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达 何迪

“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是我的父亲何遂15岁时写的一首诗的结尾两句，六十年后，他重抄写此诗时，加了一段注：“此于1903年，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今已历六十年矣，以生平遭际一何近似乃尔。”回忆我的一生，用父亲这首诗做题目，描述我的少年时光也是很恰当的。

黄埔军校的记忆

我1923年正月初八生于河北省大名府（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现属邯郸市）。尽管父亲是福建人，但却与北方特别是河北结了不解之缘。他1907年19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了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大学）第二期，与河北高阳人孙岳同班，成为挚友。同年，父亲在孙岳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父亲作为北方革命党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副官参加了起义，在石家庄截断了清廷南下的军火列车，有力地配合了武昌起义军的行动。

1915年，应北洋政府黎元洪邀请，父亲回到北京，任陆军大学教官。后被派往欧洲观战20个月。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父亲作为15混成旅旅长兼冀南（即大名）镇守使孙岳的参谋长，又回到了河北驻守邯郸。第二年我在大名降生，在我满月的照片上，爹爹写道：“小三以正月八日生，方面大耳巨头，目光耿然有神，啼声极大。命者云是富贵寿考相。年十八当发轫，为社会英终其身，无蹇运也。”看来，父亲对我的出生与未来寄满了希望。

母亲只管生孩子，自己不带，将我交给了从保定来的奶妈高爱带着。而父亲是个待不住的人，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儿时代四处奔走，干了几件大事情。一是参与策划了1924年的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迎接孙中山北上;二是当了一年的北洋政府航空署長，要开辟西北的航线;三是受蒋介石委托，说服直系军阀段云鹏等反水，配合了北伐。

黄埔军校随北伐进展，一大部先迁武汉、后去南京，在广州校本部急需一位代行领导责任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在几位候选人中选派了父亲，于是1928年春天，我随父母来到了广州。我已经5岁，尽管还没上学，但已开始有了较清晰的记忆。

当时的家在广州长堤，父亲每天早上乘专门的小火轮到长岛上班。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喜欢带着我，副官苏鸿恩总是跟着，另外还有警卫。大家都很喜欢我，还满足我的要求驾驶过小火轮。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父亲在办公室，用脸盆盛墨，把白纸铺在地板上，用扫帚写下七个大字：“和平奋斗救中国。”父亲很兴奋，先教我认字，又对我说：孙总理弥留之际还念叨这七个字，这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七个大字按原样刻在了父亲主持兴建的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头脑里。父亲还主持兴建了军校师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黄埔东江阵亡将士纪念坊，坊中两米多高的碑文是他用颜体楷书书丹的。这些至今都留为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中的一景。

“九一八”事变前后

大约在1929年秋，父亲辞职了，我随父母先到上海接祖母（祖母本住在上海四叔何瓒家里），然后回到北平住西城察院胡同29号老宅。1931年初，陕西方面派专人来请父亲前往，父母带我和妹妹先坐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有专列经三门峡、潼关至西安。我见到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向迎上去的父亲行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杨虎城。我们被安排住在菊花园，一个四合院，杨家也在菊花园，杨每天都坐车到西安新城去办公。杨夫人谢宝珍漂亮而和蔼，杨的一个儿子杨拯民和我同班（小学三年级），汽车每天送我们到学校上学。父亲看上去公事不多，杨对他很好，有事情总是派车来接，去新城，不是开会就是应酬。往常跟着父亲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叶迺亭，教父亲画国画;一个叫贾班侯，帮父亲练字;另一个叫高尚穆，原本是卖古董的，专门陪父亲找古董，搞考古。

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画画、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古城，踏访“咸阳古道”，游乾陵、华清池，还去了一次终南山。父亲的游兴很浓，专门去寻找王宝钏等候薛平贵的寒窑，寻找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地方。父亲还带我去了一片古战场，在渭河边。暮色苍茫，驼铃阵阵，荒草漫漫，父亲让我在地上寻找箭簇。我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青铜的锈迹斑斑，我幼小的心中突然感到一丝苍凉。

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不但古诗词，就连《左传》《战国策》等散文也能成篇背下来，他并不把我当孩子，而是满怀激情、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感受和见解，抒发感情。身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环境里，听着父亲激情的讲述，我常感到内心像种子遇到喜雨般，衍生出对祖国广袤大地和悠久历史的热爱。

“九一八”事变打乱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节奏。大哥从沈阳逃回来，讲述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经历。他像换了一个人，发疯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他是家中弟兄的领头羊，二哥总是紧跟他走，我也跟着两个哥哥走。他们多次带我去参加各种抗日集会，还有“飞行集会”——在热闹的大街上突然集会演讲、唱歌，警察一来就一哄而散，大哥和二哥一人拉住我一只手，跑的时候，我脚都不沾地。

