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隋朝的行宫与离宫(以下皆简称“隋宫”)，即除两京正宫之外的所有皇家宫室都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隋唐史书中关于隋宫的记载虽比比皆是，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记载和整理。人们对于隋宫的认识往往十分模糊和片面，有鉴于此，不少学者陆续从不同角度对隋宫展开了相关研究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对“都城建筑”有单独介绍;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考察了隋唐时期的宫廷建筑;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2 期)与吴宏岐、郝红暖《隋唐行宫制度与中央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暨南史学》2007 年)两文皆统计了隋唐行宫数目，其中包含隋宫38 所，并按功用划分类型研究，不同的是后者开始注重行宫与宫廷政变的关系;介永强《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2 期)介绍了唐代行宫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继承隋代的行宫6 所;介永强《唐代建筑风貌一瞥:以行宫遗存为中心的文化考察》(《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3 年第1 期)从考古角度考察了唐代行宫的建筑文化，其中有因袭隋代的行宫;赵湘军《隋唐园林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 年，第21-28 页)对隋代的皇家宫苑园林有一节专门介绍;吴宏岐《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3 期)主要分析了控制行宫对行宫政变的重要意义;祁远虎《离宫、行宫辨》(《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0 年第2 期)认为应区别对待“离宫”与“行宫”，不可混用;贾志刚《隋代宫殿建筑消费考述》(《中国中古史集刊》2015 年)从宫廷建筑消费的视野对隋宫进行了考察，并列出隋宫、离宫93 所。另有关于单一行宫的研究文章，如葛蓬天:《隋东都洛阳“阜涧宫”名称辨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1 期;王其祎、周晓薇:《隋墓志所见“仁寿宫”史料三例》，《乾陵文化研究》2011 年第0 期;霍斌:《隋汾阳宫考》，《山西档案》2013 年第1 期等等，此不一一赘述。，前人研究各有侧重，但对隋朝一代行宫与离宫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故笔者拟从类型划分、地域分布、运作模式等方面，对隋宫的基本概况和独有特点作尽可能详备的探讨。

一、类型划分

隋宫数目众多，根据其营建时间和方式、规模大小、功用各异等不同的标准，可对隋宫进行类型划分，并加以探讨。

首先，从隋宫营建时间和方式的角度而言，可分为因袭前代宫室、改置其他城池或屋宇而成宫室、隋朝新建而成宫室等3 种。可考名称的隋宫数目至少应有91 处，且91 处隋宫并非皆是隋时营造。这其中因袭的至少3 处，改置的至少2 处。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考察所得，因袭隋宫中，长春宫为“后周武帝置”［1］38;又“(宁夷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醴泉县，以县界有周醴泉宫，因以为名”［1］8，而河阳县西的南城在“周、隋为宫”［1］144②《太平寰宇记》记载为“(南城)乃东魏元象二年所筑，高齐于其中置行台。周武帝平齐又改为河阳镇。隋炀帝又改置河阳宫。”二者关于河阳在北周时为行宫还是为“镇”相互抵牾，又《隋书》卷77《隐逸·崔赜附崔廓传》记载“(崔赜)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可见隋时河阳镇确是存在的，此处仅书隋炀帝驾幸河阳镇，而未言及河阳宫，或是史官省略，也可能果如《太平寰宇记》所言大业四年之后隋炀帝方才改河阳镇而置宫。此处存疑，笔者暂从《元和郡县图志》说法，即:北周设河阳宫，隋代因袭，同时也设有河阳镇。。以故可知，长春宫、醴泉宫、河阳宫皆为北周营建③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认为长春宫“始设于隋代”似有讹误。，而隋代因袭。改置行宫中，仙都宫原为隋文帝时蜀王秀所置胜光寺，隋炀帝大业元年时改置为宫［2］;晋阳宫为东魏孝静帝时置，隋初更名新城，炀帝时复改置为行宫［1］365;太华宫为大业三年由州城(故北魏东雍州州城，大业二年州废，为郑县县治)改置，次年宫废［1］34。而余下的新建隋宫之中又以隋炀帝时营造为多。另有部分隋宫营造建造史书未载，其名称仅见于隋代者，暂归入隋时新建。

