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冯沅君（1900—1974）的小说，多描写五四前后知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倾吐年轻一代对情感自由、婚姻自主的渴盼。读她的小说《旅行》和《慈母》那天，电视上恰好在播放《我们约会吧》——今天的青年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展示相貌、体格、谈吐、才艺。女孩子们更是花枝招展，应对机智，且毫无扭捏地点评、欣赏甚至“挑剔”来相亲的男子。若相亲的双方恰好情投意合，就牵手约会去了。

时光倒退90余年，空气憋闷得多。新青年们再怎么站在潮头浪尖，想要挣扎、挣脱那些有形无形、无所不在的捆绑，还真是耗神费力。《慈母》里，“我”幼时订了婚，所以出去读书后六年都不愿回老家。为着解除婚约，“我”面对母亲和亲戚，十分忐忑、沉重。旅行》里的两个恋人，思前想后、躲躲闪闪地计划了一次出行，并在旅馆悄悄地相拥而眠。他们对外宣称是同学，要了两个房间掩人耳目。“我”却觉得茶房与表妹看穿了真相，不禁被羞涩、心虚与奋勇、激越等诸般情绪，搅得翻江倒海。“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的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退一步说，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我们头可断，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当不难理解冯沅君们曾经的苦闷。然而，毕竟时过境迁，今天的读者看到这番宣言，大概难免会觉得“我”那种带点火药味的决绝姿态，有点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冯沅君的小说感染、吸引读者的，正是这股赴汤蹈火、不惜牺牲的火辣、叛逆、奔放之情。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在日记里提到“以叛逆女性态度”写小说的冯沅君，“读其文者皆惊骇其勇敢无畏之精神，以为非避开恋爱、专写海与母爱之‘冰心女士所能及也。”他在1925年8月的日记里，也盛赞其小说：“读沅君《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甚为感动。她的胆子真大，真敢做敢说。必如此，始可使人间有生气也。”

三寸金莲

人的命运有时候很惊险，在某个节点上差之毫厘，后来的走向就失之千里。冯沅君的“化险为夷”，转折点是17岁那年考上大学。她进女高师第一天的情形，同学程俊英直到晚年都还清楚记得：大学开学后十多天，冯沅君才来到学校。学监杨荫榆领她进入饭堂，“她穿一套蓝条土布裤褂，辫梢系了根红绒线，一直拖到脚跟，三寸金莲，慢慢走到我们桌边。”

这个从小订了娃娃亲、扎红头绳的小脚姑娘，尽管生于书香世家，原先最大的可能是早早结婚，在家庭里了此一生。这倒也不见得就不好，只不过，她未来的幸与不幸，全得取决于别人。冯沅君的大姐就很早嫁人，后半生十分黯然。

如果不是时移世迁，冯沅君非凡的才华必定无从舒展。她作为北大女研究生、巴黎大学文学院女博士、新文学早期女作家和古典文学学者、大学教授的一生，有很多个“第一”，或者开风气之先。她以淦女士和沅君为笔名的小说写作时间约五年，仅凭三个小说集《卷葹》《春痕》《劫灰》，就跟冰心、凌叔华、庐隐、苏雪林等，在早期的白话文写作中同占一席之地。后来她埋首古籍，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大家。

由小脚姑娘到著名学者，冯沅君既得益于自身出色的天赋，也受惠于时代变化和家庭影响。她是河南唐河县人，父亲冯台异是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在她8岁那年去世，母亲携子女扶柩返回唐河;母亲主持过当地的女子小学，姑母擅长诗歌，有《梅花窗诗草》;大哥冯友兰为著名哲学家，二哥冯景兰为著名地质学家，兄妹三人都毕业于北大，都出国留过学，俱为一级教授，“唐河三冯”名闻遐迩。

冯友兰《忆沅君幼年轶事》回忆：“那时候北大国文学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当时家里只有‘四书之类有限的书）。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1917年，北京女子師范学校（后改为女师大）国文专修科招生，冯沅君有心赶考，但唐河“风气闭塞，视女子读书为荒唐事”。幸而母亲见识超群，力排非议，支持女儿求学。

程俊英的《忆“五四”前后的冯沅君》说，冯沅君在学校时特别喜欢《九歌》《昭明文选》等，且自有心得。她不喜欢写《女诫》的曹大家，羡慕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志同道合。女教师戴礼宣讲“男治外，女治内”之类旧道德，国文老师陈树声讲授桐城派批点的文章，令渴望新学的女高师学生大失所望。冯沅君对同学说：一年宝贵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千辛万苦冲出封建家庭来此求学，想想看，学到了什么？与其窒息而死，不如吐气而生。”她带头提议，大家上书校长，要求学校另请高明，校长终于采纳了学生们的意见。

冯沅君性格倔强，锋芒毕露，五四学潮的波涌浪卷，实在适合她挥洒澎湃激情。1919年夏，她与女高师同学冲破阻拦上街游行，她们还组成很多个演讲团，到宣武门大街和骡马市一带讲演，反对官僚卖国、抵制日货，宣传罢工罢市。受学生爱戴的陈中凡老师等，被校长方还认定为游行的幕后指使，受到刁难。学生们激愤不已，冯沅君立刻执笔起草“驱方宣言”，印成传单发到各校，并寄给当局，政府只好撤了方还之职。

