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拜在章太炎门下，1914年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辗转在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任教。

黄侃治学严谨，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终不为所动。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太炎师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再次希望黄侃写些东西。孰料黄侃看后初喜后忧，后来竟至脸白如纸，原来联中有“绝”“命”“书”三字，黄侃感到非常不吉利。巧合的是，几个月后黄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而去世，年仅50岁，据说章太炎后悔不已。黄侃一生虽未出版任何专著，却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胡适（1891—1962），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抗战爆发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同时派三个人出任驻美大使，方可抑制住胡适的能力，此三人应分别为文学家、经济家和雄辩家。

黄侃胡适的口水官司，是民国北大校园里的一段经典趣事。

一

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嫡传弟子，学术深得其师三昧，禀性也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人称“黄疯”。

关于黄侃拜章太炎为师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1906年章太炎到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总编辑。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深受留学生的欢迎。当时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黄侃并不认识章太炎，但经常看《民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章的文字极为钦佩。后来黄侃也为《民报》撰稿，章太炎视为奇才，两人就此结识。

1907年秋，黄侃归国省亲，临行前章太炎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

章太炎有意收黄侃为弟子，见他没有吭声，随即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了这话，正中下怀，马上叩头称弟子。章太炎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学生，曾对他说：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有些演义成分了，据说黄侃在日本时与章太炎住同一所公寓，而且还是楼上楼下邻居。一天深夜黄侃站阳台上撒尿，章太炎喜深夜读书，突然窗外一股尿味冲进屋来，大怒，对着楼上破口大骂，黄侃也回骂。次日章太炎遇见黄侃，问他：“昨晚骂人的是你？”是你先开口骂人的！”黄侃毫不示弱。“你叫什么名字？”“黄侃，你呢？”“章太炎。”

一听对方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黄侃连忙作揖道歉。章太炎有名士派，对昨晚的事毫不在意，邀他進屋叙谈，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黄侃提出拜师，太炎也不推辞，于是黄侃便跪拜于地，向章太炎行磕头之礼。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大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这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黄侃辗转打听到老师下落，前往探视。见老师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侍奉，同时请教学问。一连数月，黄侃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黄侃是个有名的“吃货”，章太炎却不重口腹之欲，给他做饭的厨子也极不讲究，黄侃深受其苦，于是怂恿章将厨子换掉。岂不知那厨子竟是政府派来的密探，专门监视章太炎的，此公贪污伙食费，油水大得很，恨黄侃断了财路，便把他赶了出来，不准再进门。

在北大校园里，黄侃很受学生欢迎，他的弟子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唱和。黄侃与学生之间的忘我唱和，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被师生们称为“黄调”——据说当时“凡有学生处，皆闻‘黄调声”。

这时，北大校园里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就是刚刚留美归来的胡适。

二

1917年夏，因《文学改良刍议》而在国内爆得大名的胡适完成了留美学业，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和英文修辞学课程——这一年，胡适26岁。

据胡适的学生后来回忆，原来他们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谈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这位从美国回来的洋教授却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这样不是误人子弟吗？同学们决定请胡适走人。但也有学生认为胡适讲课很有新意，不应该赶他走。这种情况下，大伙拿不定主意了，便派顾颉刚去请中国文学门（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商量。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傅斯年继承了先祖的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国学功底深厚，深得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器重，黄侃更是将其视为传人，期望甚殷。他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指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这就是同学们找他商量的原因。

傅斯年听了胡适几堂课，耳目一新，感觉很好，于是便对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的同学们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学生一句话保住了教授的饭碗，但胡适却对此事浑然不知，后来傅斯年也从未向胡适说起。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提及此事还颇为动情：“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了胡适课后，傅斯年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自此疏远了黄侃等章太炎门生，改投到了胡适门下。傅的同学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回忆：“当时真正的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绝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当时北大文科存在着新旧两大派系，胡适与黄侃分别是这两大派系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当时正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政治文化主张，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化革命;而黄侃等国故派的文化思想与胡、陈等人严重对立，对白话文痛恨尤甚。因为这些缘故，黄侃经常攻击胡，据说每次上课必先骂一通胡适后方才开讲，平常见到胡适，也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此公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黄、胡之间斗法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机巧、有趣又充满了智慧和硝烟味，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却很符合两人的性格。