其次，从规模大小的角度而言，隋宫可分为3 个等级，即“上宫”“中宫”“下宫”［3］802。现已不可考这些行宫具体该归入哪一等级，但仍可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区分探讨。如文帝时营造的仁寿宫，炀帝时营造的显仁宫、江都宫等从开始营建，到后来搜罗奇珍异物都是规模盛大，耗费无数①《隋书·杨素传》载:开皇十三年(593)，文帝令杨素负责营建仁寿宫，“素遂移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宫侧时闻鬼哭之声”;《隋书·食货志》载:大业元年(605)，“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阜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澠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另《隋书·王充传》载:王世充任江都宫监期间，也是“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应可归入“上宫”之列无疑;而如汾阳宫规模较小，以致曾因其“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而居之”［4］5804，早在大业六年，炀帝就曾想扩大汾阳宫规模，而“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4］5758，结果因张衡谏阻此事，而不知是否成行。可见汾阳宫应属“中宫”或“下宫”之列。此外，还有一些规模小的隋宫还扮演着皇家中途“驿站”的角色。如文帝时，“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3］45，炀帝时“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4］5724，这些隋宫分布在重要道路上，故可称为“沿道宫”。显而易见，这些分布在京师到重要行宫或地点路途之中的沿道宫规模不会很大，这些沿道宫甚至名不见史书，而只是作为皇帝旅途的驻足休憩之所，属“下宫”之列。

最后，可从行宫的功用角度进行划分。吴宏岐先生曾将隋唐行宫按功用性分为四类，即:避暑宫、温泉宫、两京道行宫、其他行宫［5］，隋宫自然也适用于这种划分。关于行宫的功能性划分和具体研究，吴先生已有专文研究，此处再不赘言。笔者仅在“其他行宫”②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关于“其他行宫”的类型介绍:“有的是因地控军事要道，有的是因位于京师至大行宫的路上，有的是因风景优美，有的是因为帝王旧宅，还有一些是因封禅五岳的需要”。的范畴内增补两点关于行宫的特殊功用，具体如下:

(一)安置政治失意者

如“(周)帝逊位于隋，居于别宫”［6］，这里的别宫当指皇城之外的行宫，又如宣华夫人陈氏在炀帝登基后“出居仙都宫”［3］1110。当然，行宫设立的目的必然不是为前朝皇帝或妃子提供安置所，也并非常态，但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有这种特殊的功用。

(二)赏赐大臣

早在杨坚成为北周左大丞相，总揽大权后，便曾“以正阳宫为丞相府”［3］3，此时的“赐行宫”有权臣强占皇家行宫的意味在其中。而隋文帝在位时礼遇重用高颎，曾因其留守京师有功，而“赐缣五千匹，复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3］1181。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备受皇帝重用信任的大臣才能获得被赐行宫此等殊遇。

(三)高祖别庙

隋炀帝即位后曾在京师和东都分别设置了仙都宫和天经宫，这两处宫室即是为祭祀高祖杨坚而设置的别庙。

此外，唐代行宫有用于赈灾，改作寺庙的用途，虽在史籍中并未看到隋代有此类情况，但隋宫或许也有这些用途亦未可知。

二、地域分布

关于隋宫的地域分布情况，《资治通鉴》有载:

“(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4］5746

从中不难看出隋炀帝在位时营造宫室的数量很多，且在地域分布上以两京及江都地区为最，另外在天下“胜地”有零星分布。笔者认为这一记载是对隋宫地域分布特点的极好总结和概括。

根据现有史籍来看，隋宫可考其宫名的有91处③贾志刚:《隋代宫殿建筑消费考述》中“表1 隋代离宫、行宫一览表”统计有93 处隋宫，笔者对其中自认为应为一宫者进行了裁汰，如临江宫、杨子宫仅留一处，皂涧宫、显仁宫、藻涧宫归为一处。而又增加了临淮、楼云二宫。(详见表1)，而另有一些隋宫，如京师到仁寿宫的12 处行宫及京师到江都的40 余处离宫皆为沿道宫而不存名。而这些史不存名的隋宫数量不在少数，通过累加便可知隋时存在的大小行宫数目应远超百余处。

