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宁 魏青

摘要：世界遗产影响效益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类型，而世界遗产的遗产类型、区域基础、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保护政策、发展目标等诸多因素，均会对入遗效应产生影响。详细的数据比对和定期访谈、问卷监测表明，鼓浪屿的申遗和入遗过程对城市形态、商业业态、社区品质均产生了明显影响。与其他遗产地相比，鼓浪屿由此前游客量至上的旅游模式转变为注重旅游体验与社区需求、平衡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可持续模式，证明随着遗产理论和文化实践的发展，广受关注的“入遗效应”也有了目的和方向的转变和拓展。

关键词：入遗效应;鼓浪屿;世界遗产;旅游模式;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和其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探讨入遗效应及影响、评估现有遗产地的成本和收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引发学界关注，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对多处申遗备选地点所作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预测报告、对本国世界遗产地的入遗经济效益所做的整体评估和比较研究。亚太地区遗产地旅游对文化和环境的影响等一系列报告。。鉴于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从保护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学界普遍认可世界遗产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影响效益（见表1）。

本文将选取旅游这个经济效益的代表层面，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手段，探讨入遗效应在鼓浪屿这一案例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对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城市形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一、申报前鼓浪屿的旅游模式及其影响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厦门市的鼓浪屿，因其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特殊的管理模式、文化交流状态以及由此在住区和景观营造上表现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在有机城市肌理中表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互鉴和文化融合，以及缓慢的自我转化，于201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

与许多因列人世界遗产带来的品牌效应促使旅游业迅猛发展的遗产地不同，这个面积仅1.88平方千米的小岛，早在申报之前就获得了旅游业腾飞的契机。2010年底，按照中国国家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策略，包括厦门北站在内的一系列福建沿海高铁站建成，大大缩短了进出这一区域的时间。以北京为例，此前北京至厦门的火车运行时间将近30小时，高铁建成后缩短为10小时左右。基础设施的改善迅速带动了福建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鼓浪屿年均游客量持续上升，在暑假、国庆假期等黄金时段已经接近修编前的《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2025）》测算的上限（日均最大6.5万人次）。

旅游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岛屿经济业态。以家庭旅馆这一岛上主要旅馆形式为例，2008年6月鼓浪屿在册的家庭旅馆仅有12家，2011年这一数字增长为126家;此后有关部门暂停了鼓浪屿家庭旅馆的审批，但其产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至2013年，据估算，合法注册与私下设立、不规范经营的家庭旅馆总数已达到500余家。与之类似的还有以“大排档”为主要形式的低端餐饮业、海产品流动零售业等，均在2010年后随着游客量、尤其是团队游的快速增长迅猛发展起来。

旅游业态的改变随之冲击了原本的城市肌理和空间形态。比如岛屿中部的泉州路、安海路片区，位于笔架山与日光岩包夹的山坳里、岩仔脚传统聚落西北，该街区是历史上华人华侨兴建的洋楼住区，以基督教三一堂为街区重要节点，较大的建筑密度和不大的建筑体量结合，随地势起伏而建造的步行道路，形成了尺度宜人、幽静和谐的居住空间（图2）。但在激增的游客冲击下，以泉州路24号为代表的一些建筑，被改造为大排档和露天烧烤摊，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提升，但噪音、油烟和污水等污染源严重破坏了岛屿历史景观。

这种盲目扩张式的旅游模式也给社区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轮渡是往来鼓浪屿和厦门市区的唯一通行方式，而游客数量激增大大挤压了社区居民的正常通行空间，成为促使本地居民不断外迁的因素之一。截至2012年，鼓浪屿户籍人口降至14.049人，常住人口年均下降比例达3.16%，且老龄化倾向明显、高學历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与此同时，游客的体验也并不美好，诸如“厦门鼓浪屿遍地烧烤摊‘音乐岛变‘烧烤岛”等负面评价层出不穷。

2014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鉴于鼓浪屿彼时的压力和旅游现状，厦门市政府和鼓浪屿管委会希望借助鼓浪屿申遗的契机，推进旅游管控，保护和更好地展示鼓浪屿核心文化价值、提升鼓浪屿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保证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这成为鼓浪屿与其他提名地在申报目的上的一个显著不同，即鼓浪屿并不需要借助入遗效应带动旅游，反而希望借“世界遗产”的高标准来实现对游客的管控以及对岛屿定位的转变，最终达到更好的阐释价值、提升旅游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由此，目的性的差异也随之造成了后续入遗效应的不同。

