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朝

(金陵科技学院 动漫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9)

2019年十月国庆档电影市场迎来了“主旋律电影”大潮：《我的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三部主旋律大片同时上映。上映之前，三部电影的预售票房总和便超过了3亿元，《我和我的祖国》9月30日首映当天累计票房便超过了3亿元。在上映前《我和我的祖国》的片花、宣传片以及由王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便已经在微博、抖音等各大平台“霸屏”。在微博电影榜单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热度最高，超过8亿人想要观看：多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这和往日的主旋律电影受到的待遇相去甚远。

《我和我的祖国》由7位国内一线导演分别创作的7部短片组成，其中《北京你好》《夺冠》以及《白昼流星》这三部短片更是脱离了当下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创作方式，选用小人物作为主角向观众展现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小人物的视角，运用了“大时代、小人物”的叙事策略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个不同的关键节点，更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和接受。而国庆档的“主旋律电影潮”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也意味着中国主旋律电影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国产主旋律电影发展历程

“主旋律”原指音乐作品中的主题旋律，“主旋律电影”这个名词的由来则得追溯到1987年1月28日，《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到“坚持四项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说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自“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声音发出，1987年7月，国家成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推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发布《关于设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的联合通知》扶持主旋律电影的拍摄。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献礼片《开国大典》更是被看作主旋律电影开端的标志影片，后主旋律的口号更是上升成了文艺创作的方针政策。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文革”时期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长达十年的创作压抑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加包容开放的环境与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进入使得中国电影进入“新时期”。在新时期，人民对电影的需求呈现出一种迫切的愿望。娱乐片的兴盛开始消解主旋律电影曾经霸占的电影市场的话语权，作为曾经将电影作为重要思想宣传工具的中国共产党重新重视电影的教化功能，开始大力扶持对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的创作,想让主旋律电影重新夺回电影市场的话语权。

1996年下发《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关于设立支持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专项资金有关规定的通知》，设立了省级、部级“支持电视精品‘九五五○工程’专项资金”，对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进行资金支持。在1987年主旋律电影口号提出之后到2000年这十几年时间中，因为国家对于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支持，主旋律电影蓬勃发展，主旋律电影进入了繁荣期，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这段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从以前单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类型的电影转变成了多元化、多视角的主旋律电影，如继承了以前重大历史革命题材创作模式的电影《百色起义》《横空出世》等；视角下移将镜头对准个人的英模传记类电影《孔繁森》《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还有在早期出现的以冯小宁导演作品为代表的带有类型片元素的主旋律电影《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

根据网站“电影票房数据库”(HTTP://58921.com)的数据统计，1995年主旋律电影《七七事变》收获了3300万元票房，列当年电影票房榜第九名；1996年英模电影《孔繁森》位列当年电影票房榜第八；1997年电影《鸦片战争》位列第二名、《大转折：挺进大别山》位列第七名、《红河谷》位列第八，三部主旋律电影进入当年票房前十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下滑趋势的情况下，国产主旋律电影仍然能够从进口大片和国产商业片的夹击中占据电影市场的话语权，与外来进口大片与国产娱乐片形成鼎立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进入寒冬，电影拍摄数量减少、电影票房收入逐年降低，主旋律电影因为政府经济的扶持让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能够出现“反市场化”的效应，但是仍然无法抵挡大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从25亿元缩水至8.7亿元，下跌近65%，中国电影市场总体影片拍摄规模减少，票房收入遇冷,见表1。

表1 1990年至2000年电影票房收入数据统计[2]

在2000年之后，私人资金和外资开始进入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慢慢回暖，而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下，又一次出现了“反市场”的效应，究其原因就是主旋律电影经由国家扶持：其创作模式与话语姿态一直是固定的、高高在上的，这和电影的商品属性正好背离。自2003年政府颁布了多条政策之后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化大潮便汹涌而来，在此之前的主旋律电影虽然一度曾占领电影票房榜前十的位置甚至拿下冠军，但是自2003年之后主旋律电影在进口大片和国产商业片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开启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探索。