在李大钊的鼓励下，冯沅君、程俊英、陈定秀等学生集体创作了话剧《孔雀东南飞》，冯沅君扮演焦母。

淦女士

五四运动之后，女高师学生与外校男生可以自由往来，冯沅君在北大的罗素研究会、杜威研究会认识了北大物理系才子王品清，他与冯沅君从互通书信到热恋。冯沅君本名淑兰，王品清本名贵鉁。据顾颉刚先生讲述，淦女士”的“淦”字就是取两人名字中“淑”与“鉁”的偏旁合为一字。

冯沅君幼时订过婚，1923年坚决要求解除了婚约。王品清虽是理科生，却颇具文采，常在《语丝》等发表诗文，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来往都多，两位师长对这位文学青年多有提携。但王品清进入北大之前在家乡河南济源已经娶妻，也不忍抛弃妻子，他与冯沅君被甜蜜与苦涩轮番包裹。1924年，冯沅君在《创造季刊》等杂志发表的短篇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就有这段经历的投影。浓烈而压抑的感情，令无数青年读者心有戚戚焉，“淦女士”名噪一时。

1926年，鲁迅应王品清之请，将上述四篇小说编入《乌合丛书》，以《卷葹》为名出版。

冯沅君成名之后，与王品清都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后者毕业后在孔德学校教书，难遣愁闷，先得盲肠炎，又染肺病，形销骨立。还有文章说他常常通宵打麻将，以致债台高筑。王品清的旧式婚姻既是他们之间的巨大阻隔，其个性的消沉、坍塌也令冯沅君难以接受，两人最终分手。也有记载说是冯沅君与陆侃如相爱后离开王品清。王品清失恋后精神失常，曾经从医院的窗户跳楼，后来被送回老家。

王品清1927年秋去世。这年年底，周作人写过一篇《关于失恋》，回忆两人的交往。王品清在1月下旬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说：“这几日我悲哀极了，急于想寻个躲避悲哀的地方。曾记有一天在苦雨斋同桌而食的有一个朋友是京师第一监狱的管理员，先生可以托他设法开个特例把我当作犯人一样收进去度一度那清素的无情的生活么？不然，我就要被柔情缠死了啊。”王品清写给周作人的另一封信里，提到他读了四月一日那期《语丝》上周作人翻译的一首希腊小诗，“颇觉畅快”。那首倾吐恋爱之苦的詩大概特别击中其要害：“不恋爱为难，恋爱亦复难。一切中最难，是为能失恋。”周作人不赞成有的朋友为王品清鸣不平的情绪，因为恋爱中的是非曲直，局外人很难知晓详情。他只是痛惜于这位有文学天分的青年过早离世，也委婉地表示，因失恋而颓废，有一半是性格的悲剧。

一级教授

冯沅君那时“虽然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三百天在愁苦中讨生活”，却不曾过度萎靡。陆侃如（1903—1978）早就倾慕她的学问、才调，“你的可爱的姿态，在五年前便已印在我的心上”;读到她的悲伤的诗和信，由敬而怜，又由怜而爱，“‘为伊消得人憔悴——我自投罗网了。”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冯沅君1926年底至1927年5月写给他的信，后来辑为书信体小说《春痕》出版。陆侃如为该书设计封面、题字并写后记，他在后记里说：春痕》里50封书信，记叙了一位女子与情人五个月中“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的过程;陆侃如致冯沅君的情书《小梅尺牍》此后也连载于《文学周报》。两人1929年初结婚，胡适为证婚人。

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是出色的文学史专家。他1922年进入北大，20岁便出版研究屈原的学术专著，此后又出版《宋玉》和《乐府古辞考》等，年纪轻轻便享誉学术界。北大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国学院研究生。

冯沅君与陆侃如毕业后都担任大学教师。这对著名的学术夫妇双峰并峙，相互辉映。他俩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在学术界内外都有很大反响，多次再版，后者到1947年3月，总印数达10万册。1932年，冯沅君夫妇一起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继续在各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冯沅君夫妇随内迁的大学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在动荡与颠沛中，虽然生活艰苦，文献缺乏，仍然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1942年，两人到流亡于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工作，陆侃如任中文系主任，冯沅君任教授。此后，冯沅君完成了《汉赋与古优》《金院本补说》《古优解补正》《古剧四考跋》《南戏拾遗补》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文，获得学术界好评。她1947年出版的《古剧说汇》，是古典戏曲研究的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冯沅君也有一些著述问世。

冯沅君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担任山东省妇联和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

冯沅君的一双小脚，穿市面销售的皮鞋，里面必须塞上棉花，行走难免吃力。但她的创作和学术之路，却走得开阔畅达。这位原名冯淑兰的女子，无疑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仿佛在车辆杂陈、新旧交错的站台，上了一列奔驰向前的列车，从此越驰越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