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反对传统阐释的二元对立、道德说教和文化霸权，极力推崇文艺形式复归自身。本文认为，桑塔格的观点根植于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而在她本人唯审美而论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包容又敏锐的心：作为一名有良知和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坚守人道主义的立场。面对冷漠与疏离的世界，她坚持以自由价值和人文情怀重振人类麻木不仁的精神，通过呼吁众人培育“新感受力”来医治现代社会的沉疴。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审美;新感受力

作者简介：丁子天（1996.8–），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4--03

苏珊·桑塔格是当代西方与西蒙·波伏娃和汉娜·阿伦特齐名的重要女性批评家，她以獨到的社会文化批评立场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知”。她在代表作《反对阐释》中表达了对阐释领域内霸权和偏见的抗拒并倡导一种尊重艺术形式的自主性以及艺术内在表现力的阐释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通过考察桑塔格阐释学的意涵旨在说明《反对阐释》和其他文学或批评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第二部分探讨桑塔格“反对阐释”的立场与解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指出西方后现代思潮对桑塔格反叛意识同人文立场的影响。最后一部分着重论述桑塔格为纠偏阐释的疏谬所提倡的“新感受力”并以此培养真正的道德人文关怀。此外，这一部分还探讨了“新感受力”发展的几种途径和方法，从而揭示桑塔格思想的韧度及深度，以期强化她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

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呼吁为取代艺术阐释学，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1]。此文发表于1964年，这一大胆的论调在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桑塔格受到学界质疑。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文学和文化批评方面出现了向道德主义和保守主义复归的趋势。主流批评家遵循马修·阿诺德和李维斯的批评范式，主张从社会、历史、道德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并挖掘艺术作品的意义[2]。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以莱昂内尔·特里林为代表的学者们否定纯粹的形式批评，甚至谴责并贬低桑塔格，认为她不过是一个肤浅无知的唯美主义者。

然而这种谴责绝非公正合理。因为桑塔格所谓的“反对阐释”并不是指反对阐释行为本身，而是将矛头对准某种特定的阐释样式，即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3]。换言之，桑塔格试图谴责的阐释往往会将艺术真正的生命力及其广阔的审美空间扼杀在一个封闭、僵化又先验的框架内，其突出特征及前提是某种道德关怀和教条。桑塔格通对比古今“阐释”概念的异同指出，历史上阐释的目的都是为了发现隐藏在艺术背后“真正的意义”，从而建构文本（就文学艺术而言）的权威并凝聚文化权力。而现代性阐释在其运作的复杂程度方面远胜过往：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阐释甚至变得更为复杂……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4]

这种长期以来过度阐释的倾向，即不断地诉诸艺术的外部指涉，并把某种特定的规则教条式地施加于艺术，在桑塔格看来不合时宜。因此她亟需寻求一种恰当的阐释原则：显示它（艺术）如何是这样，甚至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5]。桑塔格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一系列预设的原则转移到对艺术本身的欣赏和描述，从而使“阐释”恢复常态。从词源上讲，“阐释”源于希腊语“诠释学”（hermeneuein），意为“断言、宣称、解释或翻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掘“阐释”的含义，基本沿用古希罗的传统。直到19世纪，“阐释”才被赋予了新的意涵，被认为是“理解的艺术”，而不仅仅指玄想、解释或机械的翻译[6]。

如今，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阐释学导致了真理之争，但学者们强调阐释学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一纷争。换言之，作为纯粹的“理解的艺术”，“阐释”旨在理解它之所言，遑论其真假[7]。无独有偶，桑塔格主张按艺术的本来面目对待艺术，尊重并还原艺术的自主性，也体现出她对审美阐释敏锐而深刻的洞见。