2004年电影《张思德》收获电影票房4000万元，位列当年票房榜第九名。虽然《张思德》讲述的依然是革命的故事，可是主人公却由伟人英雄下移成了一名普通的革命士兵，讲述了张思德这名普通战士的革命经历。从《张思德》我们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在市场的压力下寻求改变，开始寻求能与观众达成共鸣的表达方式；2005年电影《任长霞》以2600万元位列当年电影票房第十八名，但是《任长霞》是一部标准的英模传记类主旋律电影，所以反响平平；2006年电影《云水谣》收获电影票房3584万元，虽然票房比不上两年前的《张思德》，但是收获了很高的评价；2007年电影《集结号》直接以2.5亿票房收入获得当年电影票房亚军；2008年电影《梅兰芳》收获1.17亿位列当年电影票房第八名；2009年《建国大业》收获4.16亿位列当年票房第三名，《十月围城》收获2.91元亿仅居其后，《风声》以2.24亿位列第七名；2011年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收获票房4.05亿位列当年电影票房第五名；2014年电影《智取威虎山3D》以8.83亿票房位列当年电影票房第四名；2016年《湄公河行动》收获11.84亿票房；2017年《战狼2》收获56.81亿元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榜冠军；2018年电影《红海行动》票房36.48亿；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票房46.55亿……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后，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将主旋律类型化的创作方式越来越成为观众与市场能够接受的主旋律电影创作的趋势。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国庆档更是出现了“主旋律电影潮”的现象：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融入灾难元素的电影《中国机长》以及加入极限运动元素电影《攀登者》三部制作精良、演职人员阵容强大的主旋律电影同时上映，且还有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决胜时刻》在国庆前上映。当下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大片化且由往年每年仅一两部主旋律电影能被人们引起讨论和关注的情况到现在一年出现多部且制作水准较高、口碑较好的主旋律电影的变化。主旋律电影在数量上以及质量上的变化，预示着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主旋律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主流，国产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又一次繁荣，而《我和我的祖国》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基础上又在电影艺术性上更进一步，这两点也预示着国产主旋律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主旋律电影新阶段

《我和我的祖国》汇集了老中青三代七位国内一线导演，七位导演分别执导完成七个题材、风格迥异的故事短片，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个重要历史节点讲述了不同的人物，表现出个体与国家的联系以及大国背景下个体的人文关怀。本片艺术性强、完成度高，巧妙地平衡了政治宣导与观众需求的平衡，本章就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具体分析当前新阶段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及创作模式。

(一)个人化视角和平民化形象

在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中，电影的叙事与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大”的：关于邓小平领导武装起义的电影《百色起义》、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的电影《开国大典》、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电影《开天辟地》等；表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电影如《重庆谈判》《周恩来外交风云》等以及表现中国革命中重大战役的电影如《大决战》系列、《大进军》系列、《大捷》等，这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类型的电影中讲述无不是“重大事件”，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大人物”。这些电影将镜头对准重要革命时间、重大战役和英雄伟人，将想要表达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借由他们传递给观众。虽然这种宏观叙事的表达方式能够引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在进口片和国产商业片的夹击下，这种“高高在上”的叙事仿佛置观众于讲台之下，对观众进行说教，长此以往观众开始对这种宏观叙事的主旋律电影产生“抗性”。

自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中虽然也会有宏观叙事的主旋律电影，但是数量很少，相反大多数主旋律电影已经将视角下移，个人化视角叙事已经成为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流方向，展现小人物的个人情感与遭遇反而更能引起观众共鸣，相较于一味地宣导意识形态更容易让观众接受。《我和我的祖国》中这几部短片中的主角甚至不像《战狼2》中的“平民英雄”一样，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国家重要历史时刻，为了集体和国家做出了自我的牺牲从而引起观众共鸣。片中的主角只是与观众一样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但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后，是国家大事作为背景，这几部短片将小人物和大时代紧紧地结合到一起，《我和我的祖国》七部短片将“大时代、小人物”的叙事策略运用到了极致。