大哥、二哥往常在宜昌会馆里自己刻蜡版，印传单，有时塞给我一沓，让我到学校去散发。我就起一个大早，到学校时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把传单一张张放进空着的课桌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进步歌曲，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队歌”。

记得约在1932年农历年前后，父亲带着大哥到热河前线去慰问东北义勇军。傍晚时分，家里突然闯入多名黑衣大汉，有的拿短枪，有的扛长枪，他们不由分说，把全家老小都赶到后院厨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说是要“借盘缠”。妈妈怀抱达弟护住祖母，平静地说：“你们要钱财，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但不能伤人，伤了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大哥不在，二哥是年龄最大的，他想用敬烟去夺看守的枪，又想溜去报警，都被母亲制止了。天黑下来，直到躲在外面的花把式进来，才知道强人已经走了。

母亲清点财物，发现只少了几件并不值钱的东西——这显然不是劫财。父亲接到电报回来，愤愤地说，这不是抢劫，是恐吓！后来透露出，来抢的人中有北平行营卫队的人。从此家里多了几名保镖，走江湖的，会打拳，常在院子里一展拳脚。

马尾海军学校

热河失陷，1933年中父亲带全家迁往了南京。这年暑假，全家人到庐山避暑。庐山有个“庐林书院”，是宋代朱熹的读书处，有几个学者在那里办学，既读四书五经，也读现代文，是寄宿制的，要求很严。一个月后，全家人都走了。父亲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庐林书院，无人管，在那里天天读古文，心里很是悲伤。我便想了一个主意，那时祖母已随四叔住在上海，我直接给祖母写了一封信，讲自己在这里很孤单、很苦，最后画了一个小人，跪在祖母面前。信发出两三天后，电报就来了，说父亲接到电报，祖母病重，望康儿归。于是我回到了上海祖母身边。

从1933年暑假至1935年初，我都在南洋模范小学读书。1935年上学期，我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时全家已迁至普陀路四号。上学不久，我突然发烧，是肺病，于是休学。1936年6月我复学了，当时是13岁多一点。此时，海军部要办一所模仿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从多省招收学生。海军部长是陈绍宽，福建人，是当年与父亲同去欧洲观战的海军上校，参加过英、德的海战。父亲从他那里获得消息时，福建的名额已满，我就以舅爹（湖北）之名，贡噶活佛保送的名义参加。全国只收100名学生，每省两个名额，50名学航海，50名学轮机。考场就设在海军部里，考试由陈绍宽亲自主持。最后我考入了轮机班，学制八年，完全是英国式的，航海班念五年书，上舰实习三年;轮机班念六年半书，上舰实习一年半，毕业考前十名送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学校的地址在福州马尾港，校名是海军部海军军官学校。

校长是一名海军少将，姓李，训导主任叫周宪章，是个上校，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教官均为中校或少校，还有4名英国籍教官。学习和生活的纪律都抓得很严，除了语文念古文，修身课念四书五经外，一律都用英文课本，授课的也多为英国教官。

1936年8月末，学生到齐，被分为一个个队：“成功队”“则徐队”“宗棠队”“继光队”等。学习抓得很严，每学年考两次试。除了文化课，还要必修游泳课，先在大游泳池游，而后出海——乘运输舰到近海，在海水中游。一年级500米及格，每多游500米奖励大洋一元，游泳不及格便除名。每个星期天下午放假，上午整理内务，下午可到马尾市去。一出校门就要换上礼服，每个铜扣子都要擦得锃亮，皮鞋也要擦得锃亮。

这期间，我在上海读书时的一位姓张的同学寄了很多书报给我，大哥、二哥也不断寄一些报刊杂志给我，我成了同学中消息最灵通的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哥寄来大量报刊，同学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走出校门游行，表示支援抗战。校长对大家说：“这只是局部战争，相信上峰会妥善处理，你们都是学生，军校的学生就要安心學习，不得参与外面的各种活动。”这时，我与同学何世庚、赖坚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名叫“三人”，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小字报，在同学中传阅，看到的人当然并不多。后来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同学，叫谭毓枢。

八九月间，日本空袭马尾军港，军港损失虽然不大，却吓坏了学校领导，因为学校就在军港旁边，他们觉得不安全。于是全校迁到了鼓山的涌泉寺，离马尾约20来里路。从此便在涌泉寺大门口的场地上操练，用竹篾子挡住菩萨，在大庙的佛堂里上课了。

自从迁入涌泉寺，学校就很难管住学生了。校方的管理松弛了，学生们便满山遍野地开小会。此时，大哥、二哥还有上海的张同学不断寄来关于抗日的宣传材料，其中有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我如获至宝，由此知道了在中国的陕北有红军。我的思想由此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

