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俊楠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江苏 南通 226236)

日本导演福泽克雄一直致力于将日本社会现实，及其个人的思想感悟搬入其艺术作品中，如电影《祈祷落幕时》，电视剧《半泽直树》《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等，无不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被福泽注入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严肃思考。在其新作《七个会议》中，福泽又一次以电影反映现实问题，让电影在不失娱乐性的同时，完成了时代感与积极价值观的传达。

一、“社畜”时代探微

时代感原则，又被称为历史性原则，是现实主义创作观的重要准则之一，即作品中的社会环境与具体时代之间有清晰的指向性。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洪深就曾指出：“凡一切有价值的戏剧，都是富于时代性的。”换言之，戏剧/电影有必要呈现一个具体而真实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同行，为这一环境中的人物发声，也为时代的进步发展提供支持。如福泽克雄在让其声名大振的《半泽直树》中，就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难忘的“泡沫经济时代”，借由恰在此时进入东京中央银行的年轻职员半泽直树之眼，让观众看到经济衰退下银行家、资本家们种种趋炎附势，重利轻义，冷漠腐化的丑态。

在《七个会议》中，福泽则关注的是新世纪的日本制造业，不遗余力地展现了在泡沫经济崩塌，原有的终身雇佣制崩解后，日本“社畜”们的困境。“社畜”成为当代汉语网络用语中较为常见的日语借词，“在日本社会和日语中，‘社畜’很清晰地是指‘会社’的‘牲畜’。用中国话说，即卖身给企业的意思。”生活压力巨大的日本上班族们以此自嘲，在担心被辞退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不得不放弃尊严，忍受企业的压榨。电影中，原岛万二便是公司东京建电的一名营业部课长，其所在的第二课主要负责推销洗衣机等白家电，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使得第二课的业绩不尽如人意。对此，有魔王之称的营业部部长北川诚对原岛及其手下大肆辱骂，并对原岛提出更苛刻的销售要求，原岛在压力下当众呕吐。而第一课课长坂户宣彦，除了将这种压力转移给底层员工，怒骂员工，逼迫员工加班，更是不惜以次充好，以压低采购成本来维持自己骄人的业绩。这种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便是日本制造业的衰落：严格按照标准生产螺丝的螺六工场接不到订单濒临倒闭，而无诚信可言的东名科技却蒸蒸日上。劳动者在失却自己的福利之外，还放弃了良心，从人变为了“牲畜”。

而伴随这种粗暴企业文化存在的则是严苛的等级制。当原岛、坂户承受来自北川的压力时，东京建电社长宫野和广在北川面前又成了制定不合理指标的暴君；同样，宫野在东京建电母公司施诺集团董事长德山郁夫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公司25万人称呼德山为“主公”，德山召开的会议被称为“御前会议”。所有人都和北川所说的那样：“我曾以为努力升职，服从上司，这些都是成年人的本分。”而在长达数十年的，对上级羞辱和压迫的忍耐后，人们会茫然地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得到。丛林式的企业人际关系下，还有着畸形的竞争。如财务部、客户室对营业部的围攻等。电影中领导的说一不二，员工的疲于奔命，同事之间的尔虞我诈等，被电影展现得淋漓尽致，足以让观众动容。

而更为可贵的是，福泽在殷切关注现实时，又望向历史。借由举报人八角民夫之口，电影反思了日本这种不健康的企业文化：“公司内的常识远远要比社会上的常识重要，感觉这一点已深深嵌入了日本人的基因。”正如古代武士为了藩国，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古代是藩国，现代则换成了公司，人的一条命又怎么会比得上公司呢？在正常社会中，人们有辞职的自由，但是在日本，“武士离开了藩国，那就意味着完蛋”。这一譬喻也就让观众理解了之前东京建电对员工有着强大的控制力，阴谋接二连三上演的种种乱象。电影在反映时代前沿现象的同时，又追根溯源地探寻了本质，使得电影具有了双重真实，以及反思文化的担当力量。

二、明确、积极的价值判断

传播学学者李普曼曾在《自由与新闻》中提出“拟环境的环境化”概念，即如电影、新闻、广播等往往提供给受众一个拟态环境，而观众则容易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媒介便由此不断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对于立足现实的电影而言，其有必要在以批判性的眼光面对社会问题时，提出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最终实现与提升社会效益。

《七个会议》中，东京建电和施诺公司的领导暴露出唯利是图和不负责任的价值观，如北川等人曾不择手段地向退休老人推销他们用不上的产品，导致老人自杀；又如梨田元就将他人的销售业绩归为己有，爬到了施诺常务董事的位置；最为可耻的是，无论是宫野抑或德山，在本公司生产的座椅使用了强度不够的螺丝，有可能造成亿万人伤亡的情况下，面对八角、原岛等人召回不合格产品的要求，都选择了隐瞒真相，因为他们付不起2000亿日元的经济代价。宫野为了推卸责任，还试图将所有下级都拉下水。这是电影明确批判的，而阐释这种批判的便是八角民夫。与北川、坂户最终为畸形企业文化异化为“社畜”不同，八角先是成为消极怠工的“混子”，而在发现螺丝问题后，他一方面马上重新让螺六成为供应商，一方面努力说服上级召回产品，在发现上级不可能壮士断腕后，八角则不断向上举报，以一己之力向庞大的企业宣战。而曾经的魔王北川也良心发现，在关键证据被上级销毁的情况下，勇敢地隐藏了一枚螺丝，帮助八角举报成功。最终，相关责任人或被辞退，或坐牢，北川则回到乡下种草莓，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东京建电分崩离析，唯一保留下来的便是八角、原岛工作的营业一课。正义得到伸张。