桑塔格热爱艺术形式，反对盲目外部干预的批评立场也体现在《论风格》之中。此文被称为反现实主义和夯实美学基础的宣言[8]。文章通过调整艺术内容与风格的功能与地位，改变了传统上人们对内容与风格关系的认知。桑塔格认为，风格无处不在，它强调包括演讲、动作、行为在内的事物展现出某种与在现实世界中最直接、有用、无感觉的表达和存在模式相偏离的因素[9]。在《坎普札记》中，除了从唯美主义视角继续讨论的艺术形式之外，桑塔格允许大众文化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此外，她的文学作品如《恩主》和《死亡之匣》等也传达了这一艺术理念：小说中曲折的叙述、晦涩的情节、荒诞的气氛构成其审美艺术实践的显著特征。

二

可以肯定，对桑塔格而言，艺术不是对生活的模仿或复制。相反，艺术的自主性要求生活向艺术靠拢并试图追赶艺术。这种王尔德式的宣言自然反映出桑塔格的艺术主张，但要深刻地理解桑塔格，就必须把她放在20世纪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审视她对主要时代思想精神的继承。

前文指出，桑塔格反对传统阐释篡取文化权力。而从最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桑塔格真正要反思的是支配西方两千余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试图重构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个建立在“逻各斯”这一神圣话语稳定性和权威性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10]。通过占据语义中心并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和一致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构成西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基本逻辑框架。桑塔格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柏拉图式概念。在它的影响下成为“形式”的东西被从成为“内容”的东西分离开来，也导致（人们）把内容当做本质，把形式当做附属[11]。

然而，德里达通过否定语言规则、惯例或代码的决定性力量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剥夺它的权威性和整合性。他讨论的核心在于揭露作为一种规则系统的代码的权威必然被意义对语境的依赖所打乱，而这种语境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12]。换言之，不存在某种终极的思想、信仰或评价体系占据阐释的中心，将其无所不包的既定规则融入到与之相遇的任何对象中，并将所有阐释的可能性纳入其内部。因此，传统上“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和对某种终极意义的追寻在解构的影响下被动摇了哲学根基;而视“内容”重于“形式”的评价取向也愈发显得不合情理。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意义同所有类型的艺术形式无疑平分秋色，因而对它们的诠释也理应是平等的。

桑塔格恰恰参与了这种解构。除了努力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消解“内容”之于“形式”的权威外，她还思考疾病如何被视为隐喻，并在《疾病的隐喻》中揭示隐喻功能将疾病转化为伦理性政治压迫的过程。桑塔格在书中延续《反对阐释》的思路，通过解构权力和道德对疾病的隐喻式想象，批判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謬，使疾病摆脱隐喻， 恢复本来面目[13]。这一批判性著作表现出她敢于直面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与她尊重艺术自足性的立场如出一辙。

进一步来说，后现代话语体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坚持多样和开放的阐释机制，而哲学上的存在主义成为其另一思想来源。在后现代话语中，“虚无”是指事物的内在状态，它消除了所有的规定性或预设性，而这些规定性或预设性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虚无”的领域是一片空白，没有永恒和本质的意义，一切的意义只能产生于自我意识对意识对象的体验[14]。换言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一系列动态互动，才能使某一对象的意义变得清晰。而在动态变化的阐释语境中，所有类型的阐释学活动都平等地参与意义的生成和再现，而非静态地隶属于逻各斯治理下的等级秩序。正是思想和行动本身赋予其关照的对象以不同的意义：创制开放和嬉戏的氛围，允许不同阐释之间相互沟通，从而不断推动其向新一轮对话转变。

解构二元对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并坚持意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立场构成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精神象征：即对个人自由、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查日新指出，桑塔格反对的是反动的、僵化的阐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人本身受其毒化[15]。此外，他还认为任何坚持意义垄断的人，无论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责难，还是为了被同化到指定的阐释群体中，都无疑僭越真理，同时捐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对于桑塔格而言，任何形式的阐释，如果剥夺了主体阐释的权利和自由，或奴役了他的思想，使之趋于流同，都在她反对之列。可以说，桑塔格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让个体成为“自为存在”，而非像其他动物那样成为“自在存在”。因此，桑塔格对阐释的反思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体现的是对个性和多样性的尊重。

三

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提出的“新感受力”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这被理解为（新的）活力形式的再现[16]。这种以强烈的生命感受来对待艺术的主张，让人想起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对现代文化弊病的批判：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17]