二、鼓浪屿旅游模式的转变

自2014年开始，由政府主导、社区配合参与，鼓浪屿开始调整其原本的旅游模式。鉴于其到达方式唯一，只能通过轮渡渡海，交通模式的特殊使得游客量相较于其他景区可控性很高。因此，这次调整首先将鼓浪屿原有的两座游客、居民混用码头进行了功能区分（图3），并完善了游客码头的网络平台售票渠道。调整完成后，本市居民凭身份证免费使用市民轮渡，而游客则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提前购买轮渡船票，通过游客专用码头渡海。网络售票系统和码头的分化，配合岛上的监测系统（图4），较为轻松地实现了限定游客数量的目的。另一方面，鼓浪屿此前的游客分布呈现极不均匀的情况，一些热门景区，如日光岩、菽庄花园等人满为患，而另一些遗产点如廖宅、三合官摩崖题刻等鲜为人知，游客分布整体上西北少而东南多。在这次调整中，一方面结合修缮展示等工程，逐渐扩大了遗产展示开放区域，引进有吸引力的展览;另一方面，发动了社区志愿者等向游客推荐多条不同主题的游览路线，便于分区组织和引导游客。

“限流”和“扩容”这两个核心策略，“限流”结合2017年新编制的《鼓浪屿风景区容量测算报告（2017）》进行，该报告依据空间容量、旅游设施和生态容量、心理容量等因素，测算出鼓浪屿风景区的单日最佳承载量为2.5万人次（包括居民、通勤人员和游客），日最大承载量为5万人次（包括居民、通勤人员和游客），比此前总规中要求的6.5万人次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扩容”结合申遗过程中修缮和环境整治等工程的成果，在2014-2016年新开放的遗产点共有17处，占全部遗产地核心要素的三分之一，有效分散了游客人流。这两条策略，在从目前来看是相对较为成功的。

从游客量统计数据来看，自2010年开始，游客量的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顶峰，2014年全年上岛总人数超过1600万，游客量超过1200万。此后，2015年、2016年游客量均处于持续下降中，降幅在10%左右，而到2017-2018年，游客量已被控制得相对稳定，年均人数均未超过1000万（图5）。除了年总量变化之外，此前鼓浪屿游客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7-8月（暑假）为全年最高峰，次之是2月（春节假期）和10月（国庆假期），其余淡季月份游客人数有时还不足暑假高峰期半数;而在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限流”和“扩容”之后，2017-2018年，虽然高峰期仍然存在，但淡旺季之间的差值大大缩小，峰值较此前缓解非常明显（图6），这也有效地提升了游客、尤其是旺季游客的旅游体验。

“限流”和“扩容”措施之外，结合《鼓浪屿商业网点规划》《鼓浪屿户外广告专项规划（20122025）》《鼓浪屿家庭旅馆整治专项规划（20132025）》等若干专项规划，对业态的调整治理也是一项较为有效的措施。在申遗准备阶段的2014-2015年之间，岛上的商业业态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和整治：过去沿街五光十色的巨大霓虹店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颜色典雅、体量较小的规范标识;家庭旅馆得到了统一整治，在总量上实施了严格控制的“退一补一”（图7），同时也对建筑面积、床位数、客房数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另一方面，前述严重威胁遗产地历史风貌与环境安全的大排档等低端餐饮被清退，局部商业功能得到了调整，环境得到了改善。

以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的商业引导为例，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现中华路21号）建于1910-1920年代，原系住宅。，是一座两层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建筑面积680平方米，采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清水红砖墙及哥特式尖券拱窗（图8、9），整个窗洞像圆睁双眼的猫头鹰，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猫头鹰楼”。紧邻“猫头鹰楼”有一座同在院内的附属建筑，之前被出租给商家用于海产类纪念品售卖（图10），而作为鼓浪屿代表性历史建筑的“猫头鹰楼”被业主计划改造为现代风格的珠宝首饰商店。在整体调整岛屿旅游方向的过程中，考虑到珠宝首饰对鼓浪屿游客吸引力有限，且无论是珠宝首饰还是海产品售卖，均与这座建筑的风貌和历史功能不符，通过洽谈，鼓浪屿管委会与业主作了产业置换，引导业主将珠宝销售等其他商业类型置于厦门本岛CBD区，而在此旧址开设了一间书店，售卖台湾书籍和厦门本土书籍。这一调整不仅使商业类型更符合鼓浪屿的价值阐释，更重要的是通过业态的改变，潜移默化地改善了这一区域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图11）。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外图书店”的绘本屋、外文书区和中国书架专区，院内精心种植的各类植物，不时举办的公益文化讲座，逐渐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地标，也成了老鼓浪屿人回归故乡的精神家园，从而形成了进一步吸引有文化需求游客的良性循环。