就地域分布而言，已知的91 处隋宫中除去3 处地域不详外，剩下的88 处位于两京地区的包括京兆、扶风、冯翊、河南、河内五郡在内的隋宫不少于50处，若加上史不存名的其数目更多。而远离两京地区的隋宫有38 处，其中集中分布在江都郡14 处、毗陵郡16 处，余者零散分布在太原、楼烦、榆林、涿郡、北平、丹阳、彭城等郡及河西地区各1 处。且这38处隋宫几乎都是隋炀帝时所营建。

从这些信息中不难发现，隋宫集中分布在两京和江都一带(毗陵、丹阳都为江都邻郡)，而北方重镇有零星分布。而隋宫的分布与隋帝在天下的布局息息相关。隋文帝时刚刚结束南北朝的分裂，迎来统一局面，格外注重休养生息，故而所建行宫与离宫极少且都在关中，这是为了固本培元进而积蓄国力，同时也隐隐反映出了文帝的“关中”本位倾向。而到隋炀帝时，国力强盛，加之其本人志在经略天下，故其所营造行宫与离宫数量较多，且多分布在其重点经略地区。如东都洛阳处于天下中心位置，自古便是建都上佳之选，重点经营可以更好地控扼天下;而江都地区既是南方重镇，也是炀帝寓居多年之所，当隋末乱局，炀帝复生割据南方之心，故又在江都周边的毗陵、丹阳二郡大肆营建宫室太原、楼烦、榆林等地区是防御北方突厥势力的纵深防线和战略要冲，河西地区是进击吐谷浑进而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至于涿郡、北平更是征高句丽的前方基地。所以对于热衷于巡行天下的隋炀帝而言，在这些重要区域设置行宫与离宫也便不足为奇了。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时期的隋宫营建地域开始突破了“关中”本位的限制，而开始向关东甚至南方、北部边境、东北边境、河西走廊延伸，进而最终形成了“以两京和江都等三大隋宫建筑群为面，以北方一系列重镇为点，以沿道宫为线”的分布格局，而这也正是隋炀帝开拓四方的国策和好大喜功心态在宫室布局方面的体现。

隋炀帝时在各地大肆营造宫室的举动，成为引发隋末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随着行宫与离宫在江都、太原、涿郡等地的布局，这些远离核心政治区的地区开始设置留守官，甚至其郡守的品秩也被提高。如此一来，以江都、太原为代表的几处重镇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俨然拥有了“次京师”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缩小两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差距，尤其隋炀帝重点经营江都、毗陵、丹阳等地，对于加速南北融合，消弭地域仇视有所助益。

表1 隋宫情况简表(共91 处)

续表1 隋宫情况简表(共91 处)

续表1 隋宫情况简表(共91 处)

三、运作模式

隋宫有独立的官署统辖管理维持其日常运作。《隋书·百官志下》记载:“行宫所在，皆立总监以司之”［3］802，而作为最高长官的“总监”，亦可称为“宫监”。宫监有正副之分。一般而言，所有隋宫皆设有监一人，副监一人。隋宫官吏的品秩因其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宫监的具体品秩为“上宫正五品，中宫从五品，下宫正七品”［3］802，至于副监品级次于正监，只是其具体品秩难以考究。

宫监有的是专司其职，有的是以别官兼任。如岐阳宫监为柳俭专司其职，而晋阳宫监为太原留守李渊兼任，江都宫监为江都郡丞王世充兼任。由于现存史料较少，史书可考者，仅有曾任仁寿宫监杨素和宇文恺;任晋阳宫监的郎茂、李渊和裴寂;任岐州宫监的梁彦光;任江都宫监的赵元楷、王世充和上官弘;任岐阳宫监的柳俭等寥寥数人。就现存史料来看，很难分析专职宫监和兼任宫监的比重，由于暂时未有发现以别官兼任隋宫副监者，又考裴寂任晋阳宫副监时负责主持晋阳宫的管理，故而能够“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7］2286，又能在李渊起兵时，“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綵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7］2286。可见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虽兼任晋阳宫监，但却是由副监裴寂掌握晋阳宫的实际权力，负责其具体事务的。据此推测，以别官兼任宫监者，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主管而不负责具体职司，而副监则专司其职，掌握实权。