向往延安

从家庭方面说，由于父亲比较开明，家庭氛围是和谐而民主的，我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小说，特别是《复活》，深受其“勿抗恶”思想的影响;也看到了《产业革命讲话》一书，开始知道“阶级”的概念。在“三人”小团体中，何世庚是城市贫民，他家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听罢便对阶级有了实际的感受，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我的思想朦朦胧胧开始从“勿抗恶”转向要革命，要改变不平，这是思想升华的一个起点，但不是很清晰。更为现实的是，学校不许学生抗日，而共产党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于是我萌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

这时，学生已经发了枪，每天要在大庙前的广场上操练。下午不上课时，“三人”小团体便跑到“喝水岩”去开小会，抗战了，海军却上了山，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决定走。如何走？学校有规定，考试不及格就开除，所以我们准备到大考时罢考，交白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了。

为了准备走，我们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去爬山，从而训练脚力。终于到了年终大考，我们原本准备故意考不及格，明明会答的题目，故意瞎答。考到最后一天，休息时，同学们唱起了抗日歌曲，队长是一个上尉，他抓住年纪最小的谭毓枢，怒斥道：为什么要扰乱考场？说着就要拿竹尺子打谭。我立即冲上去，把竹尺子抢下来，大喊：不许打人，我们唱抗战歌曲有什么错！”上尉怒吼道：“你怎么敢对长官这样？你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我们不考了！”我和好几个同学一齐走了出来，罢考了。很快，学校就张贴布告，说我临场犯规，侮辱师长，着即开除，限24小时离校。当天下午，我与谭毓枢、赖坚、何世庚等背上绿背包，高唱抗日歌曲，昂首挺胸，大步走下了鼓山。走到半山，听到教堂钟楼敲响了阵阵钟声，这天正是12月25日，圣诞节。

我有个叔叔住在福州苍前街，离开学校后，我们便先集中借住在他家，在那里住了两天，准备去武汉。大家一算账，如果全都乘船坐车去，钱根本不够。我与谭毓枢年龄最小，于是决定我俩乘船坐车去，赖坚与何世庚联络其他同学共约10人组成一个宣传队，步行到武汉。

1937年12月28日，我与谭毓枢辗转到了江山。此时江山属浙江，是浙赣路上的一个大站。我们到了火车站一看，整个车站乱成一片。因为浙北的杭嘉湖已经失守，大批难民涌到浙南，火车根本无票可买，谁有本事谁挤上车。我与谭毓枢爬上了一列火车的车顶，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开了两三天才到长沙。

我知道大哥、二哥所在的外国语补习所已迁至长沙的岳麓山庄上课，便到那里去找他们。大哥、二哥见到我很是意外。我告诉他们，海军学校一打仗居然上了山，我们要抗日，准备到延安去。大哥、二哥也觉得国难当头，再在后方学外语没有意义，于是和我与谭毓枢一起乘火车到武汉。

抗宣七队

不久，大哥随父亲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了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二哥则通过林辰先的介绍到延安进入了抗大第四期。父亲带我去汉口的租界中街八路军办事处，我因此知道了“孩子剧团”，并于这年（1938）春节加入了“拓荒剧社”。

我接到通知，带着简单的行李到武昌的育婴堂集合，同行的有我舅爹的女儿陈怀端和谭毓枢。到了育婴堂才知道，“拓荒剧社”已正式改为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宣七队”。队长光未然尚未到任，暂由副队长徐世津和另一个副队长王虹梓主持。队员里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田冲、胡宗温、胡丹沸、邬析零等。后来抗宣七队在光未然的带领下东渡黄河，奔赴延安，由此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七队在延安由邬析零担任指挥，做了《黄河大合唱》的首场演出。

在抗宣七队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德佑。其父周苍柏是武汉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也是剧团的主要资助者，捐了2000银元。周德佑当时18岁（其姐周小燕后来成为歌唱家，其兄周天佑成为钢琴家），已是共产党员，也是徐世津的主要助手。他见我与谭毓枢年纪小，对我们十分关照。

春节后，我们坐汽车从汉口出发，一路上雨雪纷纷，第一站是汤池（温泉），位置就在应城附近，那里有一个共产党主持的训练班，负责人是陶铸。我们在训练班住了半个多月，听了形势报告等，一边政治学习，一边排练节目。生活上实行共产主义，每个人带的钱全部交出，由负责生活和财务的副队长王虹梓管理，王夫人汪霓也是队里的演员。每人每月发两元零花钱，每人每天的菜金是一毛二分。其间，周德佑主动借给我好几本书，有高尔基的《童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完全把我吸引住了。