这与以往将意识形态宣导作为第一任务的主旋律电影不同，《我和我的祖国》是选择将电影的故事性放在了第一位，利用电影的情节、人物来打动观众，从而让观众能够接受意识形态的宣导。《夺冠》中的主角东东是一名小男孩，他在帮助街坊们直播女排决赛和送别自己喜欢的女孩小美中间两难，最终为了大家能够看到女排决赛的电视直播而放弃了送别女同学小美，在那一刻他为了维护集体荣誉而放弃了个人情感，并且徐峥用小男孩作为主角，更是让观众忍俊不禁。徐峥作为导演，继续将“囧”的状态发挥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忍俊不禁又为东东感到自豪。《北京你好》则是宁浩导演、葛优主演，讲述了葛优饰演的一名北京出租车司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得到了一张门票，然而为了一名来自汶川的小男孩的愿望将门票转赠给了小男孩的故事。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一口京片子，爱侃大山，好面子，但是在面对汶川地震灾害中失去父亲的小男孩，他却有担当地将门票送给了他。本片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将2008年中国发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两件大事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表现了国人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时候的激动与自豪，也表现了全国人民对于受灾地区同胞的怜悯与同情。《白昼流星》则是陈凯歌导演的一出“中国冉阿让”式的故事:西北地区两个不良少年在退休扶贫主任的帮助下看到了2016年国家发射的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地面的情景，他们内心受到冲击从而产生希望，洗心革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部电影中的七部短片全部都有方言的运用，《前夜》的主角林治远说的是苏北方言、《夺冠》中街坊们的上海话、《回归》中的粤语、《北京你好》的京片子和四川话、《白昼流星》里的陕北方言以及《护航》中的东北话等，这些方言的运用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真实质感，运用方言更能够体现人物的“不全面”，表现人物的真实性和个性；另一方面方言的运用也是一种幽默的表达，如《护航》中女主角训练模拟飞行时为了不让男兵看不起，脱口而出“给我整个8”让观众大笑；方言的运用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土地辽阔，人们的方言各有特色。

(二)现代化的大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在主旋律电影中塑造出更加全面、客观、友好的良好国家形象对于国际交流以及他国人民看待中国有很大的改善作用，中国主旋律电影中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其实也是在无形中消除和他国的文化隔阂，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现代化、与时俱进的中国形象，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错误认知。

《我和我的祖国》同样利用七个故事按照时间线的顺序向观众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力衰弱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形象的变迁。《前夜》讲述的是工程师林治远为了能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成功升起电动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而团结军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故事，本片中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形象是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相遇》则说的是高远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为了我国的原子弹研发而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故事，片中的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为了能够抵御外敌而强于军事，许许多多中国科研人才默默奉献，此时的国家是刚刚起步进入发展阶段的形象。《夺冠》说的则是1984年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夺冠的故事，此时的中国已经能够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国力已经渐显。《回归》讲述了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祖国，中国谈判组分秒不让最终让英国妥协，于1997年7月1日0时0分准时升起中国国旗的故事。此时的中国已经是国际上有分量的、外国无法轻视的国家，多年前因战争受到的屈辱也被洗刷。《北京你好》讲述了北京的哥为了实现汶川地震受灾男孩的愿望自愿送出自己奥运会开幕式门票的故事，此时中国承办了奥运会，“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的口号仍然响亮，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力的认可，代表着中国国力的强盛。《白昼流星》讲述两个西北地区不良少年看见神舟十一号返回地面这伟大场景从而让他们开始洗心革面。本片中的中国已经是具有能和美国比较“航天”能力的国家，国力进一步提升。《护航》从女性角度讲述了一名飞行员愿意为了集体荣誉而放弃个人荣誉的故事，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强国。由上可以看出本片将中国国家形象按照时间线的线性发展表现出来，从最初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片欣欣向荣到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强国、大国形象，让观众为之震撼与感动。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中国形象从经历战火洗礼的新中国变成了一个国际大国，拥有大国担当与责任，维护自己国家公民的安全。同时本片也向国内观众宣导了“中国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这种观点，让观众更加易于接受与认同，同时也提高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感，这种从“索取”到“给予”的国家形象的变化也更能让国内观众感觉到祖国的强大，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