除宫监一职外，隋宫还设有“大监”“留守”“宫使”等官职。查考这些官职的授予情况应为临时性官职，并非常例。隋宫的大监应为营作大监，负责掌管隋宫的建造工程，如杨素在负责营造仁寿宫期间曾担任此职;而留守官在隋代开始职官化［8］，隋炀帝时曾以郎茂为晋阳宫留守;之后又在太原、涿郡等几处重镇都开始设有留守官，负责执掌一城军政大权。隋末“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而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皆不能拒”［7］2278，可见当时城中事务及安全防御问题，“制在留守之官”［7］2278，加之隋宫自有宫监来主持日常事务，故留守官应主要负责隋宫的安全。至于隋宫宫使的具体职掌由于材料有限尚难考究。

隋宫日常事务繁杂，故在监、副监之下应该还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吏，从现存史籍难以考证隋宫的详细官吏设置。但唐承隋制，考唐代九成宫总监建制为:监、副监、丞、主簿各一人。具体执掌为:“监掌检校宫苑，供进合炼药饵之事;副监为之贰。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勾检监事”［9］。唐九成宫原为隋仁寿宫，在隋时便是规模极大的行宫，日常事务繁琐。故而，推测隋朝行宫也当有类似“丞”“主簿”的具体官吏设置，只是具体官吏名称是否一致便不得而知了。

此外，隋朝在各地的行宫与离宫里皆蓄养着大量宫人。唐太宗曾在诏书中感慨道:“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7］36可见，隋朝尤其是隋炀帝时各地的行宫与离宫之中皆有大量的留守宫人。关于隋宫蓄养宫人这一点在刘武周和李渊的起事中也有所体现。刘武周攻破楼烦郡后，“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7］2253，而李渊“率大军自下邽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7］4。这两条记载，可以作为隋宫大量蓄养宫人的佐证。这些宫人常年居于隋宫负责修缮、洒扫等细致和具体的宫室日常维护工作。目前根据现有墓志对隋代宫人的研究成果颇多①现有隋代宫人研究有:刘韫:《辽宁省博物馆藏隋代宫人墓志拓片》，《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第1 期;毛秋瑾:《论北魏、隋、唐宫人墓志》，《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赵跟喜:《幽深殿宇婢女多，宫人墓志见凄凉》，《洛阳日报》2008 年11 月6 日，第7 版;周晓薇、王其祎:《隋代宫人的膺选标准与社会期许——以隋代宫人墓志铭为基本素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周晓薇、王其祎:《隋代宫人制度及相关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3 期;杨宁:《从墓志看隋代宫人的几个问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4 期;邢鹏:《隋代宫人墓志初探》，《文物春秋》2015 年第2 期等等。，此不赘述。

从现有材料来看，由监、副监、小吏、宫人共同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体系。这些人各司其职共同维系了行宫的日常运作，而行宫等级和宫监地位的差异中也体现着等级森严的意味。

表2 隋宫可考职官与人名

行宫与离宫作为皇家宫室护卫森严。皇帝所在隋宫，不但护卫人数众多，其宿卫制度也格外严格。如开皇十二年，隋文帝“制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3］37;这一制度在皇帝驻跸的行宫与离宫也得以贯彻，隋炀帝在显仁宫时，就曾下令“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3］1553;后来“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3］1553，便被交付大理寺论罪。

