音译

梁晓虹、徐时仪、陈五云指出：“佛经的音译，除了用现成的汉字记音外，还自创了不少方块字以记音。……另外一些从‘口’的形声字，‘口’旁只起宣示该字是记音字的作用，如‘哋、口敗、口浪、嘚、口詩、口寫、口陋、吔、口似、唵’等。”[9]501相关论述还可参见陆锡兴(1993)、龚雪梅(2006)。

(二)民族文字

西夏文佛经有在当用汉字前加“口”旁形成特殊标音汉字的现象，详参聂鸿音(1987,1997)、孙伯君(2007)。南方系民族文字中也有“口”旁字，王锋指出：“加形字是由汉字加上表示区别性的符号构成的新字。在汉字上加上某种偏旁或符号，以示和原有的汉字相区别。大多是借用汉字语音，也有少量是借用汉字的意义。所加偏旁以‘口’旁为主，但也有其他符号。这些偏旁和符号只起一种标记作用，表示这是和汉字不同的新字。这类字在南方各民族文字都有使用，在某些文字(如白文)中，还逐渐发展成主要的造字手段。”[10]字喃、壮字中的“口”旁字还可参见罗长山(1990，1992)。

(三)方言文献

孙琳指出：“又比如在(《越谚》)‘声音音乐’一部分中，有很多方言字的构成方法是借用某通用字的音，加‘口’旁作为意符而成。如‘口胡’。”[11]陈泽平指出19世纪传教士编福州方言文献有以“口”标记同音假借字的现象，间或也用“口”字表示同音字，认为：“方言杂字中加了明确标记‘亻’或‘口’的只是少数。加与不加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加了标记是强调该字是‘平话字’(方言俗字)，区别于通用汉字。”[12]刘镇发(2011)及庄初升、黄婷婷指出19世纪末用汉字书写圣经的客家方言翻译本、19世纪传教士编客家文献《启蒙浅学》中有很多是以同音或近音字随意加“口”字旁的自造字[13]。

可见，粤方言这类字并非偶然出现的、孤立的、违反常规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粤方言这类字的数量是以上三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口”旁自造字在19世纪吴、闽、粤、客方言及民族语中广泛使用，同一时期邻近地域出现类似文字现象，它们之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

四、“口”旁的功能及“口”旁自造字的性质

(一)“口”旁的功能

“口”旁作为借音标记有广泛的应用，陆锡兴、梁晓虹、徐时仪、陈五云、聂鸿音、孙伯君、罗长山、王锋等均有论述。以上“口”旁字都用来记录外语或民族语。梁晓虹、徐时仪、陈五云认为：“从文化交流和翻译外来语的历史看，音译词似乎始终遵循着这个规律：(1)利用现成汉字记音；(2)在记音字上加‘口’旁，以志识别；(3)另造新字记音，也就是在记音字上加合适的意符来区别义类；(4)用反切法造新字记音。”[9]502粤方言音译词、外语词注音字也用“口”旁字，如coffee，廖礼平指出早期可写为“架菲”“加菲”“架非”“迦非”“加非”“加啡”“茄非”等形式[14]，传教士文献加“口”旁写为“咖”“口架”。“咖”“口架”是在“加”“架”基础上加“口”旁产生的，“加”“架”“迦”是记音字，“咖”“口架”中的“口”旁也当起借音标记作用，以志识别，与历史上其他“口”旁字的记录习惯相同。

卫三畏《拾级大成》第7页第30条有对“口”旁的认识：This radical is usually placed on the left side，but there are many exceptions.the group is for the most part，a natural one，voice，clamor，words，names，&c. Or some action of the mouth，being the idea in most of the characters；many of them are attempts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words by imitiating their sounds.this radical is placed on the sides of characters to denote their sound merely is to be taken,irrespective of their signification，as when writing the sounds of a word from another language，euphonic particles，&c。可见，卫三畏也注意到“口”旁的功能：“口”旁为借音标记，提示字形与意义无关。并指出“口”旁字的使用场合：when writing the sounds of a word from another language。粤方言其它类“口”旁字的“口”旁是否也如此呢？我们以19世纪传教士文献《粤语中文字典》(1877)为对象，有些字不属于“口”旁自造字，如“呢”，汉语中早已存在，此类字不在我们考察范围，对比记录粤方言词的“口”旁自造字与不加“口”旁的原字读音、意义，比较如下表1。

表1 “口”旁字与不加“口”旁的原字读音对照表

上文所列大多数“口”旁自造字和不加“口”旁的原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无关。黄小娅认为“口”旁自造字与不加“口”旁的原字同音或近音，并将加“口”旁形成的字分为音义基本不变和新造俗字两种情况[15]。傅华辰指出：“我们可以把‘口’字看成一种标记，这个标记附加在某个字上以后表明这个字被假借来记音，和它原来记录的词在词义、词形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了。”[16]我们认为，记录粤方言词的“口”旁字中“口”旁也当起标音功能，王宁先生称这种功能为标示功能，“口”旁为只有区别作用的标示构件,将这类由示音成字构件加上标示构件而形成的合成字称为标音合成字。