(三)延续的高概念创作模式

“高概念”电影是为了电影商业回报而进行的大投资大制作并以此来作为话题进行炒作，期望获得高回报的制作模式。“高概念”与类型片所不同的是，虽然类型片的出现也是为了电影商业化的需求，但是类型片专注于电影创作本身的题材、元素，而“高概念”则更专注于电影的商业属性和市场营销，让电影有足够“炒作”的话题性，引起观众的兴趣从而让观众自愿买票观影。“高概念”电影创作模式是为了能够获得商业回报，所以，在目的上类型电影和“高概念”电影是一致的，所以类型电影与“高概念”制作模式相辅相成。主旋律电影最让人所诟病的便是其意识形态宣导的强势让观众无法接受，而“高概念”这种创作模式正好能够平衡观众对于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强势宣导的接受能力。

《我和我的祖国》在话题宣传和营销上下了很大功夫，本片原本叫作《我的祖国》，在总导演陈凯歌的要求下改名为《我和我的祖国》，这样，一来将“我”变作故事主题，二来和歌曲同名，能够增强观众记忆，叫起来朗朗上口。并且本片邀请王菲重新演唱了本片的同名主题曲《我和我的祖国》，微博话题“王菲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曲”已有2.6亿的阅读量。本片多位演员参与了在央视CCTV-3、CCTV-6等频道播出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国产电影特别推介》晚会宣传影片，以及本片和网站“哔哩哔哩”合作，于2019年9月30日电影上映当天陆续放出本片的纪录片，同时演员参与路演、点映场和首映礼等多种宣发手段齐发，大大提高了电影的热度。

在宣发营销之外，“名导+明星”打造全明星阵容献礼片也是高概念创作的一种方式。2007年为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黄建新、韩三平担任制片的电影《建国大业》，邀请了国内170多位华语明星参演，虽然本片和改革开放后政府倡导扶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类型的主旋律电影一样，都是讲述了中国重要的革命历史，但是在当年仍能获得3.9亿元的票房，位列当年电影票房第三名。2007年中国电影票房第一名第二名分别是《2012世界末日》和《变形金刚2》，《建国大业》能够在当时的商业片大潮中占得席位和片中170多位明星的参演不无关系。100多位明星聚集于一部电影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位明星聚集在一部电影当中，这些明星的参与增加了这部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软化了观众对于主旋律电影宣导的抵触心理和反抗心理，让观众能够易于接受。

之前的献礼片均为重大历史革命内容的创作题材，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则脱离了此题材，选用七位导演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个时间节点用七部短片表现出来。这七部短片风格迥异，各有特色，无一例外的是都能够打动观众，让观众深切体会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国人共同经历的这些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片段给我们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情感，这无疑是主旋律电影在创作题材和内容上的一次创新。并且《我和我的祖国》也同样运用了“名导+明星”的创作方式，本片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宁浩、徐峥、文牧野、薛晓路七位国内著名导演分别导演短片，共邀请了黄渤、葛优、王千源等52位国内明星以及景海鹏、陈冬两位航天明星出演。

明星对于观众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相应的演员更能够获得商业收获。不过有明星参演也并不意味着票房大卖，明星的加入会对观众产生吸引力，但是电影的质量才更为重要，这时“名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名导”之所以成为“名导”，靠的是其成功的影视作品，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影视创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其不仅在票房号召力上有所保障，更能够主导影片的创作，优秀的影视作品无疑才是最大的票房保证。“名导+明星”这样的双重票房号召就能够让观众对于主旋律电影也会产生兴趣，自觉走进电影院。

三、新阶段的思考

《我和我的祖国》首映当天便已经收获了3亿元票房，国内顶尖的导演以及演员和制作团队、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舆论环境以及国内观众高涨的爱国情绪等多种因素让这部电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我和我的祖国》在创作模式上确实是将国产主旋律电影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但毕竟《我和我的祖国》仅仅是一个例，在剥去多种外在因素后，我们要思考一下现阶段主旋律电影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有哪些值得探讨和关注的地方。

(一)平衡观众需求与意识形态宣导

主旋律电影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具有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主旋律电影的核心便是在电影中如何建构起意识形态，以及用何种方式去向观众传播使观众接受。只有建立起正确的、观众相信的意识形态，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够让观众去接受并相信。