当皇帝驾幸他处之时，设置留守的地区所辖境内隋宫的日常安全便由留守官负责。隋末，起义军侵扰涿郡及临朔宫，“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皆不能拒”［7］2278。在此情况下，战功赫赫的虎贲郎将罗艺夺取了涿郡及辖境内的临朔宫，显然当时本应拒敌的应是留守官，即留守官需要负责当时涿郡和临朔宫的安全。李渊在刘武周攻陷汾阳宫后曾说过:“今吾为留守，而贼据离宫，纵贼不诛，罪当死”［10］，固然这些说辞是其为聚众起事寻找理由，但却反映出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要负责晋阳宫的安危，甚至对于周边地域内行宫的安全问题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太原、涿郡等战略要地，置行宫，设留守，而由留守官负责周边地区包括隋宫在内的安全防卫，这其中本就有代皇帝镇守一方的意味。然而，设置留守数量本就极少且很多都是皇帝根据情况临时任命，故而在其他未设留守的一般地区的隋宫，应会归入地方州(郡)县长官的职责之内。

一般而言，隋宫象征着皇家威严不容有失，保障其安全是地方留守、郡守们极为重要的职责。在隋室统治开始出现动荡时，各地起事者开始觊觎周边的行宫与离宫。杨玄感起事后，因进攻洛阳失利转而率军西进，路经弘农宫，围攻三日不下，导致延误军机，兵败身死，可见在隋炀帝统治前中期，隋室对天下控制力尚强的情况下，隋宫的安全防卫力量不容小觑。但到大业末年，在天下起事者多如牛毛，隋室大厦将倾的大势下，各地的隋宫开始相继失守。其大致情形如下:

大业十年(614)十二月，贼帅孟让占据都梁宫，旋为王世充击破［3］88。

大业十二年(616)十二月，罗艺自立为幽州总管，占领临朔宫［4］5825。

大业十三年(617)三月，刘武周占领汾阳宫［4］5832②此年十一月李渊奉代王即位改元，故此月仍用隋炀帝纪年。;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渊太原起事，据有晋阳宫。九月，又占有长春宫，之后又在此月将“自下邽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7］4，至此大量隋宫为李渊占据，并废止。

除此之外，地处各割据势力下的隋宫自然被其占领，此不一一备述。综上可知，隋末大乱后，各地军政长官自顾不暇，更无余力保障辖境内行宫的安全，更有甚者如李渊、罗艺等隋臣干脆自据隋宫，取其府库物资，以图谋大事。至此，随着隋朝在全国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隋宫的正常运作模式难以为继，更再无安全防御之力。众多隋宫完全沦为天下群雄眼中的“肥肉”，随其任意攻取处置，直到唐初一些隋宫才被重新修缮、保护并沿袭使用。

四、小结

隋代虽是短命王朝，却营建了数量可观的行宫与离宫。这些行宫与离宫规模各异，虽有少数来自因袭、改置，但绝大部分都是隋时新建而成。文帝时较为注重休养生息，所建行宫与离宫数量较少且基本都在关中营建，到炀帝时大兴土木，行宫与离宫数量大增，形成了“以两京和江都等三大隋宫建筑群为面、以北方一系列重镇为点、以沿道宫为线”的分布格局。各类隋宫相辅相成，显示出了隋代宫室的构思精巧、盛大恢宏。此外，在远离京城设置行宫的情况也算是隋炀帝的创举之一。

隋宫数目众多，每个行宫与离宫都配备有相应的宫监吏员和数量众多的宫人来完成其日常的内部运转。因规制不同，这些行宫与离宫又可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并对应不同品秩的宫监和属吏。同时，行宫所在诸郡还要有防卫守御的职责，重要行宫所在还设置留守官。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使行宫内外无忧，体系严密，但必然要消耗国家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这更加剧了隋室倾覆的进程。

从隋宫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来看，其背后反映出的是隋朝国力及皇帝的政治意图的变迁。国力的增长使得隋炀帝的政治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隋炀帝开始积极走出关中，在天下各要处进行布局，另一方面，他不断地追求享乐，且喜新厌旧，不惜民力。于是数目众多的行宫与离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而营建和维持如此庞大数量的隋宫又势必加重国家和百姓负担。最终，这些辉煌的行宫与离宫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其中大部分也沦为隋室覆巢之下的陪葬品，仅有少数被唐因袭或改作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