此外，在这次调整中，还规定了要将利益相关者的周期性调查结合游客量监测数据比对列入监测内容，对执行中的游客量控制实际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及时调整，以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这一措施自2017年1月开始实施，每年进行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游客、居民和商家进行随机抽样，每次每种类型的样本数量不少于200个。从2017年1月（列入《名录》前）、2017年10月、2018年10月国庆假期和2018年11月这四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在2017年7月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之后，因“世界遗产”品牌效应而来的游客比例有所上升，且参加文化活动的游客从人遗前几乎没有到有了质的提升。超过五分之一的游客反馈参加过观看老电影、参与家庭音乐会、传统曲艺、书店等文化活动，其中大部分人均认为活动体验比较或非常具有吸引力（图12）;但对鼓浪屿的“一句话印象”中，对“音乐岛”“海上花园”的印象仍然大大超过了对突出普遍价值（多元文化交流、高品质国际社区）的认可，说明作为世界遗产地，鼓浪屿的价值阐释与展示，与公众理解和接受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图13）。同时，就游客体验而言，“人声嘈杂”的问题有所缓解，但“空间拥堵”问题仍然存在（图14），且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鼓浪屿的物价上涨给旅游体验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

对社区的调查中，在2017年1月，有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明显感受到了游客量的下降，并表示支持厦门市政府和鼓浪屿管委会的管控措施;至鼓浪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后，对这一政策的支持率达到了87.5%。就旅游对社区的影响而言，列入《名录》后认为影响不大或与之前一样的人数最多，认为较申遗前好转的居民比例在旅游淡季仅为10%左右（图15），但该比例在2018年国庆黄金周上升至40%（图16），这与前述近两年高峰期旅游压力大大缓解的事实相一致。具体来说，居民认为旅游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就业岗位增多以及带来收入增多、更好地保护了文化遗产、促进了文化交流等方面;而负面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对交通的影响、对治安的影响、对正常生活的干扰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上。就列入《名录》后对社区品质的影响而言，申遗后的三次调查都显示，有近半数的居民认可“世界遗产”对社区品质略有提升（图17），超过八成居民都对申报本身表示了支持和自豪，至申报成功后，愿意继续支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社区居民比例超过了九成。

就商家的态度而言，与社区居民类似，认为自己直观感受到游客量下降的商家在几次调查中都超过一半;而在对旅游态度上，认为游客越多越好的商家比例在这几次调查中有所波动，但總体来说，都低于人遗之前;更多的商家认可游客量对经营的影响是有阈值的（图18）。事实上，在列入《名录》后的调查中，近半商家都认为自己的经济效益与往年相比处于持平状态，约有二至三成商家认为经济收益有所上升，三至四成商家认为经济收益受到影响、有所下降（图19）。认为经济收益上升的商家，经营类型以土特产、文创产品、咖啡厅的比例较高;而认为收益下降的商家中，近半数为餐饮业经营者，这也与岛上产业结构调整、清退一批中低端餐饮服务业的措施相一致。但相较于居民和部分游客希望游客量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的诉求，大部分商家还是希望游客量能够有所增长、适当提高（图20）。最后，在列入《名录》后的调查中，有约四至五成的商家计划搬迁至和遗产价值相关区域的经营位置，或增加与文化遗产相关产品、装修或装饰，表明商家对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认可度较高。

对游客、居民和商家的定期调查，无疑能够让管理者和研究者都更为直观地看到鼓浪屿政策实施的反馈，在国内世界遗产地中，这样的定期调查也属首例。但如何保证定期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并将结果有效地反馈至政策调整上，目前来看尚需继续努力。

最后，鼓浪屿的旅游管控措施还包括希望结合厦门市旅游品质提升计划，通过曾厝坟、中山路历史风貌街区等景点从外围缓解鼓浪屿的游客压力。这一举措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类似曾厝坟这种与鼓浪屿存在一定程度同质性景区的打造，对鼓浪屿核心价值的阐释与真实性的理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解或偏差。