胡适与黄侃同去赴宴，宴席中间，胡适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侃见胡适不加理会，又接着骂道：就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洒洒上千万言，学界中人大都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代表性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有人还讽刺他为“上卷博士”。黄侃曾拿此事在课堂上当笑话讲，他对学生们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知其故，询问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全班恍然大悟。

北大课间休息，众教授闲话京戏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评论说，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好。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众人闻言皆大笑。

胡适鼓吹用白话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黄侃听了对之曰：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某日，黄侃道遇胡适，便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但我看你却不是真心。”胡适不解：“黄先生此话怎讲？”黄答曰：“如果你胡先生身体力行，你之大名便不该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是。”胡适听后，竟无言以对。

黄侃攻击胡适的重点是白话文，有次他在课堂讲文言之美，又拿胡适开涮：“譬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学生便提出疑问，并以黄侃所举之例反驳。胡适解释说：“这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话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终挑出一份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其中‘干不了即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謝之意。所以，语言的简练，不在于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三

胡适与黄侃斗法的高潮是傅斯年反水。

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成舍我、汪敬熙、俞平伯、张申府、康白情、杨振声、顾颉刚、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原来是黄侃高徒，对于他的这个转变，陈独秀有些不敢相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新潮》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做顾问，胡适欣然应允。据顾颉刚说，傅斯年主编这份杂志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这当然是顾颉刚的一家之言，但不能不说他的这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在胡适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运作下，《新潮》获得了校方每月400大洋的资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他们也很照顾，专门在图书馆内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用。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学作品。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宗旨，批驳了反对新文学的复古守旧势力。经常在《新潮》上发表新诗的有康白情、俞平伯、叶绍钧、杨振声、罗家伦、顾诚吾、汪敬熙、朱自清、刘半农等人;发表小说创作较多的是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等;经常为《新青年》写稿的鲁迅除写信表示支持外，还在该刊发表了小说《明天》和《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新潮》的编者和作者日后大都成了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新潮》也被人们誉为“小《新青年》”。

旧学派也不甘寂寞，在黄侃主持下，中国文学门三年级学生薛祥绥和张煊很快也办了一个名叫《国故》的刊物，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叫板。对于这份刊物，罗家伦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

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个杂志叫《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的。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掊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

两派学生不但在杂志上唇枪舌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摩擦。杨振声曾在《回忆五四》中说：“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傅斯年、顾颉刚则与国故派的狄膺共居一室，狄膺“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于是傅、顾等人看不惯他的做派，便“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我与狄膺的孙女是朋友，据她说确有此事，傅斯年和顾颉刚常常‘欺负爷爷”。

1919年12月，傅斯年远赴欧洲留学。临行前，他在《新潮》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满怀深情地与自己亲手创办的刊物道别：“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

四

北京大学文科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始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独自称霸时期，他们大都没有出过国门;进入民国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打击桐城派势力，聘请了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一大批留日的章太炎门生，开始了章氏弟子的黄金时代;章太炎故交兼乡党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愈加巩固，但与此同时，一批留学英美的学者如胡适等人也进入了北大，开始与章太炎门徒分庭抗礼，并逐步成为北大的骨干和主流。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法出身的，他们与留日生的资格、年龄都相仿，有些还是先去了日本然后又去了法国。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自然而然地与留日生們走到一起，所以后来也将他们与太炎门生合称法日派，与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相对应——其实所谓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派和旧派。

后来黄侃因与钱玄同等同门不谐，南下武昌教书。法日派遂以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和马裕藻、马衡为主力，这就是北大有名的“三沈”“二马”。英美派则以胡适、陈源（陈西滢）为核心，后来又加上徐志摩、傅斯年等，阵容也很壮观。两大派系明争暗斗，互相攻击，英美派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阵地，法日派刊物则是《语丝》和《京报副刊》。两派刊物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听了都莫名其妙。对于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在其自传中这样描述：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

事实上，直至1920年代法日派依然在北大呼风唤雨，与英美派的抗衡与争斗，也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代初。1930年，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取代马裕藻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一职——至此，两派之间的争斗才见分晓。

（作者系文史学者）