桑塔格提倡的“新感受力”作为艺术生生不息的源泉，滋养了世人道德选择的能力[18]。它是“反对阐释”的目标和途径;或者说，它昭示一种新的阐释方向，蕴藏着解放的力量[19]。而要拥有“新感受力”，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对生活和艺术最直接和真实的体验中，以充分释放自己潜在的感官力量。

桑塔格认为审美性是艺术的首要品质，她的人文主义立场和“新感受力”的主张自然与艺术的形式层面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桑塔格厌恶艺术的道德维度。事实上，她主张个体践行“新感受力”，努力培养理想的文化批评模式和伦理道德形态。在对后现代的反思中，学者重新认识到道德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20]。许多学者反观自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来确立的绝对普遍伦理模式的有效性，在对功利主义和普遍主义等伦理范式展开反思的同时，也逐渐关注到人类道德的真正要旨，即人的幸福[21]。而“新感受力”与人类的幸福息息相关，因为其目标在培养人性和常识。它继承了桑塔格对人本主义的一贯坚持和她抗辩文化垄断的不懈斗争，使个体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参与艺术品评并自由、积极地交谈。桑塔格并非一味否定现代性的特征，即它可能会绕过对是非对错的探讨并用其自身的暴力取代了否定的暴力[22]，而是试图肯定和促进一些东西，并恢复人的内在能力，使其复归本真。

具体来说，实现所谓“新感受力”的方法则是认识并拥抱差异。因为正是通过差异，一个物体才能从对他者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让事物返回事物本身[23]。既然桑塔格强调艺术活动的审美价值，那么人们应该通过对美的自由、完整和真实的体验以及自我意识的无限延伸来发展“新感受力”。个体必须敞开胸怀，解放感官;必须把生活看作艺术，并自立为艺术的创造者。桑塔格在作品《火山情人》中明确地实践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体现了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生活的态度。此外，梦境可以培养一个人对生活的审美情趣，因为梦是感受力的隐含执行者，以此为媒更容易使人接近生命的本原状态[24]。进入无意识领域的冒险，撩动先天记忆，人的“内心之眼”由此开启。

另一种培养“新感受力”的方法则是“保持缄默”。当然，这并不是指消极意义上的沉默寡言;相反，这意味着与其为“内容”所囿，草率地对艺术施以道德审判，弗如用一种内敛而无声的方式去感受艺术难以言喻的美妙。对桑塔格而言，保持缄默并非只是一种审美品位，而是一种拓展艺术家和受众之间交流的方式;它表明艺术家在世上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通过保持缄默，艺术和艺术创造者得以从权力的主宰和垄断中获得解放[25]。此外，桑塔格的“新感受力”还带有些许忧郁气质。其作《在土星标志下》分析了土星的忧郁品质，将深沉悲伤的情绪融入到感性之中——桑塔格的思想固然叛逆，但她从不脱离传统西方文人的性格。她以忧郁的气质示人，以崇高而雄辩的姿态观察世界。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桑塔格用心体味痛苦，感受挣扎的韧度，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着力清除内心的污垢并净化世人的心灵。

总结：

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体现出她对阐释问题大胆而深刻的理解。对她来说，“反对阐释”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知识垄断，它将其预设的僵化死板又无所不包的道德、伦理或历史价值强加给艺术，从而抽离艺术内在审美性和自主性。诚然，她敢于纠偏主流文化的垄断和霸权，与德里达等人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努力一脉相承。此外，她“反对阐释”的立场固然与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虚无”紧密相关，却也反映出其人本主义取向和对人性深刻而自觉的洞见。因此，桑塔格并没有攻击那些将艺术视为其自身，并真诚地传递道德关怀的理想阐释。

桑塔格还极力呼吁人们拥抱“新感受力”。为了贯彻“反对阐释”的原则，解放人性，个体不能把自身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审美领域或体验中。相反，他应突破日常生活的藩篱，跨越不同的领域，对一切包括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化类型开放经验;还要培养对生活通透的敏锐性和感知力，尝试接纳未知并保持对神圣的敬畏和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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