阿尔都塞在其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便指出：“意识形态利用对个体的‘询唤’来建构起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将个体‘询唤’为主体。”意识形态绝不会承认自己是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如宗教仪式、文化传统来进行表达，在电影中则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设定情节等手段对观众的“询唤”来达到意识形态的宣导。电影放映时观众并未识破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接受了意识形态宣导，这便是完成了“询唤”。除了将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观结合表达，笔者认为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也应该用更为“隐秘”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主旋律电影虽然主要功能是进行意识形态宣导，可是有时候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反而会适得其反，先专注于电影的制作水准，再通过普世价值观等方式将意识形态隐蔽地表达，观众反而会更乐于接受。

《我和我的祖国》便是一个绝佳的证明，全片没有说教、没有意识形态的强硬宣导，只是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鲜活地展示给观众，让观众与片中人物产生共鸣、产生共情。《北京你好》中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在得知了来自汶川的小男孩是为了看看汶川地震中去世的父亲努力建成的鸟巢体育馆的愿望后，主动将门票送给了小男孩，自己只能在鸟巢外观看开幕式。片中葛优饰演的的哥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喜爱侃大山、要面子爱吹牛，这样的人物形象让观众完全忘记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而是看着葛优饰演的的哥哈哈大笑。可是小男孩交代了他来自汶川以及他的愿望后，剧情使得观众开始产生怜悯之情。最终的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将门票转赠给了小男孩。而奥运开幕那一刻，电影中的人们激动万分，这同样也勾起观众对于2008年奥运开幕的集体回忆，激发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全片无一句说教与宣导，但是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曾经的爱国记忆却被唤醒。

(二)拓展类型融合样式

《我和我的祖国》中喜剧元素和主旋律的结合仍然是个案，在现阶段最成功的还是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和《红海行动》这三部电影为代表的军事战争题材类型的主旋律电影，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虽然脱离了过去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类型电影的枷锁，融合了多种类型元素进行创作，但是，受市场欢迎的国产主旋律电影仍然是依靠融合战争、军事、动作等这些元素。

在笔者看来，这几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按照好莱坞大片的规格拍摄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这似乎也给以后的国产主旋律电影重新套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是否以后国产主旋律电影想要获得高票房，就得按照《战狼2》《红海行动》这种军事战争题材的类型和大片的规格来拍？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我们目前在电影市场上并没有看到依靠除了军事战争元素、动作元素等其他类型元素而获得非常高评价或者收获很高票房的主旋律影片。

不过，与《我和我的祖国》同期上映的《攀登者》和《中国机长》正是拓展类型融合的实验先例，这两部电影都开始尝试运用除了战争元素如灾难元素、极限运动元素来进行和主旋律电影的融合尝试。

除了灾难类型的主旋律电影，中国目前最缺的便是像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一样的科幻元素类型的主旋律电影。“新好莱坞不仅在常规类型领域实现了叙事更新和新的类型体系的打造，而且还开拓了全新的发展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科幻电影作为非常规类型的领头羊，使电影与电脑图像技术、数字技术实现了深度扭结，逐步拓展出数字好莱坞的新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好莱坞便开始了科幻片的创作之路，从《星球大战》系列、《超人》系列、《蝙蝠侠》系列以及如今的各种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等，都有非常成功的可借鉴的创作经验。科幻片和动作片一样拥有较多的观众基础，甚至喜欢科幻片的观众会更多，而国内将科幻元素和主旋律电影结合起来的电影目前一片空白，美国漫威公司和DC公司所出品的各类超级英雄电影便是很好的借鉴案例，可能目前国产电影的视觉特效达不到美国好莱坞大片的规格，但是主旋律电影和科幻元素融合的方向却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当然，主旋律电影类型化也不仅局限于灾难元素、科幻元素，最重要的是扩大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类型样式，如歌舞片类型、青春片类型都可以和主旋律电影相结合进行尝试，让国产主旋律电影不再局限于军事战争题材而应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我和我的祖国》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新主旋律电影，它的出现将主旋律电影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它的成功也预示着国产主旋律电影又一次地繁荣。虽然目前主旋律电影还有各种缺点，但是随着当下国产电影市场的扩大，主旋律电影的市场有着上升的趋势，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也有无限的潜力和可能。笔者也愿意相信国产主旋律电影会借助繁荣的中国电影市场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在不久的将来，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更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