我们开始排练节目，周德佑编剧，徐副队长导演，我演一个抗日小英雄，被日本兵抓住了。演日本兵的是田冲，高高大大的，当演到日本兵用皮带抽打小英雄时，田冲糊涂了，把皮带拿反了，用皮带的铜头抽我，疼得我真的大哭起来，表情极为真切。在白炽的汽油灯下，黑压压的士兵们有的愤怒地举起了枪，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田冲下场后，抱着我说，“我弄错了！我错了！”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们便由汤池进发到应城。应城有一个膏盐矿，我们到应城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这里举行。膏盐矿矿主很有钱，生活奢侈，可是矿工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和周德佑、谭毓枢曾到膏盐矿地下，有一二百米深，工人几乎是赤裸的，终日不见阳光，而且巷道低矮，直不起身子来。联想到矿主奢华的生活，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不平。我们在膏盐矿给工人演出，宣传抗战。后来许多工人通过汤池政治训练班的培养转到了新四军去，有的还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在应城约一个月后，我们又到了皂市繼续演出。由皂市又继续前进到天门县，中间有六七十公里，全体团员步行，正好赶上下雨，道路泥泞，我们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下榻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大家都累坏了。不久，周德佑病倒了，发高烧。当地医疗条件差，徐世津派人把他送回了汉口。但不久，噩耗传来，周德佑去世了。时间大约是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为此出了专版，刊登了其父周苍柏和其母董燕梁的讲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都参加了葬礼。周德佑是我的启蒙人，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全队一片哭声，我想着他的音容笑貌，更是恸哭不已。后来我也因伤寒症被送回了武汉，到周苍柏的农场养病，直到康复。

加入共产党

大约在8月，举家入蜀，大哥、二哥已去延安。此时，我很懊丧，好像自己离了队，思想上还是要求抗日，要求参加战斗。到了重庆，我仍想去延安，妈妈哭得很厉害，父亲对周恩来说，我两个儿子都去了延安，老三再走，我就很为难了。博古同志把我找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打消了我去延安的念头。

我考入了由天津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此时已改名南渝中学），校长是张伯苓。我上高一，妹妹何静宜在初中部。张伯苓很开明，学校的气氛比较活跃，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介绍自己在“抗宣七队”的生活，特别写了在膏盐矿的见闻。这些文章被张贴在壁报上，很快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有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叫王世堂，是共产党员（后脱党），其父王勇公（王考缜）是我父亲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他约我到他家吃饭，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作了积极表示。从此，我经常被约到大操场上谈话，妹妹在远处放哨。我的入党申请就是趴在操场讲台上写的。

1939年5月22日，王世堂通知我，入党申请被批准了。1939年6月9日晚自习后，在学生宿舍后的一个农村场地上，一块大石头上贴上了事先画好的马克思画像，我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入党介绍人是王世堂和齐亮（齐亮后为西南联大中共负责人，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参加的人还有邓鸿举（高三学生，当时系支部书记，后更名邓裕民，1950年代初成为我妹夫）等。

我入党后不久，风声突然紧了起来。邓鸿举首先撤出，经他推荐，全体党员选举我继任党支部书记，属沙磁区（沙坪坝、磁器口地区）特委领导。暑假前，我被通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由蒋南翔主持的“沙磁区学生党支部负责人的培训班”。跑警报时，在防空洞正巧碰上了叶剑英和吴博，吴博是二哥在上海中学的同学，二人关系很要好，她常到我们家中玩。她见了我非常亲热，仍管我叫小三。叶剑英这时知道了我也像两位哥哥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博告诉我说，“你爸妈还和叶参座提到了大哥、二哥，说十分想念这两位去了延安的儿子”。

是年年底，据叶剑英指示，大哥、二哥回到重庆，我们兄弟三人在分别一年多后又团聚了。为了保密，我没告诉他们我也入了党。所以他俩去曾家岩见叶剑英，还说何康没说自已入了党。叶笑说：“你们让他来找我，我替你们打通关系。”再见到我们时，叶交代大哥、二哥都不要回去了，留下来通过父亲及其社会关系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叶的安排下，我们兄弟三人成了特别的党小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1940年冬，叶剑英将我们的关系交给了董必武。董老要求我们广交朋友，好好学业务，长期埋伏，伺机而动。大哥、二哥都有社会职务，而我正要上大学，听到我有志于学习农业，董老特别鼓励我要好好学，说将来我们的工作需要专业人才。从此，我们三兄弟在叶剑英、董老的直接领导下，作为战略棋子部署下来。这是否应验了父亲在我满月时写的“年十八即当发轫”？

我迈入了青年时代。

（何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原部长、党组书记。何达系何康之弟，何迪系何康之子。本文根据何康2000年的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