(二)“口”旁自造字的性质

“口”旁自造字、形声字都含有示音功能的部件，示音部件与整字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是汉字表音功能的体现。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但部分汉字也具有表音功能，表音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同音或近音字代替的方式，这是最主要也最常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其他方式，形声字、“口”旁字就是其中两种，它们通过字形变化将汉字的原义和因同音或近音替代产生的用法区别看来。给同音或近音汉字添加与它们记录的词语的意义相关的偏旁就形成了形声字，添加“口”旁与同音或近音汉字的原有意义相区别，就形成了“口”旁自造字。还有一部分同音或近音字既不添加形旁，也不添加“口”旁，即文字的同音或近音替代用法和本有意义始终共用一个字形。同音或近音字添加的形旁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部件，不同部件充当形旁体现了不同的意义类属，因此形旁表意具体明确，具有揭示词义的作用，这一点与汉字的表意功能吻合，因此形声造字法成为一种强势能产的造字方式，形声字成为当今汉字的主体。“口”旁自造字的“口”旁起标示、区别作用，仅用的部件“口”不能揭示词义的详细信息，不符合文字的表意属性，因此汉字史上它主要用于记录外来词和方言词。

五、对粤方言“口”旁自造字的三点认识

(一)大量出现的原因

由上文可知，粤方言这类字大量使用始于传教士文献，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1.文献类型、内容不同，文本方言化程度存有差异，1类作品方言成分仅出现于人物对白，大部分为官话成分，3类为方言读本、教材，方言化程度极高，方言词较多；2.明清时期葡源、英源音译词最早在粤方言产生，传教士文献外来词最多。汉字主要记录官话，文本方言化及音译词书写都会碰到官话系统之外的异质成分。佛经文献记录官话异质成分(如外来语)有采用“口”旁自造字的习惯。粤方言书面化程度加深，需要快速、如实记录汉字系统没有书写过的大量方言词、音译词，已有汉字无法表达异质成分的音义，造新字耗时费力，识记困难，不便于快速推广、使用。记录异质成分，最初大多用已有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记录异质成分的读音，为了将文字记录“异质成分”的用法与原有意义区别开来，则添加“口”旁。文字史上各类“口”旁字所记录的词义基于官话系统以外的异质成分(外来词)这一点处在同一个聚合群内，导致记录这类词的字形趋近，取得统一的形式标志，都有加“口”旁的习惯。佛经、西夏文文献中“口”旁字只是少量的、零星的使用。明清时期粤方言大量外来词及方言词的书写需求，导致“口”旁自造字大量出现。传教士编粤方言文献出现的大量“口”旁自造字是为了解决方言书面化的困难，是文字受语言接触、文化交流影响的产物，是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与官话文字系统的关系

文字系统不是一个僵硬的、封闭的系统，它会为语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粤方言“口”旁字的大量产生是官话文字系统和方言书写互动、调试的结果。“口”旁字对官话文字系统有极强的依赖性，离不开官话文字的支撑，同时，它又表现出对官话文字系统属性的背离。依赖性体现为：“口”旁字的创制以官话文字为基础，“口”旁字右边的部件来源于官话文字，它的方言读音与“口”旁字所记录的词的方言读音相同或相近；“口”旁字的识读和理解必须依赖官话文字系统，不认识官话文字，就无法根据“口”旁字右边部件把“口”旁字读出来，也不能将“口”旁字和它所记录的词联系起来。背离性表现为：“口”旁自造字为表音文字，与大部分汉字具有表意属性相背离；汉字符号通过对字形的解读达到理解意义的目的，“口”旁字必须通过对声音的复读来理解语言。“口”旁自造字不代表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它是文字理性发展演变的结果，“口”旁的广泛应用，是符号系统性的有力证明。

(三)价值及意义

对这类字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为：1.它们是除了假借、形声外，汉字表音的一种重要类型和方式，文字学研究对假借字、形声字关注较多，“口”旁自造字还较少问津。2.整理、释读各类文献时，遇到音义不明的带“口”旁的文字，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解文字的视角。3.这类“口”旁字是极好的语音资料，说明当时“口”旁字记录的词与不加“口”旁的原字读音相当接近，可以作为研究语音的重要材料。4.今天重新审视19世纪粤方言文献众多“口”旁字，可以发现：(1)表音译词或为外语词注音的“口”旁字，其右边部件可用其他汉字来替换，说明这类字形体不固定，标音性质明显。粤方言音译词被普通话吸收，部分“口”旁字被吸收进官话文字系统，如“咖”“啤”等，但数量不多，普通话中大部分音译词不采用“口”旁自造字，粤方言中有一部分音译词采用“口”旁自造字。(2)记录方言词的“口”旁字，其右边的部件相对比较固定，保存下来的较多。但是只要是能用官话汉字书写的，则尽量保持与官话书写一致，而不用“口”旁自造字。

综上，粤方言“口”旁自造字不是形声字，是标音合成字，是汉字表音的一种重要类型。“口”旁自造字主要记录官话系统以外的新质成分，包括外来语、方言等，它们是文化交流、语言接触推动汉字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汉字史上使用广泛，最终在粤方言发展为一种强势的造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