三、鼓浪屿入遗效应影响评价

相较于传统“观光式”旅游，鼓浪屿表现出更加注重“体验式”旅游的倾向，这也使其与其他希望借助“世界遗产”品牌效应拉动旅游发展的遗产地有所不同。以同位于福建省、2008年列人世界遗产的福建土楼为例，在人遗之后永定土楼2009年的门票收入较2006年增长了约5倍（图21），游客量也增长了近5倍。也因此在鼓浪屿的申报过程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曾表达过对未来人遗后旅游压力的担忧。从这一点上来说，鼓浪屿的人遗效应反其道而行之，游客量不升反降，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

鼓浪屿旅游模式由此前单纯追求游客数量增长转变为控制游客数量的同时，通过扩大开放景区、丰富文化活动、提供人性服务的方式提升游客体验，从而影响了包括城市形态、商业业态分布、文化氛围和历史环境在内的整个遗产地真实性与完整性。从经济效益来看，虽然门票收入和部分从事餐饮业的商家利益受损，但游览空间的扩展、时间的延长和内容的丰富可以带来更多的其他消费;从社会效益来看，游客人数的减少、游线的分流和游客需求的多元显然有益于降低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也有益于从事商业经营居民拓展经营内容;从环境效益来看，人流的减少必然会给自然环境减压，尤其对于鼓浪屿这样一处只存在电瓶车和步行两种交通方式的遗产地，无论食物的运输还是垃圾的清运都依赖于人力，实行旅游管控无疑会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质量提升有所助益。同时，根据自2017年开始每年两次的调查问卷监测反馈，对政府和社区配合申遗进行的旅游管控、业态调整等诸多措施，多数社区、游客和商家都表示支持，也对控制、调整效果表示了较多的正面评价（图22）。

龙头路作为鼓浪屿代表性商业街，随着鼓浪屿申遗进程，由一条分布着连锁餐饮、银行、普通纪念品的大众化商业街变成了建筑风貌协调、店铺多具地方特色、夹杂文化产业和展览馆的标志性街道，其整体风貌和业态的转变直接见证了鼓浪屿旅游模式的转变（图23）。

结语

事实上，世界遗产的遗产类型、区域基础、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保护政策、发展目标等诸多因素，均会对人遗效应产生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英国遗产组织在2008年对当时所有的878处世界遗产地所做的“概要性社会经济潜在影响的研究和分析”认为，仅仅成为世界遗产并不能自动带来入遗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世界遗产自身的发展模式选择才是是否获得人遗效益、入遗效益如何体现的关键性因素。该报告根据遗产地社区或所在城镇如何看待遗产，将世界遗产分为以下四类：

1.庆祝目的（A Celebration Designation）：将世界遗产地看作是良好保护状态的一种奖励。

2.抢救目的（A Heritage“SOS”Designation）：將世界遗产地视作紧急抢救的对象。

3.一种市场/质量品牌（A Marketing/Quality Logo/Brand）：将世界遗产地作为历史场所具有的市场或质量品牌。

4.一种场所催化剂（A Place Making Catalvst）：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的催化剂，将其作为赋予场所“身份特征”的工具，以及从根本上改造场所的有力计划。

报告认为只有第4类世界遗产地主动地寻求人遗效益的发展政策，才可以创造较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价值，并为遗产地带来改变。

诚然，笔者以为，除了发展模式之外，区域交通状况以及公众的参与和理解也是影响入遗效益的关键性因素。但不可否认，鼓浪屿在申报之初“可持续保护与旅游发展”这一目标的确立，无疑对于后续整体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处具有自身特色和典型代表意义的共享遗产，不仅仅通过突出普遍价值的阐释与展示，可以提示人们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并不是被征服以致消亡，而是可能通过有识之士的吸纳、借鉴，巧妙地与自身文化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本土文化和传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通过其特殊的发展模式，揭示出入遗效应的另一种解读。

鼓浪屿作为新晋加人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入遗时间还不足三年。对其入遗效应的评价和思考，还需要建立在继续长期监测和调查的基础上。事实上，就近两年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申遗对社区的正面影响比例有所下降，甚至有些评价也有所反复;整体入遗效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潜在影响，究竟是否如本文所说的趋势继续，未来还要通过长期的动态跟踪与大量的数据收集分析来进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