电影还成功塑造了一个女员工浜本优衣，浜本只是一个营业部的普通课员，身为女性在职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在工作中，浜本感到精神世界一片空白而与有妇之夫，财务部课长助理新田雄介产生了恋情。在想结束这段恋情，新田又纠缠不止，浜本不堪其扰的情况下，她只好以结婚为借口辞职。在离职前，浜本设法开办了甜甜圈自助贩卖活动，希望能给同事们一点温暖，结果却卷入有关螺丝钉的调查中。而在整个事件结束后，浜本找到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即做甜甜圈，摆脱了新田的纠缠，赢得了八角、原岛等男性的尊重，成为一个虽然平凡，但独立坚强的女性。这也是福泽对当代日本职场“厌女”现象的一种回击。

可以说，福泽并不寄望于以一部电影来解决“社畜”时代的种种问题，但他明确地表达出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人物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明确的褒奖与贬斥。在如宫野、梨田等人让观众对日本职场备感厌恶与失望时，以八角等角色传达出的价值观，又能够让观众得到温暖、鼓舞和激励。观众能够从电影中获得清晰的思想指导与可贵的精神支撑。这在新世纪以来，日本电影病态美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中，是极有意义的。

三、现实观照的娱乐性阐释

而传播主流价值观，完成电影的高台教化功能并不简单，在组织电影剧情时，如若电影人对意识形态进行干巴枯燥的言说，那么电影无疑将令人生厌，无法有效地为民众的工作生活提供道德依据与准绳。将理性、严肃的批判包裹于一个感性、生动有趣的故事当中，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才是符合电影思想教化功能的机制。

如前所述，当代日本电影有大量阐释病态美学，以之吸引观众，并让日本电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之嫌，除暴力、死亡、畸恋等命题在日本推理、恐怖类型片中屡见不鲜，传达正能量的，被贴上“治愈系”“小清新”标签的纯爱电影也不断刻画着人物孤独、内向、消极敏感，缺乏安全感等情绪。这也导致如根据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推理电影，固然有着揭批社会丑陋的深沉一面，但观众的注意力首先是为其中的凶杀诡计等智性挑战、血腥吓人的场景或人物的变态人格，畸形关系所吸引。也曾接触过东野圭吾作品的福泽深谙这一点，他选择了利用类型片技巧，以及观众对病态美学的偏爱，将推理电影元素与电影的批判性结合起来。

在《七个会议》中，原岛和浜本扮演了侦探的角色，二者尽管谈不上智慧超凡，但都思维敏捷，且对于揭开东京建电的人事调动背后的问题，有着异于常人的热情。原岛并没有麻木地从事销售工作，在追求业绩中丧失好奇心，而是能从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化中，发掘出疑点，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相，愿意放弃休息时间跟踪、翻找资料，偷螺钉做证据等。在《七个会议》中，并没有凶杀等暴力事件发生，但在福泽的处理下，观众也开始对两人的探案产生兴趣，关注原岛和浜本的行动计划。如在原岛进行分析时，北川、三泽等人的头像和名字出现在白板上，而人和人的关系则被原岛用黑红马克笔标出，这一影像设计是典型的推理电影中的寻踪思维导图。又如在八角等人质问江木谁是他的指使者时，江木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供出这位曾经在棒球部帮助过自己的前辈。八角瞬间联想到了宫野在说“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时丢在桌面上的棒球手套。原来福泽早就在让观众容易忽略的地方隐藏了细节。又如，北川和八角对峙时，八角曾提及“二十年前”的事，人物的台词和神情变化等，无不暗示着观众还有隐情，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这些都是推理电影中常见的，引人入胜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还设计了一条与“东京建电螺丝钉案”并行的“甜甜圈失窃案”。浜本在帮助原岛“破案”的同时，也一直想抓住“甜甜圈小偷”。一边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另一边则只是员工在甜甜圈自助区拿了东西不付款的小事，二者并置形成了一种反差感。除了增加了电影的喜剧色彩，“甜甜圈失窃案”在电影中还有其他叙事功能，东京建电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很多与这次甜甜圈自助活动有关，人物媚上欺下的嘴脸多暴露于自助区旁，并且在最后，福泽又巧妙地让两条线实现会合，让一个让浜本眼熟的甜甜圈成为他们解开人物关系谜团，让悬念涣然冰释的关键。应该说，电影的推理趣味和喜剧性，契合了观众的娱乐需求，使得电影的时代感和批判性得到了顺利传达。

人类有自我关怀，追求生存尊严的需求，电影艺术作为人类智慧的载体，也肯定和具象着这种需求。福泽克雄在他的《七个会议》中，临摹出日本“社畜”们的工作生活百态，揭示出当代日本职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在对人物命运，事件走向的处理上给予观众积极的价值观导向，同时又注重了电影的商业娱乐性，以保证观众对这种传达乐于接受。在产业化时代，匪止日本，全球电影人都在试图寻找一条平衡商业与艺术，让本国电影拥有长期发展动力的道路。正如有学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只有使电影本身与我们时代的现实、受众在根本层面上产生关联，才是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根基所在。”让电影回归现实生活经验，洞察时代社会症结，这是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而福泽克雄的《七个会议》则为电影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